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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后，引起了许多的批评。本来，在文坛上出现几篇有争议的或者被认为有缺陷的作品，并没有什么奇怪；而且，即使真的出现了很坏的作品，也有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值得批评家们去深入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借以推动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发展。今年以来，许多报刊曾先后就几篇有争议的作品进行了讨论。有的讨论进行得比较充分，取到较大的成果，对广大读者和作者都很有益处。《调动》这篇小说几乎受到了一致的否定，并未有所争议，但这一致中也有差异，有的认为它在某些局部上是真实的，但走入了自然主义，所以格调不高，效果不好；也有的指责说它已堕落为“黑幕小说”。这差异就是矛盾，也就还有问题。而就我的寡陋见闻所及，还听到不少读者颇说了它一些好话，虽然这种意见并未发表出来，也未可一概抹煞。因此我想，在过了将近一年之后的今天，再就《调动》这篇小说来探讨几个问题，或许也还有些益处的吧？ 第一个问题：李乔林是何等样人？ 小说的主角李乔林在一九七八年三十岁。他“出身于上海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自小聪明好学，成绩优良。一九六五年，他考进长江工学院造船系，雄心勃勃，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师……”一九七○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远西县——一个荒僻、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在火电厂检修仪表；他“打算好好干一番。可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折磨得要死，一度变成了“人海里的鲁滨逊”。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虽然他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有了一些改善，但他的反革命冤案却得不到公开的平反。这七八年的实际遭遇使他“终于得出结论：他这辈子若要过安宁的日子，只有离开牛朝杰统治的远西县”。于是，他煞费苦心搞调动，也就是不择手段地实现他自称的“越狱计划”。 小说具体描写的是一九七八年前后大约一年中的故事，而把李乔林前几年的经历只作了简单的交待，还特别略去在大学读书期间（恰恰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活动最紧张的年代）的一段历史。但是我们绝不会忘记，对于李乔林来说，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一九六六年的风暴，李乔林完全可以继续以优良成绩读完大学，去当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师；即使偶然落到远西县的火电厂修仪表，如果不是那场灾难性的运动越来越激烈、疯狂，他也仍然可以老老实实地在火电厂好好干一番；即使他以后有了调动工作的要求，也决不需要、不可能使用在小说中的这一套手段。总而言之，没有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就不会有一九七八年的李乔林，也就不会有《调动》这篇小说。 大家知道，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所刮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极为严重地冲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几乎毁灭了科学、民主、道德、正义等等一切文明成果；而为了实现他们的罪恶阴谋，从希特勒上溯到秦始皇甚至到吃人生番，所有一切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野蛮、残忍、奸诈方法，都在他们那面最最最“革命”的大旗下，被搬将出来并加以新的发展。他们这一伙口中的蛊惑性极左口号，在当时，对于刚刚开始懂事的青年人具有极强烈的诱惑力，因而对于一代青年的纯洁思想造成的创伤也特别严重。许多同志在批评《调动》的时候，都尖锐地提到李乔林不止一次地引用拿破仑和马基雅弗利关于“政治斗争无道德可言”、“在政治上是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的”一类格言，指出它的反动性，并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对这些陈年隔代的政治格言表示鄙视和驳斥的同时，还应该想一下：李乔林这个工科学生，怎么会成了拿破仑和马基雅弗利的信徒的呢？可以肯定，他从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是学不到这些东西的；如果他生活在例如五十年代初期那样比较正常的环境中，即或偶然从什么历史读物中读到这些东西，也不难看出它的反动性，也会嗤之以鼻，决不会奉为信条。只有到了这人妖颠倒的十年，林彪。江青一类“战友”和“旗手”以最丑恶无耻的榜样示范于上，他们的大小喽罗从中公开鼓吹政变经和夺权经验，成千成万的打砸抢“英雄”则把亿万人民推入了朝不保夕的灾难和恐怖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怪诞的历史条件下，当拿破仑和马基雅弗利这两个死了一百多年和四百多年的幽灵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中借尸还魂（以最最革命的名义）之后，李乔林终于学到了它。顺便说说，李乔林有一次还胡乱引用了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引用过的歌德的一节名诗，这同样是从林彪、江青一伙人那里学来的，是那个时代到处任意阉割、歪曲马恩列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到处牛头不对马嘴地涂写语录，大打“语录仗”的流风熏染的结果。既然李乔林已经由一个纯洁向上的青年堕落下去，他的道德和良心已经伴同着政治信念被碾碎，那么，他在私人生活方面的堕落就是必然的了。李乔林的一切为了调动，正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切为了夺权”之“活学活用”，并且己“立竿见影”，这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也许李乔林曾经在六六年至七○年之间的某一时期内，被卷入造反的浪潮，扮演过某些狂热的“英雄”角色；但在小说中他早已被打入“牛鬼”行列，成了一个备受迫害的小人物，甚至上天都没有给他安排一个能帮他调动的好亲好戚。为了调离远西县，他不得不千山万水地运来一点烟酒糖果为武器，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他非常鄙视的贪官污吏如钱修德、谢札民之流送礼、敬酒、乞求怜悯，不得不忍心地抛弃他心爱的韩小雯，还不得不去充当“配种的公牛”……而最后，在冒着极大风险去同牛朝杰进行“舌战”而侥幸取胜之后，取得的却是对前途的“一片迷惘”。——这样，李乔林同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的命运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走向堕落的过程；他在调动上的胜利，同时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惨败。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李乔林的斗争同阿Q的革命有其相似之处，他们的胜利都不过是聊以自慰的心造之境。 在我们的文学界内外流行过一种观点：要么是“高大全”的英雄，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坏蛋。但现实生活当然并不按照这个简单的图式进行，远非这样的框子所套得住的。就拿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青年一代的情况来说，既产生了张志新那样的英雄人物，也孵化出了一批陈阿大式的死党，但这两种人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青年既受过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欺骗和毒害，同时又受到他们的打击和迫害。打击和迫害或早或迟地唤起了广大青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起来同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作斗争，其中也包括同自己身上所感染的毒素作斗争。这不能不是一场极其复杂也极其艰巨的斗争，特别是对于那些受毒根深的一部分人来说更是如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学应该热烈歌颂张志新那样的英雄人物，也应该愤怒鞭挞那些至死不悟的丑类。但除此之外，作家并非就无用武之地了。我们的作家应该按照生活本身那么复杂的情况塑造一些既非伟大英雄、又非天生恶棍，既受毒害、又受迫害因而起来斗争，或在斗争中艰难地取得胜利，或在斗争中受伤过重而失败，或者胜败参半而继续处于迷惘之中，这样一些典型人物，借以深刻揭露和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激起群众的革命义愤，并使广大青年从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得到鼓舞、借镜和鉴戒。 李乔林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既非英雄，又非恶棍；既是英雄，又是恶棍。作者从小说一开始，就刻划了他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他深思熟虑地制订并执行他的“越狱计划”，又不断地用各类占卜方式来推断“天意”和自己的命运，他始终处于进退维谷、惶惑不定的境地，无可奈何地却又是主动地做出一系列可怜、可悲、可耻、可恶的举动，内心交织着希望的鼓舞和失望的痛苦、美丽的想象和无法摆脱的羞愧歉疚。这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性格，是李乔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作者着力去深入揭露人的内心世界，因而他笔下的李乔林，不管人们喜爱与否，确已脱出了概念化的案臼，而具有鲜明的个性，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如果不是这样，这篇小说也就不至于招引这么多猛烈的责难了。我们的批评对于抽象的概念化的“人物”向来是宽大为怀的，谁愿意同这些左得可爱的东西去搏斗呢？但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年轻的作者是在有意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流行观点，力图突破林彪、江青和康生之流极左教条所留下的框框，体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强烈要求，也表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力量。这种大胆探索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的基本方法是正确的，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李乔林根本不配成为英雄，也无意作个英雄，命运却逼迫他扮演了同牛朝杰作殊死搏斗的“假诸葛”；他非常不愿意成为恶棍，本来也不该成为恶棍，命运却逼迫他越来越堕入魔障。他的“越狱计划”的成功，正使他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地狱——由于政治信念的破灭和道德堕落而造成的“一片迷惘”。这样，通过李乔林这个人物的故事，就不仅集中地反映了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揭露了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是何等顽固和狰狞，令人发指；而且，更重要的是，李乔林的道路到头来是此路不通，无论是拿破仑、马基雅弗利，还是林彪、江青、康生之流的最最最“革命”的说教，还是李乔林自己在十年动乱中悟出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奋斗，都只能使他越发陷于迷惘，而不能走出这“一片迷惘”。——怎样从迷惘中走出来？这对于李乔林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我以为，这该是小说的主题。 第二个问题：作品的缺陷（或错失）何在？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 我认为，《调动》这篇小说虽然塑造了李乔林这个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故事情节提出了一个有深刻意义的主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无可讳言，它带着比较显著的缺陷，并且这些缺陷还暴露出作者本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弱点和缺点。 这篇小说受人指责最多也最激烈的地方，莫过于第七节描写李乔林同人事局长谢礼民的老婆刘正仙通奸一段了。当然，在那个人妖颠倒、兽欲横流的十年，什么男盗女娼的丑事没有公然出现呢？我们也不是道学家，见不得一点性欲的表现。为了揭露李乔林的道德堕落，竟愿意充当“配种的公牛”，这个情节也未始绝对不能有。但是，象小说中那样写法，不但无助于人物的性格发展和主题的开拓，反而损害了主题和人物的思想意义。显然，利用谢礼民的生理缺陷给他戴上一顶“绿帽子”，根本不是对这个官僚主义者的批判，也谈不上对他的愚昧丑恶的揭发，而只能反映李乔林非常低级也非常卑鄙的报复心理；更令人反感的是，在这些场面中，实际上遭到无情嘲弄和谴责的不是官僚主义者谢礼民，更不是牛朝杰那样的土皇帝和他统治下的黑暗王国，而是刘正仙这个不幸的女性。作者以一种冷眼旁观的。不无幸灾乐祸的态度，绘声绘色地描写刘正仙淫荡无耻，连她的相貌都被再三挪揄、讥刺不己，这简直可说是过于残酷了。有的批评文章指出，这是作者陷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结果；但依我看，导致作者采用这种手法的，倒在于对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 应该指出，这篇小说里出现的许多大小人物，几乎每一个人的面孔都被作者涂了几笔白粉。除了牛朝杰、谢礼民、钱修德之外，有些人本来不是什么坏人。例如王庆仙这个平庸而热心的办事员，好心地帮助了李乔林，李乔林也知道“她心地并不坏”，那么，有什么必要非要把“她那布满麻斑的扁脸”嘲弄一下，并派她有一个“庸俗、猥亵”地喜欢寻小伙子开玩笑的脾气呢？从后来她手拿报纸让李乔林看党中央处理“苏华事件”的报导时所说的话来看，这个并无多少文化的女办事员其实颇有政治头脑，是非分明，也对牛朝杰治下的远西情况十分不满。可是作者显然对此并不重视，好象她帮助李乔林与她这种好品质截然无关，倒只是证明她是个善于走后门的老手。小说第三节，李乔林怀着敬重和坦率的心情来到工业局长陈亮权家中，要求批准调动，陈亮权同意了他的报告，本来这个情节就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却让季乔林“送给”这个“从不收札的”陈局长一百斤粮票和一只保温杯。这一画蛇添足，就无缘无故地把李乔林信服的唯一好人给稍稍丑化了一下。至于象人事局秘书霍得发这样本来就有些缺点的人，更只好听凭作者去任意奚落了，连他的拙于言辞也几乎成了罪状。凡此种种，似乎表示作者在刻意追求细节的真实，但其结果却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因为，即使仅仅从小说中偶而提到的一点情况，也可以看到，任凭牛朝杰怎样“手段毒辣，独断专行”，不管远西怎样偏僻落后，早在“四人帮”倒台之前，陈亮权和另外两个科局长就贴过牛朝杰的大字报，“造反派立即贴出大标语声援，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可见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连王庆仙这样的“庸俗、猥亵”的人，也敢于公开指责“我们县里”不法行为“多得很”，不是说明群众的觉悟有了新的提高，斗争也可以更有利了吗？可是作者不能透过这些人平凡的、甚至带有缺陷的外表，去观察和体会他们也有一颗是非之心，也有同“四人帮”和牛朝杰作斗争的力量和要求。在他的笔下，群众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连陈亮权也只能用“他（指牛朝杰）现在也不敢再整你啊”这样的空话来安慰李乔林，好象斗争都已成为过去。 还应看到，既然同李乔林有关系的人都遭到了丑化（除韩小雯之外），那也就从反面美化了李乔林，使他至少在某些方面高出于远西的“群氓”。因此，他的要求调动，本来具有同林彪、“四人帮”及其远西爪牙牛朝杰作斗争的社会政治意义，就容易被看成是对“荒僻、贫穷、落后”的“远西社会”的嫌恶，或者真如刘正仙所说：“说来说去，还是不喜欢我们远西人。”这样，作者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自己确立的深刻主题，而使作品披上了一层“谴责小说”的色彩。 可以肯定，作者始终没有忘记李乔林的内心创伤，写他一直处于深刻的矛盾、困惑和惶恐不安之中。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所给予李乔林的同情也愈来愈多。在写他与韩小雯的关系时，作者的同情在韩小雯一边，因此对李乔林有比较严正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段落中，李乔林这个人物形象就显得真实些。可越往下去，对李乔林的同情就逐步压倒了、淹没了批判——特别是失去了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批判力量，只揭露出人物性格上的多疑和软弱了。所以，尽管作者在篇未着力指出：李乔林在庆祝调动胜利之后，想到他的后半生的道路问题，“他只觉得一片迷惘”；这本来是点题的关键性的语言，却没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作者过多的同情掩盖了李乔林内心的创伤所引起的信念危机，人们就很容易把他的“迷惘”仅仅看做他把握不定调到苏南县以后的命遇，因而有些疑惑罢了。 我以为，一个作家是不能用冷漠无情或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他的人物的。对于李乔林这样一个人，即使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毒害而做下了许多坏事，也还是值得同情的。但显然有几种不同的同情。如小说中写到的十多名“老九”的同情，表现为“拍手称快，肃然起敬”；有汪大年和霍得发的同情，表现为受了礼物后这回“许多好听的祝愿与恭维”；当然也还有刘正仙式的同情，等等。我以为，作为一个人民作家，应该有另一样的同情，即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在寄予同情的同时也给以严正的批判，借用古话来说，就是“爱人以德”而不是“爱人以姑息”，这才是更博大而深刻的爱。因为“老九”们和李乔林一样，都是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都被贬斥到这荒僻、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在不同程度上吃过许多苦头，因而对现状极端不满，他们很容易把“远西社会”看作一个黑暗的“牢狱”，而不能对它作客观的估计，更不会有兴趣去发现这个“牢狱”里也有它的光明可爱之处。他们带着偏激的个人意气，以图报复、泄私忿的心情“拍手称快”时，是绝对看不到李乔林在这一场斗争中堕落下去这一可悲的事实的严重性的。这种“拍手称快”，或许能使李乔林感到一时的满足和快慰，但绝对解救不了他的信念危机和道德沦丧，不能帮助李乔林从“一片迷惘”中走出来。这不正是小说令人感到灰暗、颓丧和迷惘的缘故吗？ 不错，作家在创作时也类似演员的演出，要“进入角色”；但作家还必须站得更高一些。法国作家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即使这样，福楼拜这个作家还是比他作品《包法利夫人》的主角要高强得多，他看到包法利夫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也比包法利夫人更了解自己，否则他就写不好这个“就是我”的包法利夫人，更不可能使读者从作品中“看见一种没有良心和没有信仰的女人、对虚荣、野心、理性丧失的严厉而又触目的教训”了。（见乔治·桑致福楼拜信）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考证李乔林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否作者本人，可是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得出：年轻的作者显然亲身经历过和李乔林相类似的“老九”们的遭遇，身受过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和毒害，那些见闻、体会和由此而产生的强烈感情，时时缠绕着他、干扰着他，致使他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李乔林和“老九”们的境界中，这对作家说来是个恼人的境界。苏轼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好用来说明作者失误的情况和原因。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倾向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文学不能不是某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这是一种它的本性中所包含的使命——这是一种它即使要想摆脱也没有力量可以摆脱的使命。”（《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即使象福楼拜那样坚决主张“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象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露面一样”的旧现实主义作家那里，他的“上帝”也是有倾向性的，他向乔治·桑诉说“我郁结了满腔的愤怒，就欠爆炸……”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恩格斯既主张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又公开宣称“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还指出：“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对于我们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仍然具有指导作用。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倾向，也“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但同时，我们又明确主张为人民服务，自觉地坚定地倾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换言之，在艺术创作中“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就愈好”；但就作品的思想倾向的性质而言，却是愈坚定明确就愈好。这种思想倾向不一定要由作家“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更不需要作家牺牲细节的真实来表达它；正好相反，它可以帮助作家更深入生活，更深刻地认识生活的真实，因而也就能更好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性同无产阶级党性的密切结合一样，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真实性和倾向性也是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的。 在《调动》中，作者并没有露面，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一篇有倾向性的作品，因为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这是“即使要想摆脱也没有力量可以摆脱”的。我以为，当作者面对牛朝杰一伙官僚们时，他那辛辣尖利的笔锋表达了广大人民对林彪，“四人帮”和这些土皇帝们的强烈憎恶和愤恨的情绪，这是小说成功之处，应当予以肯定；但在这种辛辣尖利的揭露和批判之中之余，有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偏激情绪和狂热暴冷，却在字面行间时隐时现地活动，导致了作品的破绽，阻碍了作家沿着现实主义道路求得更高的成绩，这也是必须指出的。通观全篇作品，我以为作者在学习十九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现实主义名著方面显然下过一些功夫，这就打下了艺术创作的基本功；但作者毕竟阅世未深，还远远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作品就思想倾向上说，不免流于庸俗、贫乏和肤浅，显得和他的艺术功力根不相称。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我们文艺界内外的许多人说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今还是一个远未彻底解决的问题，何况一个青年作者呢？但是，我以为，向作者指明这一事实，却是必要的。尽管多少年来，马克思主义被林彪、江青之流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是指导我们前进的准则。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思想解放就会如盲人瞎马，寸步难行，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也将无法实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确这一点，而对于一代青年人说来尤其迫切。 近几年，一大批青年作者涌上了文坛，这是我们党拔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辉煌成果，显示了我国文学艺术的蓬勃生机和灿烂前景。如同任何时代一样，青年一代的朝气总带着稚气，总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而当前我国的一代青年，又有其鲜明的特点：他们是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是或多或少地带着创伤战斗过来的。因此，我们不难在若干作品中看到这些创伤的痕迹。而在我个人有幸读过的一些青年作者的手稿中，有时候还能看到，耀眼的才华混和着惊人的无知，深睿的卓见交织着荒唐的谬论，胜利同时表现为失败，创新的结果造成了复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只能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 我们的文学批评当然不能对所有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一味拍手叫好，而应该有严肃的态度和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的批评又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实事求是。要善于发现青年作者身上哪怕是微小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新的因素和品质，热情鼓励他们继续大胆探索和创新；对于他们的失误，要帮助他们找出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历了十年动乱，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受到了创伤。从表面上看，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几乎所有的作家和作品都己横扫无存，独有几个“理论批评家”却在无人之境中耀武扬威，永远“革命”，而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种非常怪诞的红运和权威，同时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姚文元和他的各地写作班子树倒胡狲散了，但其流毒和留下的伤痕却不会轻易消失。因此，我觉得今天所有从事文学批评的同志，尤当特别警惕，谨防在自己的笔下流露出那种帮风棍影，以免无意中伤害了自己的作家战友，不利于百花齐放；特别是对于青年作者，批评更宜慎重而且善意。可惜，在某些评论《调动》的文章中，还隐约可见帮风棍影——这当然也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但己超出本文范围，不暇再作讨论了。 一九八○年九月，于合肥 （原载《清明》1980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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