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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那个公共汽车站碰到小海，每天，同一时间，同一个上车地点。 碰到的次数多了，他们两个见面会彼此微笑。有一天，车子脱班，左等右等不来，小海就走到小青旁边，开始说话。他问：“你就住在这里的吧？天天早上看见你。”小青说：“是啊，就住在200弄。”小海说：“200弄里，我有好几个同学呢，你是哪一家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他们其实也可以算是邻居，小海就住在202弄。小青笑起来，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呀。 小青和小海谈恋爱，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岂能随随便便在路上碰见谁就同谁结婚？而况，一个在路上如此熟练勾搭女孩子的小青年，非常值得怀疑。 最终，还是爱情赢了，小青和小海如愿结婚。 小海大学毕业后，小青请自家亲戚做担保，让小海到加拿大去留学。不久，自己也跟过去陪读。 小海读书的大学在加拿大很北面的一个城市，打工不容易。小青就转到温哥华，在一个香港人开的公司打工。小青的母亲听说后，写信对小青讲：“两个人分开这么远不大好吧？小海这么小的时候，就会在上海的马路上追你这个不认识的女孩子，在外国更不保险了，你要看紧点。” 但是，最终移情的是小青。到温哥华不久，小青就与香港人同居，然后同小海解除婚约。不过她至今没有正式再婚。 阿德是遗腹子，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孤伶伶的一个，母亲视之如珍宝，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娇生惯养到18岁，阿德还是不得不来上海学生意，遗下寡母在乡下，等他团圆。 阿德由亲戚介绍，到一家小工厂做账房。起初，人生地不熟，每天从亭子间到工厂，从工厂到亭子间，只作两点一线的转移。混熟之后，就跟着同事出去吃吃饭、看看电影。 阿德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跳舞场。他其实对跳舞并没有多少兴趣，只是喜欢看，往往买一张票，带着笑坐在暗里看一个晚上，看到舞厅关门，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睡觉。 上海的跳舞场在疯狂了几年之后，大举关闭。许多失业舞女于是决定从良，阿德也同一个相识的舞女结了婚。婚后阿德的母亲迁来上海同住。年轻轻就开始守寡的爸太太，如何看得惯一个上海的舞女？阿德和他母亲两个人，都在家里叹大气。 舞女因为过去的放荡，已不能生育。阿德建议抱养一个孩子，他想着有了孩子，他母亲同他妻子的矛盾也许就能缓解。阿德的母亲，希望抱孙子，舞女要女儿，最后阿德抱来了一个女孩。 女孩长到两岁多一点。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舞女照例提议一家三口去公园春游。临出门给女儿换衣服，发现少了一个扣子。舞女说她立时到附近的小店里去买，女儿忽然大哭起来，以为妈妈爸爸不带她去公园了。妈妈哄她，让她止哭，说去买了扣子就回来。阿德抱着女儿送舞女到门外，看她消失在弄堂口。 阿德和他的女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舞女。 阿德以后一直不婚，并且从不对女儿避忌，他告诉她，你的妈妈是一个放荡的舞女，她不会生孩子，你是我们抱养的。 那是一幢一楼一底的假三层房子。房子里曾经住着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母亲和儿子。三岁时候的一场小儿麻痹症，使这个唯一的独生子成了瘸子。 儿子慢慢地长大，父亲和母亲决定把他送去国外学医，谋一技之长，然后回来开个私人诊所。 孝顺的孩子依依不舍地领命而去。 像他们这样的小康之家，送孩子出国留学其实非常辛苦，但因为早有准备，儿子出国时，带上了足够的钱。 儿子在德国读了一年之后，来信告知他已转学巴黎。法国样样都好，就是物价昂贵，他当初带出来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父母于是开始每月给他寄钱。一年两年，儿子说念一个医科文凭起码需要五年。五年中，父母卖尽了能够卖的一切，却死命留下这幢房子，好作未来的诊所。 五年终于过去了，孩子写了一封长长的来信。信中，他痛哭流涕，说他对不起父母。 这六年来，他其实加起来只念了一年书。书太难念了，外国太好玩了。以前种种都是欺骗父母的。他本来想一直骗下去，但期限已到，而且，待在国外，只有越学越坏，他想回国了。回来，还是开诊所。反正，外国买一张假文凭很容易。 但是，买文凭需要钱。父母商量来商量去，只得把房子的一楼二楼卖了出去，自己移住到狭窄低矮的三层阁上。 钱寄出去了。儿子是否收到，无人知道。 夫妇两个骤然老去，但却活了很久，以至他们死去多年之后，仍有路人说，常常看见玻璃窗里有一双忧愁的眼睛，在看着窗外的世界。 阿弟走路，永远是贴着墙根，悄没声息，像一阵鬼风，若有似无。 他们家原也是本地大户，可惜父亲死得早，遗下年幼的阿弟、阿姐和他们的母亲相依为命。 住同一条街的地痞，觊觎他们的家产，软硬兼施强娶阿姐。丰厚的陪嫁过门不久，阿姐就被地痞的一个没有名份的女人赶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娘家。 姐弟两人，都闲散在家，同住一处房子，但分伙吃饭。阿弟大学毕业的时候，上海已经解放。他们家原来的私宅是一幢大型石库门，那种带回廊、有东西两边厢房、有上下客堂间的房子，可以住上十几户家庭。后来，这幢房子，真的住进了十多户人家，阿弟和阿姐就只住底楼的一半厢房。 阿弟大学毕业分配到昆明。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与单位不辞而别，回到上海。 结婚，是在丢掉了昆明的工作之后。两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妻子即带着仅有的两个女儿回了娘家。阿弟自始至终，拒绝签字离婚。 分居多年后，阿弟的妻子与办公室同事日久生情，共赋同居。阿弟到派出所举报，并带着工纠队员去捉奸。 阿姐闻讯急叫：“你们慢点走呀，让我穿好鞋子，带我一道去看看。” 次日深夜，阿弟的妻子加两个女儿，闯进阿弟的房间。事先已做了周密的部署，三个人分头行动，有条不紊。一个眼明手快地取走阿弟的深度近视眼镜，一个看住他不让他动，还有一个拿把带来的榔头，咚咚咚咚，逐一击碎落地窗玻璃。 阿弟说，我就是不离婚，拖到她养不出小孩为止。 他们的离婚案，如他所愿，一直拖到80年代才了结。仳离的双方，一个65，一个60岁。 有一年，阿弟的一个女儿，忽然天天来阿弟家吃一天三餐。说是插队落户得了肺结核，回上海养病，妈妈财力有限养不起她。女儿还是住在妈妈那里，每天进门，叫一声爹爹，坐下就吃，再不出声。 阿弟也找过工作，有人介绍他到附近的一所中学教英语。只教了两个月，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倒不是教得不好，而是他把期中考试的考卷卖给了学生。 那张考卷，阿弟卖了一块钱。 左邻右舍都跟老这家的孩子叫她姑姑，姑姑是孩子们父亲的亲姐姐。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把他自己的姐姐，从乡下请来帮助照料，然后，孩子一年一个的总共来了六个，姑姑也就没机会回她的故乡了。 姑姑在乡下有母亲，还有一个受日本炸弹惊吓的疯哥哥，但是没有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 很久以后，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姑姑回到故乡为母亲伴老的时候，有人说，姑姑有过丈夫，17岁成的亲。拜天地入洞房时新郎已奄奄一息，迎新娘过门是为了冲喜。结果，还是在结婚未满一月的时候去世。姑姑就这样从一个农家女儿成了地主家的媳妇，她是他们家祖祖辈辈唯一“成份”不好的人。 孩子们的父亲工作不在上海，这个家长年是由母亲和姑姑两个女人在撑持。但姑姑毕竟只是姑姑，难比父母亲情。虽然一锅吃饭一床安睡，虽然全家人的衣服鞋袜都由姑姑裁制，孩子们始终觉得她是外人。 50年代未，姑姑同上海许多弄堂里的妇女一样，走出家庭，到里弄生产组上班。70年代末，盛行下乡知青回城顶替父母，姑姑就办手续，申请把唯一去了外地插队的侄女收为养女，让她顶替自己进了里弄工厂。然后，姑姑回故乡，照料已瞎了双眼的老母和60多岁的疯哥哥。 送走了老母、送走了疯哥哥，姑姑死于她的故乡。依然称她为姑姑的养女，为她办了丧事，然后照家乡规矩，把从乡下带来的糕点分赠左邻右舍，同时也是借此告诉大家这个消息。那一天，不知为什么会出错，她敲开邻居家的房门，递上糕点，对邻居说：“这是给你们的，我姑姑结婚了。”等到发现说错了话，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老叶其貌不扬，谢顶，说话短舌，却是个中学物理教员。 他教初中，班上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大眼睛，卷头发，长长的睫毛，翘翘的鼻子，天生一个美人胚子。老叶看在眼里，喜爱在心里，不敢有丝毫表露，毕竟为人师表。 不久，“文革”开始，中学生上山下乡一片红，老叶就去大美人的家里家访。一踏进家门，才发现那是一个再底层不过的人家。父母老迈且丑陋，大美人像是他们从哪里捡来的私生子。母亲无业，父亲曾是码头工人，全家三口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老叶不由一阵心痛，好半天开不了口。 磋跎了一会，老叶开始说话。他说，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初中还没毕业呢，怎么能够去乡下种田？你们做父母放心的话，我做老师的也不放心啊。女孩子的父亲叹息说，我们都老了，也不可能养她一辈子，她又没有兄弟姐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能够让她嫁个人，就好了。 老叶脸都涨红了，鼓足勇气问：我来养她，可好？ 坐在一旁的女孩子，唰一下瞪大眼睛，她的父亲也是停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也像大美人一样漂亮。老叶天天把女儿带在身边，他上课的话，就让女儿在校园里玩，下了课，马上跑去抱女儿。他对同事说，她妈妈现在到生产组上班了，没空带小孩。 老叶在家里就像佣人，事无巨细全部统包。大美人总是仇恨地斜眼看他，与他们同住的岳父母也几乎不同老叶讲话。他们觉得老叶骗了他们，因为据说按照政策，独苗原来就可以不下乡的。 离婚仿佛也有遗传。施树一家都离婚，并且离婚后都回娘家居住。结过婚就像没结过一样，仍然是这几个人，仍然是过着坐吃山空的日子。从他没见过面的外婆，到他母亲，到施树都是。 1968年，施树34岁，还没有女朋友。在当时，这不仅算大龄，更可以称作高龄青年了。不过，家庭出身不好，本身是大学毕业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是正处“文革”打倒“臭老九”的风头上，施树没有女朋友，也没人觉得奇怪。 让人们惊奇的，反倒是这一年，施树忽然之间离家结婚了。 结婚后，施树每周都带妻子和她的一儿一女回来探亲。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女人头上带白花，臂上缠黑纱，一看就是个新寡妇人。旁人这才知道，他们是年龄相仿的同事，施树、施树的妻子、施树妻子的前夫，都在同一爿工厂工作。 施树妻子的前夫半个多月前因病而亡，是慢性病，拖了好几个月。那时厂里没人上班，都忙革命去了，只剩下既不能参加造反派又够不上走资派的施树百无聊赖。于是每天去医院陪病人聊天，病危时又帮着陪夜服侍，给了病人此中最后的安慰。 未亡人是个极年轻娇弱的女子，拖着两个加起来不足十岁的孩子，丈夫一咽气，便愁得顿时昏厥，醒来也只知道哭。施树只得一面张罗丧事，一面尽力抚慰。也算是顺应移风易俗的时代精神，丧事一办完，喜事来临。 施树是他们这个离婚家族里，唯一一个有妻子的人，春风得意，心满意足。爱屋及乌，他对孩子们是和善的，努力想做一个好爸爸，不管他们是不是肯叫他一声爸爸。当施树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两个孩子同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但他们对年龄小得多的弟弟倒是喜欢的，关系融洽，时常陪他玩。后来，施树带着儿子离婚回老家，依旧傍着母亲过活，他一度的继子、继女会绕过施树的家，时不时地到学校门口去看弟弟。 离婚之前，施树同妻子已经过了好几年吵得天翻地覆的日子。有好几次，他把妻子打得伤重不起，然后又在病床前赔罪道歉。年长的两个孩子，对母亲的离婚要求，显得无动于衷。但是到最后，女儿发现母亲随时可能性命不保时，帮了母亲一把。施树本就怕这个女孩子，只得同意离婚。 离婚后的施树请了长病假，在家里闲荡。他母亲嫌他，时常骂他说，我八十多岁的人了，你还要吃我这把老骨头。他就跺脚大喊：“你赶我出去？你说，我到哪里去？我告诉过你，她是在勾搭她儿子的班主任吧？怎么样？我一离婚，他们就结婚了。”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也答非所问，接口就说：“你自己要讨便宜呀，女人是你自己讨回来的，人家男人死了还不到一个月，你自己要讨便宜呀。” 施树的儿子像木头一样地坐在院子里，仿佛充耳不闻父亲同祖母的争吵。反正，这争吵已经成为例行公事，每天的健身运动。大喊大叫之后，施树必定和蔼地唤一声儿子的小名，叫他吃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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