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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改革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在真正意义上步入了现代化的时代。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经济体制、政治观念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国策在发展经济、更新观念、改革教育诸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长期的思想禁烟与手脚束缚一旦被解除之后，其爆发出来的激情往往超前于现实，出现了一些我们急需调整的不良情况。例如这近20年来，我国在教育方面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改革。从80年代初的重视知识、重视基础教育，到眼下的从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每次重大的改革都使教育与社会有了重大的突破性进步，然而也都带来了不可避免、难以挽回的损失与遗憾。因此，我们才急需要把探讨教育改革的事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大事来对待。因为，教育是一个关于人的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与品质的系统改革的大工程。 在我们研讨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心理时，首先关心的是对他们的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但是，教育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虽然它具有超前性，但总体上它却受到社会总体发展的制约，而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文化与潮流之外。 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成绩显著。 在改革开放政策实践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对于青年了解国情，认清形势，展望自身成长的前景，都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域的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据1997年8月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现已达到1979亿美元。我国已累计批准近30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已开业的达半数。外资近几年来的大规模进入，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经济重要增长点。199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之所以能保持增长，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其主要动力之一。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诸多跨国公司新的发展基地，成为许多世界名牌产品生产地。中国现有的近1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涉及纺织、机电、轻工、农业、能源、饮食服务、旅游等各个行业，并已开始进入金融、电信、贸易等领域。外资携来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使我们制造的产品今非昔比。1996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890多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1438.7亿美元。国际经贸界人士普遍认为，21世纪的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如果不包括中国，就不具有普遍性。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正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经济发展使整个中国充满前所未有的生机，尤为可贵的是中国人民在这场改革中解放了思想，宏扬了个性，开发了潜能，获得了思考与选择的自由。同时，经济大幅度发展的中国为迎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定要不断地深入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教育改革就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当前的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中，我们首先要研究应试教育的利弊得失与素质教育的目标与方法。只有在对原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合理取舍的基础上，教育的改革才能有效地进行。 从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80年代初期的恢复高考、加强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与飞跃，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更是为了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在世纪末的教育改革时期，我们回顾80年代初的教改历程，并分析它的利弊得失，不仅对与其同步成长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心路历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认识新世纪教育改革与青年成长也有着重要意义。 3.2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是因为相对于共同贫困的物质匮乏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了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诸种变化之一。这由贫变富的事实，让人们更充分地体会到科学与技能时代的到来，因而敞开胸怀，迎接与拥抱这个时代。这种对技能时代的体会，更直接地体现在人们对教育与求知的重视。重点学校、家教热以及由当初父辈人的普遍的文化复兴心态而演变成的对子女过高过重的期望的“残酷教育”，与中国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先富起来？ 《瞭望》周刊载文指出：1993年全国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家庭有530万，估计有3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他们虽然不到人口的3％，但私人存款却占全国居民储蓄总额的40％。 高收入有哪些人？据统计，高收入阶层主要有： ——部分私营企业主。根据全国工商联1993年抽样调查，中国私营企业主家庭与企业平均拥有的财产为52.7万元，其中企业资产平均为32.3万元，家庭财产平均为20.4万元，私营企业主平均年收入5万元。部分私营企业主高达数百万，个别的上千万。 ——流通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公司等行业的职员。 ——三资企业和外国驻华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平均收入都大大高于平均数，已超过6600美元，高的可达数万美元。 ——部分个体工商户，平均收入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均工资的3.5倍，少数年收入高达十几万、几十万元。 ——少数企业经营承包者。在公有制企业，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权力集中到厂长、经理身上。 ——部分股票证券经营者、房地产开发商，利用炒股票、炒房地产、炒产权暴富，有的人年均收入十几万至几十万，一些股票大户高达百万元、数百万元。 ——某些人才紧缺、需要特殊专业技术的特殊职业从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美容师、高级厨师、按摩师、运动员、演员、歌星、舞星、著名节目主持人、时装模特、经纪人、设计师、美术广告人员等，年收入也相当可观，几万至几十万元不等。 ——部分新办公司的负责人，年收入在万元至数十万元。 ——清一色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家教队伍。其中包括数理化、文史地及各类乐器教师等。 ——经济学家、大学教授、讲师、管理部门的司局长、处长等从事非工作范畴的演讲队伍、收入也很高。现在某些专业人员也步入走穴行列，一位处长的讲课费可达1000元；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出场费也日见上涨，有时可达10000元。 致富的五次机会。 据《中国工运》杂志载文指出。国务院某研究机构90年代初对某地区先富起来的人作过调查，致富有五次机会。 第一次机会。价格双轨。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因而出现了价格的差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使一部分人待机而动，获取利益。 第二次机会：利率差价。在通货膨胀明显高于银行利率的年份，有人专吃银行得到的利息与贷款者支付的利息之差，这个利率使其财源滚滚。 第三次机会：房地产批租。有人以较小的代价、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土地批租权，然后到一定时机再以更高的价格转租给他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房地产越炒越热，一倒手之间，便获利数十万、百万元。1994年排出的30位亿万富翁中，有近一半是从事房地产起家的。 第四次机会：炒股发财。股票刚刚发行时，有人能无偿或低价获得大量原始股，转眼之间成为暴富。 第五次机会：以德明人，以才挣钱。1995年以后，发财致富的风向大转，一些有知识。有文化、肯动脑筋的人发了财。一些品质好、素质高、讲信誉、有商德的人也大展雄风。这也即是有些人所说的“儒商”时期。 有人统计，1994年的中国30位亿万富翁中，有70％出身农民，70％的亿万富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某权威杂志社推出的1995年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中，学历最低的也是大专。 90年代初，国务院某研究机构对某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员结构作过调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约占0.4％，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约占3.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占96％。中国究竟产生了多少“富户”及富到何种程度，似乎没有人能做出确切的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开始脱离贫困走向富裕，只有物质先丰富起来，才会有进一步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教育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3.3“大款”与教育 大款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一个“大款”人群。第二是重点学校的产生，使一部分青少年可受到特殊教育。当时社会上各个重点学校的招生基本上是“择优录取”。这个“优”在人们心里约定的内涵是指成绩优秀，但在一部分管理者和掌权者的心里，还有一种默契即是“权力优势”。在人类现有的制度文化中，“条子”所代表的权力暗示总是无法被彻底超越的。在80年代，重点中学的“优生”中还有一小部分是由于父母的金钱优势而堂而皇之地进入重点学校读书的。在“票子”与“条子”具有几近相同作用的年代里，大款以他们独特的优势，在教育领域里发挥作用。他们有的是钱，缺的是地位、名望与高知识，所以，他们拥有金钱优势以后，首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让孩子受到特别的教育。 北京一位个体运输户就为了孩子读书而紧紧盯住某著名学校，他几乎天天泡在那里，说：“只要学校收我的孩子，我乐意把赚到的钱捐给学校。”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感动了学校领导，把他的孩子送进了学校。 据统计，1994年和1995年，北京市此项收入分别为1.4亿元和1.26亿元。在1995年的1.26亿元择校生的收费收入中，有40％用在了教育设施的改造上，15％用于教师的结构工资，15％用于教师的集体福利待遇，还有4000万元的结余。一些收费较多的学校先富了起来，其中一部分钱用于组织老师到南方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旅游。① ①《爱的误区——中小学生成长问题备忘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然而，社会各阶层对此种现象的反映却不一样。赞成者认为，收取赞助费可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这个缺口。一位校长说：国家要求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学条件，可钱从哪里来？现在有的学校吃“瓦片”（出租房屋），有的开旅馆、办饭店、加油站、机票代售处……五花八门，效益也还可以。可他们的学校条件有限，经济效益不好，教师能力强的就想调往好学校，人心思钱，挡也挡不住，只好靠收择校费了…… 持赞成论者只是少数人，大多数的老百姓虽也是渴望子女成才，但他们却没有很多钱。于是一部分人就节衣缩食去交择校费，他们当着学校领导的面显得很愿意，可背转身就愤愤不平地发牢骚。 对于择校生（赞助生）现象究竟应该怎样看，1996年8月16日《光明日报》所组织的一次讨论，反映了人们的一些看法。 学生家长王吉玲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高收费是一个不好解开的结。一方面受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另一方面“重点学校”却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它以优良的环境，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教学质量，吸引着广大的家长和学生。于是围绕着孩子上学的问题，就出现了不正之风：谁有关系，谁有钱，谁的权力大，谁的孩子就可以进好学校。 学生家长张霞说，我的孩子今年参加升初中的考试，只因差几分，某校开口就要数万元。这对我们靠工薪收入的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想让孩子升入一流的学校那是假话，好学校少这又是客观事实。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副校长刁立青说，实行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平等原则的基本标志，也为缩小标准差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实行就近入学还存在一些现实困难……若分到基础薄弱的学校，就会出现“择校”到其他中学的现象……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陶春辉说，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北京市择校高收费解决得还不令人满意，社会反映也较多。市委、市政府对纠正择校高收费十分重视，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一定要把择校高收费遏制住。① ①《爱的误区——中小学生成长问题备忘录》，中国人事出版社，第204页。 对于大款们用“捐钱”的方式让子女进入重点学校这一现象，是是非非，众口不一。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认为，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不能够完全进入市场，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如此。 义务教育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义务与责任，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如果放任金钱的铜臭玷污它，义务教育则是一句空话。办教育是要钱的，但这钱不能指望“大款”们以捐助的方式为孩子换回一个名额。甚至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和中国封建社会公然用钱买官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也有人为此而担忧：如果我们的孩子今日知道凭借父母的金钱可以“买”到任何学校的人场卷，那么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会试图用金钱去购买他期望的一切，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唯钱是问、失落了理想的实惠主义者。他也可能会对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公理与正义产生怀疑，对形成积极的人生观产生负面作用。 3.4重点学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至1981年，教育工作的重点是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1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确立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①随着8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开展，教育改革的问题也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①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当代中国出版社。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国家四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在此基础上，《决定》还提出：“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各地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创造经验，典型示范。” 在这样的政策号召下，据《当代中国教育》统计，198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上海）共有重点小学5271所，占小学总数的0.6％，在校生为417.7万多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2.9％。1982年1月21日，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办重点小学，是整个中小学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这项重大决策是正确的。近两年来，各地集中一定力量办了一批重点中小学，起了积极作用，应当继续办好。”《通知》还指出：“要正确处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努力做到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小学教育属于普及性质，今后重点小学招收新生一律实行就近入学，不进行入学考试。” 自从设立了“重点中学”与“重点小学”，一方面是应试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学生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据《当代中国教育》统计，1990年至1991年度小学生考试成绩各科成绩平均及格率为85.8％，其中全科及格率为76.3％，根本改变了70年代末及格率只有30％的状况。其中一部分中心小学、实验小学、实验中学、重点中学的教学成绩尤为显著。中国中学生在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数学、物理、化学三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数学的参赛成绩逐年提高，赢得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赞誉。据由美国教育测试中心组织的“第二次国际教育成就评价”课题研究提供的数字，在参加测试的2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学生数学测试平均正确率为80％，居参试国家和地区之首。 但是“重点中小学”的产生同时也导致了另一种倾向的产生。即成为重点中小学的学生成了几乎是所有独生子女家庭中家长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为了让孩子能进入重点学校，家长们几乎是不择手段的：或者是通过权力、条子、钱和其他代价，或者是对孩子施加压力，“威逼利诱”，让其有个好分数可进重点中学。一旦进了重点学校，家长们便以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校门而欣喜若狂。一旦从重点中学落榜，对于一些对孩子期望值很高的家长们说来，便犹如大祸临头，怅然失落。 在学校中，无论普通学校还是重点学校，“优生”或者“差生”成了按分区别学生的代号，优生的家长们无限光彩，差生的家长则犹如“孙子”，常被老师训斥，似乎也成了学校的“差生”。 为孩子的学习困难或“不争气”而前来求询的家长，一开口常常便是：“我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孩子太不争气……” 在“优生”与“差生”这两大层次中，优生的心理优势陡然增长，他们是家庭的中心，是学校的宠儿，是学习的尖子，因而有可能被忽视其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同时他们也易因学习压力过重而产生心理问题。而被视为“差生”的一部分学生，却因家长的辱骂、老师的冷眼与同学们的歧视而产生发展障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产生自卑心理，未能得到及时的帮助而产生了行为问题，如逃学、抽烟、酗酒等。也有一些人由于成长中主客观诸方面的不利因素，产生心理疾患。 办重点学校在本质意义上是为了“因材施教”，扬人所长，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和提高人们对于知识文化科技教育的重视与认识。它是批判与反省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中国迎接全面改革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进程。但是，刚刚步出文化荒园的人们，怀着求知若渴的心情，在独生子女身上，倾注了所有的热忱与期望，便造成了此种教育机制下的种种前所未有的问题。正因为此，眼下的“素质教育”才显得更加意义深远，事关重大。素质教育是对应试教育中极端现象的辩证，也是未来新世纪科教兴国的一个重大举措。 3.5赞助生 因为有了有钱的父母捐钱给学校，在重点学校中便有了“赞助生”（也有人称择校生）。这是在80年代后半期逐渐形成的一类学生群，他们因缴了赞助费而突破原有入学政策限定而进入志愿学校学习。 这些学生在小学阶段不按就近入学原则而是跨地区进入重点学校。在初中阶段则用“赞助”的方式以取得与保送生、推荐生一样的资格进入重点中学。在高中阶段，家长或者家长单位付给学校一笔赞助款，让不到分数线的学生得以进入志愿学校。 每年秋季入学之际，学生家长乃至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就是子女入学赞助费价位。这样的择校赞助费到底有多高？1995年北京某区的“教育试验区”当年就在全市率先恢复小学升初中考试，并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名额收费录取。标准为：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如某师大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有两所大学的附中还分别在其他中学办分校，全部高收费录取学生，其中的一个分校办两个班，每名学生收1.3—3万元。北京的重点学校1995年只招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的名额全是收费实验班。1995—1996上半年，北京择校生行情是：重点学校每名学生4万元左右，准重点学校3万元左右。非重点学校则办“尖子班”、“特长班”，每名学生为3000—8000元不等。① ①《爱的误区——中小学生成长问题备忘录》，中国人事出版社，第200页。 高中因是非义务教育，收起费来更加理直气壮，某一大城市的标准是市重点每人8万左右’区重点5万。某大学附中定下很高录取分数线，一般学生很难高攀，要交8万元才能入学，谁知名额竟是供不应求，有人愿出11万元，后来又被炒到12万元，创下高中入学收费的“天价”。① ①同上，第201页。 1996年在杭州，择校生一般要交9000元左右；济南是3000—6000元左右；广州2万元—5万元；上海，由3万、4万—5万、6万，个别学校则有突破10万元的。 我絮絮叨叨地列举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人们对知识与技能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成人世界对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的教育呕心沥血，也正是这种父母几乎是孤注一掷的投资，造成了青少年由学业负担而引起的其他种种问题。人们更多地评论“赞助生”这种方式的是是非非，却忽略了引起这种赞助现象的社会焦虑心态，以及作为“赞助生”的超乎其他同学的心理压力。我却由于职业原因了解了一部分“赞助生”的不安心态。 “赞助生”或者“择校生”相对于以分数为标准而录取的其他同学，其实已经是重点中学的“另册”人员。有一个赞助生从热线电话中告诉我说，他常为自己在学校中的尴尬地位而烦恼：他们学校把年级中所有的赞助生安排在一个班，然后用与“优生”（以分数考进来）一样的教材上课，一样的卷子测验与考试，谁的成绩达到优生的中等水平，谁就插班到优生班级。 常常是看到有人“升班”了，他的心头就掠过沮丧的阴影，责怪自己为什么如此蠢笨。甚至会想：宁可爹妈给自己一个好使的脑瓜，也不要他们有这么些钱。 却也有一些赞助生，接受不了自己是“笨瓜”的现实，因此滋生出另外一种想法来增加自己的心理优势：“我爹妈有钱我怕啥，虽然读书没你们强，可我福气比你们好……” 最苦恼的，要数那些家境本不宽裕，却望子成龙心切，节衣缩食硬是省下一笔钱，抖抖索索地为孩子交“赞助费”的家长，他们的心态就像股市中的工薪族，钱少气短，那个灵魂儿整天就牵在了上面，孩子分数往上涨了几分，他们就喜不自胜，“心肝宝贝”地恨不得含进了嘴里去。稍有风吹草动，测验名次略微下降，他就性急火燎，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倘若孩子表示不满，更是哭天抹泪，闹得你啼笑皆非。有一回一位中年妇女找到我上班的学校来，一把扯住我，呼天抢地地叫屈：“我抠下来的一点钱全为他缴了学费，满指望他会懂事好好地读书，却不料成绩逐渐下降……”话没住口，眼泪却已下来，不知是心疼钱还是心疼自己，亦或是孩子。 当家长的这种心态，孩子的学习成绩能很出色吗？也许她的钱是白化了，是她的焦虑心态抵消了“优化”教育的效果。 常常是下了“赌注”的家长求成心切，逼反了孩子的正常学习动机，让他们觉得无聊。他们因此在情绪上与父母很是对立，剧烈的代际冲突由此而起。两代人各执一是，互不相让，这种逆反心理的后果，会使学习效果更差。 有家长总是提问：为什么我对孩子说话，他置若罔闻，不置可否？ 这其实就是“放弃”，他以放弃冲突的形式，掩盖了他放弃努力的实质。当他觉得这种追求高分的学习方式未必能为他带来很多的时候，他便以放弃的方式使自己获得轻松与自由。 赞助生的父母未必都是“款爷”，进重点学校的孩子也未必一定成功，然而这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押宝”心态，却是经济发展社会中浮躁心态的反映，这种焦虑是有害的，它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阻力。 3.6“超常”少年的教育——少年大学生 多年的咨询实践令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超常儿童（也即是我们在生活中时有所闻的“神童”、“天才少年”，或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儿童）的教育培养其实与对“弱智儿童”的呵护关照一样，是家庭与学校中的难点。他们都因为不同于一般（智商或偏高，或偏低），而需要受到特殊的照顾。 “少年大学生”是80年代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直至1996年1月，上海《为了孩子》杂志上还刊有“15岁，走进清华园”的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超常发展的报道。当我读完了这篇文章，从超常儿童的发展记录中，我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1）他们的智商超前发展，其他各方面的能力是否相应同步发展，例如情感、认知、社会能力等；（2）假如智商与其他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否会令他们陷入尴尬的生存处境中；（3）人为地提早开发儿童智力是否真对孩子有益。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可以提早积累与增长，但心理过程却是无法超越的，利用人工方法促其早慧是否会打乱了他的身心发展的生态平衡？ 从这篇本是褒奖的文章中，我读出了许多题外的问题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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