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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象与门的朝向 门和户都有着朝向问题。透过门的朝向，可以看到华夏文化的许多篇章，那是些绚丽而神奇的篇章。 宫之阙，那立在皇城周围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高大阙门，简直是星空四象立在地面的标志牌。《古今注》引《三辅旧事》：“仓龙阙画仓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中国古代天文学，将周天的众多星辰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南西北各七行，分别被看成一种神物，即四象。汉代张衡《灵宪》，“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这是坐北向南来描写四象。东为青龙，西是白虎，北为玄武，南是朱雀。四象的名称，将各自的色彩也标示出来了。北方的玄武，一般认为是龟蛇合体。在古代笔记中，俞琰《席上腐谈》另持一说：“玄武即乌龟之异名。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捍御，故曰武。其实只是乌龟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龟形，其下有腾蛇星。蛇，火属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绘为龟蛇皤科之状。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为龟蛇二物。”但从汉瓦当图案看，玄武已然是龟蛇合体。 阙门依四方之色。汉“武帝造赤阙于南，以象方色”，见《三辅黄图》。 阙门之外，古代的城门或宫门，也常取名、取义于方位，这里暂巳不表。 且来说民居。乡村人家，向阳的房屋，门右置磨，门左置碓，叫做“左青龙右白虎”，被认为是吉象。 又以十二地支来标方位。海州湾渔民庭院和房屋的朝向，均不取正南北或正东西。渔民们传说，“正子午”和“正卯西”的朝向，只有皇宫、庙宇方可以采取，民宅硬要坐落“正向”，不吉。这实际上说的是门的朝向。 古代设计宅门方位，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是“坎宅巽门”。所谓“坎宅巽门”，是讲院门的开设方位，根据八卦风水说，选在左角青龙而避右角白虎。比如，主房坐北朝南，宅门开在东南隅；主房坐南朝北，宅门开在西北隅；主房坐东朝西，宅门开在西南隅，等等。就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来说，大门不是开在南墙正中，而是偏于东南角，避免大门正对着正房，也就避免了许多不便。进了大门以后，要向左拐，才可进二门，进入内院。北方传统的四合院，多是这种格局。 古时还有种说法，叫做“春不作东门，夏不作南门，秋不作西门，冬不作北门”。讲风水的《阳宅十书》就可见此说。将四时与造门方向联系起来，所依据的也是五行四象。下面就来看一看东、南、西、北四面之门。 2.朝日于东门 地球自转，日复一日地为人类演示旭日东升的壮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契丹好充而贵日，每月朔里，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崇拜太阳，面东拜日，以东为尊，而四楼——这四座楼颇似城廓四面的门楼，它们的“门屋皆东向”，一概朝东开门，迎向红日初起的方向。这种古代风俗，如今仍有遗迹可寻：山西大同华严寺的主要殿宇皆向东开门。 东方被视为太阳的方向。“墩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屈原《九歌·东君》为太阳而歌，东君就是太阳神。《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礼记·玉藻》还说“朝日于东门之外”。郑玄注：朝日，春分之礼；东门，谓国门。出城东门，面向日出的方向礼拜太阳神。 太阳以金子般的光芒长育万物，使得日出的方向，在古人的心目中具有了无穷的生机。《白虎通义·五行》：“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设想五行五色的标签写成之初，东西南北中五方如何粘贴？因为日出东方的关系，人们把涂着绿色的“木”给了东方。万木欣欣以向荣，富有生机的春也被划归于东方，就称青春。 东方的这些含蕴——五行属木，五色为青，四时为春，又一起被赋予东方之门。请看《风俗通义顺言：“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东门有了区别于南门西门北门的意义。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郑风《出其东门》、《东门之囗》，陈风《东门之松》、《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几首民歌均是青年男女相约相会等内容的爱情题材。城之东门，情歌恋歌，两者间的内在联关就在，东方是属于青春的方向。 南齐明帝时，东门自毁，被认为是萧氏王朝的衰微之兆。见《南史·隐逸下》： 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为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此事也见于《梁书》。阮孝绪是个“至性冥通”的文化人。他对东门自坍的解说，引用了五行东方木之说，故有“齐为木行”云云。早在先秦，齐国因地处东方，就被划归为“木”，并且附以日出东方的种种说法。如战国中期甘德《天文星占》“日出至早食时蚀，为齐”。东为木位，齐为木行，南齐东门的坍塌被塞进象征意义，便容易使许多人宁可信其有。 3．夕月西门外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散珠碎玉，常有双双呼应、两相对称的情况。例如，讲过了朝日东门外，其续文就可以是：祭月西门外。 朝日夕月的祀仪，明朝初年曾做过一次探讨。据《明史》，洪武三年，礼部上言，列举了六种说法。一、《郊特牲》：“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二、《玉藻》“朝日于东门之外”，《祭义》“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三、《小宗伯》：“肆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四、《月令》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类；五、《觐祀》：“拜日于东门之外，反把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六、“霜雪风雨之不时，则囗日月”。礼部的见解和建议是： 惟春分朝之于东门外，秋分夕之于西门外者，祀之正与常也。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阳气方水，秋分阴气向长，故祭以二分，为得阴阳之义。 今当稽古正祭之礼，各设坛专祀。朝日坛宜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宜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礻付祭于月坛。 礼部的建议，当时被采纳。到了嘉靖九年，嘉靖帝又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所议结果是，“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城门外，东向”。 日月对应，日为阳，在东，朝日于城东门外；月为阴，在西，夕月于城西门外。这些说法，有着广阔的文化背景。 依照五行说，西方属金。《白虎通义》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上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秋季称为金秋，金风送爽暑热尽，均源出于此。“金飚门，唐长安西门名也”，明代《艺林伐山》说。 金陵别称白门。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诗》：“白门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白门本城门名，南朝宋的都城建康，西门名之。这是一个出由五行五方五色的名称。西方属金，色白。清代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也用此典。 4.南门开闭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同光绪帝出逃西安，随扈西行的吴永，后来口述了《庚子西狩丛谈》。书中写折返时离西安城的情景： 出城后仍绕赴东关，诸八仙庵拈香进膳。本来直出东门，路线可省三分之二，谓因体制关系，且取“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所以辇路必出南门。 两宫启跸，浩浩荡荡，宁可走三倍的路，也要打由南门出西安城，“南方旺气向明而治”——这南城门的含义，对封建帝王自是非同小可。 四面之中，南门为正门。《水经注·榖水》：“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把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南门最尊。关于南城门，《南史·广陵王诞》记： 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诞乃开焉。 南朝的刘宋王朝，皇族间兵代相见。广陵王刘诞，受到他父皇的猜疑，兴兵来讨，最终破了他的广陵城。《南史》作者渲染围城战事，描写了流星坠城，还有这南门的开与不开。“开南门者不利其主”，此说之根，仍然基于统治者面南而治，南城门是城的正门。南门大开，没了遮挡，即所谓“不利其主”吧。《南史》说，广陵城南门本来是不开的，刘诞却开了此门。言外之意，这也是刘诞的不祥之兆。 按照五行之说，城南门又是关涉阴晴雨雪之门。 旧时逢旱祈雨，要关闭城之南门。例如，河南新乡民俗，祈雨时设坛、禁屠宰、闭南门。到1923年续修县志时，此俗有所改观：“近年以有碍交通，南门不避（闭），人皆称便”。修于30年代末的贵州《开阳县志稿》说，“南门昼闭，意谓久晴火旺，而五行家以南方属火，故闭之”。 公元九世纪，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高僧圆仁，写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合称“东方三大旅行记”。圆仁书中写到乞雨乞晴风俗：“唐国之风，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相传云：‘乞晴闭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乞雨闭南头者，闭阳则阴通，宜雨也。’”讲到了南阳而北阴。与此相印证，有《旧唐书·五行志》一则材料：“开成二年，……京师旱尤甚，徙市，闭坊南门。”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俗观念。《汉书》为董仲舒立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这里所说的求雨止雨之法，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 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囗猪一，置之于里北门之外。 在古人的想象里，水与火，两相对立，此消彼长。关闭城邑和间里的南门以求雨，因为五行南方为火，关南门以示拒绝火气。置水南门外，再展示一个强调。关上南门的同时还要大开北门。北方属水，敞开向北的大门，以壮水气之势，求得雨来。门外置猪，因为十二地支中亥属水，方位北，而猪是亥的生肖。止雨求晴时，一切反过来，即《春秋繁露》所说：“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 总之，城门启闭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出入交通的现实功能，而成为把幻想付诸行动的一种方式，古人借此方式，表达选择五行之气、沟通苍天的愿望。当然，以这种表达愿望的方式来求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对于开门求雨、闭门祈晴的风俗，清代钱泳《履园丛话》提出异议： 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上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 这位清代文人所言，无疑是有见地的。挟带降雨的暖湿气流，来去与否，是由当时大气环流形势决定的。南、北门的敞开与闭合，并不能召其来或拒其去。钱泳评论求雨祈晴风俗，“不过尽人事以待天”——求雨在人，降雨在天，久旱盼甘霖的人们，在此一风俗中得到心理上的自慰。 5.北门主兵 有迷信观念的人，因为自己的笃信不疑，能将无中生有的事讲得入丝入扣。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衡岳借兵”条，便可做为这样的例证： 衡岳庙之四门，皆有待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朝廷每有军旅之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用盘上食，开北门。然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间，南北之兵未释，朝廷降旨以借阴兵。神许启门三寸，桌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店旁数里民居皆罹风灾，坏屋近千家。最后有声若雷震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 衡山南岳庙的北门主兵，每有征讨于戈，要前去致祭，打开北门。传言之神异，甚至于庙门开多大，要“以尺寸计兵数”。有一次只该开门三寸的，却全敞开了，结果告捷虽快，庙旁人家却也遭了风灾。 北门的这种象征意义，引起古人的议论。宋代高承《事物纪原》： 《御史台记》曰：台门北开，取肃杀就阴之义。韦述《唐两京记》曰：台门北开，以纠劾之司主意于杀，故门北启，以象阴杀。或日，俗传开南门不利大夫。《谭宾录》曰：或云隋初移都，兵部尚书李圜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唐因循不改，迄今遂为故事。《唐会要》载裴冕语云：此说若冬杀之义，本置台司以纠正冤滥，是有好生之德，岂创冬杀之义以入人罪乎？冯鉴以冕说为当。 北门主兵，是个有渊可寻的说法。我国处在北半球，一天里，太阳的视运动轨迹仿佛画了个由东向南再向西的弧：朝阳东升于天边，然后渐向南移而高起，至中午，日在中天，最高，但一般不是垂直照耀地面，而是由南斜照；午后，太阳向西北滑落，直到日落西山。由此，古人定五行五方五色，南因“近”日而属火，色红；北与南相对，属水，色黑。这样，炎热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各得其所。所谓开北门“肃杀就阴”之说，如此释说，似乎也可应付。 然而，此外尚有故事。比如说，四象之中北方为龟蛇神，名叫玄武。《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由鳞甲曰武，到甲胄为武，玄武主兵之说立。玄武门通常为北门，这就将北门同征伐联系起来。 《淮南子·兵略训》讲到将军受命出征，在太庙举行仪式，接受鼓旗斧钺，发过誓言以后，要“凿凶门而出”。注释说：“凶门，北出门也。将军之出，以丧礼处之，以其必死也。”这象征甘愿捐躯。而凶门的方向确定为北出，则与北门主兵相关。此说延续干年，一直影响到清朝对北京城门的设置。当时京城北有德胜、安定两座城门，出师走德胜门，凯旋进安定门。 北门主兵之说，又得助于唐朝的推波助澜。佛教有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分别为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叉，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四天王各护一方，本无高下之分。从唐朝起，北方天王毗沙门从四大金刚中脱颖而出，不仅是护法神，还被视为军旅保护神，以至于后来演变为妇孺皆知的托塔李天王。 北方毗沙门天王声威大振，同唐代的一段传说相关——安西城被围困，驰表请援兵。无奈千里路遥，唐明皇诏高僧不空设法解救。不空口诵密语，请北方天王援救。传说，毗沙门天王金身在城北门楼上出现，并有神鼠咬断敌军弓弩弦，围城兵惊溃。毗沙门为北方天王，所以传说故事敷衍出城北门的情节。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说，“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钱泳溯其所由，讲到不空和尚诵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而前方云雾中见神兵鼓噪，有金色鼠皆咬断敌军弓弦，城坳忽放光明。 唐玄宗时期，北方天王已在四天王中独领风骚。不空和尚曾翻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唐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则说，玄宗时军旗上已画北天王像，城防、营寨祀天王像。北方毗沙门天王信仰，至宋不衰。这一民俗信仰，无疑为北门主兵之说涂上一笔醒目的色彩。 6．城门的灾异 西汉王朝有过“文景之治”，有过武帝的极盛，到了成帝的后期，已近强弩之末。农民起义不断。篡汉的王莽开始发迹，永始元年封王莽为新都侯。修《汉书》的班固要渲染一下汉王朝的不祥之兆，请看《五行志》：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答乱臣谋篡。”故谷永对曰：“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也。” 门牡，颜师古释“所以下闭者也，亦以铁为之”，是锁门之键——关之键。 长安一个城门的门牡不见了，函谷关一个关门的门牡也不见了。这不翼而飞，可是非同小可。视城门和关守，为天下稳固、社稷牢固之所系，“固将去焉，故牡飞也”。这里，都城的门、关隘的门均有象征意义，关闭大门的牡也就有了象征意义。“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想想看：“固”已随“牡”去，还不是因为“乱臣谋篡”要成气候吗？ 班固此一笔，记的是人的意识，是人对城之门关之门的情感投入；记的是对器物的失、世事的变，两者巧合的解说。当然，他的解说是“马后炮”，事后说。 城门器物有失，不祥；如果城门上多了点什么呢？比如忽然出现血迹，会不会也是一种征兆？古人相信是那么回事。 这至迟是东汉人的想法。《淮南子·淑真篇》“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东汉高诱注： 昔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二诸生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谓妪：“视东城门阃有血，便走北山，勿顾也。”自此，妪便往视门阃。阍者伺之，妪对曰如是。其暮，门吏故杀鸡，血涂门阃。明旦，老妪早往视门。见血，便上北山。国没为湖。 这老妇人，好人得好报，她被告知：见到东城门的门槛染血迹，快往北山上跑。老妇人就去看城门槛。多事的守门人故意用鸡血涂之，转天城市被淹没了。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三有类似一记，不是鸡血涂槛，而是狗血涂门：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没为湖。”有老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于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搜神记》卷二十还载一则故事，说的是城门前石龟龟眼涂红，城被淹没。故事讲，江水涨又落，一条巨鱼没能随水退回大江，搁浅在小河沟里，死掉了。全郡的人都去割鱼肉吃，唯有一位老妇未去。她得到了报答，一龙化为老叟，指那鱼告诉她： “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城门出现血或红，城陷为湖，这种传说当年一定广为传播，因此有这些大同小异的记录。南朝人写《述异记》也录入这传说，书生遇老妇，受到厚待，便告诉她：“县门石龟眼出血，此地当陷为湖。”门吏朱点龟眼，城陷。 在这个传说系列里，血和红实际上被用为色彩“通用件”，而其本源，则是对于流血造成死亡的联想。选择城门做为预兆的承载体，或门扇，或门槛，或城门前的石龟，因为城门是都邑的脸面。 这个传说系列，直到清代仍有续篇。请看清昭裢《啸亭杂记》： 乾隆庚子，城南火灾，毁焚数千家，延及城楼雉堞，经月乃已。或言大灾之先，有卖菜佣梦一人告曰：“京师当有火灾，汝视某火神庙额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视，其守者询知，因暗涂系血以戏之。次日果有是灾，人皆以为妄言。按《淮南子》云：“历阳有老框颇行仁义，有两书生过之，告曰：‘此国当没于湖。姐见东城门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拒数往视，门吏问之，9区对如其言。东门吏杀鸡以涂其门，明日b区早往视，便走山上，国没为湖。”然则古即有此事也。 乾隆年间京城一场大火，随后就有人神秘其事，编出卖菜人梦中得神示，火神庙匾额字体变红，便是火灾之期。昭裢还列出《淮南子》大致相同的一条材料，所不同的地方是，一是火灾，一是水灾，而后者的征兆为东城门门上有血迹。分析起来，既有《淮南子》云云在，于是，庚子年大火后，人们借古以释今，附会出“火神庙额字如朱”的流言来，也未可知。这一水一火的灾兆，都是城门被厌胜迷信所利用的例子。 对于发生在城门的异常，作出附会，春秋时代已有先例。《后汉书》载，杨赐曾向汉灵帝言说“《春秋》两蛇斗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搜神记》录这一故事，并引京房《易传》“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说是不祥之兆。 修《后汉书》的司马彪记下不少这类材料。如，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及外东垣先后坏损。博学的蔡巨答皇帝问，讲了下面的话： 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税法驾所由从出门，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成悻，厥妖城门内崩。”…… 说的是，奸臣当权，城门内坏，以兆不祥；而“平城司午，厥位处中”，是正门，“门之最尊者”，其所兆示也就至关重要。 由这种联想生出的故事，《隋书·五行志上》录有一则： 大业十二年，显阳门灾，旧名广阳，则帝之姓名也。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也。时帝不遵法度，骄奢荒怠，裴蕴、虞世基之徒，阿议须旨，掩塞聪明，宇文述以谗邪显进，忠谏者成被诛戮。天戒若日，信谗害忠，则除“广阳”也。 广阳门因避杨广名讳而改称“显阳”。此门遭灾，甚至被说成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受灾而毁，大不妙；再是它的门名，连着隋扬帝杨广，也不妙。所有这些，又被归为对于昏君的“天戒”，是上天要除掉“广阳”即杨广的征兆。 与此类似，北齐人撰《魏书》，在《灵征志》里记下：“肃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龙如狗，南走至宣阳门，跃而上，穿门楼下而出。魏衰之征也。”宣阳门当是坐北朝南的正门，非同小可的一座门。“黑龙如狗”由门洞里钻出，王者气象已经走失，北魏还能不衰微吗？修史者笔触，就是这个意思。 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李玄盛的次子李士业为凉后主，用刑颇严，又不停地搞土木工程，有人上疏谏曰：“政之不修，则垂灾谴以戒之。”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有“十一月，狐上南门”，还引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的民谚，以证不祥，并且讲：“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日将有胡人居于北城，南面而居者也。”推论狐上南门为大灾之征兆，以“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为大前提，既然野兽入家是这家人的不祥征兆，那么，狐上南城门则是国之不祥了——因为，由南门而联想到“南面而居”，这便同政权的更迭联系起来。 此外，《后汉书》记：延景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由太学大门，联想到文德教化。 思路同上，官宦人家的府第之门出现变异，也被视为不祥之兆。《汉书·五行志》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是对他发出了警告；哀帝时，大司马董贤大失臣道，第门自坏，后来夫妻自杀。门的灾异，被用来附会世情人事，在那时恐怕能影响不少人的思想。 7．门前求雨和祈晴 农耕时代，靠天吃饭，旱涝丰歉全看老天爷的脸色。求雨礼奉龙王，祈晴剪出扫晴婆。人们还将迫切的祈求，陈列于家家户户的门前。 清光绪年间《顺天府志》所载求雨习俗，与明崇侦年间《帝京景物略》相同： 谓阴雨为“酒色天”。几岁时不雨，贴龙王神马于门，磁（瓷）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纸旗，击鼓金，焚香各龙王庙。 不仅要上香龙王庙，住家门扇上还要贴龙王神马，门前塑龙。行云布雨，龙是治水的神灵。求龙王之外，寄希望于柳枝。柳枝插在挂于门旁的瓷瓶里。 柳枝致雨，是影响很广的风俗符号。1933年《南皮县志》记祈雨，“人戴柳帽，且执柳洒水作雨状”，同时“家家门插柳枝”，文章似乎全做在柳枝上。 柳枝的这一符号意义，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柳，在水边可以生长得很好的植物。天上二十八星宿有柳宿，《晋书·天文志上》：“柳八星，……又主雷雨”。佛教在中国流传中，有一个中国化了的偶像——观音，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手持净瓶，瓶里的柳枝可洒下甘露。所有这些，给人们以提示，借用柳枝表达祈雨的愿望。 各地求雨风俗虽有差异，但大多是离不开柳枝。1935年山东《陵县续志》记，乡民以禾稼为命，每多迎神祈雨，并有文祈和武祈两种方式。“文祈，则各门首置坛盛水，上插柳条，按时跪祷”。1937年河南《封丘县续志》：“遇旱，知县令淘翟母井，或亲诣城隍、关帝庙焚香祈祷。……闭南门，令各家门首设水缸，插柳枝，悬‘沛然下雨’等吉语，以求甘霖之下降。”门插柳枝，再加上水坛、水缸，一并表示着“沛然下雨”的企盼。 苏州弹词《描金凤·玄都求雨》：“人家门首还插了杨柳条，有的还挂了黑色布旗。”按五行方色之说，北方为水，色黑。黑色布旗与杨柳条一同，召唤着水气，召唤甘霖解除久旱。 说过求雨再来说祈晴。宋代曾糙《类说·事始》：“天宝中，秋雨两月余，敕人家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以祈晴。”这是唐时人们盼天晴的场面。秋雨连绵两个月，人们沉不住气了，户户门前塑了三尺泥人，泥人指天指地，祈求云开雨停见太阳。 唐天宝年间水灾祈晴，们日唐书·五行志》有则记载：“十三载秋，京城连月澍雨，损秋稼。九月，遣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累门。”秋雨连绵成水灾，京城采取祈晴措施，玄冥主阴，要祭；井属阴，要上盖；可笑的是，古人认为男属阳女属阴，所以禁止妇人上街，做为祈晴的一着；再就是北门，因为五行说规定北方为水，于是要关闭了，以绝水气；同时囗门。囗，古代为禳水旱风雨雪霜而祭神灵。《旧唐书·哀帝纪》“积阴霖雨不止，差官囗都门”，所囗大约是北城门。唐大历四年久雨成涝，《旧唐书·五行志》记：“京城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黄幡以祈晴”。闭北门表示绝水气，门置上台表示上克水——这在五行生克说里有一项，而土台上的黄幡也取诸五行之说：土行色黄。 后来广为流传的祈晴形式，是扫晴娘，又称扫天婆。这是剪纸而非泥塑，贴在门上的。人们指望其笤帚一挥，阴云尽扫。清代《燕京岁时记》：“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河南一些地方又流传打门祈晴之俗。《淮阳乡村风土记》所录求晴风俗四项，其中一项： 以木棒打门祈祷者。此法仅以捶衣之木棒一个，将绳系于门上，用手摆之，使之与门相撞，同时即向之唱“打门歌”三遍即得。歌曰：“棒捶打门，晴天晒死人；棒捶打秋千，晴天大日头。” 这“打门歌”是祈求，也是怨气的发泄。以棒打门，其象征意义，大约在于拨云见日的联想吧。 8．门的厌胜 汉代萧何建筑长安未央宫，只立东阙和北阙两个阙门。中唐以后有人注释《三辅黄图》指出，西、南两面不建门阙，因“萧何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然乎”。是出于厌胜的筹划。 《吴越春秋》记载了一段城市规划的故事，其中对于城门的设置筹划，充满了厌胜迷信色彩。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所撰。清代编四库全书的官员为此书写提要，称其“所述虽稍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未免多所附会”。然而，因书中保留了许多史料，后世将其视为史部之书，并不仅仅当作稗官小说看待。 吴王阖闾是派人刺杀父王后自立为王的。即位之初，雄心勃勃，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与他谋划国事。《吴越春秋》记，伍子胥对阖闾言说要强国立城郭，为吴王所采纳，并委托他筑城。伍子胥的设计，寓神秘含义于建筑物。《吴越春秋》这一节的文字如下： 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凛，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象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陆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阖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两鲵(鱼尧)，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故事。伍子胥的设计方案，处处隐含着破楚攻越的算计。打着制服楚国的主意，便设计出破楚门。此城门又名“阊阖”，是因《史记》“阊阖风居西方”，楚在吴的西北方，故言“立阊阖，以通天气”。又图谋吞并越国，越在东南，按照十二辰所标的方位，地处已位，“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同时，南大门上木雕蛇形，呈向北回首之状，表示处于巳地蛇位的越国向吴国称臣。伍子胥的构思，利用了地支与相属的对应关系——十二生肖巳属蛇，为对付方位在已的越国而建蛇门。辰属龙，用龙来象征吴国自己，这就是所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鲵(鱼尧)，以象龙角”。在完成了充满厌胜含义的城郭建筑之后，接下来，《吴越春秋》记述了干将铸剑的著名故事。 伍子胥的厌胜之术，可以说是几着并用的。利用城门方位，借门名以寓意，还在城门的装饰部件上做文章。生肖文化也被援引其间。关于天门地户的说法，更将天、地、人搅成一片，调浓了城门厌胜的神秘色彩。 明代曹学亻全《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今府城为门十有七，九开八闭，以象九宫八卦。”城门的总体规划，含着神秘色彩。《蜀中名胜记·绵州》也记关于城门的奇异说法： 梁天监中，张齐贤为太守，更造楼橹却敌，有东西门。东门久塞，富东山气所冲，门开则丧乱。宋元嘉初，太守王怀素开之，果致丧乱，尔后复塞。 城东修筑着大门，却不能开。原因说是在于地理，那一面“山气所冲，门开则丧乱”。有个地方官开过，应验了，——其实，很可能不在“山气所冲”，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不佳，正值山雨欲来之际。 然而，在民间这类迷信观念也确有市场，能够传播。1934年所修河北《大名县志》，录有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 大名城郭最新鲜，底下石头上边砖。文庙前开个小南门，四下风水往里钻。嘉靖以后文风盛，将相府道相接连。大清朝，来一府，知事忽把此门用砖闭。问闭此门果为何，言于府署大不利。合县无权难力争，城乡士绅干生气。 这首古代歌谣，在河北大名流传了几百年。人们将明朝时这里文风旺盛，归功于文庙前的小南门招得好风水。进入清代，有一任知府用砖封砌了文庙的小南门，说是此门对府署不利。知府老爷有权势，乡绅们争不过他，只好干生气，埋怨这一方好风水被破坏了。人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歌谣传到本世纪30年代，被采入县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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