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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青年检察官、电视剧作家燕春一同去采访海南女子劳教所。 在那栋一楼走廊和二楼阳台都布满铁栅栏的漂亮小楼与洁净的饭堂，以及规模甚小的劳动工地之间，在灰白色高墙内宽阔平坦的场地上，在阳光和秋风的抚慰以及绿衣管教的陪同下，我和燕春走到了这群表情雷同相貌各异的女犯之中。女子劳教所的故事将由我和燕春以主持人的身份在这里向读者展开。 （燕春）：林林十六岁，少女花蕾的年龄。刚刚劳动过的脸上浮有可爱的红晕，令我忍不住去掠了下她盖在腮边的发丝。“快住手！”同行者大惊失色，拉我迅速地洗手消毒，换掉了几盆的净水。然后伏在耳边说出了令世人恐惧和唾弃的传染病症。这次，轮到我失色。 十六岁！孩子！这数字和名词无论如何无法与这亵渎人类的病症相连。 （燕飞）：1978年出生的林林是这几年龄最小的犯人。她隐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却隐埋不了堕落的自己。 8月的一天，她将一陌生男人带到旅馆她的房间，350块钱成交，当场犯案。收审时又哭又闹，说自己是“处女”。但是经不住有经验的公安人员几番讯问，只得一一交待。一同进宫的向红梅说：“这个小小的丫头十五岁就来海南干这营生，已经存了两万多块钱。” 她那不成表情的表情与她十六岁的年龄太不相称。她完全应该是一个趴在课桌上用功的好孩子，她的父母却放心大胆听之任之让她“闯海南”。她关进来了，不想让父母知道。 （燕春）：进这所新建的劳教所之前，我曾许诺决不写与此有关的人与事。但无法兑现，犹如靠近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你无法回避。92％的性犯罪高比例让人触目惊心，只需一眼，那精心设制的表格便印在了脑中。最低文化：文盲。最高文化：高中。最小年龄：十六岁。最大年龄：四十二岁。性病患者占三分之一强。 她，1974年出生，有曾用名（出卖自己时用，这是她唯一的心计）。她刚满二十岁，有了三岁的儿子，已为人妻为人母。 她来岛上的原因就那么简单：和丈夫吵了架。吵了架就跟随另一个男人来了海南。她和他到海南的时间为1994年3月6日，他们住在某大厦的9号房间。五天以后，到了3月10日，那个男人明白无误地让她卖身为生。他从这天起搬到另一个房间，她从这天起开始卖自己。从50元到500无不等值。十二天后，3月22日，她被扫黄工作队抓获时，已有了2430元的积蓄。 她离家后，三岁的儿子日日啼哭，被丈夫送回了她娘家，她母亲这才知道女儿走了。母亲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口肥猪，跑到海南岛，在劳教所找到她时，老人已身无分文，只好拿走了女儿卖身的积蓄。 我去看她时，正值她母亲二次来此。丰满茁壮的她穿着一身淡绿色的线衣线裤，憨笑着拉着母亲的胳膊不语。她高出母亲一个头。她母亲多皱的脸上仍有乐，“她怀孕了，我不放心。”我想落泪。这位愚而不幸的女人十二天的历程不仅仅使自己怀了个不知父姓的生命，并有了性病。我不能问太多，只问她为什么吵了一架就跑这么远来？ “他懒，懒得像猪。不干活，天天吵。我没办法，想跑出来多挣点钱。”她说。 （燕飞）：哀莫大于无知。无知与贫穷相连。精神上的贫穷比物质上的贫穷更可怕。也许，对这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子来说，有一个勤快能干的丈夫便可以依附一切——中国妇女的传统悲剧！然而丈夫又懒又靠不住，无知的她又百无所长，于是选择了卖自己。这似乎不是向贞操观挑战或提倡性开放的问题，这属于另一种悲剧。 身上刺了黑字的阿浪是一个湖南妹子。她是一个十八岁的城市姑娘。十八岁的阿浪几年前荒废了学业，随着人才大潮来到了海南。她来海南的原因荒唐而又可笑。阿浪自小没了母亲，一个人跟着父亲过活，所谓的相依为命。中学生阿浪天生不喜欢书本，对跳舞、逛街、交男朋友充满着无穷的兴趣。为此她一次次遭到严父的训斥。她爱花钱，可父亲的工资两个人过活哪还有节余。就这样，她开始想入非非，决定到海南开发廊去。她离开校门也离开了家门，偷了父亲220元钱，拉上同班同学阿金登上南行的列车。 两个女孩子刚上岛便花完了身上所有的钱。她们认识了老乡向红梅。“十万大军过海峡”，湘军为最。像她们这种年龄的湖南妹子在海南多如群星。湖南妹子在这儿唱歌、开发廊、拉广告、跑生意、做职员和当老板，也有人卖自己。向红梅就是这样一个“靠自己吃饭”、“没有工作有钱花”的女子。阿浪似乎不加考虑便选择了向红梅的路子，直至被关进劳教所。在关押了六十一名女犯的女子劳教所里，像阿浪这样来自湖南的有二十五个。减去海南本地的五个，这里关押的湖南籍女犯刚好是黔鄂川桂浙黑吉等七省女犯的总和。 还有一个湖南暗娼的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叫郑建祥。不过，在这所女劳教所里已找不到她的影子，她已走完了自己肮脏的一生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年底，郑建祥，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子成了公安部通缉令中的人物。几乎所有的湖南女犯都知道这个高级暗娟。郑建祥十六岁下水，猎取的目标几乎都是处长、经理一号的人物。她醉生梦死，花天酒地。在玩弄、欺骗了许多男人并换来了数十万钞票后，竟突然道德良心发现，想嫁个男人“从良”。不料她所选定的男人罗某是个比她更毒辣的骗子，郑建祥雇杀手把罗某干掉，她自己也走进了罪恶深渊，在清脆的枪声里倒了下去。 天使和魔鬼的差别在一念之间，所有堕落的女子不能全归咎于无知。在这些女人的脑袋瓜里，难道找不到“道德”、“法律”、“纯洁”、“自爱”这类字眼吗？ （燕春）：这些女孩实在是既让人同情、怜悯，又让人鄙夷、厌恶。于自己，出卖人格和尊严；于社会，带来混乱和灾难。人们轻而易举就把她们和那些令人发怵的病症诸如梅毒、淋病、软下疳，以及全球恐怖的艾滋病联想在一起。她们是社会霉菌的传播者。 另一方面，那些罪恶的嫖客是她们赖以存在的依附。坏男人和坏女人只有相辅才有相成。 （燕春）：在众多的档案中，我发现了三个东北同乡。她们三个人占去了两省：吉林、黑龙江。我坚持要见她们。 “东北姑娘值钱啊！”女管教的话充满挪揄。她告诉我这三个人在两年多前曾在海府大道旁的一家店内同房同时做，开价1200元。 三位典型的东北姑娘、高个，不胖不瘦，她们有些拘谨地端站在我的面前，说在这里见到老乡真高兴，你多幸运啊有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帅的服装，我们当时也是想来工作的，听说海南工作特好找，结果哪是啊！她们说到这里眼眶有些红，说还是家里好。三个人都快满期了，都准备回去。 “家里知道吗？” “告诉家里了。” “为什么告诉家里？” “怕，怕妈妈急坏了。” 头已经低得很低。 （燕飞）：这三位东北姑娘是女管教唯一表示过好感的姑娘。来自吉林的二十二岁的那个女孩，是三人中的头儿。当初上岛，在三亚她和大学生一块儿开过饭店。在管教所里，据说她担任着组长一类的职务，并有望提前释放。 当初为什么下水？ 为钱。 钱，它能成就一些人，更能葬送一些人。 阿兰和阿英也是为了钱被关进铁窗。判决书上为这两位广西女子定的是诈骗婚姻罪。那年的12月17日，阿兰阿英随故乡的两个男人来到海南定安某偏僻小山村，分别以3000元和40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的两个农民为妻。12月26日，两个女子随同她们的“男人”赶集市，以小便为由租车逃跑，途中被公安执勤人员抓获。钱，终于使他们沦为囚犯。 （燕春）：当潘多拉第一次打开盒子，灾难和罪恶倾泄而出，潘多拉被吓得颤抖起来，用双手蒙住了面颊。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敲击声，声音来自匣中，似乎在呼唤她：“打开盒子。”潘多拉慢慢掀开了盒盖，一个微小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生灵向她微笑着走了过来。 或许由于疏忽，或许出自怜悯。宙斯把“希望”和全部坏东西混在了一起，关进了盒子。所以当这个世界充满灾难时，希望也就在人的身旁。它用微笑医治着人们的痛苦，把力量给予绝望的人们。 （燕飞）：高墙，是白色的；教舍，是白色的。蓝格盈盈的天。微笑的管教们，是绿色的身影。 窗子敞开着。洗漱室随时可用。教室内的书，可尽情浏览。有专门的老师为这些女犯上课，她们在这里将学到法律常识、道德修养、文化知识。她们在这里该渐渐苏醒已死的心与情。 联欢会上，她们唱着《社会主义好》和《妈妈看看我吧》。平常的日子，她们可以看电视，可以写信。从儋县来的一位倒卖枪支的姑娘，刚进来是文盲，现在可以写几页纸的长信。 生活与希望并存。只要是不死的人，他的生活总存在希望。 只是，希望的起点高低不同。 夏玉莲是一个湖南妹子，虽生长于农村，却是颇有姿色。湘女风流，夏玉莲多少也有些能耐。她上岛后干过的职业大致有：按摩小姐，吧女，应召女郎等等。后来攒了钱，自己投资开了个发廊。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最喜欢的当然是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夏玉莲是女子，当然也爱财。假若她本本份份开她的”发廊，不作其他非分之想，想来她也不会把麻烦惹到头上，把自己卷进一场抢劫银行的血案之中去。 夏玉莲是在自己的发廊里认识广西仔黄庆旺的。第一次认识，黄庆旺腰包里就塞着一叠钞票，出手又大方又潇洒。她和他一认识就相见恨晚，惺惺相借，很快就同居了。 夏玉莲真心喜欢黄庆旺，喜欢他的胆识和义气，也喜欢他的练达、阴险和不怕死。 1991年1月8日，对夏玉莲是一个坐卧不安的日子。下午3点左右，她一个人在大同二里她所租住的民房里显得非常烦躁。 敲门声响了两下，门从外面被打开，衣衫狼狈的黄庆旺走了进来。 夏玉莲从床上坐起，问：“怎么啦？脸色那么难看像死人一样？” 黄庆旺脱下外衣向她扔去：“你他妈盼着我死？我就是死也要先杀了你。” “哟，干吗发那么大火？人家逗你嘛！”夏玉莲笑盈盈走到他的面前，说：“看你怎么搞的，一头一脸的汗。我去打水，洗洗吧！” 黄庆旺将她往旁边一推：“去去去，一边呆着去。要洗我不会洗？” 夏玉莲一下子变了脸：“我说阿华（黄庆旺小名）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不识好歹。”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夏玉莲连连摇手，并向黄庆旺使眼色，小声说：你先躲起来，我去看看是谁？ 夏玉莲走过去把门打开。她看到了双手都是血的苏东立。 这是个抢劫银行的团伙。刚才作案时，其中已经有人在现场被抓了。 接下来三个人商量了一番，决定要离开海口，到下面去避避风头。于是去了临高县皇桐乡。 在临高乡下过了一个晚上，次日上午，夏玉莲一个人赶回了海口。一进她的房间，就和一直守候在那儿的警察碰了个正着。夏玉莲束手就擒。 在公安局审讯夏玉莲的时候，夏玉莲施展出她昔日按摩小姐的“柔道”伎俩，避重就轻，含糊其词，一会儿飞媚眼，一会儿撒泼，整个儿胡搅蛮缠，就是坚持两项原则：不知道苏东立、黄庆旺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抢银行的事。 公安局把四名抢银行的案犯全部抓获。所有的审问记录上，黄庆旺和苏东立都回避了夏玉莲的名字，或直接说她对抢银行的事情一无所知。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确凿的证据使夏玉莲终难逃法网。 在黄庆旺等被执行枪决以后，我在琼北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里采访了夏玉莲。 问：想什么呢？ 答：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 问：当初干吗来海南？ 答：来海南还不是为了赚钱。这世道，有钱活得舒服，没钱活得不舒服。 问：当初怎么看上黄庆旺的？后悔吗？ 答：唉，命呗。认识他是我的命中注定。不管怎么说，都是相好一场。不后悔。 问：听到黄庆旺被枪决的消息，什么感受？ 答：一片空白。 问：以后怎么办？ 答：服法，改造。 （燕飞）：另一个姑娘的故事，透着些凶恶。 十八岁的少女赵桂英长得细皮嫩肉，说话谈吐清楚，衣服打扮入时，谁能想到她是一个来自陕西米脂的农村少女，正规的教育是刚刚读完初中。 赵桂英来海南岛的经历相当简单，她是被人贩子拐骗，中途机智逃走，然后就来了海南。在海南折腾了一阵子，眼睁睁看着那些歌女和妓女大把大把花钱，赵桂英不服气又不甘心。让她去唱歌，决不是那块料。当妓女，她是决不会干的，她从骨子里认为那是下贱女人的勾当。 怎么能够赚钱呢？ 她灵机一动突然想起自己离家后的那段历险记。心想既然别人能骗我，差点把我给卖了，那我何不也去骗骗人，兴许运气不错能赚它个千儿八百的。 这念头一在她脑袋瓜里出现就再也消失不了。于是她这样决定了：就靠这个发财致富。 于是，她驱车北上，到了她的老家米脂县城，下了车就在汽车站门口徘徊。 个体旅社来接客送客的服务员真是不少，当然大都是年轻姑娘。 赵桂英选中了两个看上去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开始“套瓷”，差不多亲热了，便自我介绍是海南某贸易公司的部门经理，掏出自己的名片，便跟着那两个女孩去了旅馆。 晚上，两个姑娘主动来找桂英聊天。桂英极巧妙地唱足了戏，眉飞色舞地把海口的椰子树和三亚的大东海描绘了一番。“知道海南人都吃什么吗？白切鸡、东山羊、烤乳猪就着大白米饭，大白面馒头一个都够你吃一顿的。”赵桂英天花乱坠、没边役沿儿地胡侃了一通。 “那你们工资是多少？”两个姑娘怯怯地问。 “嘿，一般群众嘛，三百五百还是有，像我这样一个月800块喽！”桂英从精美手提袋里拿出摩尔牌香烟，自顾自点上了一支，问她们：“你们在这儿当服务员，一月多少工钱呀？” “60块。”一个女孩说。 “60块？那连买化妆品都不够啊！跟我到海南去干吧，我包你们每月最少拿200块。” 两个女孩第二天就辞去了旅馆的工作，跟着赵桂英上了火车。赵桂英带她们在长沙站下了车，完全是经验所致，如法炮制，相当容易就把两个女孩卖到了湖南乡下。这笔生意使她认识了不少同道人物，也使她发了一笔小财：4000块。 真正能够表现赵桂英水平的，还是她用过的那套连环计。 1990年初秋的一天，赵桂英刚刚选好了“货”，在长沙车站搭上了两个农村妹子，却被另一对男女看上了。那一男一女凑过来搭话，女的自称叫王丽，说是和丈夫到这里来做古董生意，要找几个帮手，问桂英她们愿不愿帮忙。 赵桂英一眼就看出这两个狗男女是干什么的，她灵机一动，立即应承下来。两个农村妹子见她答应，当然更无二话。 在王丽的带领下，一干人马上了去湛江的火车，然后再坐船，就到了海口，再转去定安的汽车。在定安县城下车后，王丽又带着大家往乡下赶，说古董在那里放着。桂英只当真有那么回事，一声不吭，跟着走。 当天，王丽就积极活动。桂英第一个被卖给当地一个农民，身价3000元。那农民说领桂英去拿古董时，桂英只装糊涂，跟着就走。当桂英已感觉脱离了王丽的视线，立即变了神态，喝住那农民：“大哥，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省里专门派来盯这个人贩子的记者，你快去乡政府或派出所喊人，我在这儿等你，否则叫你人财两空，你知道买卖婚姻是犯法吗？” 那农民嗡嗡喘了喘气，转身直奔乡政府。 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将王丽等人捉拿归案，两个姑娘也被解救。这时，赵桂英才显出手段。她对派出所长说，自己也是被拐骗的，也是湖南人，自己身上还有点钱，愿意带她们回老家。两个姑娘不明就里，不言不语。派出所本来就无财力送姑娘上路，这一来就答应了赵桂英的要求，皆大欢喜。 桂英大模大样带着两个湖南妹子坐火车从定安到了澄迈。两位傻乎乎的姑娘对桂英感恩戴德，唯命是从。赵桂英相当容易就把她们两个卖到了澄迈乡下，现钱到手，扬长而去。 在海南，许多犯罪都与金钱分不开。于是，人们在看到金钱的荣耀之时，又十分忧虑金钱的罪恶。但是，金钱的功能，在中国与在外国是一样的，谁能杜绝它的罪恶呢？问题是人的自身：清醒者是应当学会躲开金钱的陷阶；混饨者在金钱面前的沉沦则是不可避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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