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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她说了这么一个严肃的事实，“我怀孕了，我有了你。” “后来呢？”我说，等她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文福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她说着，找着合适的词句，“现在这人已经死了。”她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显然很满足。“现在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那么多年来，我以为他会从储藏室里飞出来，或从我的床底下蹦出来。”她的双手做出飞的样子，她腿上的肌肉在跳动，本能的反应还在，“但漂亮贝蒂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瞧？不用担心了，她说，他死了，死在圣诞节。你想得到吗？圣诞节！他死了还在想办法气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开始说。然后，或许是因为我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说什么，我笑了起来，只因为我快哭出来了。 “你这辈子可真够苦啊，”我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你想一直隐瞒住这秘密，不对任何人说吗？”她点点头。“连我在内？”我小声说。 她又点点头。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说着，叹了口气。我心想，那么，真的是这样，这个可怕的男人，这个她恨之入骨的男人，文福，竟然是我的生身父亲。他的血正在我血管里流淌着。我想到这里，打了个寒颤。我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 “冷吗？”她问道，“可以开暖气。” 我摇摇头。我想很快把我自己打量一遍。我一直以为我最像母亲了：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下巴，我的颧骨，我的牙齿，等等，我快三十的时候头上也冒出了几根白发。至于我的身高，我手的长度，这些我以为是像我父亲的——至少，是像那个我以为是我父亲的男人的。 “再说一遍，”最后我说道，“你干吗要瞒住大家？” 她转过头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要是你知道了，”她终于说，“你会明白我这个人多么软弱，你会认为我是个坏母亲。” “我不会这么想的。”我说。 “你会的，”她坚持说，“我不把我的过去告诉你，你照样以为我是个坏母亲。要是告诉你了，情况就更糟！” “我从来不以为你是个坏母亲。”我说。 “你是这么想的。” “我没有。” “你是这么想的。” 于是我想，我们吵什么呢？她在说些什么呢？然后我忽然想到：也许她根本就不想告诉我文福是我的父亲。她要瞒我，只是不让我想想她那方面的坏事。 “等一下，你说究竟谁是我的父亲？” “你父亲？”她反问一句，眨眨眼睛，好像她以前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你爸就是你父亲呀。”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当然，”她很快又加了句，“我决不让这个坏东西说你是他的女儿，他永远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这个。”她的嘴闭得紧紧的，样子很坚决。 现在我更加胡涂了。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重复我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血缘关系、生物遗传、基因、血型、亲子鉴定，不能改变的过去。 我母亲拍拍我的手。“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平静地说，“当然，每个人都是阴阳结合生下来的。阴来自女方，阳来自男方。你生下来的时候，我想弄清你身上的阳是谁的。我想去看你爸。我说，瞧，她笑起来和吉米一模一样。我想忘了一切。可我心里明白，还有些另外的东西。” 她摸摸我的脸，把一绺散下来的头发给我持到耳朵背后。“你看上去像莫愁，还像怡苦，你看上去又像淡若，特别像淡若。三个人全在你身上了。虽然这些孩子我都没保住，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了。” 母亲进厨房续水去了。我在嗑瓜子。我一向以为，嗑瓜子的乐趣不在于它的味道，而在于不弄破壳把瓜子仁取出来。 “那么说来，你从来就没想到我像文福。”我边想边大声说出来了。 母亲提着热气腾腾的茶壶回来了，“嗯，说实话，也许想到过一次。” 我把瓜子嗑成两半，“怎么说？” “也许一共想到过两次。”她想了想又说。 我屏住呼吸。她边冲茶边说。 “那是在你爸去世不久，”她说，“你的脾气变得很坏。” 哦，真是太可怕了，我的性格竟然像文福！ 母亲对我皱了皱眉头，好像我又回到十四岁那时候。“在葬礼上，”她说，“你不哭，不肯哭。你说爸爸不是你的父亲。哎！我永远不要听这话！”她说话的口气好像不是在回忆，而是同样的心痛病又犯了，“所以我要打你耳光，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又不能告诉你原因。” “可我不是那个意思，像你想的那样，”我说，“这是因为……”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母亲温和地说，“现在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像我想的那样。”然后她又皱了皱眉头，“但还有一次！不用找借口了！还记得你想去海滩吗？” 我摇摇头，我真的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像个野人，”她说，“你跺跺脚，冲我大叫大吼，‘海滩！海滩！’我问自己，这脾气是从哪儿来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文福！”她的脸被痛苦扭曲了。 “我不能骂你，我骂他。你的所有缺点我全算在那个坏男人身上。所以我没有教训你，我让你去了海滩。可随后，你弟弟也一样发脾气。真野呀！他也喊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这次我听明白了，他不是说海滩。这样我就发现了，你和塞缪尔两个都在叫我‘骚货，骚货①’。” ①英语中“海滩”（BEACH）和“骚货”（BITCH）发音相近。 “不！”我说，奇怪我怎么会说那种话，“我没说过。” “你说了！”母亲说，“你说了，他也说了。”她笑了，证明那么多年来她是对的，“我太高兴了，我不再把这个怪到文福头上去了。这是从你这儿来的——全是你自己的！你以为我拿不出证据？我还知道你经常在说其他脏话，你举起拳头，伸出中指时说的脏话。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脏话，比你用英语说的还难听哩。你以为杜姨婆只是个老太太？谁对她不好——哎哟！——脏话全蹦出来了。去干这个！去干那个！我想葬礼上横幅掉下来压在她身上时，兴许她正在说这话呢。” 于是我母亲和我全都笑起来了。“杜阿姨够坚强的！”她说，“啊，多好的一位老太太啊！啊，我们在一起过得多快活啊！”然后我母亲朝我笑笑，像个中学生似的，我想她和花生在暖房里说悄悄话时，肯定就是这个样的，“或许你该说声对不起。” “对杜姨婆？为什么？” “不是对杜姨婆，是对我。为了说那句脏话。”她还是在微笑。 “可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不要找借口。” “或许我们都该把账算在文福头上。” “难道去海滩也是文福的错？一切坏事都是他的错？” 我们又笑起来了。我真是昏了头了，我母亲已经在这里给我讲了她的悲剧。我已经知道说不定我身上就有一半文福的基因，可我们还在笑。 于是我想是告诉她的时候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尽可能用平时说话的口气：“或许另外还有些东西要算在那个坏男人的头上。”于是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了她。 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母亲知道我的病情后会怎么办：她得知我生了这种病后会心神不定，她会气我没早点告诉她，她会想方设法找理由来找出病根，她会日夜守候为我治疗。 所有这些我都想过，但我错了。事情比我想的更糟，她简直是大发雷霆。 “你干吗要先去找杜？他算什么医生呀，只会看看踢打损伤！你怎么知道他的朋友是最好的医生？你干吗那么相信别人给你介绍的人？你干吗相信他们说没法治疗？你干吗相信他们说的什么‘病情不重’？既然你老是感到乏力，就说明病得不轻！很严重！你丈夫干吗不多为你把点心？” 她的嗓门越来越高。我见她双臂激烈地挥动着，好像在对付一个敌人，一个她看不见，但一心要找到的敌人。她大吼大叫地说我想把一切都瞒住她。我没有办法，只能说，“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文福把这病也传给你了！”她喊道，“都是他引起的呀。还有微波炉呢，我叫你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你去过没有？” “妈，别说了，”我争辩道，“不是基因遗传问题，也不是微波炉的缘故。就那么回事。不是谁的错，你对此无能为力。” 可这还是无法阻止她，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怎么能这么说呢！‘无能为力！’谁跟你这么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管这病叫什么来着？写下来。明天我去找杜阿姨的草头郎中，我自有办法。”她从旧抽屉里翻出一支笔，一张纸。 我还想争辩，想告诉她这么做不过是空忙一场。可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想让她停下来。我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解脱的感觉，也许不能说是解脱，因为痛苦还在那儿。她把我的厚厚的保护层，我的愤怒，我的最深的恐惧，我的绝望全撕开了。她把这一切全放到自己心中了，所以结果我发现只留下一样东西，希望。 在进入宝宝和咪咪结婚宴会厅的路上，克利奥想托住结婚礼盒的一边，可苦莎坚持说她自己会拿。于是盒子里一套马蒂尼酒具就发出了玻璃拼板玩具那样叽叽嘎嘎的声音。两个姑娘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谁也不能怪谁。 菲力叹了口气，然后指指桌子，要她们坐下。他摇摇盒子，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礼物桌角落上，然后带点恶作剧地悄悄说，“只能让宝宝和咪咪去换他们更喜欢的东西去了。” 我笑了，拍拍他的胳膊，“你可不能这么说。”然后我见我母亲手里拿着她的礼品过来了。她踮起脚尖，把她的方盒子放在其他礼品上，于是这礼品就成了桌上最高的一份。礼品用红色的锡纸包着，从折痕上看出，正是我们上回送她的圣诞礼物。 “妈。”我叫了一声，向她摇摇手。 “按中国习惯，红色可是结婚典礼上的吉祥颜色呀，”她坚持说，好像我在责备她似的，“不管怎么说，里面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们送了什么？” “一套马蒂尼酒具。”菲力说。 “什么样的？”她问。 “六只酒杯、一只摇杯，还有一根调酒棒，一套共八件，现在恐怕已经碎成八百片了。” 我母亲好像对菲力的回答挺满意，“我差点要买六件套的餐具了。我在报上看到了，卡普维尔百货店有卖的。我觉得价钱也便宜，只要四十九美元。于是我就过去看了。你猜什么样的？三只锅于，三只盖子，他们把三只盖子也算三件！另外就是一只平底锅，两只小锅。我后来买了放盐和胡椒的小瓶，地道的水晶做的！” 现在我们排成一排，鱼贯地进入饭店的宴会厅。母亲朝我看看，皱起眉头。“哎呀！这衣服太单薄了呀。”她捏捏料子，“太冷对你身体没好处。我早就跟你讲过，你得听我的。”她拉拉菲力的袖子，“把这件脱了，把你的茄克给她换上。你得做个好丈夫，待她更好些。你要是不留心，又怎么帮她留心自己呢？” 我捅捅他，说，“对呀，菲力。”他叹口气，还是高兴地服从了，我觉得，他的命就是这样，老是得别人提醒他想到对我的责任。 我母亲捅捅菲力的胳膊。“你该给她买件那样的。”她说着，朝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的后背努努嘴。 “这可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菲力笑嘻嘻地说。 “她会暖和些。”我母亲说。 “她会惹麻烦的。” “她会暖和些。”我母亲坚持说。 吃喜酒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饭店的一片嘈杂声中互相大声叫唤。因为已经是第四次了，宝宝的五个“铁哥们”——他这样叫迎宾员——之一，敲敲话筒，喊道，“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了！” 话筒吱吱嘎嘎了一会，又不响了，大家哄笑一阵，又说起话来。然后我们听到话筒里又响起了铁哥们嗡嗡的鼻音。 “灵了吗？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知道，我叫加利。我第一次在大学里认识罗杰的时候，还是刚从布鲁克林来的小伙子。我们这些同学凑在一起，全靠缘分，不靠名分。我向罗杰推荐神仙食品，熏鱼和硬面包圈。罗杰向我推荐——猜猜是什么——鸡爪和猪脚。” 这位铁哥儿用了一连串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帮会比喻，宝宝开心地眨巴着眼睛，很满意地听着泼在他身上的脏话。这使我想起了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很高兴我和玛丽让他一起参加扮医生游戏，不在意开头五分钟我们让他扮死去的病人。 菲力转了一下眼珠子，很响地咕哝了一句，“开除他。”我注意到我母亲笑了，尽管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在客气地暗笑。说不定他们也不是出于客气，而是真的喜欢那些玩笑话。 “就装一下吧，”我对菲力说，“今晚得友好一点。” “什么？我？不够友好？”他朝我眨眨眼睛，这个被错怪了的丈夫。 “人家在办终身大事呀，”我通情达理地说，尽管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袒护宝宝的莫名其妙的冲动。 “后来，我向罗杰推荐‘喔呵’，”我们听到加利在说，“他呢，向我推荐‘哎呀’。好吧，我来告诉你们，罗杰欠我一个情，因为我还向他推荐了一位可爱的小姐，就是今天在座的幸运的新娘，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咪咪·王·匡！” 咪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由于喝了太多的香摈，她的脸已经红了。她的婚纱看上去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戏装，早已过时的象牙色丝罗纱撕成一条条的拖在地上。宝宝用爱慕的眼神望着她。 “外一婆，”我听见苔莎在大声问我母亲，“那位太太站起来干吗呀？”她指指咪咪。 “她结婚了。”我母亲大声回答。 “不，我不是问这个，”苔莎说，“我是说她鼻子上怎么有一只戒指？怪模怪样的。” 我母亲用挑剔的目光重新打量了一下新娘。“这个嘛，”她想了一下，然后得出了结论，“是有点怪，因为她不听她妈妈的话。” “真的，”菲力说，“瞧瞧你妈妈，她就听外婆的话，所以她现在不怪了。”苔莎尊敬地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 铁哥儿又回到话筒跟前，“现在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双方的亲朋好友。咪咪一方，有新娘的父亲，友谊旅游公司的托马斯·C·Y·王先生，他的可爱的太太，玛琪。”大家鼓掌。 “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我母亲说。 接着是一连串的名字，每报出一个，底下就客气地鼓一阵掌。咪咪的叔叔们、阿姨们好像都是从亚利桑那州，那块满是仙人掌的地方迁来的，有我想象中的中国那么远。然后加利介绍罗杰这方的亲朋好友，他用节目主持人的姿态拍拍亨利舅舅的肩膀。 亨利舅舅穿着租来的礼服，一本正经地鞠躬，挥手，然后很快坐下。海伦舅妈满脸笑容，微微欠了欠身，先向右边飞个吻，又向左边飞个吻。她高兴地转了一圈，炫耀了她身上穿的淡绿色纺绸衫，和缀有小珍珠图案的胸衣。我注意到她耳朵上戴的就是我母亲跟我说起过的那副翡翠耳环。 现在弗兰克、玛丽、杜，还有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跳起来，微笑，挥手。我一次次地鼓掌，不知这磨难什么时候结束，我知道接下去是什么。 忽然，铁哥儿说了，“请新郎的阿姨站起来——雯妮！我听说今晚酒席上的鲜花都是她负责摆设的。” 我母亲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今天上午她一直在抱怨为了准备今晚的酒席上用的鲜花，她不得不把花店里所有额外的活全包下来了。“海伦要玫瑰花！黄的、白的、粉红的，”她怒气冲冲地说，“干吗不能光要黄的，我问她，干吗不用石竹花？” “谢谢阿姨！”宝宝喊道。我母亲朝他挥挥手，看上去很得意。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罗杰最喜欢的表姐……”我们都站起来了。我正想这样做真有点俗里俗气，忽然左脚的鞋跟在地毯上绊了一下，菲力赶紧把我抓住，我才没跌倒。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哄笑声，笑得那么响，要是用一个笑声仪来测量的话，我准能赢。我重新坐下，很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玛丽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身边来。这时我才明白，我已经忘了。 “我没事。”我说。她一言不发地望着我。“真的，”我说，“不是由于那毛病，而是被高跟鞋绊了一下。瞧。”我跷起脚跟给她看。 “哦，那就好。”她不自在地笑了笑。 “玛丽，”我叫了她一声，尽可能耐心地说，“我得了多发性硬化症，并不表示我就没有资格像常人那样笨手笨脚的了。” 她笑了，“啊，我知道。我只是问问。”她还是微笑着，“你想想看，那天我从超市楼梯上摔下来，差点把脖子给扭断了……” 我举起手，打断了她，“玛丽，好了，别费劲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我见我母亲望着我。可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件事嘛，”我装出一本正经的口气说，“你就别为我费心了。”我母亲朝我摆摆手。玛丽还是微笑着，不知道我干吗笑嘻嘻的。我觉得太凶了点，于是就向她道了歉。 “对不起，”我说，“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 就在这时，我听见纺绸和缎子发出的沙沙声。海伦舅妈拍拍我的背。 “吃饱了吗？”她说着，瞧瞧杯盘狼藉的桌子。盘子里的菜仍堆得高高的，一条餐巾盖住了一只鸭头，这是克利奥硬要我母亲吃的东西。 “太多了，”我母亲抱怨说，“太浪费了。” 海伦舅妈笑了，把这句话当作恭维话，“这都怪咪咪她父母。他们一定说要上十二道菜，外加一只汤！一只蛋糕！我说，太多了，太多了。他们说，我们就按照美国人的做法，办酒席的钱由女方付。叫我说什么好？哎！这里还有一只扇贝，谁还没吃过？剩下太可惜了呀。雯妮啊，你吃了吧。” “大饱了。”我母亲说。她正忙着给克利奥重系蝴蝶结呢。 “不要客气嘛。”海伦舅妈抓起克利奥没用过的筷子，嫌起扇贝，放在我母亲的盘子里。 “我不想吃了。” “吃了吧。”海伦舅妈坚持着。 我母亲看了一眼扇贝，说：“不新鲜了！” 海伦舅妈皱了皱眉头，然后“啪”的一声就把这只被说得不成样子的扇贝送进自己嘴巴了。 “你瞧，”我母亲看着海伦舅妈吃的样子，“不太新鲜。我没说错吧？” 海伦舅妈边嚼边寻思。 “太硬了！”我母亲说。 海伦舅妈转向我。“你妈菜烧得好。”她小声说，“所以要她说声好很不容易。我早就跟她说过，等我们回中国，兴许食物的味道跟你记得的不一样了，全变了。” “你要去中国？妈，你没跟我讲过呀。” “啊，我们不过是说说罢了。”我母亲说，“我不过是说或许。到底去不去还没定呢。” 海伦舅妈接着说，“我要你妈带我去——这是最后一次帮忙了。”海伦舅妈朝我扮了个鬼脸，然后叹了一口气，“反正咪咪的父母是开旅游公司的。我们要是去，兴许还能打折呢。” 她用筷子燃起一粒油炸豌豆，前前后后转着。“然后我要去看看我的老家。我要在村里摆一桌酒席。听说请五十个人做客，十二道菜，全是好菜——只要两百美元。这么便宜乐得风光一回。”她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吓！三百元！”我母亲说，“现在涨价了。” “那就三百吧！”海伦舅妈用一种被激怒的口气说，“还是便宜的。”然后她又转向我，“还有，我们回去还不光为了这个。”她等我问。 “那你们干吗要回去呢？”我说。 “我们要去买中药，”海伦舅妈解释说，“这儿很难买到。” “干什么用呀？” “海伦舅妈想看看能不能治好她脑子里的毛病。”我母亲脸无表情地提醒我。 “噢，对了。” “中药什么都能治。”海伦舅妈说，“我认识一位太太，她得了一种妇科癌症。她去看这儿的医生，不成。她上教堂做祷告，也不成。于是她就去了中国，天天喝中药——癌症没了。后来她又得了肺癌，还是用老办法，治好了。” “她吃了什么药？” “懊，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她只是跟我说，味道苦得不得了。现在问她也迟了，她得心肌梗塞死了。” 海伦舅妈突然站起来。“珍珠，”她严肃地说，“来帮我切蛋糕。”我还来不及反对，她已经挽住了我的胳膊。 干是我就不知不觉跟着海伦舅妈，来到上面涂了一层奶油的一对蜡制新人前面。然后她说，“现在我得把秘密告诉你了。” “不，海伦舅妈，我不想听什么秘密了，”我说着，笑了，“我已经按中国新年许了一个愿，再也不要听秘密了。” 她皱起了眉头，“我们没有在阴历年许愿的习惯，那是美国人的习惯。”然后她诡秘地笑了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大秘密，有关我的脑瘤。” 说到这个分上了，我能说我不想听吗？ “我不过是想告诉你，我和你妈不是为了我的脑瘤才打算去中国的。” “你们不打算去中国了？” “不，不。我是说不是为我去的，而是为你去的。” 她见我一脸困惑，便又说，“是这么回事。你妈想去中国为你找中药。她认为你的病是她给你的。她认为这病是由于她阴阳失调引起的，她认为病根是在中国落下的。可她不想一个人去。于是我说，我需要去治治我的脑瘤。于是她说，是的，是的，你的脑瘤。我说，她应该去，为了我的缘故，为了我心里最后的安宁。她怎么能不答应？但是你猜猜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其实我没有脑瘤。”她把手往上一扬，摊开来。 “什么？” “对了，是我编出来的！呵，有一阵子我好担心啊。我看了X光，九个全是B。可那时候我以为死到临头了，我想要是我死了怎么办，要是我死了怎么办？我想，我还有什么事忘了做？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忘了感谢你妈，这些年来，你妈真是个好朋友啊！” “我不明白，干吗要感谢我妈呀？” “嗯，你有个秘密，你妈也有个秘密。我说我死到临头了，你们俩就可以把秘密告诉对方了。是真的吗？你相信我了吧，啊？”她说着像个小姑娘那样哧哧笑起来。 我点点头，还是不明白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好了，我看得出，现在你们母女俩比以前亲热多了。这就是我感谢你妈的方式。你知道她是怎么一个人，很难接受别人的感谢，也很难听从别人的劝告。” 现在问题深下去了，“那么我妈知不知道你从来不以为自己真的有脑瘤？” 海伦舅妈笑了，摇摇头，很得意她一直瞒到现在，“当然，我们去中国后，你必须假装是那神奇的泉水把我的病治好的，这种神奇的泉水也能治好你的病。要不，我硬要去她会生气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必须假装？” “当然，你也去！你妈去中国干吗不带你去？她是为你去的，不是为我去的！我已经告诉她这个了。我去不过是为她作借口的。你必须假装是为我去的。但实际上你应该为她去。你欠她这份情，她所有的担心都是你引起的。不过你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个。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笑了，这一连串谎话的怪圈把我搞糊涂了。或许这不是谎话，本身就是忠诚的方式，这种忠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也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 “这是个大秘密，嗯，”海伦舅妈说，“你说呢？” 我朝她摇摇手指。“是的。”我最后说道。我不知道我赞成的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菲力已经把孩子先带到我母亲家去了，海伦舅妈会用她的车顺路把我和我母亲送回去的。我们把酒席上的剩菜放进快餐盒里带回家去。 “鱼还是留下吧，”母亲对我说，“蒸鱼隔天就不好吃了。” “带走，带走，”海伦舅妈说，“到底好不好吃明天等着瞧吧。” “这是蒸的呀。”我母亲推辞着。 “外面是油煎的。”海伦舅妈说着，好像没听见我母亲的话似的。 我避开争执，收拾着留下的鸡肉和猪排。我趁服务员端走前，给自己倒了一杯菊花茶。“这茶确实好喝。”我说，想把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引到另外的话题上去。 “哼，这算什么好茶，你要到杭州去才知道，世上最好的茶在那儿。”我母亲说。 “嘿，”海伦舅妈说，眼睛亮起来了，“我们应该到从前去过的虎跑泉去。雯妮啊，你还记得吗，我们住在杭州的那会儿，”她转过头来向我解释，“那水出来真有金子那么贵重。你妈也尝过。” “很甜，”我母亲说，“他们在水里放的糖太多了。” “不是糖，”海伦舅妈说，“那是一种花籽，一种很珍贵的花，那花每九年才开一回，把那花籽碾碎了放进水里。” “那也太贵了呀，”我母亲说，“哪怕就这么一点点”——她用手指尖比划着——“也得花好多钱呢。” “你需要的就是这个，”海伦舅妈加了一句，“你只要咽下去那么一点，这东西一进你的身体，就能把什么都变了——你的胃，你的心脏，你的头脑，什么都变甜了。” “舒坦了，”我母亲说，“你心里什么都舒坦了，没有担心，没有忧愁了。” “你妈想去给你买一点。” “要是我们去的话。”我母亲提醒她。 海伦舅妈笑了，“要是我们去得成的话，要是我们还能找到这东西的话。兴许我已经忘了在哪儿才能找到它。” “我记得。”我母亲说。 “你还记得？”海伦舅妈说着，皱起了眉头。 “当然，我记得很清楚。” “这怎么可能呢？是我带你去的呀。” “我能找到这地方。”我母亲说。 我在一旁看着她们争论不休，尽管这不是争论。她们俩一起沉浸在回忆中，沉浸在梦想中。她们已经看到了山上的小路，那时她们还那么年轻，她们相信生活就展现在她们前面，世上所有的美好东西都是可能的。而那泉水就像她们想象的那样，像金子般贵重，像花籽般甜美。 我仿佛也尝到了它的味道，我仿佛也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只要那么一点点，就足以使你回忆起来了——所有你以为已经忘了但其实永远也忘不了的东西，所有你还没有失落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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