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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报恩



  一天,杜阿姨给我带来一个惊喜——胡兰,肚里还怀了个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兴啊。她也哭了,到监狱里来与我相见,心里难受极了。这是1949年2月,这时我已经在狱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们通过几次信,我给她写过五次,可她大概只给我写过三次。她老是为自己找借口,说家国去世后,怕自己写不好。我想起了杜阿姨跟我讲过胡兰的痛苦,也就不怪她信来得少,写得语无伦次了。在她最近的一封信里,她说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她没说是什么事——只说她很开心,要让我也开心。
  那么这就是她的新闻了:她又结婚了,嫁了个好男人,匡安。这是你亨利舅舅以前的名字,后来他才改为亨利·匡。呵,他那时的相貌和现在相比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他那会儿瘦得皮包骨头,哪像现在挺着个大肚子;一头浓黑的头发,眼镜片也没现在这么厚。他虽说不上英俊,但看上去还是蛮讨人喜欢的,说话彬彬有礼。海伦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当时家国去世才半年,她会告诉你这是一见钟情。或许他是这样的,可我觉得她考虑得很实际。她看准了机会,就抓住了,一点也不错过。
  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知道胡兰是多么爱家国。她对他可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我和你父亲一样。我想她只有一点遗憾,就是家国没有同样对待她。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对她彬彬有礼。
  但匡安爱胡兰爱得神魂颠倒!无论她要什么,他马上就给办。她要他帮我出狱。他本来是个什么军官,驻扎在东北。共产党解放东北后,把所有的旧军人都赶出去了,于是他和胡兰就到了天津。后来这个城市也被攻占了,他们又跑到上海。他在上海有个同学,大有来头,是全市教育界的头。这个人跟律师、法官和警察搞得很熟。胡兰说,匡安只要跟这个教育部长说一句话,一个个传过去,最后我就能出狱了。
  我相信她。我没问,匡安真有那么大能耐吗?他的朋友会听吗?蹲监狱的时候,只要有人给你一点点希望,你就会抓住不放,不管它是哪儿来的。
  我在狱中大概又待了两个月,一天,有人来叫我了,说,“江雯丽,可以出狱了。”就这么简单。我什么也没问,也没人给我作解释。我和难友一一握了手,祝她们过上好日子。我还想再说什么,她们把我嘘出来了,叫我赶快走,免得机会失掉。
  出大门前,一个狱警给我一份文件,要我签字,说我自由了。在这份文件的“因何出狱”栏上,已经有人写了:“错判”。你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就因为一个错误,让我在监狱中待了一年多!终于自由了,我高兴得哭了起来,但同时心里又很气。
  杜阿姨等在监狱外面,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回到我和吉米一块住过的那个套房。一路上我发现这个城市变了样子:银行、商店、学校和饭店,那么多地方全都关了门;大街上小轿车开来开去,里面挤满了人和东西,包裹塞得满满的,从车窗里挤出来了。
  人们总是说,每天有十万人在逛南京路。我出狱的那天,肯定有十万人推着手拉车,车里塞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大米啦,貂皮大衣啦,诸如此类的东西。杜阿姨说,他们都是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的,想赶在共产党来之前逃到广东和香港去。
  我到家的时候,胡兰正在做饭。她冲上来,捏捏我的瘦脸说:“或许我做菜的手艺从来就比不上你,可今天,我想你的胃口会比平时更好。”她的新丈夫把我引到沙发上,叫我把头靠在靠背上,把脚搁起来舒服些。我真心地感谢他。
  “匡安,”我说,“要没有你的帮助……”
  他打断了我的感谢话,“不要再提起了。”
  “真的,”我说,“要再在那儿待下去我连六个月都活不到了。”
  “你已经出来了,”他说,“就好了嘛。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他真是太客气了。于是我也很可笑地变得客气起来。“我知道这事得费多大周折呀,”我说,“说不定你还得花些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永远欠你们的情。有朝一日你用得着你们的朋友江雯丽,尽管开口。每次只要我能办到,只会增加我的快乐。”
  他的脸红了。我想,他那么谦虚。
  胡兰像只百舌鸟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不早告诉过你吗?只要一句话,匡安不过说了一句话嘛。好多大人物他全认识。当然我也跟在他后面跑了好几次。我说,干吗要拖那么久呢,让她快点出来嘛。”
  “不要再说话了,”杜阿姨说,“瞧这可怜的小人都瘦得什么样了,风一吹就能倒。”这倒是真的,我大概比一年前轻了十磅,后来就一直很瘦。
  我回家后吃的第一顿饭很简单:菠菜炒香菇片,鸡蛋蒸肉饼,油煎黄鱼,外加一碗鱼头汤。三菜一汤,四个人吃,分量也很少。我觉得杜阿姨看到我在打量最后一个菜,明白我在惊讶没菜上来了。
  “这顿饭很难得。”她解释说。
  “哦!”我附和了一句,“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你该知道,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这种东西了。”
  “新币又贬值了,”胡兰说,“买一袋米,要六百万新币哪。真荒唐!钱比米还重!”
  “那么今晚这顿你是怎么付的呢?”我问。
  “我卖掉一只小玉镯,”杜阿姨说,见我一脸愕然,她又加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全靠这些东西了,只有这些东西还值钱。要是他们发现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就把你毙了。国民党会对准你的脑袋开枪。”
  “我们没钱了?”我问杜阿姨。
  “我不能说这话。我说他们不让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我们还有一根小金条,是从你的银行户头兑出来的,还有吉米寄给我们的大约两百美元。另外还有你的金手镯、金戒指、耳环什么的一些小东西。所以说实在的,我们算是相当运气了。”
  然后我想起来了。“或许我们的运气还要好些呢,”我说,“我的皮箱在哪儿?”我们进了房间。我打开皮箱,翻了个底朝天。我把它们藏在这里都快忘了,可它们还在:十双银筷子,银链条还串在一起呢。

  眼下胡兰和匡安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在我和吉米住过的那套房间里。他们住客厅。我和杜阿姨合睡一张床。这第一个晚上,我想肯定会睡不着的。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和吉米、淡若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时多开心啊!但我觉得才睡了一会,杜阿姨就把我摇醒了。原来已经是早上了,她笑了,因为我靠在墙上缩成一团,我在狱中已经习惯这样睡了。
  吃完早饭,我送给胡兰一件礼物:一对耳环。我把耳环放进她的盘里,她丈夫想替她推辞。
  “不,不!”他说,“没必要再谢了。把耳环收回去吧,不要再争来争去了。”
  我假装没听见。“戴上试试看,”我对胡兰说,“我就想看看你戴上耳环是什么样的。”她犹豫了一下——大概有五秒钟吧——就戴了一只上去,接着又是一只。
  你知道我说的耳环吗?就是你海伦舅妈整天戴着炫耀的那一副,样子很好看,两个很厚的半圆,每端都有个金环,我们管这叫翡翠。这种颜色的玉非常难得,眼下贵得不得了。我送她这个,感谢她帮我出狱。
  然后你猜我发现了什么?那天杜阿姨和我一起出门去市场的时候,她对我说,“别再送礼物给胡兰了,匡安不想让你提醒他帮过你。”
  我对杜阿姨说:“他真是个好人,大好人,我知道。可我想我送耳环给胡兰,他该感到骄傲才是。”
  “不要送了。”杜阿姨严肃地说。
  “阿姨,”我说,“他们只是出于客气推辞一番。”
  “或许胡兰是这样,可匡安不是的。”然后她告诉我,匡安一个月前来找她,当时我还在监狱里。他很慌乱,很不好意思,原来他的那位同学不想见他,连走出办公室打个招呼也不肯。他不敢告诉胡兰,他的朋友嫌他来头不大,不想见他;他无法帮她的朋友出狱。
  “我不好意思告诉我太太。”他对杜阿姨说。
  于是杜阿姨就说:“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他没帮我?”我问。
  杜阿姨摇摇头。“他当然想帮。可结果,是我自己跑到衙门去的,”她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花了几天工夫想一想。你瞧,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谁在那儿管事呢?我就告诉牢头,你有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亲戚——名字嘛,不能告诉你。可我跟他们说了,‘下个月要是共产党进城,发现江雯丽还在坐牢——哎哟!’”
  “你是这么说的?”
  杜阿姨笑了,“你瞧什么是权力,不就是把别人的害怕捏在自己手中,给他们瞧瞧!再说,兴许还真有此事哩。说不定花生和小俞她妈现在已经成了大共产党了,谁说不是呢?”
  杜阿姨要我答应不告诉胡兰。你瞧她是位多好的老太太啊!她要胡兰为匡安感到骄傲。她说,不管怎样,匡安也费了心。她不想让大家知道她是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就够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咬住舌头。海伦老是说,“现在我要你报恩了。”我明白她说的报恩是什么。亨利也知道,但方式不一样。可我也知道——又是另外一种方式。有时她要得很多,就像那一次,她要我把她弄到美国去,那是在1953年,当时她和你亨利舅舅已经逃到台湾。她向你父亲和我要了好多钱。我怎么说呢?——“我其实不想送你耳环,还我吧。”
  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很高兴她在这儿,亨利也在这儿。他们的心是好的。我气的是海伦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现在你明白了吧,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

  出狱后第二天,我给吉米写了封信。我说我在等他给我回音。我该来呢?还是等他来带我?我把信读了一遍,又撕了。
  我想起这半年来他信里的口气变了。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上帝。
  所以我写了一封短信。我说我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说,上海大变样了,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我说共产党要来了,国民党已经撤了。
  我把这封信寄出了。我决定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杜阿姨。她马上说,“什么?你打算什么也不干,就这么等下去?难道你只学会了站水泥地?眼下有机会走的人都在拼命地抓住这种机会。!,
  她把我从椅子里拉起来。“我们这就上电报局去,”她说,“要不然,你这信要过半年才能到他手中。到那时他再回信又有什么用?你所有的机会全失去了。”
  我们到了电报局,好不容易才在排着的长队里挤了一个位置。好像人人都在发加急电报,都是十万火急。我们等了三四个钟头,总算挨到了前面。我手里拿着吉米的地址和电文纸:“已出狱。准备来。请回电。妻,江雯丽。”
  我把纸递给发报员。她看了一下,然后说,“不,不能这么写,不够急。你必须说,快,我们马上要来了。”
  我寻思,什么人会跟我说,我得在电报上再加几个字呢?我仔细瞧瞧这个微笑着的发报员。你猜她是谁?王贝蒂!漂亮贝蒂!
  她没死在南京。她解释说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我的四百元钱汇到了。她不能把它退回去,于是她就用这笔钱跑到上海来了。现在她有个儿子,已经有十一个月了,又聪明又漂亮。
  我们不能老在嘈杂的办公室里谈话。于是她就跟我说,电报她会给我发的——加上她建议的那些话,叫吉米马上回电。
  “他的回电一到,我马上就送到你家里去。”她说。
  过了两夜,她来了。我拿起电报进了房间,关上门。我在发抖,然后我的颤抖又消失了。我有一种预感,我根本不需要打开电报知道答复。我知道我的命运,我的劫数,上帝的旨意。
  电报说:“赞美上帝。美国公民吉米·路易的妻子江雯丽(雯妮·路易)的手续已办妥,汇出文件和七百美元。速离。”
  第二天我们去黑市变卖了我的一些金银首饰,然后我和杜阿姨就去办签证。没想到那地方比电报局还糟!人们都挤在一起,口中大喊着,手里挥舞着钞票,冲到前面去打听消息。传闻是一个接着一个。离境的规定在不断变更。要是你回不了中国,得有三个国家担保。我有一个担保国美国,但还得再有两个。那天有人说,有点松动了,或许再有个法国就行了,我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付两百美元买了一个第二国的担保。现在我只要再找一个就行了。第二天我再去,要我的文件。那个男人告诉我,“这个第二国可以担保只是个谣言。很抱歉,现在这谣言已没有了。”这样我就白白丢了两百美元。
  我记不清等了多久才又找到一个第二国,接着再找第三国,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花了两星期。这段时间里,我真是紧张得要命,出了一身疹子,大腿肌肉也开始上下跳动,好像有个小蜘蛛想出来似的。漂亮贝蒂不得不发了许多电报给吉米,说明滞留的原因。最后我的文件总算全办妥了。但我还是需要一条出去的路子。
  我买了三张票。第一张是黑市的机票,在十天后的5月15日飞旧金山的,第二和第三张是合法票,一张是5月27日到香港的,另一张是6月3日到新加坡的。我有三个机会。
  我告诉杜阿姨,不管哪张票留下来了,她都可以去卖掉或用掉。杜阿姨说,以后再说吧。胡兰已经说过她不想离开,她想把孩子生在中国。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个傻主意,可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生在中国或埋在中国,这是很重要的。胡兰认为,只要有孩子,她总有时间决定去留,没有问题。当然她想错了,她后来费了不少周折。要不我干吗还得帮她呢?

  这样一切都办妥了,只有一件事,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傻事,我还想和文福离婚。这是我的骄傲,我不知道干吗老是去不掉这念头。人都要去美国了,干吗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当时,我认定,不把这最后一件事了结,我心里是永远不会舒坦的。
  我认为我不是在意气用事。我有证明我被错判的文件,我有签证和电报,证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说我还有一个计划,一个谨慎的计划。事情就这么进行了。
  王贝蒂发了个急电给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贵重包裹一个,需您两人签收。请于5月10日下午两点,随带电报和印章到广西路电报局包裹处认领。”
  你想这个贪婪的家伙肯放过这个机会吗?两点钟,他果然准时到了,还带着他的新女人,两人急急忙忙冲过排着的长队。我和胡兰、杜阿姨就站在后面的办公室里瞧着。王贝蒂拿着纸条,转身去找包裹的时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柜台上,要他们在回单上签字。可他刚想签,她猛地把回单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认识你的吗?你不是已经和江雯丽结婚了吗?”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现在不是了。”他说。
  “那么,这是你的太太吗?”王贝蒂问,看看站在文福身边那个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这包裹给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和那个人离了。”
  “当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说,“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向我们提这个问题?”
  这当儿,我冲了出来,杜阿姨和胡兰也跟在后面。“你承认了!”我大吼道,“现在我们有证人了。”这间拥挤的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张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见了鬼。
  我把离婚证书递给他签字。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从1941年起就已经离婚,是在昆明办的。他声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声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个签章:我的、胡兰的、杜阿姨的。
  “你签这儿。”我说。
  那胖女人不高兴见我,我看得出。她说,“你们玩什么花招?”
  “不是花招,”我说,“他签不签,我无所谓。我手头有张法院文件,证明我是被错判的。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去美国,做另一个人的妻子了。但没这张纸,你在中国就没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远没有地位。”
  电报局里的人全都笑了。这女人气得要命!
  “签了,和她一刀两断吧。”她对文福说。他一动不动,一直没跟我说话,一直用他那副丑态盯着我。但随后他笑了,笑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难看。他狂笑着签了字,盖上他的印章。
  他摊开双手说,“好了,一切都了断了。”他把纸递回来,然后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个人笑。那女人哼了一声,抓起柜台上的包裹,两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里装的是我早上捡来的干驴粪蛋。
  就这样,我终于离了婚。你能怪我一定要这个吗?你能为随后发生的事怪我吗?

  他肯定在我们的住处盯了好几个钟头,也许有好几天了,因为他一直等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才敲。我听见有人敲门,我没想到,咳,我真太大意了,我去开了门。他推开门,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枪对准我的脑袋。
  他骂我,说我永远也别想逃出他的手掌,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他看到我收拾好的箱子,就把它扔到房间对面,我的衣服、车票,还有我的重要文件全掉出来了。他从一个长圆筒里抽出一筒卷起来的纸,拉掉上面缠着的丝线。那就是我的离婚证书,就是这东西使他丢尽了脸。他把它撕得粉碎,告诉我,“现在你就跟以前一样,成了婊子了。”
  他又捡起一张纸,这是你父亲的电报。他怪腔怪调地念了一遍,也把它撕了,还说吉米的诺言就像空气那样空洞。
  然后他发现了我的护照和机票,其中有一张是第二天飞往美国的。我叫了起来。我求他不要撕我的机票。他把机票拿在手上掂掂分量,好像它们是金子似的,“我怎么会撕呢?我要去卖个好价钱。”
  我哭了,我求他放我走。他把护照和机票放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拉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拎起来,说,“求我,求我,说你要做我的老婆。”他挥舞着手枪。我身边是那张放着机票的桌子,我这辈子的机会全在那儿了。我面前是手枪,我的生命马上就会离开我。我知道他在撒谎,我要是服从了,他还会把机票拿走,他还会要我的命。
  我该怎么办?我软弱,我坚强。我有希望,我有希望。我不能放弃我的希望。于是我求他。
  结果,我猜对了,他撤了谎。他说他要把我的机票拿走。他把机票放进了裤子口袋。然后他进了浴室,让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哭。可就在这当儿,我看到了桌上的手枪。我伸出手去,用双手紧紧地把它握住。然后我叫他出来。
  他一见我握着枪,眼睛就睁大了;然后他皱皱眉头,嘲笑我,“你不知道怎么开枪。”
  “我会学了杀你。”我说。
  “我是装装样子的,”他说,“枪里没子弹。我只想吓吓你。”
  “既然这样,你怕什么?”我说,还是拿枪对着他,我的心激烈跳动着。我真想杀了他。我不想辩解,也不想监狱,或怎么逃跑,我只想杀了他。要不是胡兰进门把我从着魔状态中唤醒,说不定我已经这么做了。
  “哎哟!”她喊起来了,“怎么回事呀?”
  “他偷了我的机票。”我说。我没说他强奸了我,但明眼人从我的头发,我的被撕破的衣服,文福正在紧皮带的样子都看得出这一点。
  “机票在哪儿?”胡兰问。
  “在他的裤袋里。”我说。这时我有了主意,我对文福挥挥枪,“把裤子脱下来给胡兰。”
  文福盯着我。我拉开扳机,想对地板开一枪,吓吓他。但没想到枪响得这么快,一下子从我手中滑脱,子弹从文福的头上飞过,打在他身后的墙上。
  “你疯了?”他和胡兰两个都叫了起来。
  “是的,”我吼道,“脱裤子。”
  我又扣动了扳机,这一次打在了地板上。他马上脱下裤子,扔给胡兰。胡兰摸出机票,高高地举起来交给我,一脸得意。
  “现在把裤子扔到窗外去。”我对胡兰说。她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也许是怕我朝她开枪,很快走到我身后的窗前,打开窗子,把裤子扔出去了。
  “现在找你的脏裤子去吧!”我对文福说。他骂骂咧咧地跑到门外,声称我逃不了他的手心。他一走,胡兰就哈哈大笑起来。

  胡兰老跟我讲起那天的事,直到我告诉她不要再提起。我干吗要回忆起来呢?我干吗要听她讲那天发生的事,好像只不过是个有趣的故事似的?
  “嘿,”她老是说,“还记得文福想偷你的机票的事吗?还记得你用枪对着他,要他把机票还你吗?但枪走火了,好可怕呀!把他吓个半死。呵,我还能想起他的脸——他几乎是拎着裤子从窗口跳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已经上了飞机。你真运气呀。”
  的确。我是运气的。六天后,我和你父亲在一起了。

  到了美国,我看到你父亲和我都变了,但我们的心没变,我们的爱情还是一如既往,但他又有了对上帝的爱。他总是讲英语,可我不会。
  晚上,他把我抱在怀里,像在上海一样,我们多高兴啊,永远不会分开了。但我经常在梦里哭出声来,“他找到我了,他把我抓住了!”
  于是你父亲就说,“宝贝啊,嘘一嘘,不要再想这个了,你现在已经在美国了。”
  所以我从来没告诉他,也从来没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九个月后,或许更早些,我有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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