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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对于生活在山区和平原的农村、农场和偏僻小镇的姑娘们，城市，永远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字眼。她们投奔城市，但对城市，对她们自己，却都是一个负担、一个难题。 大特区像块磁石，数以万计的产业后备军在脱离了土地之后，铺天盖地涌向这块幻想中的乐园。这些人被称为“盲流”。 在海府路、海秀路、滨海大道、文明路等海口市主要街道的两旁人行道或中间分离带上，在汽车总站、轮船码头和航运客站的进站口以外的空地上，这些人三五成群，叽叽喳喳，用海南人和内地人听起来都比较困难的语言进行交谈，并伴以热烈的手势。如果你凑上去，他们会忽啦围上来，用生硬的普通话问：“先生，需要人吗？” 在汽车总站，我曾遇到过一帮来自浙江金华的农村姑娘。她们一行五个人，平均年龄十九岁多一点儿。看我长得面善，便跟我拉起家常。她们说反正呆在家里没什么意思，不如出来闯闯，听说海南这里好挣钱，她们就结伙过来了。擦鞋、补鞋、给人帮工，干什么都行。 一个姓张的姑娘对我说，她家里总共十口人，父母一连生了八个孩子，清一色都是闺女，家庭困苦状况可想而知。现在，她的大姐二姐已经嫁人，她在家里排行第三，要结婚，父母置办不起嫁妆。下面还有四个妹妹，最小的才八岁，当然都是超生的“黑户口”，而被政府罚过款的。大姐二姐都没有读书，她小学读了三年级就退学了。 我问她的名字，她告诉我，叫张其美，二十岁。 张其美说，她们村的年轻姑娘大都离开家乡跑到城市去，广州、大连，北京，南京，哪儿的都有。她们五个同乡的姑娘，由张其美带头跑到海南，准备做修鞋擦鞋的生意。这活计张其美原也干过，在广州干过两个月。我看了看她身旁的工具，深认为她是一个合格的鞋匠。张其美说：“干这一行挣的都是辛苦钱，地位也低。海南天气这么热，冬天都有人穿凉鞋，擦皮鞋的客人有限得很。而操此行当的浙江人又那么多，实在没什么生意。” 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去。她反问我，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再说，现在两手空空也没办法回家，要回去，多少得攒点钱。 这是两年以前的事。 两年后再见到张其美，是在振东区派出所办公室里。我去为一个朋友办点事，就看到了坐在那儿哭哭啼啼的张其美。一问旁边的警官，不由我呼嘘慨叹不已。 二十来岁的女补鞋匠张其美来海南过了两个多年头。擦鞋补鞋，每日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两年下来存折上竟有了两万多块钱。张其美住的民房，在和平南上坡下村租的房子，两男五女合住一室，中间用薄木板隔开。她的存折随身携带，放在鞋子里。 这一天，张其美想打道回浙江老家，自银行取了钱，去金行买了首饰，欢欢喜喜赶回上坡下村自己的住处，路上就遭了劫。三个她素不相识的赤膊男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从三个方向堵住她的去路，然后一如猛虎啖羔羊，同时扑上去一下把她按在地上，有条有理地把张其美刚买不到半个小时的金项链、金戒指一件件摘下来，把她手提袋里新取的钱票子一分不剩地搜罗干净。然后，扬长而去。 张其美哭成了泪人。 云芳的故事，你也可以看作童话，然而我告诉你，云芳演义和其他女孩的故事一样，都是真的。 仍然要追溯到六年以前。那时，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培训部主任。 那天晚上，夜色如水月如钩。 那天晚上，报社总编在海府路一家馆子里请客。酒过三巡，兴之所至，大家不由引吭高歌，来增加晚宴的气氛和情趣。 总编首先唱了一首他爱五指山又爱万泉河。然后有小姐唱她家住在黄土高坡。另一位三十多岁的小姐唱她的未来不是梦。陆续唱过来，依次唱过去，就轮到了我。 我那天唱的是：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你却是总在告诉我 你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唱的过程中掌声响彻云霄。 让我感动的是，不仅仅是我们这帮哥们儿姐们儿自己鼓掌，差一点就认为自己是歌星的原因还在于，我看到服务台那几个坐着的女孩子，个个都站起来冲我笑，为我拼命鼓掌。 第二天早上，我去这家馆子吃早茶。 一个女孩走了过来。 她怯怯地给我打了个招呼，说：先生，昨晚在楼上是你吗？ 我略微迟疑了片刻，然后点了下头。 这是一个清秀、文静的女孩子。上身穿着绿颜色的衬衫，下面是黑裙子，看不出质地。上下身衣服却是明显地不协调。 从这一点上可以判断出，她不是海南人。 我请她在对面坐了。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开始问她的情况。 她腼腆地笑了笑，说自己名叫云芳，贵州铜仁地区某县某镇人，今年十八岁，从学校出来不愿呆在家里，便和表姐一块儿来了海南。 原说海南找工作极容易，实际却是那么地难。云芳和表姐几经周折，几经碰壁，才在这家饭馆里找到了工作。端盘子，饭馆包吃中餐和晚餐，不包住，谈定工资每月200元。 我说：200块钱连吃早茶都不够，你不觉得太少了吗？住宿怎么办呢？ 云芳笑了笑，说，没有办法，不过住还是不花钱的，我和表姐都住在表姐的一个朋友那里。但只要一出去玩，就必须花钱，来时带的钱已花得差不多了，而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 后来，有人介绍云芳去当按摩小姐，这工作收入高。但云芳说，这事得跟表姐商量一下。是表姐带她来海口的。 说是表姐，看上去年龄和云芳大小差不多。 表姐听云芳复述一遍，表示强烈反对。她说，找什么工作都行，就是不能让云芳去做按摩小姐，那不和做“叮咚”（妓女）差不多吗？ 但不久，云芳的表姐却做了按摩小姐。而云芳却被表姐送回了贵州老家。 云芳表姐说：“她不适合在这儿干，我也不会让她干，就让她回去了。” 她说话的口气完全是个家长是个小母亲，这显然与她不成熟的形象极不相称。 “你觉得自己很适合在这儿干，对吗？”我在认识了云芳的表姐后，这样问她。 “谈不上。慢慢就适应了。” 表姐把我单独叫到一边，我和她谈了很多话题。她并不因为我是记者而回避。 只是她固执地不愿告诉我她的名字，哪怕是姓氏。她说：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唯独名字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说出来没准如雷贯耳，但我不愿告诉你。她说：你何必要问我的名字，你只记得我是云芳的表姐就成了。 表姐在家乡那个偏僻的小镇读完高中后，在一所乡村小学作代课老师。有那么一段罗曼谛克是她在这所乡村小学演成的。 表姐不愿意叙述她的第一次恋爱的经历。只告诉我，她所喜欢的男人已经结了婚，有家又有室。 在乡村小学那种地方，可以想象此事足可以闹它个天翻地覆。所以，表姐便去了广州。 也许，这是一段最为一般的爱情纠葛。 表姐讲完了自己的经历开始讲云芳的经历。 对于云芳的故事，表姐叙述的过程里，所带的感情色彩很明显就多起来了。 云芳这女孩子的经历让人难以想象，让人听了不由就潸然泪下。 表姐说，云芳是她二姨家的孩子。表姐和云芳自小就在一块儿，和一母同生的差不多。 云芳自小就体弱多病，身体一直不好。二姨家就云芳一个孩子。 二姨夫是镇里的干部，在小镇上是出头露脸的人物。三姨给体弱多病的云芳买过一切营养品，云芳什么好东西都吃了个遍，就是不长肉，从小就瘦得像豆芽菜。 云芳从小就腼腆不说话。 读高中的时候，云芳的成绩差得让人忧心，在班里，是倒数第三名。而二姨和二姨夫又都希望云芳能考上大学，多少有个前程。 二姨和二姨夫苦心积虑，花钱为云芳聘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是乡镇上一个比较出名的退休教师，教数学的，一个数理化都懂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一开始那老头儿隔三岔五来云芳家里。后来，他提出岁数太大行动不便，让云芳到他那儿去补课。 后来，在一个周末，那老混蛋不知使了什么方法就把云芳给奸污了。 云芳越来越瘦，成绩越来越差。 云芳向父母提出了退学的要求，态度十分坚决。 她的父母感到很震惊，坚决不同意。追问云芳到底是什么原因，因势利导做她的工作。 后来，父母终于明白了事情原委，却只能忍气吞声。 不是不敢告那个老混蛋，而是因为云芳毕竟还小，还是个小女孩，捅出去以后还怎么见人？怎么做人？怎么嫁人？云芳的母亲成天唉声叹气。 表姐自小就喜欢云芳，她发誓要给云芳出这口气。最后，还是找了几个哥们，黑灯瞎火把老混蛋堵在胡同口痛揍了一顿，揍得那老家伙半死，把残生都躺在了病床上。 过了春节，表姐决定带云芳一起来海南，主要是想让她透透风散散心，好好玩一玩。不料一上岛就没了回去的路费，只好给人打工赚钱。 表姐无时无刻不在作云芳的监护人。来海南后云芳的一言一行，几乎都在表姐的眼目之下。 表姐认为一个女孩子天天在男人身上摸来摸去，实在太委屈。若是自己也罢了，让表妹去断不可能。去按摩的男人什么货色都有，有绅士也有色鬼，云芳这么小，又承受过那么多磨难，不能让单纯的云芳再担这类风险。所以，她力劝云芳返回家乡。 表姐买了一张船票，把云芳送到客运码头。 几年的时光恍然而过。 云芳的故事像一支美丽的歌谣一样，在我的记忆屏幕里已很淡很淡。 当我认识了剧作家索菲时，很淡很淡的云芳歌谣又有了续集。 索菲和我一认识就谈得很投机。她一个劲儿给我找活儿干。很快，她介绍一个姓凌的商人和我认识。老凌自称有一个大得吓人的公司，他让我帮忙去办一件事。 等我把事办好，却到处找不到他。我在海南各处打听他，人们告诉我，很多人都在找他。老凌这人，在海南招摇过市，但其实谁也找不到他住的地方。这种事非特区人不能接受。 我给索菲挂了电话，说要找老凌。索菲说，你找他我也正找他呢！他老婆抱着孩子找到我这儿，狗日的不露人影，我把海口市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 我撂下电话就跑到了索菲那儿。 就这样，我在索菲的家里又见到了分别两年多的云芳。云芳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坐在那儿抹眼泪。两年不见，云芳略丰满了些，脸上却是一点血色也没有。我一眼便认出了她。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我问了一句：“你是云芳吗？” 云芳点了点头，便转过头去抹眼泪。 “云芳，还认识我吗？”我问。 云芳看了我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索菲问我：“你以前认识老凌的老婆？” 我诧异不已，云芳怎么会是老凌的老婆？云芳连高中都没读完，又是农村户口，大商人老凌怎么会要她？难道是另一个云芳？ 我问索菲，云芳是不是贵州某县的云芳。索菲说，是。我便把云芳的故事讲给索菲听。索菲长叹一声，说：“老凌那狗日的，什么女人不好骗，去骗一个这么可怜的农村女孩子。”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云芳身边，为她挟菜，把她怀里的孩子抱过来逗弄。这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女孩，笑起来特像云芳。索菲也不断劝说云芳。云芳终于与我相认，喉头便咽着叫我“燕老师。” 云芳把两年来的酸辣苦甜一个劲儿往外倒。 当初，表姐把她送上了船，云芳嘴里不说，心里打定主意要再回海南。船一到海安港，她立即便乘另一艘开往海口的船返回。重返海口，她没有去找表姐，也没有找任何熟人，而是一个人坐上大巴当天就去了三亚。在一家旅馆住了两天，第三天就进了一家酒吧当招待。那家酒吧的名字叫“梦巴”。 大约两个月后，她认识了老凌。老凌把云芳带到了海口。说他承包了一家公司的一个部门，让云芳给他当秘书。 承包后的老凌当了经理，每天带着他唯一的兵——云芳四处联系业务。他租的是一间民房，云芳和他住在一块儿。云芳一门心思地跟定了老凌，不久就怀了孕。 云芳怀孕后，便提出和老凌正式登记结婚。老凌说，我们这样不已经算结婚了吗？他劝云芳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云芳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决定要返回贵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 云芳回家后就告诉父母，她在海南结了婚，妊娠期的云芳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云芳的老家有不少人不经登记就结了婚。在她的观念里，她毫无疑问地是老凌的老婆。女儿生下来，云芳的父母便给老凌拍了电报。 老凌没有任何回音。等女儿差不多断奶，云芳抱着孩子重返海南，老凌早搬了地方。老凌和人打交道从来是他去找别人，别人无论如何找不到他。走投无路的云芳这样便投靠了索非。 云芳的单纯和愚昧使我和索菲唏嘘不已。索菲说：“云芳，不经国家登记就结婚，是不作数的，打官司都打不赢。” 云芳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她说，反正她是老凌的老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孩子没法养就送人，她要在海口找工作，赚钱，然后把负心郎老凌找到，多少出口恶气。 我苦笑不已。 索菲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小孩吗？这孩子看上去挺机灵，你抱去养吧！” 她哪里知道，当时我这个单身汉养自己都勉勉强强，哪还有能力再去抱养孩子？养孩子不比养鸟，随便养着玩就能长大。 索菲已结婚两三载，未见生育，丈夫又那么通达，她干吗不养养试试？我看了下索菲面无表情的脸，连连向云芳使眼色。 云芳抱着孩子“扑通”跪倒在索菲面前，便咽连声道：“索菲姐姐，你就把这孩子收留了吧，云芳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索菲赶紧去扶云芳，显然是左右为难：“云芳妹子，你的孩子我原是该养的，可是，现在国家只让我生一个孩子，我……就是我同意了，我男人也不会同意啊！” 我只好仗义地说：“还是我想办法吧！云芳，你把孩子交给我，明天就去上班吧！” 我抱着云芳的女儿找到了大众清洁搬家公司的两位老板，说：“帮我找个主，把孩子送人吧！你们天天给人搬家，该知道谁家想要孩子。” 不想搬家公司这帮哥儿们都特别喜欢那孩子。他们很快就答应了我，并说，如实在找不到主儿，他们就集体养。 我给那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幸子”，取幸运幸福之意。搬家公司一帮单身汉集体养了个女儿，这个抱抱那个瞧瞧，个个喜欢无比，人人都练出了一套育婴经验。幸子慢慢就学会了说话，最先学会的是叫“爸爸”。搬家公司人人争当爸爸，幸于一下子有七八个爸爸。幸子越长越机灵，深受喜爱，公司业务再忙也要抽出一个专人每天在家照顾幸子。公司里也有女将，幸子学会了喊“姑姑”。公司花钱托人，为幸子落了户口，每月拨出专款作幸子的生活费，并把幸子哪一年入幼儿园哪一年读小学哪一年读大学都列入了计划。后来，有一对不育的夫妇想要幸子，公司里竟是死活不给了。 云芳把孩子托付给我后，第二天就去找工作，到一家宾馆当服务员。很快，又换了单位，去中外合资的一家公司当业务员。在幸子会说话的时候，云芳来看过一次。幸子已会喊姑姑，伸出小手要姑姑抱。公司里一帮哥儿们都黑着脸不说话，云芳走了，幸子哭得死去活来。 出了门，云芳对我说：“燕老师，我以后不会来看幸子了，这样对我对她都有好处。只愿您好好照看她，把幸子当成亲生女儿。您结了婚也要多关照她，别让她知道她有一个没出息的妈妈。我这辈子再也不让幸子看到我了。” 云芳言及此，潸然泪下。 第二天，云芳只身去了深圳。然后，再也没了云芳的下落。 索菲说，狗日的老凌一直没有下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也不知还在不在人世。 在市街每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在歌舞厅灯红酒绿的歌男舞女里，在美发厅，在大排档，操着各式口音的人们在忙碌着，奔波着，也在享受着。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是来自本省各地农场的女青年。她们怀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闯到了那些与自己生长的环境大不一样的闹市。许多女孩就那样一无挂碍地离开了农场涌向城市，重新开始自己崭新和多彩的生活。 下面的故事，是由一个叫苏和玲的姑娘引出的。 来自万宁一个农场的姑娘苏和玲经过一番奋斗，眼下已经当起了老板，在海口市的闹市区文明东路开了一家发廊。晚上，发廊门口是大排档。大排档和发廊相互补充，顾客络绎不绝，苏和玲的生意越做越好。 几年前，苏和玲随一帮农场姐妹去了广州。其他姐妹都找到了份工作——到眼装厂去当车工，苏和玲却进了发廊，接受了广州青年中盛行的从艺经商的择业观，学成了做发好手艺。返回海口，苏和玲一开始给一家宾馆里的美发厅当大师傅，按三七开计件分成。待攒足了钱，便自己开了发廊。近两年苏和玲还带出了数十个徒弟，现在这些徒弟都自立门户，在市区悄悄挂起招牌。 苏和玲的发廊名为“阿玲发屋”，装饰华丽的橱窗内，是风姿绰约的特大人头像招贴画，五光十色的灯光和彩纸，旋转的发屋标志，使“阿玲发屋”显得如开屏的孔雀一般，把周围附近十来家发廊都比了下去。 苏和玲很懂经营之道，并有社交天才。她自印了好几套精致香水名片，凡去她那儿做过两次发型的顾客均给一张名片，这些名片上分别有“优惠七折”、“优惠八折”等字样，散发名片，自是考虑了亲疏远近。这样，阿玲便有了无数回头客。 二十一岁的阿玲既当老板，又是师傅。她在发屋里带了四名灵巧漂亮的女弟子，挂牌营业，价格有高下，顾客可以选择师傅。这样一来，她的四位徒弟之间互相竞争，在手艺上半点不敢马虎。 阿玲对我说：“在我左近不到一百米的地段就有八家发廊，但我不以压价钱来打出影响，而是硬碰硬比手艺。事实上我的价格定的比谁都高，但生意也比谁都好。” 在苏和玲的发屋，洗发剂、定型胶等大都是进口名牌产品。“阿玲发屋”能使众多的男女青年乐于问津，另外一个窍门是主随客便，花样翻新，并使某种发型能流行于海口。通过阿玲之手，海口曾一度流行过“草蜢式”、“小虎队式”、“甄妮式”、“梅艳芳式”。后来，男的流行“狼式”、“燕尾式”，女的则流行“翻翘式”、“狮狮式”等。有些发式，阿玲做出来，一下子也叫不出什么合适名称，就随口告诉顾客是“招手停式”、“探戈式”，如此，这些名称也流行开来。有顾客拿着电影画报来问阿玲：尊龙、波姬小丝那是什么发式？阿玲均可随口说出来，顾客要“依样画葫芦”，阿玲尽会让他如愿。 很快地，隔壁两家发廊的生意清淡到经营不下去的地步。关门、拍卖，阿玲一手全买下来，并把原发廊里的工人全部招安，重新编组，重新训练，使得那两家的原发廊主对她心服口服，不嫉妒也不诋毁，心甘情愿当起了阿玲的马仔。 阿玲的野心很大，她对我说，终有一日，她会把这条街上的发廊发屋全部招安全部吞并，那时，她就会成立一个美容系列托拉斯。 有一天，在阿玲的发屋里我见到了省歌舞团的阮小姐。她对我说：“现在一追求美，我们团里的一帮小姐妹一古脑儿全跑到阿玲这儿做发型。阿玲价格虽高，但质量有保证。”阮小姐告诉我，省歌舞团基本上都成了阿玲的客户，每人均持有七折卡，一个舞蹈演员，在这儿做了一个“钢丝式”发型，花费近百元，但自己特满意。 现在的女孩子，就舍得在头上下本钱。出身农场的美发师苏和玲十分懂得这个平常而伟大的道理。 晚风吹过来醉人的清爽，特区的夜色绚丽又明亮。迈步海口、三亚的大小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摊、大排档招挟着游散行人。 南方人在吃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比北方讲究得多。早上有品种多样的早茶，夜幕降临，有丰富至极的宵夜。吃宵夜的形式和内容都多种多样。大排档不过是宵夜之一种。 吃宵夜在海南似乎和做发型一样普及。简单一些的，清补凉（海南话音译），1块钱一碗，有红枣有桂元有薏米绿豆花生仁，清甜爽口，价廉物美。稍复杂一些，打边炉，海南风味火锅，各色鱼肉菜蔬任君取舍，保证吃得个汗流满面。再高雅一些，眼下时兴一边进餐一边欣赏歌舞，把歌星舞女和美酒佳肴良好地结合起来，一古脑儿吃下去。然诸种形式，其方便其全面其应有尽有莫如大排档。露天而坐，风景独好，把酒临风，自由自在。 二十三岁的刘伟燕在海口市文明东路开设的“伟燕大排档”，别具一格，规模颇大，热热闹闹，在夜空下的街旁昭示着海南饮食文化的百年风骚。 一年前，刘伟燕刚刚从琼中一家农场来海口。穿着西装短裤和人头体恤的伟燕在街上潇洒了数日，终于决定不找什么工作，返回农场老家，把母亲的那架老掉牙的缝纫机运到海口，在文明东路四省委对面摆摊营业，名曰缝缝补补。伟燕只有一架破缝纫机，不占铺面不交锐，在路边设摊，不需一分钱的成本。 5角，l块，1块2块，伟燕不厌其烦，热情周到地为每个顾客热情服务。伟燕宣称，在海口干这行当的再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她的生意特别好，所谓薄利多收入。伟燕长得像梅艳芳，属于不太美丽却特有气质的那类女孩，少不了经常有一些小伙子找她打岔闲聊。她正儿八经在自己的缝纫机招牌上用红粉笔写了几个大字：闲谈不超过三分钟。 两个月之后，伟燕就有了一笔较可观的收入。她到店子里又买了两部缝纫机，同时招了两个工人帮忙。那两个也是农场来的女孩。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一年下来，风里雨里，廉洒女孩刘伟燕已经有了将近两万块钱的收入。 那时节，伟燕为自己放了两天假，把手插在短裤口袋里在街上又转悠了两天。后来又决定把缝纫机全部卖掉，准备在路边开大排档。她选择了阿玲发屋门前的那个地带，自己跑去和阿玲商量谈判了一番。苏和玲从自身利益考虑，同意刘伟燕在这一带开设大排档，每月伟燕象征性地交她20元钱。 一切准备就绪，刘伟燕开始招兵买马，买桌椅板凳及一应炊具。然后，放了一挂鞭炮就隆重开业了。 大排档分高中低三等。低等的大排档经营各类面食，如汤面、炒面、汤粉、河粉、海南粉。这类大排档桌子凳子都不甚讲究，基本上都肮兮兮的满是油污。高等的大排档都与宾馆联系起来，诸如温泉、南蒂、古城酒家……它们可以为宾馆增辉。刘伟燕心气高，爱清洁，低等大排档她自是不屑一顾。高等的，她又租不起地皮。如此，她决定办个中等大排档。桌子凳子一应全新，全是白色的宾馆用品。 进了“伟燕大排档”，先坐下，看菜谱，名称十分稀奇古怪。待到点过的菜端了上来，鸡爪、鸭掌、牛百叶、烤乳猪、带壳田螺，乃至新杀的毒蛇，专业户养的蝴锡（四脚蛇）之类，应有尽有，至于猪牛羊肉各色菜蔬自不在话下。令大陆人第一次接受不了的往往是一道“沙虫”菜，沙虫，这玩艺儿生在海里，形状和味道都极像蚯蚓。而广受喜爱的那道物美价廉的名汤——海螺汤，其味既鲜且怪，据专家称，其怪味源于海螺含有尿素。 称如刘伟燕这儿多吃了几餐优惠八折的大排档，不免就混得熟稳起来。适逢一位朋友拍片子，我看伟燕气质不错，推荐她去演个角色。这一关导演朋友顺利通过，伟燕却是端足了架子。伟燕说；“走不开啊！电视剧我原是该演的，下次有机会再介绍小妹吧！” 我一句话给她堵回去，说道：“下次？下辈子吧。过了这村没这店。” 伟燕笑盈盈一点不生气，说：“那好得紧啊，下辈子就下辈子吧，要是我下辈子们生成女儿身，仍有这么漂亮，一定跟燕老师去演电视。” 当演员竟动摇不了这个开大排档的女孩！ 时光留不住，水一样流去的都是时间。漂亮女孩刘伟燕妙曼的时光在大排档里慢慢消磨。慢慢消磨的“伟燕大排档”与大特区快速节奏形成姣明对照。但作为一种消费现象，大排档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又紧密联系在一起。 梅冰慧，生于1968年，属猴，是一个猴子一样精灵的女孩。 冰慧来自白沙县一个农场，作为女孩她是讨人喜欢的。她是那种容貌并不十分和色丽，却相当生动相当有勉力的姑娘。 两年前，梅冰慧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回她所在的农场担任小学教师。她喜欢这个职业，这职业也适合她的性格。但她却与有家室的文教科长有了一段风流史。事情败露后，天真单纯，未请世事的梅冰慧在自己所交的检查中，把一切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 结果是梅冰慧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下放连队去当割胶工。 冰慧在家里呆不下去了。 她向姐姐借了88块钱，就一个人独闯海口。来海口的最动时光，她先在饭馆端盘子，后来，便进入一家公司。 冰慧说，在公司里，她的全部职责是陪经理吃饭和外出，偶尔还誊抄一些文件。 有一天晚上，老板把梅冰慧喊到他的房间，要将一枚戒指送给她。冰慧坚决地拒绝了。 第二天她离开了那家公司。 离开公司后，梅冰慧生活无着，开始浪迹街头。这段时间大约有一个星期。冰慧成天无事可干，每天去串海口的大街小巷，完全像一个游荡的精灵。 这个时候她认识了发廊老板苏和玲。两个年纪相仿、性格相异的女孩一下成了好朋友。苏和玲收留了梅冰慧，然后四处为她联系工作。很快，就把她介绍到国泰歌舞厅。 到歌厅后，她跟一位调酒师当助手。在此之前，冰慧连白兰地和香按酒也分不清楚。但一星期后，她可以调配至少不下十几种名称古怪的鸡尾酒。 海南的每个女性都会给你讲出她们上岛后的故事，但听多了，发现是大同小异的。于是，反而没有了故事，只留下一行行同样的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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