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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环境新的面孔，到报社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设防。 我想专心致志的做一个文人，让一切是非都远离于我。跟任何人不做深交，但以真诚对待每一个人——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的精力要集中在做我自己的事上，那就是创作。在建筑公司做头面人物，事务繁杂，没有整块的时间，也集中不了精力。现在，工作性质单一了，我应该抓紧时间了。我有我的计划。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把我以往的生命体验用诗表达出来；然后，再有一年的时间，把我在农村插队时的生活用小说的形式记述下来；第三年，我要写出我返城后的经历，第四年……第五年……我几乎想到我四十岁时我要做的事。我要以我的作品在社会上证明我的存在，以我作品的价值显示我的成功。 但报社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美好。它亦不是一潭清净的水。 它也存在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倾轧。是那样的快，开始的相互寒暄、微笑、侃然畅谈，三天之后，便消失了，来自这个社会各个角落不同层次的人都变得敏感起来，相互提防起来，彼此较劲起来，谁也不服谁了，谁也看不起谁了，谁都在背后挑剔起别人的不是，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向总编社长争宠献媚。据说，这就叫竞争，竞争得到上方的赏识，竞争受到众人的拥戴，竞争夺取还都空缺着的部门主任、副主任头衔！我忽然感到这里和我原在单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我亦感到了挤压，且比以往更感强烈，更感其残酷性。因为在建筑公司时，我起码已经有了相当稳定的地位，而在这里只是一小小的编辑，无依无靠无根，稍微有一点冲击，我都有可能跌个鼻青脸肿。我茫然了。我真像驶进迷雾中的一叶小帆，不知进退了。这使我的心无法静下来，精力无法集中，我的事业无法干成。 找找到主管副刊的报社领导。他叫徐友，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慈眉善日的人。我说：“我不适合于在副刊部干，让我当机动记者吧，这样，我可以更充分发挥我的长处。”我的动机是远离周围的人，自己去管自己，以求不受干扰地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立刻招来别人的敌意。我所在副刊的负责人吴珠发现我坐到了报社领导的对面，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由红润润变得阴暗暗的了。我是从她打开的门缝中看到的。 我从她那瞥进来的目光中当时就意识到一种不祥的兆头的逼临。 第三天下午，我报上去的一万两千字的稿子统统被“枪毙”。 吴珠阴阳怪气地对我说：“你得认真点，重新选报吧，后天得画版用。”我遵命。可是我新来乍到还没有建立起作者队伍，手里没有现成的稿子，可选的，都是她和别的编辑不中意的余稿，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去外边求援。我当下赶到中国青年报，找到早已结识的陈中冀，求他解决燃眉之急。他没有拒绝我，把我领到董月玲编辑的屋，指着一大纸箱的来稿说：“你就从这里选吧。”在那里，我整整翻看了一下午，勉强凑够了我该上报送审的字数。为了使这批稿子在总体上有点档次，我给《北京文学》编辑部的杨俊青先生打了个电话。我说：“您手里有新作吗？我这儿想用。”他在诗歌界是有名的。名人的作品在报纸上是有一种托的作用的。他支持了我，告诉我，可以马上到他那儿去龋我又当夜赶到东二环路边的他的家里。 我觉得我是尽了一个编辑最大的努力。但此番辛苦换来的又是统统“枪毙”。徐友传下话来，让我先不要编稿了，先看看别人怎么编的。我觉出了他在有意难为我。我大声地在办公室里冲在座的几位编辑喊道：“这他妈的也太刁难人了！别人上的槁子真的就那么强么？”与我同时进报社的王庆忙制止了我。他小声地说：“你不知道，她给你作坏了。你是不是在她面前说过‘他（指徐友）是中国作协会员吗？管副刊？’”我说：“没有埃”他说：“那就怪了。她跟徐友说你这么说来着。那天，我正在旁边，徐友说：‘嘿，这艳齐眼还挺高。’”至此，我全明白了。 我像一个泅渡者，从一个涡流中闯出去，又陷入了另一个涡流。 我开始后悔了。但我不可能再回到原先的所在之地。我已经在那里把话说绝了，把事做绝了。我只有往前行，哪怕是硬着头皮呢。别无选择。 第二天下班后，我喊住了欲走的吴珠。我说：“我有话跟你说。”她异常紧张地望着我，脸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 我让她坐在我的对面，我严正地说：“你不要看错人，我对当官没有兴趣，你不必担心我会争夺你的位置。我要想当官不会来这里的，我原先的秘书、干事就有四个，下面还有三十一个专职干部听我指挥，比你现在牛气。我只希望你让我过得去。” 我不等她有所反应，说完这番话便起身开门而去。我不想听到这个女人做任何辩解。 外面已是黄昏。匆匆的下班族如潮般涌动于街面上。我慢慢地走着，想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但无法平静。我看到了我的黑夜。那也许是极漫长的。我怎样才能闯过去呢？ 意外地，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叫我的名字。我一侧脸，看到原先我手下的团干部殷琴。她是个极艳丽的女孩，人们都说她很飘，但我对她印象不错。我觉得她很单纯，就是因为太漂亮了太爱打扮了才引来别人的非议。此刻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套裙，在人流中好不扎眼。 我很奇怪会在这里的街头与她相见。她脸上闪着亮光兴奋地告诉我，在我离开公司没几天，她也跳槽了，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工作。她指着不远的灯火辉煌处，说：“到那儿坐坐去吧。那儿不错。” 看得出，她见到我很高兴。 那儿是一个酒吧。我未加思考地随她走了进去。而她显然对那里已经很熟悉。 我没有进过酒吧，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很典雅的所在。紫光灯下有烛光在闪烁，那氤氲的氛围让人联想到神奇的洞府。她把我引进一个半封闭的套间，那里的光线显得有些幽暗。 她告诉我，这是情人间。但我们不是情人。——我在心里提示自己。除了影，我跟别的女人都是保持距离的，我不愿让别的女人对我产生误会。因此我从未单独和别的女人出来过，更甭说一起走进这样的场所。在今天这个社会，要想败坏一个男人的名声，靠女人是可以轻而易举的。而我过去一直处于万众瞩目之下，更是万分注意不要在什么上引来非议。如今，尽管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但这种意识，依然存留着。只是这会儿算是例外。这会儿，我似乎很愿意有她这样的女人给我一种女人的温情。我正如一只斗兽，极疲惫了，希望有什么能在心灵上给以抚慰。 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她冲不远的吧台扬起手，勾动了一下食指，立刻有一位服务小姐翩翩而来。 她为我点了一杯路易十三，她自己要了一杯轩尼诗。这种酒名，对于我，是极陌生的。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过去的职业使我的见识极有限。 她见我有些木讷，微微地一笑。这一笑，忽然给了我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也忽然意识到这会儿的我和她已经角色互换，我不再是她的领导，而她却是请我的主人。 酒上来了。那是盛在一种缩口的高脚杯中，都只盛有半杯。 她告诉我，要先用手托着焐一下，再慢慢品饮，并说：“你知道这一杯多少钱么？”她向我晃动了一下伸开的两个手指。 那是表示二十元？还是二百元？她如此提示是要说明什么？ 说明她的慷慨？说明她对我的重视？还是要说明她现在已经进入到另一种生活层面，早已不是每月靠微薄丁薪过活的小小团干部？ 我的聚兴全无。我忽然觉得我真不该随她走进此地。 她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只是摇了摇头。 我品了一口杯中的酒，那并不好喝。 分别的时候，她站在那霓虹灯下，向我伸出一只纤纤细手。 她闪着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我。 “你是不是还是把我当作了你的部下？”她轻声地问。 我握住了她的手，我发觉那手好冰凉。 我苦笑了一下：“你变了很多。” 她说；“我想我们过去活得都太累。我们已经出来了，就应放松一些，你说对吗？” 我依然报以苦笑。但我马上看到，她的眼里闪有一种茫然。 她太概非常失望于我的反应。 她的确是失望了，我看出来了。在我走出好远，再回望的时候，她依然仁立在原地目送我，但脸上已无一丝刚见到我时的那份亮色。 不过她依然是漂亮的，远距离的眺望她比近距离的面对她更能让我感到女性姿色的诱惑力。她是那样苗条，亭亭然，如在微风中伫立的荷。她那红色的套裙使已经清冷下来的夜保持了一份暖意。但我不会留连忘返。我也不会再走近她的跟前了。永远不会了。 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刚才她的那番举止。最关键的是，我在她面前无法再恢复以往的仪态。我是不甘于被人轻慢的人。当我一直俯视的人突然与我平视或需我仰视的时候，自尊心不允许我再做一秒钟的伫留，即使对方毫无乜斜之意，即使对方希望与我做最平等的交往，即使对方真的谋求一种共同的放松。 不管她本意如何，我也敢肯定她有一种自我炫耀的心态，她要让我另眼相看。女人，不都是很虚荣的么？ 而我急不可待地闯出来，却还没有一丝可值得炫耀之处，准确的说，我的处境非常可悲。我不愿让任何熟识我的人知道，我不愿让别人同情我，我在这个时候更仇视怜悯。一个男人混到让人怜悯的地步才是最悲惨的。走出她的目光之后，我郑重地对自己说：艳齐，你现在不要再见任何熟识的人了。你要保存你的尊严，现在只有撑住自己闷头往下走。 换句话说，与殷琴的相见是极偶然的，但这种偶然使我在相形之下，更明晰地看清我已沦落的地步。我在过去的环境中，再不如意，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整治被人蔑视任人摆布。我本来是可以颐指气使地指挥别人的领导，现在无疑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上来蹬一脚的碎炊！我的心实在是无法平衡，但又无力抗争与搏击。 我只有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开所有的投向我的目光，我的日子也许方能好过一些。 《湘湖》杂志社主编陈涛来了，他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过去曾为他写过稿。他对我说，一个朋友要拉他到山东栖霞看看，希望我能与他同往。 散散心去吧——抱着这种心态，我随他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在报社正遭背兴的人，在那里却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当地银行界一人士热情设宴，聚来全县工商界头面人物在一家大酒楼为我接风。筵席上，当地海鲜山珍应有尽有，什么“霸王别姬”、“盘龙戏凤”。“白灼鲜虾”、“姜葱炒蟹”……一连上了二十八道菜，几乎让我目不暇接。一顿饭消费两千三百余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奢华这两个字的含义。 那一天，我喝醉了，不是无奈的醉、愁苦的醉，而是一次难得的开怀的醉，全身心放松的醉。在这里我找到了我失却的被尊重。 当然，我清楚，他们是看上了报社的牌子，他们有求于我，希望我能在北京介绍宣传他们这个“小地方”的变迁发展。但他们的热情与真诚着实让我感动。我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编辑，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个很高级的宾馆里，我从晚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 面对窗外殷红的霞光和无际的碧野，我的心变得好开阔了。 致我郁闷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遥远了。我忽然想，我为什么要计较别人怎么对我呢？我是在为别人活着，还是在为自己活着？如果是在为自己活着，那就应当不受任何干扰地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往前走。即便在某一地段感到窒息了，只要闯过去，会海阔天空的。 我对正坐在床上望着我的陈涛说：“我们到外面走走去吧。” 穿过一片绿林，我们歇卧于一片田头的绿地。在那里，我在心里这样吟诵道——昨夜檐下又有记忆滴落击出越发深邃的苦痛而天空也一定遍布荆棘旭日之血恰于此时浸湿苏醒的梦魂朦朦涉世当挺直疲惫的腰脊让心底郁结的沉重夯实浮华的黎明陈涛的朋友来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也得干你们这行，看，到哪儿都有吃有喝好招待。” 是的，我是深刻体会到了，干报纸的当编辑当记者的，想到外边混吃混喝太容易了。而且，那样活着，也可谓挺好，也挺受人羡慕。但我不会乐此不疲。我说：“那还得拥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我开始了我第一步计划——诗歌的创作。 除了去报社做必要的应付外，我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台灯照亮的一角空间便是我灵魂起飞的基地。我的灵魂摆脱了肉体的沉重畅然地翱翔于美好的净界。那里没有世俗的浮尘，那里的阳光温柔月光明媚星光迷人。在那里，我构筑了我梦想的一切，我幻想着有一天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能跟随我，去那里使灵魂得以净化得以抚慰得以升华得以体验“活着真好”这句话的实在含义。 我为那一天的终会到来而兴奋。我觉得我的存在真的很有意义。我自信那一天所有肯随我而去的人都会在抵达那净界的时候，对美充满钟情对爱充满感激对未来充满憧憬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 我亦为我自己此番构筑而陶醉，我甚至惊讶我会构想出那么奇妙的图景，支搭起那么典雅的殿堂，铺展开拓出那么幽美的田园。 这也使我自我感动。我的泪常常抑不住地涌流。我也常常忘记了我自己肉体的存在，忘记了时间。 影在床上再次呼唤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钟了。我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如此的夜晚了。我沉浸在我的净界里，我不愿中止我的劳作。当她把我拉到她身上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比以往憔悴了许多。 我的心不由得一动。 她问：“这么多天了，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懂了。一种饥渴在煎熬着她。我是她的丈夫，我的灵魂远离她，也许不会使她明显地感到失落，但我的肉体不去满足她，却肯定会使她难以忍耐。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歉疚。我接受了她的亲吻她的抚摸。我十分投入地和她一起奔赶至爱的激流之中，在那里随她尽兴地扑打起一片片飞扬的浪花。 当我们回归沙岸，渐渐平息了喘息之后，她说：“真怀念我们小时候，小时候，真好。” 她说的小时候，就是我们在猪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是两小无猜。在当地许多农民对我们的关系肆意诋毁的时候，我们都无所顾忌地宣告：是的，我们在爱！我们在那里被孤立过。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说我们是“胡搞”，一些村干部也散出话来，要把我们“调开”，但我们一如既往。我们白天一起劳作，夜里一起散步，一起倘徉在月光下，一起依卧在麦垛中，畅想着未来，畅想着有个家，有张床。我们亲不够，爱不够，像两只小鸟，你飞到哪儿，我飞到哪儿；像两条小鱼，畅然地戏娱于水中。谁也拆不散我们，谁也分不开我们。我们心与心从未有过距离。 那么，现在，我们的心与心远了么？ 我说：“现在，也什么都没有变。” 她摇头：“不，变了，你现在心中有了情人，你离不开它了。我对你不再重要。” 我说：“不对。那情人是我钟爱之所在，但不管它把我引出多远，我也会回过头来招呼你，跟上我，我爱你。” 她叹了一口气：“真是这样的么？” “是这样的。”我肯定地回答：“我是守信用的。我说过，永远不会抛弃你。那不是随便一说，那是我向天发的誓。” 她用手臂勾住我的脖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点怕。” 我说：“除了文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是最重要的。你是一个好媳妇。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再有谁比你更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我不会忘记我们小时候的，不会忘记。” 她眼睛一亮：“是啊，那时候多好，你还总想着陪我回去玩玩。” 我笑了：“好。只要有空，我现在也一定陪你。” 她憔悴的脸上，有了喜色。 我应该多陪一陪影。 这对于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调节。 夏日夜晚，我和影漫步于街头。 难得有这样的时刻。报社那头，徐友与我关系有所缓和，他似乎也觉得那么对我没太大意思，报社创刊伊始正是用人之际，不用我，用别人他也不那么顺手，于是又向我开了绿灯，并在作息时间向我做出让步，允许我在保证按时编好版面的前提下可以不坐班。 吴珠被我那么“点”了一下，也没再在我身上做出别的文章。我这条渡过涡流的小船驶入了水流平缓地带。这使我的情绪稳定多了，我可以静下心来搞自己的东西了。我的创作由此也出现了高速度的进展。在预定的计划完成之后，我想我应该放松一下了，于是，我和影吃完晚饭，便走出了家门。 街上行人不多，大概都在家中看电视呢吧。临街的店铺大都开了门，只有过往车辆依然络绎不绝。从西走到西直门立交桥时，我们想折回来往家走。就在这时候，我发现路北高梁桥路上一串汽车堵在那儿走不了了，一片喇叭声，而路两边，有许多背着大包小包的外地人接踵走来。 影说：“我们过去看看。” 出于好奇，我们迎着人流走了过去。 不往深里走不知道，真走到那人流的源地直有愕然一惊的感觉。车之所以都堵在那儿了，原来在接连南北的高梁桥上挤满了兜售各类旧货的小商贩，旧服装、旧鞋帽的摊连着摊，昏暗的路灯下，顾客如潮，乌漾乌漾的不下两三千人。 我们挤了进去，立刻有一群贩子晃动着他们的商品向我们兜售。 ——“便宜，纯呢子大衣，二十五块！” ——“老哥，来双皮鞋吧，十二块。” ——“您看我这西服怎么样？有心要，您给十五块。” 是真便宜。但我们不会买的。我们只想看看热闹。有买的，还不少，大包小包的买，不过都是一些民工模样的人。 走近副桥桥栏杆时，我看到了这样一幅情景——六七个穿戴各异的女人正与三个男人讨价还价。 女人们的年龄小的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大概三十岁出头。而那三个男人则都是三十岁上下，他们的目光正集中在一个相比之下还比较顺眼的穿红衫的女人脸上。 一个男人说：“就这个价了，去不去？” 旁边一个女人对红衫说：“别去，太低了。” 红衫说：“能不能再加点？一人五十。” 另一个男人说：“一人给你三十还少？又不是让你过夜，到我们那儿玩玩你就回来。” 我突然听明白了，男的是三个嫖客，那这些女人就不用说了。 我惊讶于他们的交易是这么公开大胆，语气又是那么随便轻松。 看那意思，红衫女人如果答应下来，这一晚上要同时伺候三个男人了。我真不敢想象，那是怎么一个场面。显然这些女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突然，傍侧的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在喊：“让丫的涮涮澡去！” 只见四五个男子正在殴打一个小个子。无人劝解，倒是围观者形成了一个层层叠叠的包围圈，那挨打的左突有撞，逃脱不得，我跟脚从外围看到他时，他已满脸是血，正用双臂搪挡着那雨点般的拳头。 又有人惊喊：“警察来了！” 于是，整个高梁桥上大乱，人们像没头苍蝇一样都乱撞起来，贩子们急着收摊，打架的人也被冲开，我回头再去寻找那几个男女，也早不见了踪影。 影拽着我，也被人撞得站不住脚了。我们身不由己地随人流涌到了桥的北侧。 影说：“快回去吧，这地儿不能呆。” 到底来没来警察，谁也说不清，只是聚成一锅粥样的人，一时间不再稠在一起了，贩子们都成了散兵游勇在不同角落观察桥上的动静，顾客们似乎也还都舍不得真的离去。桥上的人确是稀疏了许多。 我奇怪，到这儿的人为什么一听“警察来了”就立刻大乱？是不是都有罪案在身或都在图谋不轨？ 但是影还是挺高兴的。在进家门的时候，她说：“这么逛逛，挺好玩。” 第二天晚上，影下班回来，兴致勃勃地递给我一张晚报。 影说：“你看，这儿登出来了，咱们昨天去的地儿，叫鬼市。” 报上有一段百十来字的报道，大意是，一群非法交易旧货者在高梁桥一带云集，堵塞交通，扰民闹事，因为一切都在昏暗中进行，当地人称之为“鬼市”。 我忽然涌发出一种冲动。那报道相太简单太笼统了，我是否也写一篇，让市民们了解一下那里面更热闹的东西？我不是道听途说，我是亲眼所见。 这在当时并不是出于什么社会责任感，但这一冲动，却使我走上了另一条创作之路，并很快在全国报刊界成了“名记”。 我一晚上便完成了六千余字的“鬼市”见闻。 当时，北京青年报正搞社会大特写征文，我见过他们已经发的文章，觉得自己写的绝不比那些次。于是，我走出门去，把稿子直接送到了该报当时负责征文的张维国手上。 张维国看了，很感兴趣，说：“你等等。”他把稿子当即转呈给总编陈冀。半个小时之后，陈冀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文章选材非常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还缺少宏观的东西，不能给人一个全景的透示感，也就是说，在写法上，还不太对他们报的路子。他说，他想派一名记者帮我重新采写，问我愿意不愿意。 我说：“那当然好了。” 于是，他们报的杨菊芳与我结成搭档，在高梁桥外围的街道居委会、工商所、派出所等处连续采访了两天。杨在我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帮我写成了我的第一篇社会纪实。 一个星期之后，北京青年报分两期用整版的篇幅刊出了这部作品，名为《京城鬼市探幽》。 这篇社会纪实全景性地展示了当时北京市民一个关注点的详情内幕，其挖掘之深刻，写法之新颖，议论之适度，在京城新闻界引起极大兴趣。很快的，便有十几家报刊编辑向我索稿，希望得到类似的作品，以适应读者需求。《北国风》杂志社编辑朱敏听了我的采访经过之后，说服我把原文扩写成中篇纪实小说，并当即和总编王葆生商定为我在下月发排的期刊上留出四万字的版面以促使我早日文稿。《十月》杂志社的骆一禾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也能为他们写出更有透示性同时更具深刻性的“大作”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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