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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方涛接到了调令，但不是回家乡工作，而是回原单位。对于他的请调报告，没有一个字的答复。 但方涛还是为能重新达上工作岗位而高兴。他甚至想，领导既然决定让他回北京工作，说不定以后也会让他把家属迁京呢。 单位里不少是老相识，只是在当时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下，相互间说话很少，戒备甚深。倒是在宿舍里，方涛很快找到了知已。 宿舍很挤，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已经住了三个人：郑叶、许大兴和陈路。郑叶原是技术员，现在是研究室里的秘书。许大兴是食堂厨师。陈路还是个小青年，去年才分配到这里。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方涛进去。只是小屋里四个床位加上行李，简直没有了立足之地。 拥挤的远不只是宿舍。宿舍只是一面小小的镜子。回京后方涛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人多了。那怕到街上理个发，也要等上大半天。看来，什么人员“下放”、机构“精简”，在那些权贵手里，不过是排拆异己的手段。一批批老工作人员刚刚被下放，那些新老权贵的老交情、新派友、家属、家属的亲戚、亲戚的家属……就纷纷从其它地方涌了进来。因此，当方涛这样的“下放”对象因工作需要等原因重新被召回来时，人口就明显地多起来了。 许大兴和郑叶的妻子也都在外地。成了家的无家者聚到一块，不免要扯扯这方面的问题。 方涛发现，无论是许师傅还是郑叶，都窝着一肚子火。 许师傅已经五十多岁，家在外省小镇。他搬到这间屋子还不到半年。原先，他和另一个家属在外地的食堂厨师住一间屋。但半年前，那个师傅将老伴的户口迁到了北京，那间屋子成了他家的团聚场所，好心的许师傅主动搬了出来。 有一次，方涛问他： “许师傅，你这么大年岁了，怎么不学学那师傅的样，设法将家小的户口迁京呢？” 许师傅伸出两手十个指头，冷冷地反问道： “你有这个吗？” “怎么没有？”方涛伸出自己的手指。 许师傅哈哈笑起来： “书生，我指的是钱！” “钱？” “对！这个数目的钱。” “十元？” “做梦！” “一百？” “天真！” “一千？” “嗯，这还差不多。当然，这还不算临时增加出来的费用。” 方涛惊呆了：一千元，这相当于许师傅两年多的工资哪！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许师傅却又哈哈笑起来，边笑边说： “你呀，真是个十足的书生。你不是搞什么调查研究工作的吗？怎么对世情一窍不通。你常去市场吗？知道老百姓是怎么买东西的？菜，挑最便宜的；布，挑削价处理的；就是买一盒火柴，也要掂掂硬币的分量。可是，买烟酒呢？什么好烟名酒一上柜台，马上就是几里长的队。大家拥着、挤着、骂着，唯恐买不到。是老百姓忽然之间钱多了起来，要吸好的、喝好的？当然不是。还不是为了送礼。如今小百姓想办点事，不送礼、不动钱，等于是白日作梦。而好烟名酒又算得了什么？那只能办点小事。这迁户口的事，一点子烟酒怎么行？我一个月四十来元工资，养家糊口都困难，能拿了去送权贵吗？” 许师傅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脸色涨得紫红，额上青筋暴突。方涛听说他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宜冲动，急忙把话题引开。 但许师傅还是悻悻然不能平息，过了老半天，才淡淡一笑说： “当然，也不都靠钱。各有各的神通，你看你们室里的那个新生力量。……” 许师傅指的是方涛室里那个新提拔的室长莫灵。不久前，莫灵依靠他的关系网，把老婆孩子从外地调了来。 郑叶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技术员。当年，他怀着很大的抱负，告别妻儿来北京寻找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一连串的政治行动荒疏了他的业务，打破了他的梦想，留给他的只是与家人两地分居的日子。他的妻子是乡村女教师，结婚十多年了，身体一直不大好。有一阵，北京因缺少教师从外地调人。一些妻子在外地当教师而本人又有点门路的人，一个个把家小接来了。有些门路大的，即使妻子是做其它工作的，也象孙悟空般说变就变，一夜之间成了教师进了京。消息传到老实人郑叶耳朵里，他还将信将疑，四处打听是否真有其事。等到他弄明情况，老老实实给研究所的领导写申请、找路子时，接纳外来教员之风停刮了。 郑叶的希望迅速化为泡影。 郑叶提起这件事，就情绪低落。方涛也感到胸中郁闷，预感到家人迁京的希望是何等地渺茫。 柳霞还是不时地给他来信，但三言二语，不大提家庭和她个人的困难。她原来那一手清秀好字，已变得越来越粗大。从一个个歪歪钭钭的字体里，方涛感觉得到艰难的生活对她的折磨。 宿舍里，心情松快些的，唯有小陈。他还没有成家，女朋友在南方水乡的一个生产队里当会计。俩人的关系看来很不错，每星期，他都要寄走两封信，收到两封信。 这年春节，方涛本想让柳霞带孩子到北京来探亲。按规定，只要方涛不回去，柳霞的车票可以报销。但柳霞不同意。她说，她和孩子来了，母亲怎么办？她劝方涛还是回家休假，同时看看年老的母亲。 探亲对于方涛，已经不是什么愉快事。一想起那数不清的无力克服的烦恼事，他有时想，还不如待在外头，眼不见为净。小小的家庭里，唯一能为他解忧、给他欢欣、象磁石一样吸引他的，也就是他的孩子海亮。 海亮已经三岁了。方涛同事的孩子也正是这个年纪。星期天到同事家走走，总看到他们的孩子一个个穿戴得干干净净，伏在小桌上看书呵，画画呵，垒积木呵，神情专注。客人一到，父母一句话，马上又“叔叔、阿姨”叫着，端凳请客人坐，显得热情又礼貌。有时候，他们还争着给客人表演节目，朗诵呀，唱歌呀，跳舞呀，样样都行。看着同事们的孩子可爱的模样，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海亮，恨不得一步跨回家，抱抱他、亲亲他，听他亲亲热热叫一声爹爹。他想，海亮也是那么聪明、伶俐，他一定不会比这些孩子差。…… 但想不到这次回家，出现在方涛面前的海亮，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他的脸上、手上，全是泥桨斑。头发灰蒙蒙的简直象从面粉缸里爬出来的一样。一件蓝棉短大衣，上面沾满油腻。裤腿的两个膝盖处虽几经补缀，还是露着两个新磨破的窟窿。原来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变得血红无光。 一年不见，可爱的小海亮已经变成了这么一副脏模样。 方涛的心凉了半截，问他： “会写字吗？” 孩子摇摇头。 “认得字吧？” 孩子又摇摇头，带着迷茫的目光望着方涛，似乎对他的问题很感惊讶。 “会唱歌吗？” “会！”这回孩子高兴了，马上“哗啦哗啦”喊起来。 这哪里是唱歌，简直是瞎嚷嚷。方涛烦躁地制住他，挥挥手让他走。 但孩子却对爸爸异乎寻常地亲热，缠着他不愿离开。 “爹爹，打弹子来哇？” 海亮凑到方涛跟前，小手伸进棉短大衣口袋，摸出两粒已经砸出了不少小棱角的红心玻璃球。 “不。”方涛冷冷回答。 海亮失望地把玻璃球放回衣袋，呆呆地想了一会，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一个木头疙瘩： “爹爹，看手枪。我会玩打仗呢，玩打仗来哇？” “不来！”方涛没好气地回答。 海亮又失望地把木头疙瘩塞进衣袋。他低头想了半天，两手吃力地撩起棉衣，用右手托住，抽出左手伸进裤子口袋，好久好久，又摸出了一叠沾满泥尘的纸折牌片。他将牌片在手里一张张来回捏着，偷偷观察着方涛，过了好一会，才又鼓起勇气说： “爹爹，地上刮牌片来哇？我会刮牌片。” “不来！”方涛的回答里已经含有恼怒，“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学，尽知道玩！” 海亮傻呆了，委屈地把纸牌塞进棉衣口袋，两颗又圆又大的泪珠，在眼边滚落下来。 天知道方涛当时的心肠怎么会那样硬。他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他仿佛忘记了海亮的存在，眼前浮现出他在同事家中看到的一个个清洁、能干的孩子。 “爹爹！”少亮带点沙哑的声音又唤醒了方涛。 孩子眼睫上的泪珠已经滚落，嘴唇边慢慢出现一丝天真的笑容。 “爹爹，”孩子说，“我会折牌片呢，我会折牌片呢。” “嗯。”孩子的天真使方涛的怒气消去了一些，他的声音也放轻柔了些。 孩子受到了鼓励。他快步跑到写字桌那边，踮起脚尖，拿起一个本子，“哗啦”撕下一页来，又快步跑回来说： “爹爹，我折牌片给你看。” 方涛夺过他撕下的纸，一看，正是他刚刚买来的一个记事本的首页。他不禁怒从心起，伸手在孩子的手背上打了一下。 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柳霞闻声过来，抱起孩子，拍着、哄着、盘问着，听完了孩子的哭诉，眼睫上也闪出了几滴泪珠。 “你呀——”她转向方涛，低声埋怨说，“你真是个铁心人。孩子多爱你，一年多不见，恨不得把学的东西都告诉你。可你，……就那么心疼那么张纸？” “学会什么了？歌不会唱，字不会写，尽学这些？” “你，你以为这里是大城市？是机关？是幼儿园？”柳霞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显然有些不高兴。但她很快收住话，轻轻叹口气，在小屋里走了两圈，才又低声说，“要怪，也该怪我。我没有教育好孩子，是我的责任。你要说，就说我；要骂，就骂我。孩子有什么责任？犯不着对他生这么大气。” 柳霞说着说着，泪珠儿也掉了下来。方涛只感到胸中闷闷的，好象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 “这也怨不得柳霞，”母亲在一旁说，“她一个病弱身子，白天累得半死，回来，又要种自留地，又要洗衣、打水、缝补……，那么多家务，哪顾得上教孩子这个那个？说到头，其实是我的错。孩子小，脚头不硬，我担心他到后河边乱跑，就老哄着他在屋里玩这些。你知道，那后河本来说要挖宽一倍，但挖了一半，上头又改变了主意，停止不挖了。现在，河岸高低不平，土又松，河面上的洗衣石板也在一点点向外倾钭，真不敢放孩子去。我手脚不灵了，整天就想着怎么哄住孩子别往外闯，哪顾得上他念书学写字呵。再说，我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老人，也教不了啊。” 方涛知道错怪了孩子，伤了柳霞和妈妈的心。他懊恢莫及，默默地从柳霞手中接过孩子，紧紧搂着他。 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哭声象利箭直插方涛的心。 “亮亮，别哭，别哭！爹爹不打你了，再不打你了。……来，听话，让爹爹亲亲你。” 孩子果真乖乖地把小脸蛋贴向方涛。他的身子仍在微微抖动，但看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制止抽泣。 过了半天，孩子睡着了。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锯木声。 母亲告诉方涛，那是隔壁朱洪队长家的大儿子在家里锯盖房用的木板。谁也弄不清他家哪来的神通，一般人做梦也梦不到的好砖好瓦好木材，堆满了他家屋前屋后。他大儿子与柳霞一样，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当年他进了县里举办的教师训练班，目前在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员。自从他家准备盖新房后，就常常泡病假在家里干活。 朱洪和方涛家是合墙邻居，因此，母亲担心地跟方涛说： “他家的旧房子一拆，我们的破屋失去依傍，就更不结实了。” 一切都是老样子，方涛一回到家，睁眼就是烦恼、烦恼…… 这次回家探亲，方涛能够记得的唯一一件高兴事，也就是全家出动看电影了。 那是一个北风料峭的夜晚，县里的流动放映队在谢家村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方涛已经在北京看过，本不想去。但柳霞说：“你从来没有陪我看过一场电影，还不陪孩子看一场？你在外头看电影容易，可这里，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有一场呵。”母亲也说：“你不在家，就是有电影，我和柳霞身体不好，也不一定带孩子去。这次你也在家，真是个难逢的好机会。”海亮则抱着方涛的大腿，甜甜地一声声叫着“爹爹”，一定要方涛带他去。当方涛终于答应时，孩子是多么高兴呵！他连声叫着“好爹爹”，催促全家上路。他象一只欢乐的小免子，跳着、蹦着，坚持在前面带路，不让大人抱他。河岸的小路坎坷不平，他一脚踏空，摔倒了。柳霞急忙抱起他，海亮却挣扎着，坚持要自己走。他连声说：“不疼，不疼，别抱我，我自己走，我认得路，我要给爹爹带路。” 一家人赶到谢家村时，电影已经开场。黑压压的人群，哪里挤得进去。方涛和柳霞轮流举着海亮，让他断断续续看上些镜头。但孩子还是那么兴奋，那么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圆圆的，半天也不眨一眨。回家的路上，他还唠唠叨叨向家人讲述电影里小主人公杀坏人的故事。到了家，方涛和柳霞才发现，孩子的左腿上有不少血斑，他早在去谢家村的路上就摔伤了。孩子忙于给爸爸带路，竟一声也没有吭。方涛和柳霞抚摸着孩子的伤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孩子仍不叫一声疼，去屋角拿了根竹竿当作红缨枪，“冲呀！杀呀！”欢叫着，满屋里穿来穿去。 “呵！孩子，你依然是那么可爱……”方涛的眼睛模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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