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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飞快过去。已经到了临别的夜晚。柳霞早早就催方涛上床休息，自己则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床头，为他缝补衣服。从木板隔开的外间，已经传出母亲轻轻的鼾声。但方涛没有一点睡意，不时地半睁开眼悄悄打量他的小霞。当年头发灰白、目光迟钝的老母亲坐过的位置上，如今已坐着一位头发和眼睛都乌黑得发亮的年轻少妇。柳霞低着头，抿着嘴，认真地一下下抽着针线。有时候，她停下来，凝视着衣裳呆呆深思；有时候，她又悄悄地抬头瞥方涛一眼，而方涛则赶紧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她低下头去，方涛又马上半睁开眼。柳霞发现方涛根本没有睡着，小嘴一裂，微微地笑了。但马上，她“啊唷”一声叫起来，是缝衣针剌破了她的手指。 “霞！”方涛紧张地坐起来问，“疼吗？” “捣蛋鬼！还不睡，我要拿针剌你了。” “霞！”方涛激动地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你。我一定要尽快回来看你。不，春节里，我要让你和妈妈到北京玩。” “去！说什么好听话，谁希罕？” “霞，我这是真心话。”…… 确实，方涛当时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但没有料到，他的许诺很快告吹。这一别，竟是整整两年。 回到北京，单位里“文化革命”的风向发生了突变。不久前曾被大红大绿的大标语宣布为绝对革命的行动，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性质的活动遭到猛烈批判。各个派别的政治属性也象万花筒般说变就变。方涛参加的那个群众组织，本来曾得到过“文革”要人的肯定，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组织。未久，他与他所属的那个组织的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边远山区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在干校，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方涛所属的那个组织的成员，成了理所当然的清理对象。一样是花花绿绿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样是鲜艳夺目的大旗小旗，一样是人山人海的集会声讨，一样是震耳欲聋的口号，一句话，一样是当年眩目的革命气象，所不同的是这回已不需要方涛他们去紧跟，他们已经成了由这一切装点起来的另一场运动的对象。 方涛的几个同事经不住夜以继日的逼供，不仅承认自已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且把方涛也牵涉了进去。方涛以着一个农民儿子的诚实和固执，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的行动因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让柳霞上北京，早已化为泡影。申请休假，也不可能得到批准。而比起眼前遭遇到的一切，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想什么也不告诉柳霞，但隐瞒真情的家书简直无法下笔。他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却又担心会吓坏她、连累她。当时，方涛的私信往来也已经受到审查。不过，柳霞很快就猜出方涛出了事，因为专案组已派人去那里调查方涛的祖宗三代。 当时，一个受审查人的家属，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掌权者的岐视、亲戚的疏远、旁观者的讥讽、年迈婆婆的眼泪，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新婚妇女，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方涛觉得对不起柳霞，但他的信，又只能写些言不及义的东西。 然而柳霞还是经常地来信。语气永远是那么平和、温柔，不断地关心着他的饮食起居、健康状况，向他报告家里诸事平安的消息。柳霞从不催问方涛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对于他受审查的事，不问也不提及，仿佛根本就不认为是什么大事。柳霞的冷静给予了方涛极大的精神支持。 两年以后，方涛终于得到解脱，获准回家探亲。 家里果然一切都好。母亲身体健康，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晚上，经过了两年的分离，他俩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霞，连累你了，真对不起。”方涛内疚地说。 “快别这样说话！”柳霞打断方涛，细细端详着他的脸，关切地说，“看你，瘦多了。” “能不瘦吗？”方涛说，“这两年，我可害怕了。” “怕？怕什么？” “我差一点成为‘反革命’呢。霞，难道你不害怕吗？” “反革命？去！别耸人听闻了。” 柳霞停了停，平静地说： “说你会做蠢事，我相信。你呀，你这样一个不通世情的人，一个曾想着用一盒蛋糕去感谢一个女孩子的人，在这年头做点蠢事，也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过，说你是坏人、反革命，我肯定不会相信。没有对你的起码了解，我会嫁你吗？说真的，你呀，实在是一个……” 柳霞说到这里，突然停住，调皮地一笑，瞅着方涛。 “好人！”方涛连忙挑好词接上。 “不准确。”柳霞摇摇头。 “老实人。” 柳霞撇了撇嘴。 “正派人？” “去！”柳霞“噗哧”一笑，“没羞。尽把好词儿往自己头上堆。” “那……”方涛有点不知所措了。 “你呀，”柳霞收敛起笑容，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公平地说，你是一个十足的——” “说下去呀！” “好好听着！”柳霞伸出右手食指，朝方涛额上轻轻一戳，“书－呆－子！” 说完，她咯咯笑起来。方涛倒在她的怀里，感到羞愧，但更感到温暖和宽慰，就象是在大海的风浪中日夜颠簸差一点沉没的迷途小船，终于回到了风平浪静的港湾。“呵，小霞。”方涛在心中默默地说，“你不仅是我贤慧的妻子，母亲孝顺的媳妇，你还是我生活道路上最贴心的伴侣。” 第二年六月，方涛和柳霞的第一个孩子——海亮出生了。 六月，正是干校早稻管理的重要时节，方涛因此未能获准回家。直至稻谷进仓、晚秧插完，并随之进行了一个来月的思想总结之后，干校领导才让方涛回家探亲。那时候，海亮已经四个多月了。 孩子长得又白又胖，脸蛋园园的，小嘴园园的，一对大大的眼珠，更是水灵灵、滴溜溜园。孩子总是带着哭声来到世界的，但海亮给方涛的第一个印象却是笑。每当方涛做个鬼脸叫声“亮亮”靠近孩子，孩子准会裂开小嘴巴咯咯咯笑起来，是那么自然、真诚，反映出满心的欢愉。即使你不逗他，他也会时或嘻嘻笑着自得其乐。睡觉醒来，他不哭不闹，经常伸出丝一般柔软、玉一般白嫩的手，来回摇摆着，伊伊呀呀唱起自个儿编的小曲儿。孩子还颇有些有福同享的观念，当方涛用小勺喂他糯米粉浆时，他每吃一口，就会眨眨含笑的眼睛，伸出小手指着方涛的嘴，非要方涛也尝一口，才愿吃第二口。 多么惹人喜爱的孩子！ 但海亮的诞生，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阴影。 由于方涛未能及时回家，柳霞产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调养。开初几天，柳霞的妈妈曾赶来照料。但那年头农民是靠下地挣工分吃饭的，柳妈也有自家的生计问题，哪能长留在方涛家里。方涛的母亲主动让她回去了，由自己肩负起照料柳霞和孩子的重担。但她年迈体弱，哪里能支持得了？柳霞不忍心，产后几天就从床上爬起来，帮婆婆做饭、洗尿布、料理家务。不到满月，她就下地干活了。因此，当方涛回家的时候，与又白又胖的孩子相反，柳霞已变得又黑又瘦。 “你呀，”方涛抱怨她，“干吗那么急着下地呢？” “能不急吗？”柳霞微笑着，温柔地向方涛解释说，“家里又添了张嘴巴，靠你一个月几十元工资，怎么够用？我要不多挣点工分，到年底不得喝西北风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今农村分红这么底，……” 确实，当时农村里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分红低得可怜。拿这个村子来说，去年一个整工只分三角钱，还不够买一块肥皂。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也没有漏过这个小小的村庄。单生产队长几年里就换了好几个。后来，村上一个最会耍嘴皮子的朱洪占据了这个职务。 从此，小村的容貌也大大改观。田野上，首先让人注目的已不是绿油油的庄稼，而是一块块用大红漆涂写的标语牌，什么“狠斗帝、修、反，坚决干革命”呀，什么“革命加拼命，大批促大干”呀，一个字就象农家的泥墙那么高、那么宽。再走近些，你可以发现，田头还插着一块块虽小却也高过庄稼的竹牌子，上面写着做梦也不敢想的高产指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向前，这大大小小的牌子也越竖越多。当然，这也决不仅仅是为了点缀风景。农民很懂得这些牌牌的分量。不到半夜决不散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小会议，农活越少越闹腾得厉害的通宵加班，挖河填河填河挖河永远也定型不下来的水利大业，高地洼地酸性地碱性地整齐划一的“以粮为纲”，缩小又缩小却仍让人一脚跨下去象踩了毒蛇一样提心吊胆的自留地，……这就是这些牌牌在农民实际生活中的效用。 与不断增长的牌牌成反比例的，是收成在年年减少。撇开这些时髦的标语牌，人们可以看到，农民事实上仍按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传统方式在耕作，祈求着风调雨顺，担心着老天爷的喜怒哀乐。几十年来，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增加了一、二倍。农民进工厂、进城的路早被堵死，城里的知识青年却在年复一年地分配进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怎么能不下降呢？ 又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柳霞和母亲过得多么不容易呵！ 母亲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也稀疏了。柳霞乌黑油亮的头发也变得干枯，中间甚至还夹杂着一、两根白发。 变老了的，还不仅仅是人。 小屋也是一副残破相。四壁透风。老鼠大白天在瓦楞和砖缝里窜来窜去。灰尘、蜘网、甚至碎砖屑，时或向下掉落。方涛回家不过几小时，头发上、衣服上就积了一层灰尘。 “房子该修理了。”方涛伸手掸掸头上的灰尘自言自语。 “是呀，”柳霞笑笑说，“可修房的砖瓦呢？我曾听你说，你那个干校里有个砖厂。你回家时怎么也不想着背几袋砖瓦回来呢？” 柳霞当然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是，玩笑也反映出严峻的现实。当时，想在农村买点砖瓦可难了。那家没有个住房问题呀！多少年了，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新房却没有一间。如果说，田野上的变化是以标语牌为标志的话，那未，村子里面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老宅上。人们先是在房子内部打主意：一间隔成两间，厨房兼作卧室，过堂截为内间……慢慢地，厨房被从房屋内迁了出去，或者靠着正房伸出个象鼻小间，或者干脆迁进柴屋、猪舍。于是，柴草垛举目皆是，院场、路边也出现了一个个用茅草、苇席搭起的新畜棚。但终于连这样的处置也不能解决问题了，一些稍有点积蓄的人家勒勒裤带开始筹划起盖屋来。人们为巴掌大的一块房基地争吵不休，为砖、瓦、木料日夜奔波。砖瓦厂既少又简陋，建材很快成了热门货。在这种情况下，象柳霞这样一个温良的年轻妇女，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休想弄得到一砖半瓦。更不用说家里还有一老一小拖着她。 因此，听了柳霞的玩笑，方涛一点也笑不出来，只是低下头，轻轻叹了一口气。 母亲也在一旁说： “没钱买不起砖，有钱买不到砖，就算买到了，柳霞一个妇道人家，也没法运回来呵！” 方涛无言以对。 母亲接着说： “涛儿，你还不知道呢，柳霞自去年生下海亮后，已得了腰酸病。阴天下雨，家里可热闹了。她腰酸，我腿疼，连做顿饭也不容易。房子也来凑热闹，外头大雨，里头小雨；外头雨停了，里头还是滴滴嗒嗒漏个不停。” 方涛还是无言以对。想不到兴致勃勃回来，到了家里，睁眼看看都是烦恼事。 但是，他们的孩子海亮，却给了这个小家庭的暗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一定是柳霞和母亲在孩子面前天天念叨方涛的缘故，孩子见了方涛一点也不陌生，第二天就“爹爹、爹爹”叫不离嘴，扬开双臂让方涛抱。 方涛很少抱他。在干校看点喜爱的书有种种不便，一回到家，他总是抓紧时间看书。 孩子很懂事，见到方涛看书，就不大去纠缠。他已经一周岁多了，大该是缺钙的缘故，还在学走。他总喜欢独自扶着墙壁、凳子，在小屋里晃晃悠悠兜圈子。 柳霞收工回来，看到方涛看书，也很少来打扰。只有在自己实在分不开身时，才看着学走半天的孩子对方涛说： “别老埋在书本里呵，过来抱抱伊吧！” 海亮一听，马上迈着两条小腿扶壁向方涛走去，伸出一双白白嫩嫩的小手扑向方涛： “爹爹抱伊哟！爹爹抱伊哟！” 孩子大概听到妈妈每次说“抱伊”时抱的都是他，以为自己的名字也叫“伊”。 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 再好的书都失去了吸引力。方涛紧紧抱起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让他叫“爹爹”。 “爹爹！”方涛永远也忘不了孩子那清脆甜蜜的声音。 “叫响一点，亮亮。” “爹爹！”海亮果真放开了嗓门。 “再响一点！亮亮！” “爹——爹——-！”孩子喊得小脸蛋都涨红了。 方涛心里甜丝丝的，亲亲孩子，嘴巴贴着他的小耳朵问： “爹爹好吗？” “好。”孩子的声音是那么肯定。 “妈妈好吗？” “好。” “奶奶好吗？” “好。” “这间房子好吗？” “好。” 在孩子眼里，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和孩子在一起，还有什么忧虑不能忘怀呢？ 柳霞微笑着，眼角噙着泪花；母亲也微笑着，脸上的皱纹也似乎少了好多。 “一家人团圆，穷日子也过得香甜。”母亲说。 方涛点点头，把海亮抱得更紧了些。 离家前一天，母亲忽然对方涛说： “你在干校也是种地，留在家里种地不也一样吗？” “那可不行。”方涛说，“在家多待几天都要挨批评。” “涛儿，”母亲想了想，说，“干脆申请调到家乡来工作吧。你看这个家，缺个男人怎么行？回来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苦日子也过得香甜。” 方涛没有出声，但母亲的话却不时地在他的耳边萦绕。母亲的话是对的，这个家庭继续分居已经很难了。 回到干校不久，他向校方打了一个请调家乡工作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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