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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山深处


                   巍巍武陵山/没结婚
                 的小伙子不能吃猪蹄/山
                 中之夜/赶场天/一片神
                 奇而又令人费解的山野/
                 天堡寨/虎妹/向大山深
                 处走去/山洞里住着一家
                 6口人/山,冷峻地沉默着
  曾经有好多时候,我甚至不希望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不希望看到我想去改变但又无力改变的东西。这并不是矛盾的心情,而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无法说得明确又挥之不去的感觉。
  1990年春,我怀着依依不断的民族情结,走进了绵延川、鄂。湘,黔4省,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巍巍武陵山。
  天色灰阴,空中落着小雨,崎岖的山路顿时变得一。片泥泞。走了很久,还没有发现村寨,心中不免有点怅然。时近春分,北风仍不时地扫荡着,发出尖啸的叫声。偶有几枝不经风的树枝“咔嚓”断了,那风便又裹着雨水摧打着其它的树梢。
  一直快到掌灯时分,风也疲倦了,雨也困乏了,我终于来到一个墟镇。说是墟镇,其实也就是那么20来户人家。它坐落在一个深深的山瓮里,四周都是高高的山。
  我走到街上,想寻一个旅馆。我走过来,走过去,一支烟没抽完,已经在“街”上走了四个来回。可是,没有旅馆。此刻,怕冷的人家早已把门关得铁紧,诱惑旅人的是屋顶上袅袅的炊烟。
  非常幸运,这方圆数十里的最高机关——乡政府设在这儿。若不是门前那块招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乡政府!一排像猪圈一样破烂低矮的草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走进去,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屋子竟挤着铺了两张床,它是4名干部的卧室,也是乡政府的办公室兼会客室。
  乡长姓王,与我同龄。年轻人好说话,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非常热情地替我提起行李,不无歉意他说:
  “你瞧这,嘿,水也没喝一杯。你若不嫌弃,就到我家去住吧,不远,6里路。”他朝门外努了努嘴,“就是山上那个寨子。”
  去王乡长家要经过一条小河,没有桥。摆渡的竟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大婆,她见我不是本地人,便伸手向我要船钱。王乡长用土语嘀咕了一句,老太婆就不吭声了。
  我坐在船头,问王乡长:“你们乡政府的房屋怎不翻修一下?”
  王乡长一笑,说:
  “我在这个乡工作6年了,已经换了7个乡党委书记,平均不到一年就换一个一把手。今年的新书记还没有到任。晦,管他呢,来来去去,也就是前半年摸情况,后半年就活动如何调走了。大家都不想久呆,谁还去琢磨翻修新房呀!再说,也确实没有钱,我都已经快3个月没领到全工资了。”
  石疙瘩路,曲曲折折,一直延伸到寨子里。王乡长家是一座木板新房,比乡政府的草屋强百借。堂屋里挂满了呈桔黄色的腊肉,一吊吊地穿在铁丝上,每吊起码有3斤重,像丝瓜架上的丝瓜一样,弯弯的皱巴巴的。
  王乡长见我盯着腊肉出神,笑着说:“山里人家,条件稍好的,每年腊月都要杀一头猪。冬天烘干的腊肉,不坏,啥时都能吃。一会儿你尝尝,味道好得很。”
  晚餐居然弄得很丰富,有腊肉,腊肠。腊猪蹄,以及冬笋等特产。
  王乡长见门口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便大声咳喝道:“走走,有啥好看的!”
  “偏要看看。”几个调皮的孩子扮着鬼脸,不肯离去。
  王乡长无奈,摇着头对我说:“这地方偏僻,来个外乡人都觉得稀奇。”
  “你们进屋吧,外头冷。”我朝几个孩子招招手。没想到他们听了我的话竟都跑开了。
  吃饭的人很多,可能都是王乡长的亲朋好友。大家围坐桌前,挤挤攘攘,气氛非常热烈。
  山里人喝酒不用杯,用饭碗。王乡长端起碗,看了看大家,说:“来,咱们先敬孙同志一碗。”
  望着热气扑鼻的满满一碗苞谷酒,我有些心虚他说:“我,不会喝酒呀。”
  话音未落,一位老者站起来,与我碰了一下碗,大声说:“不喝酒,算不得男人!来,看得起我鬼见愁,喝了!”言罢,一大碗酒就灌进了喉咙。
  王乡长见我为难,鼓励道:“大伙儿高兴,你就喝吧。放心,这酒度数低,不会醉的。”
  我元奈,只好端起碗“咕嗜嗜”一气喝下。原以为这碗酒灌下去肯定会倒下,结果不仅没事,身上反而热乎起来。
  酒过三巡话自多。人们讲得最多的是本地的种种神鬼传说。激我喝酒的那位老者,绰号叫“鬼见愁”,是寨子里专门给人跳神赶鬼的。他讲的鬼怪故事精彩至极,令人毛骨惊然。如果把这些故事全部记录下来,将是一部完整的《鬼怪大全》。
  趁“鬼怪”们的幽灵在冥冥的太空飘散之际,人们又谈到这些年政策好了,分田到户了,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只是经济收入还很低,以至于孩子们上学都交不出学费,等等。
  说话间,又上来一道清汤香茵。一路上,我看见好多人家门前都摆着一段枫杨树。我知道,用枫杨种香菌,一般正月就可以下种,二三月就可以收菌。香菌喜阴凉,在春天的阳光下生长。种子放进枫杨树的切口,经过春天暖气的催生和云雾的滋润,香茵就长得又肥又嫩了。
  我喝了一口香菌汤,味道好极了。于是问:“多种些香菌不是可以增加收入吗?”
  “谁要呀?”一个敦实的汉子摇着头说:“这儿离县城远,拿到集上卖,人家又都有。再说这东西又不能久放,现摘现吃呗。”
  我沉默了一下,脑子里转动着一幅蓝图:“搞一些成本低,见效快的种养业,比如养羊、养鹅。种黄连,村前寨后栽上果树,还可以发展庭院经济,多种经营……”
  “不成不成。果子没人要呢。”
  “鹅羊卖给谁哟……”
  这时,“鬼见愁”挥了挥手,说:“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客人远道而来,要多吃菜呀。”说着,为我夹过来一只猎蹄。我刚要接住,他突然将手缩了回去,小心翼翼地问:
  “同志您,结婚了吗?”
  我有点莫名其妙,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鬼见愁”赶紧将猪蹄塞到自己的嘴巴里咬了一口,并连声向我道歉:“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呀!”
  满桌的人都笑了起来。王乡长向我解释:“咱们土家族有个风俗,没结婚的小伙子是不能吃猪蹄的,不然,就找不到老婆了。”
  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样说我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我可是从小就爱吃猪蹄呢。”
  吃完饭,夜已根深。大伙儿都喝得差不多了,便各自抄着手回自家里睡觉去了。
  我和王乡长同居一室,睡不着,便依窗眺望山寨的夜色。
  从山寨脚下铺延到天边的群山,像一排排凝固的波浪,默然无声地躺在浓浓的夜雾里。一切显得那么宁静,只有碧空上面茫茫的银河,问或窜出一颗燃烧得金灿灿的流星,会惊动寨子里胆侩的狗,发出几声惶惑的吠叫,但随着那流星元声无息地殒落在山那边的什么地方,四野重又归于寂静。
  “多美的山中之夜呀广我轻轻地感叹着。
  “就是山太高了,看不远。”王乡长也轻轻地感叹了一句。
  “哦?”我从王乡长的话里感觉着什么。是什么呢?一时想不清楚。
  “睡觉吧。”
  “睡觉。”
  逢二逢六,是当地土家苗寨开展买卖活动的日子。有人叫墟日或集日,也有人叫赶场天。
  墟日是热闹的。在山里旅行,可以一天不见一个人影,一旦逢集却简直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冒出成千上万的人来。大清早,从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从朝霞映照的村寨里,在绿树成荫的大路上,在清澈婉蜒的小河中,人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挑着农产品,有的划着小船,有的扛着猎枪挂着猎物,有的赶着慢悠悠的骡车,有的背着孩子撑着花伞,有的什么也不带,打着唬哨,唱着山歌,欢笑着从四面八方涌进墟集。
  集市场,设在街口的小河边。那里没有铺子,没有房屋,遮在集市顶头的,是几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不但阳光无法透下来,就是落雨的时候,怕也不会打湿人的衣服。一些人搭了个临时陋棚,更多的人则是一排排蹲在地上,面前放着出卖的货物。昔日冷冷清清的墟镇,一下子被挤得歪七扭八。蹲着的,站着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女人刚吐出来的热气被男人贪婪地吸进肺里,男人喷出来的旱烟又呛得女人捂鼻子瞪眼睛。一些男人甚至还带着锄头,看样子是打算赶完集就接着下地的。
  王乡长陪着我在集市上溜达。他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似乎谁都认识他,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同他打招呼。这里没有小汽车,大家都走路,不论贫富,也不分社会等级。即便一个大款到了这里,也没有机会显示他的奔驰或皇冠轿车。
  “怎么看不到一个穿民族服饰的人?”望着来来往往的汉装山民,我感到有些失望。
  “时代在发展嘛……”王乡长笑笑说。
  我问一位卖黄豆的的女人:“你是土家人吗?”
  她点点头,回答:“是哩。”
  “你怎么不穿土家族服饰呢?”
  “早就不习惯了,打咱这辈就没穿过。”
  “这没啥奇怪的,受汉文化影响嘛。”王乡长对此不感兴趣,拉起我的手说:“走,咱们去吃点东西。”
  我们来到一个小吃摊。摊主是一位30来岁的女人,长得很漂亮。她的衣着打扮也比较现代,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在地头和猪圈里摸爬滚打的女人。她瞧见我们,笑容满面他说:“乡长来了,你二位请坐。”
  “有烩面吗?”王乡长大大咧咧地在小板凳上坐下,问。
  女摊主歉然地笑笑,说:“真对不住,只有素面了。”
  “多少钱一碗?”王乡长又问。
  “3角人”
  “那就吃素面吧?”王乡长征询我的意见。
  我点点头。这种素面我吃过几回,一般用白开水煮熟,顶多在碗里放点盐巴和辣椒之类,谈不上什么味道,只能填一下肚皮而已。
  女摊主动作很麻利,一会儿便煮好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当我们吃了两口后,她走过来问:“还有点味道吗?”
  王乡长并不答话,一边嘘嘘地吹着热气,一边朝嘴里溜着面条。我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对山里人是不应当虚伪客套的,但直言味道不好又难以出口,只好模棱两可地笑了笑。女摊主见状,无声地走到灶边,给我们的碗里加了一点香油和油渣。
  这已经不是素面了,恐怕是要加收几分钱的,我暗暗想道。
  “算钱。”王乡长比我先吃完,掏出一元钞票放在桌上。
  等女摊主找完钱后,我突然失声喊道:“不对,你算错了。”
  女摊主吃了一惊。她慌忙从桌上拿起钱,重新数了数,似乎有点委屈地申明:“我没有多收呀。”
  我见她误会了,便解释道:“我是说你少收了。”
  “不少不少,一分不少。”她像是松了一口气,十分认真地算着,一碗3角7,两碗7角4分钱,正好。”
  “刚才,那香油,还有油渣……”我一时口吃起来。
  “那不收钱的。”她说。
  离开小吃摊,感觉未饱,便又在一个卖猪杂烩的食摊前停了下来。闻着锅里散发出来的香味,我问王乡长:“来一碗如何?我请客。”
  王乡长拍拍肚子,说:“我饱了,你自己吃。”他指了指对面,“我到那边去说几句话。”
  好大的一碗杂烩汤!里面有猪肚。猪肝。猪肺,还掺杂着一些瘦猪肉。我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
  一口气吃完,我问:“多少钱?”
  “4角钱。”卖杂烩的农民笑眯眯他说。
  “不对吧?”我怀疑他弄错了。
  农民有点焦急地向我解释:“4角钱,我不会向你多收的。不信你问!”他指了指旁边的食客。
  又误会了。我困惑地问:“这一大碗足有半斤的,只卖4角钱划算吗?”
  “划算的,划算的。”他竟连连点头。
  “那么,你买这些杂什是多少钱一斤?”我疑心这位农民不会算帐。
  “6角钱。”旁边的食客指了指不远处的肉摊,告诉我。
  “什么?6角钱?”我感到很惊讶。
  我掏出一元钱塞到农民手里,说声:“不用找了。”便起身往王乡长那边走去。
  没想到那农民竟追了上来、硬是找回我4角钱,嘴里说着:“公买公卖,我不能多收的。”
  我惊异了。山里人竟是如此淳朴!
  “喂,你猜那杂烩汤多少钱一碗?”我来到王乡长身旁,兴致勃勃地问。
  “四五角钱吧。”王乡长不动声色地回答。
  “怎么这样便宜?”
  王乡长也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肉摊,一语道破天机:“喏,那是小猪肉。”
  “小猪肉!”我吓了一跳。曾听人讲起,小猪多半是病了才杀的。如此说我吃的是病猪肉无疑了,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之感。我禁不住责怪王乡长:“怪不得你不吃呢,原来是病猪肉,也不告诉我一声。”
  王乡长咧嘴笑笑:“当面砸人家的生意,要挨骂呢。”
  我不由得往杂烩摊那边瞧了瞧,咂咂嘴巴,虽说是小猪肉,但味道之好确是令人无话可说的,更何况价格也便宜。这样一想,心中便释然了。
  这时,王乡长指着身旁卖鸡蛋的农民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河西村的村长老杨。”
  老杨憨厚地笑笑。他是个40岁左右的矮汉子,看上去有一身的蛮力。特别显眼的是那颗特殊的脑袋,左边头发又黑又浓,右边却只有闪光的红头皮,像《西游记》里的小妖。他身上只穿一件破棉衣,背和手臂上的肌肉,多处裸露出来,但这并不使人感到褴褛,反而觉得这表现了他的朴素和健壮。只是那满口黑牙,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鸡蛋怎么卖呀?”我随口问了一句。
  “8分钱一个。”老杨说着,摸出一支皱巴巴的劣质烟递给我。山里人卖蛋是论个而不论斤两的。
  “抽我的吧。”我掏出一支带嘴的烟递过去,打上火,又玩笑似地问:“怎不让你夫人来卖呀?”
  “他还没讨婆娘呢。”王乡长笑着告诉我。
  老杨尴尬地摸摸光滑闪亮的头皮,自嘲他说:“咱这辈子,姑娘是甭想了,年轻的寡妇也沾不着边了,能找个老一点的,也算是祖上有德。即使不能生育,也可图个晚上有人做伴,冬天有人暖暖脚呀。”
  我忍俊不禁,又打趣道:“啥时才有暖脚的老伴呢?”
  老杨吸了一口烟,略显得意他说:
  “不怕你见笑,我正在造新房呢,这些年也攒了千儿八百元钱,上月托人说媒去了。实在说不成的话,也就盘算着从人贩子那里买一个。”
  “买一个?”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可是犯法的呀!”
  老杨摸着光光的头皮,沉思了一下,说:
  “我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咱大小也是个干部嘛。可咱这好多婆娘都是买来的呀!再说,请人做媒不一样花钱吗?要给媒婆辛苦费,还要给女方彩礼钱,过门时又得摆酒,这说来的媳妇比买来的媳妇算下来贵多了呢。”
  正说话间,一个挺着大肚子,装束十分邋遢的女人和几个大汉吵吵闹闹地来到我们面前。女人瘦得尖巴巴,鼻子仿佛要淌下鼻涕似的,脸和手更是脏得不得了。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知道那几个大汉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和民兵,他们要抓这个大肚子女人去引产,女人不肯,便一路嚷着找乡长评理。
  “你们管天管地,还管女人生崽呀?狗屁!”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干脆坐在地上撒起泼来。
  王乡长指着女人气哼哼他说:“对你是够宽大的了,说了多少遍要你去做节育手术,可你竟躲出去,有本事死在外面呀。”他朝几个汉子挥挥手喊道:“押她去引产,真不像话!”
  “走!”几个汉子架起女人就往前拖。
  女人见斗不过了,就从地上爬起来,跺跺脚,甩一把鼻涕,说:
  “引产就引产,反正我还要生。没有男娃,谁给咱家续香火。”一边走,一边嘟哝,“女人不就是生意的吗?人家生我,我生人家,天经地义。不然要女人干啥!”
  我张大嘴巴,感到女人的抱怨里,隐藏着一种朴素而又极为可怕的人生哲理。
  王乡长告诉我,这个女人才24岁,却已经是4个女孩的母亲了。因为超生,家里被罚得精光。王乡长还告诉我,有个28岁的女人在生下第7个女婴后,当场就把女婴扔到水缸里淹死了,自己也用一根麻绳做了吊死鬼。
  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真是一片神奇而又令人费解的山野。
  行程很快,天气变暖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武陵山深深的腹地。满眼所见的,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农民们在狭窄的坡地上种瓜点豆,连一尺见方的泥土都不肯放过,统统被垦为耕地。山里汉子在那里犁地,三五步便到了头,半站在悬崖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于是,人们只得从泥土里提起沉重的犁辕,使劲儿往后拉,身子后坐,几乎悬空在山崖外。那牛。那汉子在这一瞬间便组成了一尊极富英雄气概的雕像。
  这种奇特的山地画面,奠定了我认识武陵山,理解武陵山人的基础。
  爬上一座高高的山,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平整的旱地,稍远处有一个村落,这个地方叫天堡寨,村民们大多在耕地播种。
  路旁地头,一个农夫使唤着一头非常瘦小的黄牛。小黄牛已经累得口吐白沫了,可农夫仍在一个劲地抽打它,嘴里不停地呛喝着:“呵呀!呵呀!”
  小黄牛似乎很委屈,低垂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它那通红的眼珠好像啜满了泪水。
  “喂厂我看不下去,朝农夫喊道:“人知道做累了要休息,难道牛就不要休息了?”
  农夫咧嘴笑笑,停下来,说:“不加紧,今儿的地就犁不完了。”
  我蹲在地头,用手抚摸着可怜的小黄牛。它喘着粗气,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干吗不使大牛?”我责怪农夫。
  农夫摇摇头,说:“家没呢。这小牛还是去年买的,大牛买不起。”顿了顿,又问我,“你这位同志好眼生,是从县上来的?”
  “不,我是过路的。走晚了,想到村里投宿。”说罢,我投过去征询的目光。
  农夫扔下犁,从地头的暖水瓶里倒一碗热茶给我,爽块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是本村的支部书记,本人姓李,十八子李。”
  “啊,这真是太巧了。”我很高兴。
  李支书扭头朝另一块地里的人喊道:“婆娘,来贵客了,你回屋做饭去。”
  做婆娘的得到指令,向在地头干活的小女孩交待几句,急冲冲地走了。
  我扔下行羹,走过去对女孩说:“我们一块干好吗?”
  女孩调皮地问:“你懂得做活吗?”
  我笑笑:“你可以教我呀。”
  她不好意思了,给我一把锄头,真的教起我来:“你在前面犁好的地方刨一个小坑,我在后面抓一把肥料撒在坑里,再扔几粒苞谷种,然后用土盖上就行了。”
  我们竟配合得很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虎妹。”她响亮地回答。
  “畸,好神气的名字。你几岁了?”
  “13岁。”
  “念书了吗?”
  “小学没念完就不念了。家里没钱,爹娘要我做活。”她的声音低低的,很委屈的样子。
  “你喜欢读书吗?”
  虎妹眨巴了一下眼睛,又得意他说:“我的成绩可好呢,年年是三好学生。”
  我笑了,说:“等做完活我送你几本书。”
  “真的?”
  “骗你是小狗。”我伸出指头与她拉了钧。
  白天快要过去,太阳的余辉把晚春的山野照得一片血红。山里的天很怪,等太阳刚一沉人西边的群峰,四周立刻伸手不见五指。
  晚餐炒了一串腊肉和十几个鸡蛋,我明白这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山里人平时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吃饭的时候,虎妹间我:“叔叔,你送我的书呢?”
  我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赶紧从行囊里取出两本当地《民间传说》送给她。
  虎妹接过书,饭碗一搁,高兴地跳到一边,凑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地瞧了起来。
  李支书见状,笑着说:“这孩子,生性爱书。你瞧她那劲头,赶明儿见到她的小伙伴们,拿出这些书,还不知道吹啥牛皮呢。”
  我递给李支书一支香烟,说:“你还是该让虎妹上学的。”
  李支书咧嘴笑笑:“上月老师也来动员过了,说咱是支书,要带个好头。话是这样讲哩,可咱经济不行。去年刚给19岁的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不少钱。小儿子今年也16岁了,在县里读初中,负担很重。反正虎妹是个丫头,过几年就给人了,不读也罢。”
  我笑笑,故意批评他:“你是共产党员,可不能有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呀。”
  李支书突然急了,一块肉刚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便赶紧吐出来,用手掌接着,说:
  “不是我不想让虎妹上学,而是学校的老师没名堂,三天两头停课,花钱也白花。”李支书指了指虎妹,“她现在读四年级,可三年级的课还没上完。不信你问她。”
  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的乡亲,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晦!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麦面做的馒头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人用小勺在杯子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看样子很好喝的,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喷,真贵,要1元5角钱呢。你能耐,知道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刷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
  “没错,没锗。”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刷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咬着。
  李支书的婆娘拯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刷锅水屋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勉强强能凑合,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又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大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30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点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做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许多偏僻的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电视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信息几乎完全依靠一些传言。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每封平件收保管费1角,挂号收2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但是却很少有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吃饱的样子,“咯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走到火塘边蹲下,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来。男主人憨厚地笑笑,并不说话,只是埋头用粗糙的大手很认真地卷了支喇叭筒递给我,又用茅柴为我点燃。他自己则在一根烟杆里塞满烟丝,烟杆起码有一米长,像一根龙头杖,做工很精细,头尾包着黄铜皮。他将烟杆头伸进火里,“吧嗒吧嗒”狠命地吸着。
  “你几岁了?”我问这家的大女儿。
  “9岁。”
  “念书了吗?”
  她摇摇头,眼圈红了。
  我想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没被子,下雪天盖什么呢?”
  她黑亮亮的眼睛望着我,轻声说:“盖被子,要盖新被子的。”
  “新被子在哪里?”我不禁四下扫了一眼。
  女孩子不说话了,泪水哗哗地滚了下来。我后悔了,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刺伤了一个纯真女孩的美好憧憬。她是要盖被子,是要盖新被子的呀!
  我又问这家男主人:“你家怎么这样穷呀?”
  男主人沉吟了半晌,闷声闷气地告诉我,他命不好,一连买了两条牛,不到半年全死了。听说种烤烟来钱,可是没有技术瞎折腾,烟地变成了大花园。人家一亩烤烟收人四五百元,他的一亩连四五十元都收不上。人不抵出,最后成为“暴贫”。
  “你家的困难政府知道吗?”我问道。
  他漠然地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说出一句话来: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只见到一个副乡长来过一回 。”
  我叹息一声,从行囊里拿出进山时穿的毛衣毛裤,放在玉米秆上。
  我要走的时候,这家的大女孩忽然扯住我的衣角,泪汪汪地喊道:
  “叔叔,我想读书,我要读书呀!”
  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我帮小女孩擦着眼泪,声音有些颤抖:
  “小姑娘,你会有书读的,会的……”
  “真的吗?我啥时候才能上学呢?”
  山坳上是一处苗寨。支书告诉我,像山洞里这家人,他们寨上还有7户,占全寨总户数的25%。
  啊,武陵山!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这片为砸碎贫穷枷锁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土地,你怎么仍被贫穷所困扰?
  太阳依旧。
  我朝山下走去。
  半道上遇见一个牵着毛驴的商贩。
  “这深山里有什么买卖可做呢?”我非常奇怪地问他。
  商贩说:“生意好做呢!我进山时带来的几驮日用品不到两天就卖完了。”他指驴背上驮着的两筐鸡蛋,问我:
  “你猜猜这300个鸡蛋多少钱?”
  “20元钱吧。”我认为这个价已很低了。
  商贩却瞥了一下嘴巴,颇为得意他说:“告诉你吧,我是用一件衣衫换的,顶多5元钱。”
  “这些鸡蛋你怎么弄出去呢?”我问。
  商贩说:“等两筐收满了,用毛驴驮出去就是了。除了路上耗费的,到了城里,总能赚上一些。当然了,还要捎带一些其它的山货出去,来一趟不容易呀!”
  我惊异了。是呀,山路难行,农民到集市或县城一天又回不来,自己去卖那点东西,也许连吃住的路费都不够。没有公路,天也低来地也窄,难怪山果要烂在山沟里呢……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刚进山时农民说的那些话:
  “果子没人要呢!”
  “卖给谁哟!”
  一踏进武陵山,我就被这片神奇而凝重的红土地深深地吸引了。或许是它太古老,民族文化的沉积层太深太深,让人永远看不清,道不明,挖不适。我又想到了这些始终沉默而不发一言的巍巍群山,它们存在亿万年了,春风。夏阳,秋雨、冬雪,抚摸着,晒烤着,淋浴着,摧残着,它们不也走过来了吗?它们还是要走下去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世界上的事情难道真的说不清吗?
  山,没有回答。
  山,冷峻地沉默着。
  夕阳,泻尽了自己的余辉,把整个武陵山浇铸得金碧辉煌。
  远处,一个微微驼背的老农,赶着老黄牛,一步一步在山腰间移动着,渐渐地与夕阳融合在一起。
  隙望前方,仍然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高大的红松、青翠的马尾松、火红的青枫,盖满了历史,益满了未来,盖满了大自然那悠远悠远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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