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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安徽滁州） 有一位嘉宾，参加《实话实话》中关于“拾金不昧要个要回报”这一话题的讨论，在现场他说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给回报，并主张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没想到该期节目播出后，这位嘉宾不仅被自己单位的人评价为“简直是品质有问题，他的世界观不对”，而且还影响了他的提升。像此类情况还有很多，有因讲了实话回单位评不上职称的，有从此和单位关系闹僵的等等。弄得一贯轻松、幽默的崔永元也不得不说：“上述情况令我们觉得很惭愧。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纯净到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到么我们根本不会把“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这样的问题多到电视上来讨论。这就像在娱乐场所没有出现了一个不良妇女，而我们却要讨论三陪该不该收税一样荒唐。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那个主张对三陪女收税的人，很可能是非常鄙夷妇女出卖青春和色相的，而且他也从不涉足此类场所；那么怎能因为一个人仅仅讨论时说了一句拾金应当给回报的话，就断定他是“品质有问题，世界观不对”呢？相反，我倒是很怀疑另一些人，一边把拾（偷）来的金悄悄地装进口袋里，一边却在众人面前大唱道德的颂歌或是对他人抡起道德的棍棒，这种人不讲也不敢讲实话，其行为例有可能不端。 因讲实话而被怀疑政治或道德品质不好，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因此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实话实说”。重庆市綦江县的那座彩虹大桥建成后，綦江中山路小学一个姓刘的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彩虹桥要垮》。这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桥上的铁棒有裂缝，我看见了好几条。我觉得太危险了，仿佛马上就会落下去，眼前像发生地震一样，我飞快地跑下了大桥……”可是，作文尚未拿到教师那里去批阅，这个学生的母亲就毫不犹豫地将这段文字划掉，并郑重地告诉他：“彩虹桥是美丽綦城的标志之一，多用优美的词句去描绘它，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知这位母亲当时是不是这样想过，当她的孩子交上两篇完全不同的作文时，他会得到怎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她大概不愿意看到让许多人像审问一个小偷似的审查她的孩子，她删去“不吉利”的话的目的就变得极其简单——避免孩子受到伤害。 但是，说中国人从来个说实话却未必符合事实。美国专栏作家斯克尔说：“中国人大量地谈论批评当权派——使我不禁想到在当权派面前，他们却是那么恭顺无力。”谈论批评可能都是实话，问题在于这种实话必须躲在背后说。最后，这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为避免因对某个当权派的批评或因讲了某句实话而遭到“非礼和强奸”，人们便干脆闭紧嘴巴或用面纱遮住自己的面孔。 国人喜欢唱赞歌，那是自小就开始培养的。国人的害羞、怯懦却不是一以贯之的，一巳他决定揭去面纱后，他就会有胆量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话来。对此，我们倒是应该加以深长思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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