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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学新人关于男欢女爱，关于婚姻、家庭、人生思辩的小说。爱情婚姻，痴男怨女，似乎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但要写出其中的真情来，却并非易事。《无歌》中有作者真切的感受，有真情流露，不失为是上乘之作，这是相对于那些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而言。 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常能勾起人们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妇女命运的思考。据史家言，从《国风》到乐府，人们已经听惯了妇女怨屈的悲苦之声，弃妇的、嫠妇的、怨妇的，大都是失恋的和孤守的不幸女性。不惟漫长的封建时代，即或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妇女，在政权、神权、族权与夫权的严重压迫之下，基本上处于被压迫、被歧视、被嬖玩、被戕害的生存状态。所谓“男女平等”、“博爱”，不过是“漂亮的谎言”或“美丽的镜中花”。 《无歌》以作者对于爱情的感受和深刻的哲理思辩，揭示了当代女性在婚恋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际遇，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群都市青年男女在性爱、爱情上的不同追求及其道德取舍。在曲折的爱情故事中，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展现了当代男女青年婚姻恋爱观的时代特征。于此同时，作者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谎言”的戳穿，都是极具力度的，由此体现着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艺术功力。 文学作品不管是再现还是表现人物，不管运用何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始终目的都是为了揭示某种价值意义，社会教化的、理性启示的或审美情趣的。所谓原生态或非理性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存在。在《无歌》里，女主人公——我——秦雨烟先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安定，与爱之不可、弃之不能的婚外男友林汉强，经历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身心折磨，终于无可奈何地悄然离散。但她的爱情之火并没有熄灭，当她再次走入一个爱的空间并发现了一次奇缺的真情时，她扑向了摄像师柏裴铭。由此，她付出了几将被丈夫李维平撕碎的沉重代价。女人在追逐人世间少得可怜的真情真爱时，有时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这正是中国传统女性的高尚和伟大之所在。出人意料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给人一个完美的结局，当柏裴铭最终斩断了那缕金子般的情丝时，雨烟对所谓的爱情是彻底的绝望了。这一情节，产生出了震撼心灵的强大撞击力，男人和女人在爱情上的心理落差之大，令人惊诧莫名。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婚恋悲剧，正证明着人类那不真诚、那虚情假意的可怕的一面。这就使得爱情——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志同道合的爱情以及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成了理想主义与理想主义话语的象喻，成了被否定的对象，而只有不尽人意的婚姻才是人们别无选择的现实。作者在这里，一再渲染和发泄的情绪显示，爱情是一种话语的虚构、谎言的罗网，人类的智慧在于窥破这美丽的谎言，获得一种对并不完美的婚姻——现实的认可与坦荡。 小说中的另一女性云妮，苦恋张新元不成，最终与那名叫康健的“好人”携手相伴，就是让既成的婚姻来平衡现实及秩序，直把“爱情”推进到虚无的彼岸。常有人以“不朽的爱情战胜死亡”来虚构那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明媚，事实是，爱情绝难战胜现实世界，在现实面前，爱情只能屡战屡败，于是女人们从“爱情的傻瓜”转向明智的逃离，逃离那爱情的诱惑和罗网，云妮就是逃离的成功者。 故事延续到女主人公雨烟不期然碰到了电器工程师慕荣成，她在百般狐疑中审视着又一位爱她的男人，此时她恐怕不再梦想“爱情”之类，她已疲惫不堪，似乎准备向婚姻投降了。究竟雨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是小说最后，作者留给读者的猜想，你可以猜想出无数个结局。按照一般的生活逻辑推测，雨烟到了这步田地，面对慕荣成，应当闭着眼睛接受一个婚姻事实。如果她不想“殉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那么她的选择应该是与慕荣成建立一个不管喜欢与否的家。在这一点上，作者道出了一番颇耐寻味的话：“人是既可笑又可怜的动物，痛苦时失魂落魄，悲痛欲绝，又有几个人真正以头抢地，辞别尘世？那灯红酒绿，那花好月圆，终究魅力无穷……凡是不利于活下去的东西是一概不会加以理睬的，如果实在无法逃避，尚且可以漠然视之，抑或忽略不计，人都擅长这一招。”在这里，“我”将来的选择已经定下了基调。其实，婚姻是个人的港湾，又是多重的社会契约，甚至可以说，婚姻便是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婚姻并非伊甸之门，也决非地狱入口，既非圣洁，亦非劫难。社会既是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所构成， 婚姻则是秩序和归宿，何必去追逐那虚无飘渺的“爱情”呢？雨烟还在犹豫中，云妮则及时地“回头是岸”了，那位生性强悍的曲颖，也未尝不后悔自己的“杀手”行为，而当杜云鹏学会了妥协，认可了现实，寻找到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时，曲颖也许早在心中原谅了他。雨烟看来只有悔恨交加了，不由发出“再好的感情都会有惨淡直面的时分，我不知道这该怪谁”的哀叹。假如这时雨烟也走了云妮的路，作品的悲剧色彩就会突然明朗，但作者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留了一个“世上究竟有没有爱情”这样一个空白，这也许是作者手法上的高妙处。 《无歌》把三个当代都市知识女性的婚恋故事交织在一起，营造了一个二十世纪的男女关系图。在这幅纷乱的图景中，人物以各自特有的行为方式，表现着不同性格的人各自的价值取向，透过人物各自的价值判断，作者描绘出了特定的大文化情境中的人生百态。正是由于作者对人生百态的细腻描绘，才使读者在获得深沉的理性启示的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享受。 小说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色是，作者在精刻细雕着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在编织着他们那些悲欢离合，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同时，篇章中时时“插播”着一些闪射着理性光芒的哲理化人生警语、价值判断和感叹，像一条条金色的经纬织带，把整部作品固化为一个充满理性的艺术祭坛。作者在自我营造的这个祭坛上，发出种种咒语般的言论，把男女婚恋故事中隐蔽的激情无遮无拦地展示出来，使读者在情感的共鸣中产生阅读快感，体现着作者活跃的思维和睿智。“没有约会的女人，才会有危机感，就像柜台上无人问津的滞销货。”“人不能活得太明白，睁一眼，闭一眼才能保住婚姻，过来人都如此说，非要明察秋毫，那就只有自咽苦果。”“爱情是太奢侈的东西，没有足够的能力，惟恐消费不起。”“人类的感情是没有理由、绝无道理的。这实在是太高明的掩饰词，是以遮盖所有学术上的无知和贫乏。”“欢笑着生活，欢笑着挣扎，欢笑着离别，欢笑着尔虞我诈，欢笑着逢场作戏……似乎只有欢笑才被公认为坚强和优秀。”诸如此类的情绪挥洒，情感直露，恰与所谓新写实主义的“零度感情”形成一种反悖。情就是情，偏要直白道出，何必遮掩着，让人费猜？一泄无余，才叫痛快淋漓，这也许是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映照。 从形式的角度看，苏格拉底式的叙述似乎不应出现在小说作品中。但文学作品不可能有一个固定模式，应该怎样写，作家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题材和内容，如选择自己的婚恋方式一样。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精彩的议论，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大量的长篇议论和理念随处可见，但读来并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相反，由于作者运用充满张力的语言，常使大段精彩的议论具有摇撼心旌的动人魅力。《无歌》中的警语和理念，同样具备着这样的魅力，虽然难以与世界级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终究不失为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没有答案？“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是为序。 １９９７年８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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