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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早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春雨之夜》，中篇有《一叶》、《黄昏》，长篇则有二十余万言的《山雨》。他在创作上也算得一个努力的作家，虽然成就并不是很大。王统照能将现代思潮之一的决定论（determinism）和宿命论（fatalism）作为小说骨干的一个作家，不过思想并不彻底，一面拜倒于命运的无上威权，一面也相信人类心灵神奇的能力。他以为命运虽能给人以痛苦，而人类的“爱”和“美”却能消弭痛苦于无形。与旧说“天定胜人，人定胜天”的理论倒有些仿佛。这本就是五四时代一般作家矛盾思想的反映，像叶绍钧乐观悲观之时相冲突，又何尝不如此呢？”《一叶》出版于民国十一年，似是王统照的自叙传。描写青年旧家子弟李天根，遭遇人生种种波折： 他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一个环境里没有不痛苦；而且周围是有尖端的荆棘向着的。他知道这是人类社会在宇宙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律，但是永远是这样的，彼此刺着与互相以痛苦为赠遗，永久，永久，没有止息的。从前他也曾读过理想的小说，与那时很稀有的社会主义的零星著作，觉得一个如天堂的光明的境界，仿佛即刻可以在地上出现。又想人人真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那样简单，与有秩序而公平的对于人生的分配与解决的方法，也是最好不过的，而且或者将来可以实现。 但他自从自己病中听过芸涵的痛苦历史，与读过关于她自己惊心动魄的记录之后，又遇见柏如的遭遇，使他对于以前的信仰，都根本摇动与疑惑了。 李天根进大学之后更变成一个悲观主义与宿命论者，整天埋首室中，写他的感想录，其沉郁乖张的癖性，引得人人诧异。但他的信仰虽然是灰色： 同时又发现了一件人间可宝贵而稀有的东西，知道现在人类的全体尚有可以连结之一点的：能使有裸露的胸膛与真诚的眼泪的势力，那就是“爱”。他以自身的经验母亲与姊妹的亲爱，又如芸涵的哀慕她的可怜的父母，其余如柏如的夫妇，海岸上老渔夫的谈话，都坚定他的发现与有助他对于“爱”的考究……以为人间尚有花、有光、有同情的慰解、有深沉的密合，使彼此纯白的灵魂，可以融化的机会。他又相信人间的痛苦与忧郁，是与爱相并行的，因凡事必有个因，使人类的心底完全从没有爱的痕违，痛苦从哪里来呢？更有甚么事可以忧郁。他常想刀子割破了皮肤，或是火油烫伤了，以及没有食物入口，或是遭遇了金钱上的缺乏与压迫，他以为这不是痛苦与可忧郁，不是物质上的剥丧，也不是物质的给予可以慰悦的。精神上的灵性上的痛苦与忧郁，才是真正的。不过他也知道人类的精神作用与物质作用是常相为因应的。从此确信“爱”为人间的最大的补剂了。本书结束时，天根手持一松叶，发挥他的哲学思想：“一个人的生活譬如一个树叶子，尤譬如一个松树的叶子，在严冷的冬日，受了环境的风和雪，便黄枯些，到了春风吹来的时候，便发青而长大起来，人生的痛苦与‘爱’是这样的循环，不过没有一定的周回律，如一定的天时一般……或者也可说人生还不如一叶能有幸福呢……但是也一样的总需要春风的吹长！除‘爱’之外又需要‘美’。”瞿世英在《春雨之夜》的序说道：“剑三（王统照字）是对于人生问题下工夫的。他以为人生应该美化，美为人生的必要，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生命。他说：‘此类烦闷混扰之状态互遍于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乐其生得正当之归宿欤？斯则美之为力已’……小说作家的作品的内容，大致是描写实际生活与理想生活不融洽之点，而极力描写他理想的生活的丰富和美丽，剑三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所咒诅的是与爱和美的生活不调和的生活，想象中建设的是爱和美的生活。” 《黄昏》出版于民国十六年，叙述商科大学生赵慕琏应胞叔赵建堂之招，至故乡创设羊毛公司，因与叔妾周琼符、英苕相熟。二人不耐非人的生活，苦求慕琏救援。费尽周折，将她们救出后，性格荏弱的琼符，见建堂寻觅逃妾的广告，竟惊惧而自杀；刚强的英苕，则投身伶界得享盛名。即同逃之婢女瑞玉，也考入职业学校，可以预测她结局不坏。这书似乎有些受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FathersandSons）的影响，描写热烈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智，人类的同情与伦理观念，反抗精神与传统威权，旧习惯与新知识，老年与青年思想的一切冲突，而作者的宿命论调，也时时显露于字里行间。像慕琏决策拯救二女出险时写的日记：“我乃竟有此等思想，毋乃太奇？然事实迫我，我岂不愿以清静身，向大野灏气中翱翔自如？及今而后，我乃不能不低首于命运的指挥之下，任其颠播……”不过命运之神的铁腕虽然坚强，能决心反抗者，也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只看那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的周琼符，逃出苦海后还不免一死；而冲决一切，雅有侠气的英苕，则竟因此而恢复自由，可知作者命意之所在了。 《山雨》的命题系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句子取出，乃是大革命前夜的象征。书中背景为山东一个农村，时代则自张宗昌的统治到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止。全书的主旨则要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种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矛盾。王统照描写南方农村破产的惨况，已经相当的成功，而北方农村则是第一次试验。本来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是两个型式的：像气候地理的差异、土地的出产、农民的性格、风俗习惯的种种不同，还有关外移民的情景，若能详细写出，很可以表现一种强烈的“地方色彩”，王氏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算怎样失败。 此书开场时，作者借一个名叫魏二的农夫，唱出昔日农村的状况： 言的是名利二字不久长，但都是东奔西走空自忙。 见几个朝臣待漏五更冷，见几个行客夜渡板桥霜，皆因为名利牵缠不由己，赶不上坡下农夫经营强。 差几间竹篱茅屋多修补，住一个山明水秀小村庄，种几亩半陵半湖荒草地，还有那耕三耙四犁一张，到春来殷殷下上种，墙而外栽下桃李十数行。 早早的拥撮儿孙把学上，预备一举成名天下扬……过罢了大雪纷纷隆冬至，看家家户户把年忙：买上些金簪木耳黄花菜，买上些菠菜芫荽与生姜，常言道闲里治下忙里用，预备着过年请客摆桌张，不多时买罢菜品还家转，大门上吉庆对联贴两旁，头一句一统太平真富贵，次一句九重春色大文章。 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秩序生活，与击壤而歌，鼓腹而嬉的太平气象，真是过去农村的黄金时代。然而这值得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早已化为梦幻了。军阀时代的农村怎样呢？预征钱粮、强派学捐、讨赤捐、旱灾、手工业的破产、现金的流出国外，已经使农夫们骨枯髓竭，无法聊生；而最剧烈的灾祸，则第一是土匪为患、第二是应兵差、第三是强派修路、第四是过路的饥兵的占住，农村在这些层层压迫，层层朘剥之下，终于不能维持了。书中主角奚大有，家有田数亩，草屋数间，在乡间尚称小康，自己身体强健，欲望低微，一年到头，像牛马似的在田里工作，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但在农村总崩溃的运命中，奚大有终于破了产。到山穷水尽时，他也不得不改变中国农夫安土重迁的特性，尽室逃到青岛做工，后来竟加入了工人集团，成为革命一分子。现在我们且来看全书描写最精采的饥兵占居一段： 忽有一天下午，从旺谷沟与别的地方，突然过来许多南边几县里守城不住败下来的省军，属于一个无纪律，无钱，无正当命令向那里去的这一大队饿兵，虽然有头领，却有几个月不支军饷了，这一来非吃完所到的地方不行……最奇怪的每一个兵差不多都有家眷，小孩子略少些。女人的数目不少于穿破灰衣的男子，除掉些军队的家眷之外，还有一些妇女，少数没穿灰衣的男子，说是挈带来的。总之他们都一样，衣服不能够挡住这样天气的寒威，没有食物，恰是一大群可怕的乞丐，令人怎样对付？他们到那里十分凶横，索要一切，连女人也多数没有平和的面目，困顿与饥饿，把他们变成另一种心理……占房子，抢食物之外，人家的衣服，较好的被窝，鸡、鸭、猪，凡是弄得到的，该穿、该吃，丝毫不容许原主人的质问。随便过活。这一来全村中成了沸乱的两种集团：受灾害的无力的农民，与在穷途不顾一切的客兵。在枪托子皮带之下，主人们只好事事退避。 后来真闹得太不像样了。全村只好用了一笔重款，买通了他们的头目，才将这一群饿鬼打发动身。临走的时候，每个兵如同迁居似的，衣服、被褥、零用的小器具，甚至如碎木柴、磁饭碗，都由各村中的农人家强取来了，放置在高高堆起的行李包上……将镇上与近村的耕牛、驴子全牵了去，驮载他们的行囊……剩余的粮米他们吃不了全行带去，只有土地还揭不动。然而他们也还是不容易动身的： 尤其是他们的女人，那些小脚蓬头，不知从哪里带来的多少女人，因饥劳与风尘，早已改变了女人们的柔和慈善的常性。她们虽没有执着步枪与皮鞭，可是也一样的威风。他们对于那些没有衣服穿着农民，根本上就看不在眼里；至于她们的同性，更容易惹她们动怒。也有像是有说不出苦痛的年轻女人，有时凄楚的说着，对农妇们用红袖子抹眼泪，不过一到饿得没有力气的时候，谁还去回顾已往，与憧憬着未来呢！由兵士们的手里拿得到粗馒头充足了饥腹，这样的生活久了，会将喜乐与悲苦的界限忘掉，所以女人们在这片地方暂时安稳地住过十几天，临走的时候，在街上巷口上，都难堪的咒骂她们的军官，男的更没有好气，说是头目图了贿，他们却不过才吃过几天抢了的饱饭。于是在左右的农民很容易触动他们的火气。这一日在镇上无故被打的人都没处诉苦，有的包着头上的血迹，还得小心伺候。办公所中，只有吴练长与旅长团长在一处吸鸦片、交款，吃不到一点亏。别的乡董，耳光、挨骂，算得十分便宜的事。大家都在无可如何之中忍耐，忍耐，任管甚么侮辱都能受，只求他们早早的离开这里。 前文说过王统照早年的作品，有肉多于骨的毛病。他的文章拆开一句一句读，都完美无疵，合在一处读便显得拖沓繁冗，令人沉闷。而且无论写什么故事都缺乏一种紧张的空气。像《黄昏》的题材原很富于刺激性，若能将紧张的情绪，表现出来，未尝不可成为一部兴味浓郁的佳作。可惜作者浪费了无数的笔墨，仅仅描写一个淡淡的轮廓。书中情节的穿插，既不适当，事项的进展，也不自然，人物心理的刻划，更谈不上了。赵建堂的二妾对侄少爷萌生感情，乃全书最紧要的关节，一部《黄昏》，可说都由这一点发生出来的，不意作者竟用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之笔写之。这个地方尚轻轻放过，全书结构之无力，可想而知。《春雨之夜》，为二十个短篇所组成，命意非不深奥，遣词非不雅洁，辞藻非不富丽，而以表现毫无力量的缘故，艺术都显得很幼稚，以今日眼光评之，值得一读的很少。 《山雨》发表时，作者的学问阅历都比从前进步。那种“真痛苦与忧郁，不是物质上的剥丧，也不是物质的给予可以慰悦的”唯心论不再唱了。“人生在一个环境里没有不是痛苦；彼此刺着与互相以痛苦为赠遗”的宿命论，也不大主张了。他知道人类的精神也受着物质律的支配，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这种倾向新写实主义的文字的写法，比之他从前那些带着浪漫气氛的作品，自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艺术上的松懈、琐碎、重复的毛病还未改去多少，所以他的现代农村描写不如茅盾、叶绍钧之感人，不能成为一流的作品。 落华生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创作小说有《缀网劳蛛》，在文化书局出版有《无法投递之邮件》。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长篇《女儿心》。落华生的文字胜于王统照，久有定评，不必赘述。他的文字专以供给读者“异国情调”为主，与他的小品散文并无二致。如《命命鸟》、《醍醐仙女》是以印度为背景。《商人妇》、《枯杨生花》、《海角孤星》、《缀网劳蛛》，则以南洋为背景。他又好写满洲贵族的恋爱故事，像《换巢鸾凤》及《女儿心》都是。异国的风物、热带光与影、旗人的生活，在读者都是陌生的，作者用美丽细致的笔致，将它们介绍过来，自然会使读者感到一种新鲜风味。落华生得着读者热烈的欢迎，不算偶然的了。但更重要的还是这类文字蕴蓄的“逃避性”，赵家璧论勃克夫人（Mrs．S．Bu ck即赛珍珠）与黄龙（赛珍珠著《大地》男主角）有一段议论，我以为很可以作这话的解释。他说： 最近欧美的物质文明已发展到了峰极，一般有灵魂的人都在机械生活里呻吟着，在都市里感到了极度的疲乏。这不特在精神上有这一种厌倦的趋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机械生产和都市建设，因为受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处置，近数年来早已达到了一个将濒破灭的危险期。当大家都感觉到无路可走的痛苦时，就有一部分人提倡脱离都市回到农村去，而过着原始生活的初民，就形成现代人唯一的梦想。 在今日欧美的文学上就明白的表现了这一种现代人逃避的欲望。他们和黄龙同样不敢用人力去改造现状，而只求在观念上获得片刻的安慰。因此极端写实主义的作品没有销路了，心理分析小说也不能获得大众的拥护了。 为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心理的要求，那种以猛兽和非洲土人为对象的小说游记和影片在一个时期曾给了都市的居民一种很大的刺激和安慰。当勃克夫人在素称精神文明的中国农民里挑选了这一位较富人性的初民型的黄龙作她小说中的主角，去替代那辈兽性未脱的非洲土人，那当然使读者在观念上获得更大的慰安了。 在勃克夫人所创造的天地里，他们可以不必再顾虑机械生产的毁灭，都市的破产，他们也不再求什么挽回危殆现象的实际方法。只要能够给他们理想间上得一点安静，他们就紧抓住不肯放手了。 因此，在这数年来的小说里，理想主义就逐渐的回来，那位诗人而又兼小说家的史特朗（L．A．GStrong）更说：“文化已很明显的到达了亨利亚当（HenryAdams）所说的客观范围外边，今后的大运动便是转向内去的了。人类的思想，以前是由一个圆锥形的尖端向外扩展成一种机械的文化，今后是要走向新的圆锥形的尖端去到那个精神的文化”在这种主张理想主义文学旗帜下的作家，有开守（WilleCather）、罗勃芝（E．M．Roberts）、淮特尔（TheWilder）、史特朗等。而史特立（A．G．Street）的《农夫的荣光》（FarmersGlory）和比耳（Ad imBell）的《土地的三部曲》，与勃克夫人的《大地》，取的更相类的题材，都给现代的读者一种逃避现实的梦想力，因而史特朗一辈人更以理想主义为标榜，而提倡唯心论哲学家柏克立（Berkely）的复活运动。 但是逃避性的文学，对于那些尚未感受切肤之痛的欧美人士和以前的中国人，还可以发生一点效力，至于现代中国农村破产，百业萧条，苛政如虎，萑苻遍地，一般人民转辗于水深火热之中，逃生无路，要想用精神上的麻醉来缓和实际的痛苦，绝对的不可能，所以落华生若不改变他的作风，过去的光荣恐难保持呢。 我所谓改变作风并不是想劝他也走上喧阗叫嚣所谓新写实主义的路，这种被歪曲被利用的路，对中国的将来害不胜言，哪有提倡之必要？不过文艺创作的道路究竟宽阔，描写民生的疾苦，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也未尝不好。以为想拯救民生，复兴中国，非推翻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那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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