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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车在闹市穿行，我不知将被送往何处，可我仍然不相信拖欠区区八千元就得上法庭蹲监狱。 透过车上的窄小的窗口，我看见一家家新设的卡拉OK歌舞厅和超级商场在醒狮队的锣鼓声中隆重开业，禁不住摇头感叹。西方现代文明竟能在东方古老民俗的祝福中从大洋彼岸移植过来！文化之间这种奇妙的涵化其实十年前就发生了，为什么直至今天我才体察到它的美？也许透过这个窗口，农民暴发户那张脸才真正他妈的斯文！ 视角的转换具有魔幻般的效果。 曾经有一位游客面对笼中的老虎突发奇想，能不能将人关进笼子让虎出来呢？这个生态学上划时代的构想后来终于成为现实。这便是今日的天然动物园。在笼里，许许多多活蹦乱跳的猛兽都可以观赏你，而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如果你老老实实呆在活动的笼子——汽车里的话。 于是，我在囚车里观望着都市中蚁行的人群，便有一种正在观赏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的感觉，甚至听到了赵忠祥精彩的解说。 囚车上了高架路，过了人民桥；最后在亚洲精神病院门口停下来时，我才感到有些不妙。我问押送的警察怎么回事，他什么也不说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他们怀疑作已经精神分裂，今天请了许多专家给你会诊。务必小心应对！！ 这是菲菲的秘密忠告。 我已经精神分裂？笑话！狗日的总编先生你他妈才真正是迫害妄想狂，每日提防这个拆台那个到上面告状，一天不知道谁心里想什么就怀疑谁在计划阴谋夺权，时刻要B看着A，C盯着B，自己瞧着C，大文化出版社快成警察局了。 就在我快要找出总编先生精神变态的根源时，我被带进精神病院的一间房里。进去之后我看见正面一溜坐着三男一女四位专家教授，旁边一位准备做记录的女护士长得漂亮迷人。我压根没料到，我这个探究人类本质和文化奥秘的人，有一天竟然让别人观察鉴别，并且还有一位漂亮小妞作证。 我捉摸着，不能让他们先假定目已是精神病人然后再寻找证据。这种有病或有罪推断在中国十分流行，我要先发制人。 “各位专家教授，”我突然开口道，“我绝不是什么精神分裂症病人，希望你们不要被人利用。” 话音刚落，专家们好像同时领悟到什么，相互点点头，接着那位秃顶的专家开口了；“你应该相信我们，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会给你作出正确诊断的。你不必担心。” 思考了一会儿，他又亲切地问：“你真的看见过长尾巴的人？” “当然。我是个人类学硕士，就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有文化的人，不可能有意编造事实来断送自己的学术前途。” “这一点我们都相信。不过，关于你的发现好像说法很多，至少不下二十种，究竟哪一种更真实呢？” “当然是《法制周刊》的报道最真实，其它都是胡说八道。” “可它毕竟是个小报，难道它比那些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报纸更有权威？” “权威有时也会出错。你们看看它们的发稿日期就很清楚这样的报道都是根据《法制周刊》的消息重新编写的。实际上我根本没请这些大报的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签名簿上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我认为自己的回答十分得体。 女专家咳一声清清喉头，别有用心地问：“你是不是一直暗恋着导师的女儿，而她却总是躲避你了”乍一看女专家多少有些姿色，但仔细打量便不难发现，她脸上的白粉和唇边的口红仅仅是在纪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在一旁做记录的女护士忽然抬头望着我，她对女专家的问题特感兴趣。我觉得这么漂亮的脸蛋在精神病院工作不合适，弄不好会让病人想入非非而加重病情。 “是的，”走了一会儿神后我仍然回答得很小心，“可我们一直心照不宜地默默相爱。” “你为什么要选择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交点作为倒行的终点呢？” “因为我出发时东方教授说他女儿正在那里考察，我想将世界纪录献给她。” “倒行三年中你从未见过她？” “但是我们经常通信，特别是我踏上当年红军长征路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将下一站的通信地址约好，有时她还在信中提醒我将进入哪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带，如何注意当地的民俗。” “就是说她一直很关心你，而你也时刻想念她？” “是！” “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女专家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你是否经常渴望跟她做那种夫妻在床上做的事情？” “这……这个很重要吗了” 女专家似乎想通过对性问题的追踪来重温昔日的销魂时光。 “确实很重要！”她的神态已经接近高潮。 我看了漂亮的女护士一眼，她迅速低下头，佯装对这问题不感兴趣，我一咬牙说；“是。” “因此，”终于进入高潮的女专家兴奋地说，“我们可以推断。长尾巴部落和他们的集体性生活，不过是你在极度压抑下的幻觉，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长尾巴的人l”我操，这不是陈皮语录吗？！ “我知道现在无法拿出证据来让你们相信，但那绝对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会拿出证据来的。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要提这事？” 这时另一个戴眼镜的专家开口了：“我们完全相信你耳闻目睹了长尾人和他们的性生活，这个事件对于你来说是真实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虚假的，客观上也是不存在的。你个人心理或精神的事实，不等于客观的真实。” “说来说去，你们不过是极力地证明长尾人的存在完全是我的幻觉可我并没有强迫你们相信，干吗总跟我纠缠不休呢？”。 “好吧，我们换个说法。”秃顶专家又发话了，“你是不是说过端包炸药到总编办公室？” “是的，如果他欺人太甚的话。” 专家们又相互点点头。 我注意到有一位老专家一直没说话。 我被告如继续留在医院观察。 在监狱那几天，大夫给我做过全面的身体检查，疤脸说识分子的待遇就是不同。如今我他妈便是被真正地优待了。 我被安排在男病区8号房观察。神情呆板动作迟缓的精神病人在我身边游来荡去，一位中年护士托出一套病服要我穿上。我他妈又不是精神病人，干吗穿这玩意儿？ “这是规矩，”护士说，“来这里的人都得穿。” “穿上这东西不就跟周围的病人差不多吗？” “是差不多。” “所以我不穿！” 这时来了两位表情严峻的男护士，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 女护士说：“这位新来的病人不愿穿病服。” “我是记者，不是病人，是来观察的。” “你是记者？嘿嘿，”高大的男护士冷笑一声，“我还是美国总统呢！好吧，你要不愿穿，我们就帮你。”于是两位男护士强行给我穿病服。 操，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污辱？双手用力一甩，两个男护士跌个趔趄；这下不得了，又进来两位男护士，他们手拿绳索要将我绑祝我怎么甘心束手就擒？左一个右勾拳右一个直拳，将他们打得人仰马翻鼻青眼肿，但是我最终寡不敌众。 他们将我展成“大”牢牢牢地绑在四个床脚上，“嚓”一声祉破裤子朝我屁股上狠狠扎了一针，转眼我便昏昏欲睡。 我头脑中渐渐出现了一位长发凌乱的家伙，他手中拿着烟斗，嘴里吐出的浓烟让人看不清他是谁，但他身旁那个人倒清晰可辨。这人分明是个外国人，却偏偏穿着一身道袍，胸前有个太极图，中央写着“量子论”，瘦削的长脸让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现代量子论的其中一位创始人玻尔。可第一个人又是谁呢？ 那口浓烟散尽之后，我终于认出了他就是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他们好像正在争论，不，是在吵架。爱因斯坦脸如土色，拿起烟斗突然朝玻尔头上狠狠敲去。玻尔用拂尘轻轻一挡，化了这一招，他这一招看似防守，其实暗藏杀机。爱因斯坦不敢怠慢，赶紧收回烟斗，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吸了一日浓烟，只等破尔那招一过，就迎面吐在他脸上。我知道他这口烟里积聚了巨大的核能，忍不住大喊一声：“住手！” 两人立马停下来，竟然都要我为他们各自评理。玻尔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家伙倚老卖老，蛮不讲理还先动手打人。爱因斯坦说这小子信口雌黄，不教训一下以后不得了。其实他们的纠纷是由一个“延时选择”实验引起的。 我说：“你们都别吵，再做一次实验给我看看。” 实验开始了，我看见一一束几亿年前从某个星球出发的光线来到实验室，玻尔用一个半透明的镜子将光线分两束，然后再利用另两块镜子的反射作用将两束光线回合在一起。爱因斯坦在一旁冷笑。玻尔说；“注意啦！”他用第一种装置放在两束光线的会合处，于是我们听到他的装置哒哒作响．这说明一个光量子同时经过两种途径到达接收装置。 “别开玩笑了，”爱因斯坦说，“一个光量子怎么可能同时经过两条路径呢？” “你别听他胡扯，”玻尔对我说，“先看我做完实验。”他用第二种装置放在两束光线的会合处，这一次我们看见光量子只通过一条路径到达接收装置。 “多没有意思啊！”爱因斯坦说，“刚才说它经过两条路径，现在又说它经过一条路径，你们量子论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啊！ “不，一点都不矛盾，”玻尔坚决地说，“两种结果都是真实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同时做两种实验。这说明，只有被观察到的现象才是一个现象。” 爱因斯坦反驳道：“问题是那束光几亿年前就从遥远的星球出发了，而你今天心血来潮，因使用了不同的接收装置，便轻易改变了它过去走了几亿年的路径？(爱因斯坦与玻尔关干里子论的争论始干一九二七年，并且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逝世。这里纯粹从作者的体验来叙述，欲准确详细了解这一段轶事者，不妨翻阅《惠勒演讲录——物理学的质朴性》，安徽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爱因斯坦曾经坚持实在论。)这样一来，今天不就可以改变昨天？” “正是这样。”玻尔说。 “废话！”爱因斯坦转脸向我，“相信你已经看出谁对谁错了吧？！” “看不出来。”我说，“但史学家们确实都是用今天的观点去编写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存在是因为今天。”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我依然被绑在床上，尿很急，我要求护士放我上厕所。护士说要是再打人就永远绑在床上了，然后指着四周慢慢游动的病人说，要是听话，以后你就能像他们那样自由。一股热流突然从下身冲出来，裤子尿湿了，我只好答应换上病服，并保证今后不再打人。 打针吃药之后，我变得目光迟滞浑身僵硬，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甭说再打别人，我四肢困乏，连走路也疲惫无力，看上去就跟病区里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 第三天菲菲来探我。 我神情木讷两眼呆滞地直视着她，像面对一个陌生人。 菲菲吓了一跳，双手从铁栏杆那边伸过来，捧起我的脸说：“我是菲菲，你不记得了吗？” 我心里很清楚面前站着的是菲菲，可就连张口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菲菲见我不理她气得质问身旁的一位大夫：“你们怎么能把他弄成这样？” 大夫不回答，冷眼看着她，像观察一个病例。 她看看大夫异样的目光，再望望痴呆的我，突然将我和栏杆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自从与她相识，菲菲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嬉笑怒骂放纵不羁的形象，我从未见过她半点矜持和忧郁，如今望着她为我痛哭的样子，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暖流，热泪夺眶而出。 菲菲抬起头，见我泪流满面，知道我已经认出她，掏出纸巾，擦擦我的脸，又擦擦自己的脸说；“我回去就帮你弄包炸药送给你们老总，在学校化学老师给我们讲过烈性炸药的配方，制作并不难。” “不，”也许是泪水将身上的药物排去了不少，我竟能脱口而出，但说话的节奏已经慢了许多，“我们以后再找他算帐。你能不能先想办法叫他们停止给我服药，至少药量要大大减少，我保证一定遵守这里的秩序。” “我一定办到。”菲菲说，“现在关键是设法把你弄出去。””“对！你能不能搞清楚，那天会诊他们凭什么断定我精神分裂？要是能弄到一本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给我就更好。” 护土走过来说吃药的时间到了，要我马上回病房去。我握了一下菲菲的手说再见，我怕回去迟了又以为我病情发作。菲菲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我看见她妩媚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种内涵。 一个星期之后我的药量果然渐渐减少，我的精神状态和体力也开始逐步恢复，但是我丝毫没有放弃装扮成精神病人的努力。经验告诉我，医生和护士认定了你是精神病人，你只有认同这种看法，若稍有不服，做出反抗的举动来，那就更证明你是个精神病人，而且病情正在发展，然后加重药量，弄不好再给你电痉挛治疗。 菲菲偷偷托人带来的《变态心理学》证明了我的上述经验。 几乎所有精神病医生临床诊断时都遵循这样一个准则；精神病人往往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玻我他妈竟然在会诊时第一句话就说自己不是精神病人，还提醒他们不要被人利用，这不就等于说明我有被害妄想症状？书上说精神分裂患者往往具有不真实的知觉和不合理的信念，即幻觉和妄想。专家们认为，长尾部落及其集体性生活是我个人的一种幻觉。菲菲夹在书中的信说，那帮家伙预先征求过东方教授的意见，教授认为世界上绝不可能存在什么长尾部落，井矢口否认嘉娜对我有任何恋情。这样一来，我不仅有企图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英雄妄想，而且还有对师姐的钟情妄想。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嘉娜总是痛苦地躲避我，原来是东方教授这老东西一直在从中作梗。但是，总编先生怎么会有这么老辣的经验和知识呢？ 菲菲在信中说，他们请了一位曾经做过精神病司法医生的律师。当我扬言要端包炸药到总编办公室时，他们简直怕得要命，可律师却认为机会来了，当即商量向有关领导汇报，说本单位一个有严重精神分裂倾向的人，准备制造恶性事件，建议派人拘留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操！我发誓出去一定将他们一个个收拾干净！ “我每天都在筹划如何报仇雪恨，想象着仇人们在自己残酷的复仇计划中的种种悲惨结局。” 十年前东方教授预言我可能变成奸诈恶毒的罪犯之时，我竟然认为那是教授中风之后的胡言乱语，而今天我却深信不疑。我后悔当初跟陈友说要端包炸药上总编办公室时没有雷厉风行，这又一次证明那种只想不干的老毛病总会给我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会儿我并不愿狗日的在一声巨响中丧命，我一定要让他们经历比蹲监狱住精神病院更痛苦的事情之后才下地狱。 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那股启迪我心智的灵气日夜光临，美妙绝伦的复仇方案一个接一个诞生了。 我的第一个复仇方案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实用，只需雇请几名外地民工，在路上瞅准机会用麻袋将总编先生和陈皮严严裹住，一顿痛打之后弃之荒野，让他们第二天浑身包满纱布歪着嘴脸上班。 第二个方案讲究的是精神折磨，即每逢节假日就给狗日的寄去一把匕首，生日时就寄去一副微型棺材，或者干脆打电话叫殡仪馆派车上他们家收尸，让他们沾上一身永远洗不掉的晦气！ 第三个方案更是妙不可言，干起来简直不露蛛丝马迹，只要到传染病院弄些可怕的肝炎病毒、麻风病毒、结核病毒等等，放在他们经常接触的地方，天长日久他们总会惹上一种难以根治的慢性玻要是能弄到艾滋病毒，那就更绝妙了，这玩意儿在今天并不难找……复仇方案一个比一个阴险恶毒（这里不便—一举出，以免居心不良者效仿），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在犯罪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天赋。为什么过去自己从不挖掘利用呢？也许，我正幸运地处在马斯洛所说的顶峰经验(马斯洛（AbrabamH·Maslow,1908－1970），美国当代心理学家，他的学说被心理学界称为第三思潮，第一思潮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第二思潮是华生的行为主义。马斯洛重视人的潜能，他说的“顶峰经验”是指人的一生中最能发挥作用，感到坚强、自信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时刻。)之中。 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曾经被我一记右勾拳打倒在地的男护士看见我狰狞可怖的脸孔吓得直打哆嗦，我意识到问题严重，赶紧堆满笑容，不料他反而吓得住门外急蹿。 我的药量又加重了。 我的病友至少有一半自称有特异功能，有人自以为是国家元首，也有人信誓旦旦说到过月球，或整天哺哺自语跟外星人交谈。有一位病友约我深夜二点起床，他要把飞碟招来给我开开眼界，未了还神秘地警告我；如果把这消息透露出去，就非但看不到飞碟，而且一辈子将被关在精神病院，这正是他自己入院的原因。可我当夜二点如约起床时，他仍然在床上呼呼大睡，怎么推也不醒，我只好拧住他的鼻孔，他醒过来骂道：“狗日的，再烦我就叫护土给你打针！”吓得我赶紧回到自己床上。 菲菲又来探我。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炸药配制好了，你说什么时候给你们老总送去？” “你赶快将它销毁，越快越好！” “为什么？” 我察看了一下四周，小声说：“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我想以后再慢慢折磨他们。你先将炸药销毁，要是他们知道你私制炸药，而且还有作案动机，很可能在你动手之前将你逮捕。我已经失去自由，我不想你也跟我一样，到头来我们谁也救不了谁，那就正合他们的心意了。” “操他老爹，我就咽不了这口气！”菲菲撅嘴生气的样子很动人。 “你先别着急，我自有办法整治他们。”然后我将复仇方案一个个讲出来，听得菲菲心花怒放。她还补充了一个令人叫绝的妙策，就是通知所有在国外留学的同学，关键的日子便从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地给他们寄恐吓信，或者每当他们向上申办一件要事时，就匿名给上级领导端出一件他们不光彩的旧事。 我说：“菲菲，所有这些都只能等我出院后才能实施。” 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尽快出院的方案。她说院方认为药量减少之后我时常沉默不语，目露凶光，一会儿又笑容满面，说明病情不稳定，因此又适当加重了药量。 如今要恢复自己的真实面目实在太难了，难道就不存在一条由“病态”快速走向正常的途径？ 我开始细心观察四周的病人，研究他们跟医生护土的关系，看看什么样的病人才被认为正在好转。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得出了结论：那些乖巧馅媚的病人往往能够博得医生护土的好感，并较易被鉴定为痊愈而提前出院。但是乖巧馅媚正是陈皮在总编先生面前那副嘴脸，难道我只有扮成他那副嘴险才能出去教训他？ 为了报仇雪恨，我只好将内心世界彻底隐藏起来，在医生护土面前也装得十分乖巧，经常主动帮护土打扫病房，擦洗窗户，到时间就招呼病人一起吃药，夜间发现哪一位病友吵闹，第二天一早便向上汇报，总之，我他妈变成了一位地道的“小病奸”。 可么一招十分灵验，所有的医生护上很快对我刮目相看，连那位被我一记右勾拳打倒在地的男护士也对我放松了警惕。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如道，暗中又叫他“右勾拳”。 这天发生了一宗怪事，“右勾拳”拿出几道初中数学题来考我，我以为是医生让他来测验我是不是恢复了正常。做完之后他又拿来一些物理试题给我做，我不敢问为什么，凡是他拿来的试题我都尽量把它做好，希望自己能够尽早出院。 可是，许多护土，不论男女，一会儿拿几道教学题来，一会儿又拿一些化学题来，这好像不是在检查我的精神状态。有一位年轻护土问我，能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说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他妈实在忍不住了，问道。“你们是不是想用哲学给我治病？” “不是，”她说，“我们正在进行初中文化补习，月底就要考试了，不及格的这次不能调资，大家都紧张死了。” “我还以为你们治病要先解决世界观问题呢I”“不过，我们这里有一位心理医生说，哲学确实能治病，他在‘文革’时做过实验，给病人办学习班，学哲学。有的思想通了，病也好了。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总结学习班疗法与心理疗法的关系。” 接下来我给她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以及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说了半天，她仍然像白痴一样瞪大眼睛望着我。我终于彻底明白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女性。可我又不能得罪地，只好拿她身边最熟悉的事情跟她解释。 “这很简单，”我说，“比如，你可以将医院、药物看作物质，我们病人大脑里的东西叫做精神，医院和药物是第一性的，病人头脑里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是医院和药物决定了我们精神状态是否好转，是否痊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精神状态好转了，药量就可以减少，痊愈了就可以出院，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不对！是你们先得了精神病才进医院，而不是有了医院你们才得了精神病，这不就证明物质并非第一性的，你说对吗？” “对对对！”我附和着，丝毫不敢得罪她，心里却骂起来：操！不正是先有了医院和鉴定我的专家我才得了精神病，难道这还不能充分说明物质决定了精神？！ 我知道跟这这丫头片子说不清，便对她说：“其实你已经完全理解了这道阐述题，考试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包你没有一百分也有九十分。” 她一脸高兴正准备走，我又补充了一句：“你只要将结论反过来写就行，这就是辩证法的奥妙。” 她白痴一样唠叨着我的最后一句话走了，但我还有一句话在她背后小声追上去：“这回该轮到你他妈精神变态了。” 我面前坐着这位相貌清奇的医生，浓密的胡子一直垂到胸前，如同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他就是“文革”时用哲学给人治病的心理医生。但他只字不提治病的事，而是想跟我玩一种游戏。 我们之间平放着一块小黑板，黑板四边正正经经标明东西南北，他拿出一条约五十厘米长的绳子，绳的一端绑着一个漂亮的玻璃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玩游戏的摆。 游戏开始了，我坐在黑板北极位置，他右手持摆坐在南极，将手停在空中，使玻璃正好位于黑板中间。 “请瞪住这个坠子！”他说。 我看见坠子慢慢摆动。接下来，他让我拿着坠子按他的话去做。 “开始摆动坠子，渐渐开始摆动。” 我听从着轻轻摆动坠子。 “请往东西方向晃动。” 我依令而行，然后他要我将坠子慢慢停下来，对准黑板中间，他说要是深呼吸的话，摆就停得稳。好不容易将摆停下来，又让我朝南北方向晃动，然后又是停下来深呼吸，小心将坠子对准中间……就这样来回几次之后，我的身心完全处于恍惚状态。 我不知不觉被他催眠了。 明月如烨，远处一条大河宛然伸向穹宇，流星无声地坠落，河岸上一棵高大浓密的古榕兀然而立，亚热带神秘的皎月之夜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忽然传来急剧的鼓乐声，我看见数以千计赤身裸体的长尾人在古榕下集合，他们紧踩鼓点手舞足蹈，筹火将一个个晃动的股腚映照得鲜红透亮意味深长，鼓点在一阵加速之后变得缓慢深沉，长尾部落的青年男女提对而抱，难解难分……“你看见了什么？”大胡子医生在我耳边问道。 “看见了数以千计赤身裸体的长尾人。”我睁着眼睛回答。 “他们在干什么？” “正在过集体性生活。” ……河水宛若锦带凄然伸向天际，像是为我的灵魂铺设的一条通往上苍之道，眼前秦俑般林立的野蛮人即将向我作致命一击，无边的恐惧把我彻底淹没。 “嘉娜——娜，娜，娜，娜……” 嘉娜的名字在亚热带丛林寂寥的夜空中反复回荡。 菲菲又来探病，我说：“你去一趟中大好吗，看我师姐回来没有？” 菲菲有点不满：“你还老惦着她？” “是的。” “那我呢，你想过我没有？” “经常想，”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娇脸，“过去我对你太粗暴了，我发誓，今后我一定要把你当成小妹妹。” “不，不是小妹妹，是小情人！” “别说傻活了。” 菲菲走后，我又一次见了会诊时那位漂亮的女记录员。 其实她不是护土，而是院长的女秘书，英语讲得呱呱叫。她来病房看我时背后紧跟着一位牛高马大的外国人——就是那位写信要求跟我到长尾部落考察的美国人类学家马克斯·韦伯，两天前他到《法制周刊》了解我的情况。 “您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长尾人吗？”我试探地问他。女秘书用标准的英语将我的话翻译出来。 “of course”他回答。 我非常激动，直接用英语问；“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这样确信长尾人的存在？” “因为，人类是由猴子进化过来的。今天每一个人在娘胎时都经过有尾阶段，卵子受精发育后的某一段时间，所有的胎儿都是有尾巴的，以后又渐渐退化。每个卵子由胎胚发育成人的过程，实际上是迅速重复了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这是海克尔重演律(海克尔（haeckel,ernst,1834-1919），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一八六六年发表《生物体普通的形态学》，提出重演律，动物的个体迅速而不完全地重演了其系统发生；并用此定律解释生物和非生物现象)。但偶尔也会发生意外，比如，有人出生时浑身长满长毛，就像你们中国发现的‘毛孩’，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当然，返祖现象不一定是长毛，长尾巴也是可能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大约是人口的百万分之一，因此世界各地都散见过长尾巴的人，这已经是事实。” 漂亮的女秘书听得目瞪口呆。 “不过，是否存在一个由长尾人组成的部落呢？人类学界各执一词。尽管结果还有待作进一步的验证，但我自己是坚信存在长尾部落的。我手头有一份资料你可以看看。” 韦伯先生递给我的资料其实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一张剪报的复印件，内容说的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教，有一天他在昆明街头观看江湖艺人表演时惊讶地发现，艺人铁链牵着一个长尾小动物很像人，他向艺人这小动物从何而来，艺人说是别人在龟村附近的丛林中捉到的。传教士用高价将小动物买回在教堂抚养。 “你什么时候出院？” 韦伯对我十分关切，他想跟我立即到长尾部落考察。 “我也很想知道。您为什么不问问身边这位漂亮的小姐呢？” 女秘书慌忙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也许真的存在什么长尾部落，不过，要想对你的诊断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复杂，专家们已将你当作典型病例，还写成论文，在上月举办的国际精神病学年会上宣读了。” 韦伯先生气愤地质问女秘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迫害知识分子？” “可他自己也有责任。开始我们只想留他在这里观察，谁知他竟然动手打伤了两位男护土，否则也不致于这么早就下诊断结论。” “操！”我大声驾一声。 “他说什么？”韦伯问她。 女秘书脸色羞红，支吾说：“……我可以将情况向上反映，看能否让他尽快出院。” “那要等多久？”韦伯竟比我还急。 “我也说不准。”女秘书答道。 “我们必须下个星期出发，否则就太晚了！” “为什么？”我和女秘书都大惑不解。 “据我所知，全世界至少有三支考察队正向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交点出发。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到达那里。” 一周之后，韦伯先生又来医院催促，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我可能马上出院，时间紧迫，他决定自己先走了。 告别时他说：“我这次来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拜见著名的人类学家东方一正教授。他的新著《攻击与协作》在西方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惜他这次不愿见我。” “我想你永远也见不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我太了解他的为人了。” “真的？”韦伯很意外，“难怪他有你这样出色的学生。” “不，你错了，我是他的不肖门徒。他甚至根本否认长尾部落在在的可能性。” 韦伯先生十分惊讶：“绝不可能！这违反他一贯主张的新进化论。” 我也这样认为，总觉得其中很奥妙。 我又一次被召进大胡子医生的房间。 “今天不谈别的，就谈谈你这几个月的感受吧！” 他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友好。 “要我讲真话还是假话？” 我试探一下他的承受能力。 “当然是真话，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 我觉得大胡子医生确实与众不同，便不客气道；“我认为精神病学是一门十分不科学的学科。” “何以见得？是不是因为给你诊断错了？” “是的，但也不完全是。” “这话怎么说？” “请问，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变态？” “我们有严格的科学标准，这个标准是通过统计平均值来确定的，换句话说，你的心态或行为越正常，就越接近这个通过测量大众心态和行为得到的平均值，反之，则越背离了这个平均值。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对你进行问卷测试。” “对不起，不必了。我敢说根据这个标准，医生你自己也是一个变态者。” “何以见得？” “因为你的智商和学识远远超出了大众平均水平，你的胡子…恕我冒昧，这仅仅是举个例子，你的胡子，我相信一万个也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有特点的，难道这还不够充分说明你是个变态者吗？” “很好，请继续说下去。”大胡子医生很有涵养。 “如果将大众的统计平均值来作为正常标准，那么像雷锋、白求恩、爱因斯坦等品德高尚和智力超群者，将非常不幸地与希特勒这样的败类一起划入变态者之列，因为他们的心态和行为同样是远离统计平均值的，而芸芸众生却反倒成了正常人！” “正是这样。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另一个标准，”他似乎早料到我的反驳，“这个标准概括起来只有五个字，那就是‘完美即正常’。” “能否详细说明。” “这个标准认为；一个正常人，应该是负责任的，有能力的，成熟的，勤奋的，自立的，完美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能够爱和被爱的，摆脱了不健全的内心冲突的等等；如果你是变态者，上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或几个决定性方面是欠缺的。你明白了吧？” “是的，我明白了。这个标准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它在自我定义。不过按照这个标准，医生你同样是个变态者。” “嗯哼？” “你能说你是完美无缺的人吗？你一年三百多天呆在精神病院，难道就没有丝毫的压抑？你自由的人性在这窄小的房间里能够完全得到实现？” 我看见他脸上掠过一丝悲凉。 他是五十年代的归国华侨，也是中国少数几个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给病人治疗的专家，但却很少受到重用。“文革”时，他害怕被人说是唯心主义，改用马列和毛泽东的哲学给病人治疗，创造了学习班疗法，竟然收到一些效果。可后来他忽然不吃香了，有人说他的治疗方法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他只好改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但不受病人亲属的欢迎。许多人觉得医生治病不开药，仅凭如簧之舌，跟江湖卖艺的差不多，加上精神分析疗法对精神分裂症几乎无能为力，结果他的诊室很少有人光顾。 “你很雄辩。”他由衷地说。 经他一夸奖，我竟然忘了病人的身份，忽然感到东方教授过去用古怪的问题刁难我，实在是个好的教育方法，于是继续说：“如果完美即正常，那么，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是变态者。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也许只有上帝才真正完美无缺，可惜他不是人。” “你的脑子还挺灵，但我们还有一个正常标准……”“那就是‘适者正常’。” “你怎么知道？”他十分惊讶。 “老实说，这几个月我差不多把一本《变态心理学》给偷偷背下来。你不信？好，我告诉你，所谓适者正常，就是说，正常实际上是一个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出现心理紧张，出现烦恼，甚至心理骚乱，但只要你最终适应了环境，你就是正常人。如果你永远适应不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就是一个变态者。对吗？” 大胡子医生兴奋地说：“记性的确不错。这回你还能挑什么刺？” “当然可以。如果造者正常，那些国家和民族危难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叛徒大汉奸不就是正常人了，相反，那些为国为民主动承受苦难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不就成了变态者？” 医生突然兴奋道；“虽然话题越出了精神病学的范畴，但我敢肯定，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人！” 我立刻跳起来；“这就是说，我可以出院了？！” “请不要激动。”他把我按回椅子上，“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过，关于你的病情，实际上一直有两种观点会诊时，我们那位退休的老院长便认为不宜轻易下结论，建议留院观察。但你性格暴躁，动辄伤人，造成了对你很不利的局面。现在诊断结论已下，都是那些权威下的，很难推翻啊！而且你单位还怕你出去尽滋事，一定要你完全康复后才允许你出院。” “他们已经开除了我的公职，管不了我！” “在你住院的时候又恢复了你的公职。” “操！”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你看看，像你这种态度，这辈子就别想出院了。” “那我该怎么办？” “若是你真的找到长尾部落存在的证据，便可能彻底推翻给你的错误诊断，否则谁也帮不了你。” “你们不放我出去，我怎么找证据？” “你出去又要滋事，谁敢放你出去？” “我保证不滋事，总可以了吧？” “算了吧，你们这些现代青年我领教过了。下个月我就要评高级职称，我不想担这个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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