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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华夏文摘”上读到彭小明的一篇文章，提到革命歌曲“众手浇开幸福花”用的是淫曲“十八摸”的调调。我为自己所景仰的革命歌曲是淫调而深感羞愤。看来不能随便跟人革命去，贞节说不定就在起哄中失去。 “众手浇开幸福花”的作曲者标的是唐某，作词是孔某某。按理作曲者应该注明是民歌，再加上填词者。这位唐叔参与作曲的还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想来也干上了音协常委，并非如你我无名之辈。 好听的抒情歌曲大都有民歌的味道，要把自己对领袖的充沛感情表达出来，得借助于民歌那个感情调调。除了把情歌改成革命歌曲外，旧日颂神的歌曲也被改成了新社会的颂歌。有些藏族民歌就是例子。记得“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这首歌唱的是西藏阿里地区的神山冈仁波齐，神湖玛旁雍错。冈仁波齐是佛教徒的神山，他们相信转山一圈（70里）可洗净一生罪孽。这首歌后来加上了“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您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 革命并非无神，不过是罢黜百家，独尊一神。我们曾经满怀热情地投身于造神运动，就象我们曾经吃过小球藻，养过红茶菌，练过甩手疗法，打过鸡血，迷过气功一样。我们现在依然轻狂，随时跟上大潮流，动不动就代表全中国人民批判潮流外一小撮。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里讲了一个故事，一只公鼠偷吃春药，自己欲火中烧，半夜满屋乱窜，狂淫无度，把其它老鼠搞得痛苦不堪。 颂歌也有另一种比喻，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关怀照我心”。每次听到这支歌，我总会联想到这个党有太多的失误，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磨难，如果不是千千万万的母亲在培养下一代，共和国哪有希望，哪有今天？所以，“唱支山歌给娘听，没有人能比母亲，党的失误不要紧，妈妈教育我长成”。 喜欢一支歌，有时仅仅是因为曲子好听。我很喜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王锡仁作曲，民歌味很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九七七年底，海政文工团的一个小女生独唱。唱得情意绵绵，我真感动，第一次感到人世间女孩子的可爱。多少年过去了，那唱歌的女孩仿佛还在眼前。 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 Clayderman）对此曲也情有独钟。克莱德曼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他以一曲“水边的阿蒂丽娜”（Ballade Pour Adeline）成名。他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改成钢琴曲，英文名字叫“Redest is the Sun,Dearest is ChairmanMao”。当然有名的“梁祝”也被他改成了钢琴曲。克莱德曼在北京的演出非常精采，演出被录成影碟，取名叫“东方情调”。 说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人何占豪和陈刚也是到江南地区去采风吸收了民曲。能流传下来的民歌，是经起了时间的检验。不知当代流行歌曲，竟有几首能高寿？有一个传说，不知是真？何占豪五十年代在上海音院进修时很有才气，毕业时想留校，老师说：你得拿点东西出来。这一逼，一部华人经典音乐就产生了。真是一剑定乾坤。 当革命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细腻的情感就显得多余。到了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国大陆不准唱抒情歌曲，连民歌改编的革命抒情歌曲也不让唱。当时柬铺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流落中国，咱政府好酒好肉款待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就写了一只歌，赞美中国，抒情的，政府居然允许群众唱，立刻就在青年一代中流传开了。其实，歌曲很一般啦，不过没有米时糠都要得。 有一个故事。一天大早，大街上围了一群人，我一激动也围了上去。原来是一个青年工人下了夜班骑车回家，阳光灿烂，心情一好就哼起小曲，“...我永远把你怀念...”。 “过来！”当义务交通警察的老头一声断喝。“我犯什么了？我骑在慢车道上。”青工下了车，不情愿地走过去。“你唱黄色小调！”老头严厉地说。“哎呀呀，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歌曲。”青工辩解道。“西哈努克亲王是外国革命人士，不会写什么'我永远把你怀念'。”老头肯定地讲。 这时人越围越多，真的妨碍交通了。正规警察来了。问老头什么事。老头说：这小子唱黄色小调，还污蔑西哈努克亲王。警察心想：叫你管交通，管别人唱歌干什么。没法子，还得支持土八路工作。警察就叫青工又唱了一下，听完后没啃声，把老头拉到一边，说：“他唱的确是西哈努克亲王才写的革命歌曲。” 老头委屈地说：“怎么来了支新歌也不通知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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