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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最近读到两篇报道，使我忍不住还是要谈反腐败问题，哪怕谈不出新意，仅仅是宣泄我的愤怒与焦虑。 一篇是《法制日报》3月28日披露：山西运城地区有个叫刘海勤的贪官，1994年8月因贪污案发，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9月被批捕，在他办公室当场搜出毒品300余克。尽管铁证如山，运城地区的“个别领导”仍要为刘海勤开脱，并迫使检察机关于次年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随后，刘当上了正处级的地区体委主任。刘不愿坐“清水衙门”，地委的“个别领导”不顾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决定任命他为地区劳动局长。经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干预，检察机关重新立案审查刘。而在逮捕之时，刘却闻风潜逃了。2月12日，检察机关通过省公安厅向全省通缉刘海勤；3月19日，运城地委（原文如此）才正式决定免去刘的局长职务。至发稿时，刘仍拒不归案，同时四处活动，扬言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另一篇见于4月10日《中国青年报》：宁夏盐池县交警队长余谦，是陕甘宁晋内蒙五省区闻名的恶棍，肆无忌惮嫖娼、调戏妇女，滥用警械殴打司机，“手头沾满司机的鲜血”，当众辱骂公安局长和主管政法的副局长。这个恶名远播的穿制服的丑类，不仅不怕群众举报、组织调查，还差点上报为“学济南交警先进个人”。凭什么呢？就凭他与“原县委个别领导”有特殊关系！ 对于刘海勤、余谦二人我无话可说，两个行若狗彘的家伙不值得我们为之耗费情感和笔墨。我想痛斥的是运城地区的“个别领导”和盐池原县委的“个别领导”；想弄清他们与刘海勤、余谦到底是什么“特殊关系”，以致如此一往情深，不惜为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广大干部群众戳脊梁骨？ 甚至对这两个“个别领导”，我也懒得多费口舌，我现在最想不通、最关切的是：事情的原委既然如此清楚，没有“个别领导”的包庇、纵容、重用，刘、余二人根本不可能这般作恶多端，怙恶不按。我们的传媒（姑且这么说吧）还要为“个别领导”讳个什么？莫非还怕指名道姓影响了这两个完全丧失了党性和良知、公然践踏民心、一掌遮天的土皇帝的政治威信和官场前程？ 中国自古就有“投鼠忌器”一说，怕的是在追打神庙里的老鼠时，连带击破和碰坏了大家供奉的偶像和敬神的器物。可是，这两个“个别领导”并非在什么“神庙”里，揭露他们嘴脸无损干任何人或组织的形象，除了他们自己及甘作他们后台的人。 现在不是在讲反对吏治腐败，说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鼓吹建立用人失察责任制吗？刑法中不是有妨害司法罪吗？为什么到了“个别领导”头上就不管用了？ 这两个“个别领导”在自己心中、在他什］的土围子里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在我看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鼠辈，顶多算是较大个儿的老鼠。如果我们投鼠忌鼠，连暴露在大街上的老鼠也不敢追打，还谈什么加大力度反腐败？ 《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报道，标题叫“群众要集资买他（余谦）人头”。这个标题令我触目惊心。也就是说，群众曾一度丧失了对国家机关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心，打算以黑灭黑，与那个恶棍同归于尽。“时日易丧，及汝偕亡”，这种愤恨与绝望的情绪太可怕了，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这种站在群众与法纪对立面，重用败类的“个别领导”显然是动乱之源。岂容他们恣意妄为，把群众往犯罪的黑道上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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