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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夫家里，我看过一束信件，是罗水泊写给二弟罗江的。这是那时他的家族中惟一还跟他联系的亲人。一九六四年，水泊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少蓁跟他分居，继而宣布离婚，亲戚也都跟水泊断绝了联系。后来，罗水泊病死在医院里，是罗江和徐明远两人执行水泊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洒在护城河中。 罗江先生的相貌与水泊一点儿也不像，高高的个子，驼背，瘦骨伶仃的，一头银发，头总是不自然朝前仰着，细眯着双眼。他说，他的眼睛得了自内障病，医生说病情挺复杂，还未决定能否动手术。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要到我家来，随即就乘了一辆出租汽车，颤巍巍摸到我家的门口。 我实在过意不去，说：“唉，罗老，有什么事儿，约我去您那儿就行，何必……” “咱们不谈这个。”他不耐烦地一摆手，打断了我的啰嗦，又掏出那一束信件，“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这是大哥给我的信，你看过吧？哦，听宋教授讲，你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道出了大哥思想深处的东西，是不是？我很想把这些信整理出版。” “是不是要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 “我已经和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谈好了……这，不成问题！”他用手翻捡着一封一封信，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编号，神情犹豫地说，“问题是在这儿……你看过这些信啦，大概也知道，里面暴露了我家里的许多矛盾，一些人可能不大舒服。当然，我是怕得罪人的……但是，大哥从来是主张宽恕的。即使他们那样对待他，他仍然表现得很通达，尽量为他们着想。我在想，要是大哥活着，肯定不会同意我发表这些信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严肃地点一点头，替他将意犹未尽的话说完，“另一方面，您也不甘心让这些信件存留在手中，被时光所湮没。从这些信中，不仅可以看出水泊先生的坎坷经历，还可以看出他的胸襟和人格……” “是呀，是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还在犹豫，请你帮我拿个主意。” 罗江先生坦率地跟我说，就是他本人，原也是很不理解他的大哥罗水泊的。一九五七年，罗水泊被打成右派，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哥在欧洲留学几年，被西方影响浸染很深，就必定会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他还写信斥责过大哥。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罗江被一封诬告信打入监牢，尝到了运动的滋味儿，也开始反思一些问题，这才对大哥罗水泊有了较深的理解。一九七三年，他从上海来北京治病，又与罗水泊见面。俩人谈得极投机，就书信往来不绝。那个年代，除了二弟罗江以外，所有的亲人都和罗水泊断绝来往。三妹罗云，在解放军艺术院校工作，嫁了一位高级军官。她从一九五七年后就不再与水泊联系了，而且，一直窜掇着秦少蓁与水泊离婚。她说，她要代表革命路线与水泊的反动路线进行斗争。秦少蓁在文革中自杀后，罗水泊的儿子罗方和女儿罗圆（已改名为秦方和秦圆），只好投奔到姑姑处，罗云倒是接纳了。不过，她却进一步给两个孩子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妈妈的死，也是爸爸害的。她又进一步窜掇两个孩子跟水泊划清界线，不给水泊回信，不与他见面，一点儿也不搭理他。甚至，水泊在医院时临咽气也未见到孩子们一面。水泊的老母亲欲见儿子一面，也被她阻拦。无疑，使水泊与整个家族隔绝联系的过程中，她一直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她做出这种刻毒举动的内在心理是什么呢？是怕连累自己？是企图向当政者讨好？是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是对一个有思想有学问哥哥的嫉视？谁也不知道，罗江曾经与罗云激烈地争吵过一场。可是，罗水泊对妹妹的态度却是极宽容的，甚至很感谢她在动乱中收留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不计较她所做的一切。反而对罗江说，咱们应该体谅三妹，她的这些想法是整个社会气氛造成的，也是自然产生的，一点也不奇怪。但她替我抚养两个孩子，我永远也感激她，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我听后赞叹道：“这就是水泊先生的人格，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 罗江愤愤不平地说：“如今，我也仍然不能宽恕三妹！不管怎么说，她给大哥带来了太多的痛苦！而且，也给罗方罗圆他们带来了永远的创伤……” 我急忙问：“哦，他俩现在怎么样？” “当然是悔恨！可悔恨也弥补不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呀。”罗江长长叹息一声，又缓慢地说：“我之所以犹豫，就是可怜他俩。发表这些信，又等于是重新揭开他们的伤疤……唉，你说呢？” 我沉吟着，表示为难地说：“这个，牵涉到你们家里的事儿，我真不好说什么。” “唉！可是，大哥不光是我家的大哥呀……” “对，您说得对！”如铁片与火石相击，我的思想内迸发出火花，“对呀，罗水泊先生不仅是您家里的大哥了。他是属于整个儿民族的，也是属于历史的，甚至是属于世界的！他的所有思想与言论也成了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一定不能让它被湮灭……” “唔——是这个道理。别的，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这些信件一定要发表！”罗江果决地拍板了。 罗水泊先生的这一束家信就公开发表了。 二弟：你好！ …… 我从来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一种奇异的感应。“曾母啮指，曾子心痛。”这绝对是真实的，不是什么迷信。我在法国留学时，知道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梦就是潜意识的某种体现，还有精神病，第六感觉等等，都表明了潜意识中隐藏的更重要的真实。这些，都不是能用干巴巴的理智、知识和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 那天早晨，我和英夫等几个人在打扫厕所。我的内心突然一阵慌乱，怎么也抑制不住，脸红心跳，竟有点儿像是犯高血压病的样子。我先在厕所里蹲一会儿，镇静自己，又用手绢浸了凉水擦一擦脸，还喝了几口自来水。仍然难以化解心里混成一团的慌乱、痛苦和要哭泣出来的感觉。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家里的各种场景，还有少蓁的脸庞，一会儿是麻木漠然的，一会儿是悲哀痛苦的，一会儿又是狞厉可怕的……我明白了，少蓁肯定出事了。出什么事儿？我只约略地猜测，她也可能被关进牛棚，也可能被毒打，也可能生了一场重病，我没有想到——也许是不敢想吧，她会自杀。 中午，吃饭时，我悄悄跟英夫嘟哝一句：“我有一种感觉……少蓁可能出事了。” 英夫极不屑地瞥我一眼，没搭理我。他大概是以为我太孤独，太想家了，才这样胡思乱想吧。我又跟他讲了几回，他皱眉头，斥责我一顿：“真是胡说八道！你在这儿，怎么可能知道家里的事！收一收你的心，对付着过日子吧。”我无话可说，想一想，自己可能是有点儿神经了。但是，我终究未能平静自己的骚动的心情。有时，偶尔一想到少蓁，就耸然心惊，心里按捺不住一阵怦怦乱跳。 这样过去几个月，到了年底。所里工宣队的师傅忽然通知我，要我和一些年轻人作为先遣队，十来天以后去干校了。这倒无所谓，反正我是待罪之身，去哪儿都一样。不过，我想借此机会，确实打听一下少蓁的消息，找了主管我们的周师傅说，临行前我想与家人见一面，请组织上批准。周师傅答应，要研究研究。几天我都追问他，他只说没有研究好。动身前两天，我追问得更紧了。他就带我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办公室，让曹政委回答我的问题。 曹：罗水泊，你的妻子已经跟你离婚了，你们还见什么面？ 我：我们俩离婚，只是一种文字上的协议，至今未办理手续，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我的户口还在家里，有不少具体事情需要处理。我想，我与她见一面，可以把这些事情解决掉。 曹：（沉吟片刻）你想与她见面，她不愿意与你见面，我们也无法勉强她。 我：我们不见面也行，我和她打一个电话，或是传递一个纸条子，把那些未了事情了掉，也就省得拖泥带水了。 曹：你是指……离婚手续？ 我：也包括此事。 曹：（挥一下手说）我看就算了！现在是革命时期，公检法都砸烂了，还讲什么手续不手续！你先下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曹政委，我自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关进牛棚以后，就与家里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如今，我提出要与家人见一面，你们也不许，甚至通个音讯也不成。我认为这是违反党的政策，进监狱里的犯人也不至于遭受这样的待遇…… 曹：（拍桌子，怒喝）你反动！你什么意思！你想猖狂反扑 我：我想与家人联系，也算得上反扑……这样吧，我不与他们联系也可以。请您将他们现在的状况告诉我吧。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绝不影响我下去，也不会影响我的思想改造。（沉默少顷，我又颤抖地加一句）这是我最后提出的一点儿请求。 曹：（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转了两圈）也好，告诉你吧！你的——唔，唔，你的，反革命老婆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我愣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嘴蠕动着，不知说什么好。 曹：（以为我没明白，又加一句）她自杀了！嗯……你明白吗？已经自杀了。 我忽然泪如泉涌，哭泣出声。 曹：（瞪大眼睛，故作愤怒状）罗水泊，我警告你！你的反动老婆是抗拒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的！不准你为她嚎丧！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 曹：（口气又缓和）你——你要老老实实改造，争取宽大处理。 我：那么……她……她是什么时候……寻短见的？ 曹：（瞥我一眼，禁不住怜悯的模样。）唔？那是她的单位通知我们的，大概，就在半年前吧。 我跌跌撞撞走出办公室，又回到“牛棚”里。据以后英夫告诉我，我脸色灰白发青，神情是呆怔怔的，仿佛生了一场大病。我的大脑这时好像已经凝固成了一个铁块，对外部的情况没有一点儿反应了。英夫似乎对我说了一些什么劝解的话，其他人也讲了几句什么。一会儿，曹政委倒背着手走进来，板着脸孔，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却时不时溜我一眼。他走了，将英夫也叫了出去。叮嘱英夫，要他看好我，不要出什么事。我呢，一直在那儿傻呆呆坐着。 吃中午饭，英夫特地为我打了一份饭来，长叹一口气，又推一推我：“唉，吃饭吧，你要先保重好自己身体。人死了，就死了，总不能复活……” 谁知，这句话，引发了我的嚎啕大哭。英夫劝我，其他几个难友也来劝我，都劝不住。我的痛苦与悲愤，就像滔滔汹涌的洪水，什么堤坝也挡不住的。这悲怆的大哭声，似乎是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有着一股感天动地的力量。几个工宣队与军宣队的人都跑到了这里，本来是气势汹汹的。但是，看到我凄恸欲绝的模样，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什么。后来，他们把房间里的人都叫走。只留下一个英夫，干脆让我哭个够，我整整哭了一下午。 很奇怪，我得知消息以前，少蓁总在我的梦里出现，她很少说话，充满忧郁地望着我。一次，她泪流满面，我抓住她袖子，想说几句话，她却一闪身走开了。自从曹政委告诉我她自尽的消息后，我却很少梦见她了。即使梦见她，也是过去年轻时代的面容了。这是怎么回事？尤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为什么要自杀？怎么能那么狠心，撇下十六岁的方方和十岁的圆圆呢？她要求和我离婚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怕我的右派问题影响两个孩子呀！这些疑团看来是永远也解不开啦。我却能想象到，她一定是极其绝望，看不到一点儿光明前途，感受不到一点儿生趣了，才下决心离开这个冰冷冷的世界。 从那天起，我下定决心，今后无论命运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再也不会结婚了。如果说，封建礼教是让妻子为亡夫守节。那么，就让我为亲爱的亡妻秦少蓁守节吧。从今以后，我惟一的生活伴侣就是那些书籍了。前些日子，我读了一本英文的《茵梦湖》，又哭了一场。这部小说描写德国的一对少男少女，由青梅竹马的友情发展到热烈的恋爱。却由于姑娘家庭的阻拦，姑娘被嫁给一个拥有很多财产的贵族，美好的婚姻被拆散，终成悲剧。以后，那个男主人公白发苍苍，就埋头在书房里搞学问。我想，我和那个男主人公的命运一样的。虽然，我与秦少蓁结婚了，有过短暂的幸福生活，我们却又被残酷的命运扯开了。现在，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周围什么亲人没有，默默与书籍为伴，还有，我也和那个男主人公一样，哀而不怨。我当然哀，流眼泪，内心痛楚，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是人，自然会有这些感情。但是，我不怨，不怨这个社会——我知道，这个社会是由许多年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形成的；不怨三妹他们——我知道，她也有自己的难处；也不怨方方和圆圆——我也知道，两个孩子幼稚，又受时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影响，说出那些言语，做出那些举动，都不足为奇。 回忆起我与少蓁的恋爱，心中充满了温柔，充满了爱意，也充满了迷惘。二十三年前，我从欧洲回国不到两个月，一个星期日上午，去崇文门教堂做礼拜，我认识了她。当时刚解放不到一年，教徒急剧减少，教堂里有些空荡荡的。正在唱赞美歌，她气喘吁吁赶到了，她穿的是那个年代女学生的传统服装，白衣衫，黑裙子，由于急着赶路，细嫩的脸颊沁出星星点点的汗珠。我定睛注视她一会儿，她大概感到了，用手绢揩着汗水时，脸上一片绯红。 又连着几个星期日，我与她在教堂里相遇。我知道她是协和医院的实习医生，就要毕业了。少蓁是典型的东方少女丰姿，行步婀娜，态度娴静，一种极雅淡的风致，她的心地很单纯，记得有一次问我： “听说，巴黎的塞纳河水是蔚蓝色的，是不是呀？” 我反问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呀？” “忘了。好像是一本法国小说里描写的。” 我笑了，逗她说：“嗨，你见过有哪条河的水，真是蓝色的……” 她也笑了，带点憧憬地说：“是呀，在我的想象里，它就是蓝色的。” 她似乎有一颗水晶的心。我总是觉得，在她面前，隐瞒什么，或是撒谎骗她，简直是罪过。就在热恋时，我将与朱丽的那场失败的恋爱，源源本本告诉了她。那天，在北海公园，我俩一起划了船，兴高采烈玩了一上午。在水边散步时，我嗫嗫嚅嚅说着，她倚靠栏杆，一声不响听着，目光默默望着水面。我俩呆呆站在那儿，岑寂了很久。她才声音沙哑地很轻微地问我： “你干嘛要告诉我这些事儿呢？” “我想，从今后以后，我的心扉要向你彻底打开，我的历史就应该让你知道。” “那么，有一天，你会不会也像甩掉朱丽一样，抛弃了我呢？” “是绝对不会的。因为我们已经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血肉……” 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还有，海枯石烂不变心，等等。算了，咱们别再说那些废话啦。”她忧郁地笑一笑，偎倚着我。“一切一切，看以后吧。” “不过，你得老实跟我说……”她目光调皮地闪烁着，盯着我：“呃，她……漂亮吗？” “漂亮。”我不容置疑地说，“可，那是一种欧洲姑娘的美。” 我们俩一块笑了。她又叹息一声，说：“唉，朱丽是多么可怜啊。她可能现在还想着你，爱着你呢。” 我苦笑着说：“你也别替她打抱不平啦。我要是在法国不回来，也就没法认识你了。” 她盯我一眼说：“认识了我以后，谁知道你还会再认识谁！” 写到这里，我又禁不住泪水充满了眼眶。唉，也许是年纪大了吧。我常常爱回忆，让自己沉浸在往事的长河里。那儿，有痛苦，也有甜蜜，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痛苦与甜蜜从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太没有味道了。我们呢，在这样的生活里存在着，梦幻着，最终都会死去。其实，你们不必怜悯我，我就在这样孤独与冷清的生活中，仍然有我自己的幸福，写作，回亿，读书，谈话，散步，等等，里边不是都有快乐吗？就连吸进一口清新空气，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不是也能享受到愉悦吗？ 也祝你们快乐！向二妹和你的孩子们问好！ 祝 愉快！ 你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感谢你们托人带来的无锡大排骨和油面筋等物，我已经好久没有尝到这些美食。上个星期日，我叫来了明远和另外一个好朋友，买了一瓶竹叶青，大嚼了一顿。明远他们也都是南方人，在北京很难吃到这些东西，大家都挺高兴的。 二弟的信我也收到了，也感谢你给我的那些忠告。与你们重新联系，使我感到幸福，我又能享受到了亲情的温暖了。不过，你上次在信中认为我与少蓁的婚姻破裂，主要是由于我与朱丽恋爱的那段历史，在少蓁心中留下了阴影，从此留下了感情不融洽的种子。这个说法，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我深深理解少蓁，她是一位很单纯又爽朗的人，没有那么多心眼儿，有时甚至像孩子那样的幼稚。也正是这种幼稚，使她难以理解眼前现实的世界。刚结婚时，她也常常拿朱丽的事儿与我开玩笑，一天吃过晚饭，我躺在沙发上呆望着天花板想心事。她悄悄进屋，突然伸头在我耳边说：“喂——你发什么愣呀？你在想谁呀？”我被吓一跳，转过脑袋问她：“什——么？什么？我想谁？”“是啊，你在想谁？是——不——是在想那个遥远地方的姑娘呀？”我看见她调皮的笑容，也就耸一耸肩膀，摊一摊手说：“想——也是白想呀！”“那——你打个长途电话给她吧”。“打不通呀。”“那你寄一张明信片，或是写封情给她吧”。“忘了地址啦。再说，写了信也是白白惹她流泪。”“唉，负心郎！”我俩就在一起哈哈大笑。很有意思，在我们感情最融洽的那段日子，我们常常提起朱丽，用这个话题互相开玩笑。后来，我俩的情感出现了裂痕，就谁也不再提起这个话题。 我俩的感情出现裂缝的最初原因，是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不同。我们结婚半年后，少蓁就不再去教堂。五十年代初期，刚开始建国，经过数十年战乱的中国终于出现了和平景象，国家也总算统一起来了。虽然，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正在治愈，老百姓们却焕发出极其昂扬奋发的精神。少蓁受这样的气氛的感染，工作很积极，没日没夜泡在医院里。不久，又开始一连串政治运动，先是抗美援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一些同事提出了少蓁的基督教信仰问题，要她做检讨，倒是一位领导站出来替她说话：“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不要做检查了。”即使没有挨整，少蓁仍然受了刺激。在医院里，她觉得在年轻同事中遭到孤立，似乎是一个“等外品”，人们总用异样的目光瞧她。她只好默默无言地勤恳地工作，但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结论，就抹杀了她的一切劳绩，这使她充满了苦闷。而教堂里的那位牧师呢，他的宗教思想又极其简单化，翻来倒去只会说：“你信神吧，信了神，什么都会有，也什么都好办了。”你若问他，当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说：“就是要祷告。有了什么事情，就向上帝祷告。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有一次，少蓁跟他辩论，问他：“照你这么说，只要祷告就是好教徒吗？——是呀。”“为什么呀？”“因为你向上帝祷告了，才会获得神灵的感觉，神就会来帮助你。”“如果是一个小偷呢，每天只想多偷几个钱包，他就向上帝虔诚祈祷，让我多偷几个钱包，不要让别人抓住吧，那么，他也是一个好教徒吗？”“他……怎么会是好教徒呢？”“他祈祷了呀。”这位张牧师瞪大了眼睛，回答不出来，呼哧半天，才对少蓁说：“你怎么这样想！这是不好的。神会发怒的。” 张牧师的回答使少蓁非常失望，加速了她改变信仰。不过，张牧师倒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思想极简单的人。前几个月，有少数几个老教徒在一起秘密聚会，请这位张牧师来传道。他讲的一个命题是：“爱”。他以为爱就是驯服，对一切的驯服，包括对罪恶、对暴政、对苦难都要驯服，这就是爱的根基。他讲得声泪俱下，几位老教徒也落泪连连点头。我听了，却颇不以为然，心想，对罪恶的真正驯服就是也演化为罪恶；那么，又何以谈起爱呢？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也就没有当众反驳他。我以后也就不参加他们的聚会了。 那些岁月，少蓁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产生了怀疑，我们几乎天天争论。她认为，教义里把爱讲得过于绝对了。譬如抗日战争时，倘若我们真是采取毫无抵挡的和平主义，岂不是当日本鬼子的亡国奴才是好的吗？为什么不能讲恨？为什么不能恨罪恶？她还认为，外国的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们，其实是最虚伪的，他们口称是“爱人如己”，却侵略别国的土地，掠取别国的财富，杀害别国的人民，难道这就是基督精神？她讲出这些话来，真是振振有词，有许多问题我也难以回答。我只能说，教会并不完全代表基督精神，应该承认他们不仅在历史上或现实中都做过许多错事，甚至坏事，而且，它的本身也有一个革新过程，例如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批判就是如此。但是，基督精神的根本宗旨，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应该说是某种终极真理。将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罪恶的根源又是极复杂的，也是与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有关的。这时，我们放弃了爱，仅仅讲恨，会不会将人类误导到互相杀戮的道路上去呢？可能是我的那些道理讲得太空泛吧，一点也说服不了少蓁。她就认定我从欧洲留学回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太深，有洋奴思想。 有些日子，少蓁干脆也采用了在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会的办法，给我扣许多帽子，提出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跟我胡搅蛮缠起来。那时，恰好她已经怀孕，正要生下方方，我也就尽量避免和她争论，常常躲到书房里读书和翻译书。因为，我对于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确实说不出个道道来。我就开始研究基督教史，又研究古希腊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积累开始促成我写作《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那些日子我萌发了这些想法，也写了粗略的大纲。 我与少蓁的感情裂痕也就在那段时间真正形成了。我俩有不同的思想追求，这是不要紧的。如果能宽容别人，理解别人，也许，也能在各自不同的寻找道路上提供一些珍贵的思想信息，最后又能使我们融合到一起。可惜，她的单纯与幼稚害了她，使她的思想变得僵化和教条了。恰好，三妹来到北京，在一个解放军文工团当演员，刚入共青团。她介入了我们的家庭纷争，与少蓁联合在一起，自称是革命派，要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后来，这条战线又吸收了方方和圆圆，使我们至今不能见面。 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她还常常讥讽我：“求你的神去保佑你吧。你坐在家里祈祷，面包和牛奶都能掉下来呢。”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怔，她又说：“找到你的神了吗？你的神又对你有什么指示？”真使我极为恼怒，我忍住气，不做辩解。不过，她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支持的，看我翻译书和写文章到深夜，她就半夜起来，为我煮一杯牛奶，端来一些小点心，使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温暖了。她那时大概希望我认认真真多作一些学问，多读一些书，不要卷到各种政治漩涡里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渐渐地，我俩关于思想信仰的争论也淡化了。 她又感到迷惘，虽然她改变了宗教信仰，积极要求进步，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单位领导却并不信任她，还是将她看成是“等外品”。周围的同事们则认为她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为了向上爬，并不理解她的真诚动机。三妹那时嫁给了老楚，这也很使少蓁失望。老楚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农村有妻子，却离婚后又与三妹结婚，少蓁对老楚的品行颇有怀疑，又对三妹当了高干夫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也看不惯，她悄悄问我：这就是革命吗？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和往上爬又有何区别？少蓁追求进步的热情又渐渐减淡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之前，当局提出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我们大胆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在领导再三催促下，我写出了那篇文章，批评史学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这是教条化的，不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有时这种反作用又具有决定性影响。我把这篇文章写好后，也给少蓁看过，她看不大懂，可她非常同意将文章发表。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自由进行学术讨论是党中央提倡的。这篇文章在《史学研究》上发表了。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称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猖獗反扑。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我。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很吃惊，他没想到我会挨批。为了保护我，还授意我写一篇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他去想办法发表。但不久，他也被反右运动的浪潮所吞噬，自顾不暇了。 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与少蓁谈话。我说，看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已是势所必然。亲戚们都已陆续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三妹罗云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单位里。鉴于此种情况，少蓁假若提出离婚请求，我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一定会采取合作态度的。 当时，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却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咽下唾液的声音。我嗓音沙哑，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完，等她表态了。她沉默了好久，忽然问我： “水泊，你说真话……告诉我，你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么？” “他们批判我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也没有列出别的原因。” “你是受冤枉的！那篇文章也是他们让你写的，你不该受到这种待遇……” “可是，少蓁，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了，我们无法去争论是非，只能采取现实态度……”我流下眼泪，“我们也只好分手！” 少蓁冲动地扑到我的身上，紧紧搂住我：“不！不！你没有错，我就绝不会跟你离婚的！绝不会！” 那一夜，我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少蓁坚定不移向我表示，她绝不与我离婚，等着我。前面纵有千难万险，也不变心，那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从此将自己的生命牢牢与少蓁联在一起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的问题最后定案后，被发配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也使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万斤高产田，然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馑。少蓁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这些信很短，大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又都是希望我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保留了好几封信，刚才又找出了其中一封信。那是一九六○年，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些右派在农场都只好吃一些代食品——用花生壳磨成的粉，掺一些糠渣子，使我肠胃出血，大便也拉不出来，就用手指在肛门里抠。我几乎难以支撑了，是少蓁的感情给我以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抄录信中的一段话给你们： “……我的浮肿已好多了，你不用担心。现在，我担心的是你。你一定要支持下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用积攒了一年的粮票，又托人走后门，买了一筒高级点心，就连方方和圆圆也没有舍得给他们吃一块呢，都是省给你的。我们等你回来过年呀……” 唉，不写了，不写了！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二弟与三妹的事，我已听说了。其实，你完全不必与她大吵一架。我们倘若多去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看到许多事情的产生都是有着极复杂原因的，也就能宽容和谅解别人了。哈——你以为，我又要向你宣传教义了吧？这正是我的人生观呢。我总觉得，爱和宽容，要比恨好。对于三妹，我的情感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确实很生气她挑拨我与少蓁的感情，起了极坏的作用。现在，又窜掇方方和圆圆与我彻底划清界线，甚至不与我见面。有时，想起这些事，我又感到诧异，她为什么如此绝情呢？为什么非要置亲哥哥于如此凄凉的地步呢？老实说，我心里不能没有愤恨。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不管怎么说，她是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的，在少蓁自杀后，她收留了方方和圆圆，在经济上给了许多接济。这也就难怪方方和圆圆为什么听她的话了。唉，目前的现实是这样的，或许他们与我划清界线正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呢？我对方方和圆圆不愿意和我见面，不愿意认我，绝无怨恨之心。对三妹也是这样。以后，整个形势一旦有了好转，我会主动去找她，也同时向她表示感谢的。我真的感谢她。 少蓁与我感情彻底破裂的那些日子，三妹的确去主动给少蓁主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劝她与我迅速离婚。五七年以后，三妹就不到我家来了，她却跑到医院去劝少蓁，甚至晚上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等少蓁，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不过，公允他说，三妹劝说的作用并不是主要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我到了一九六四年又被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从唐山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研究所，少秦是很高兴的。我们过了近一年半的幸福和睦的生活，可我俩也有分歧。少蓁不同意我再搞学术研究和写文章了，她建议我多搞一些翻译。恰巧，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理论著作《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正找人翻译，我就接下来了。不过，我在翻译此书时，也同时开始学术研究。我又埋头动手整理以前的学术笔记，有《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和《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的梗概。 一天晚上，少蓁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和点心，她见我正在翻阅《明史纪事本末》，核对笔记中的史实。她脸色勃然一变，问我：“你不是在搞翻译吗？看这些书干嘛？” 我吱吱唔唔打马虎眼：“嗨，我翻译书……累了，换一换脑筋，随便翻翻……” “你骗我！”她生气地说：“只是随便浏览，你记笔记干嘛？” “少蓁，你该体谅我。”我心情痛苦地说：“我是研究历史学的，翻译只是我的副业。我不能荒废我的主业啊，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呢！更重要的是，你替孩子们想过没有？你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就是右派子女！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歧视！我……跟你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难道你连这点儿也不能给我吗？” 她冲出门。我怔怔望着写字桌上那堆书稿，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整整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一幕，仍然使我心如刀绞。应该说，这时的少蓁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她隐约感觉到了我前面的荆棘之路，担忧厄运会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承认，她的眼光比我敏锐得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听了她的话，未发表那两篇文章，大概是不会第二次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命运会更好些吗？现在，我对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更相信自己的命是被主所注定的了。一九六三年，我犹豫再三，发表了两篇论文《王阳明哲学思想初探》和《论徐光启》。这是我利用手头上的《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中的部分资料而写成的，我觉得这两文更带有纯粹学术研究的味道，与政治无关系，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两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立即遭到了重点批判，罪名不一而足，什么“胡适思想的鼓吹者”、“宣扬唯心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侵略抱赞赏态度”等等，后来，干脆就是谩骂了：“不知悔恨的洋奴”、“文化鸦片贩子”，等等。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所里新来一位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脸孔铁板，不容我有任何辩解。他只是读了早已记在本上的几条，通知我停止写作和翻译，全部时间投入学习。要我写检讨与交代材料，甚至询问我解放前与胡适有没有私人交往？与胡适派其他学者都有何来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且答应交出我的全部学术笔记。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脑海里一片云雾，懵懵懂懂几回撞到了树上，撞着了行人。那时我朦胧意识只是存在着一个念头，怎样去面对妻子呢？这一切，如何去跟少蓁讲呢？ 吃晚饭时，少蓁已瞧出我有心事，时不时瞥我一眼。她脸上也是阴霾密布，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报纸上那些点名批判我的文章，她也猜到了是不好的兆头。她却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而是精神疲惫地收拾碗筷，催促方方和圆圆去写作业，又在厨房里足足鼓捣了半小时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那模样至今难忘，眼睛低垂着，外面一圈白边，皮肤是死灰色。她嘶哑地低声喘息着：“哦——哦，又出了什么事儿啦？” 我的心抽紧了，我实在不愿意告诉她这些事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结结巴巴说着，语不成句，尽量在可怖的事实上再抹上一点儿虚饰的金粉，跟她说，我也许还有希望，只要老实交代……我嗫嗫嚅嚅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算——啦，算啦，别说啦！”她用一种冷静出奇的神情，冰冷看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那一夜，我们分居了，我睡在了书房里。 第二天早晨，我见她两眼红肿，可能是哭泣了一夜吧。我内心很难受，深深懊悔自己使家庭也受到牵累，实在是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两个月后，方方考中学了。他的各方面功课都很好，在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生”，但，我的右派问题，竟也影响了他！九月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方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五中，却未能考取。虽然。他的考试成绩已远远超过分数线，可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被摒弃在重点中学门外。 少蓁拿到通知书非常惊慌，手簌簌颤抖了。突然，她迸发出极其凄凉悲恸的痛哭声。我哆嗦着伸出手，想要劝解她几句。她猛地推开我，捂着脸孔，呜呜哭着，奔进了房间里。 又过了两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少蓁忽然走进来。她的两眼直勾勾瞧着我，眼珠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脸庞显得消瘦和惨白。 “哦，罗水泊，我已经想好啦……咱们，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我强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掏手绢，假装捍鼻涕，抹去了它，“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这倒不必。”少蓁的声调极为冷漠，“那不过是个手续，以后再说。最重要的，你应该搬出这儿。你们研究所有宿舍吗？可以找到住的房间吗？” “行。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没有我同意，你不许再回家了。” 少蓁刚走出门，我就捂住脸，身体抽搐着，让滔滔不绝的泪水流淌下来。我扑倒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少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许，她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希望我这个右派爸爸再来影响他们的前途吧。也许，她也是希望用这种冷酷的作法，来震撼我一下子，使我有所顾忌，不再一意孤行地迷恋学术研究了吧？也许，她真的对我彻底失望了，觉得我真是个害人精，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她对我实在是恩断义绝，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别人也不会知道的。她就带着这些秘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一直拖延着不和我办离婚手续。我曾几次写信催促她，她都置之不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尔后，我离开了家庭，住在研究所给我的一间陋室里，又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我也趁此机会读了一些书，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机会，又阅读了十九世纪一部分哲学家的著作。过了两月，我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附近。在那儿，我无书可读，也无心去参加“四清”运动，拜一位老农为师，将山区中的各种野花野草的名称记下来，画了一些图谱，又详细记下它们的药用功能。一天，我弄到了一本周氏家族的族谱，竟也津津有味研究了十几天。这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吴晗和翦伯赞的文章，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观点，估计我自已被进一步批判是势所必然了。果然，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我们就回北京了，集中在部队营房里，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又写交代材料。 这期间，我又回家了一趟。我先给少蓁写一封信，说是我的衣服已破旧，要回家再取一部分衣物，还想再拿几本书。此外，我离家多半年，积攒了几百元钱，也得交给她。我虽然与她协议离婚，可我仍然有赡养子女的义务。等了数天，不见她回信，我就贸然回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先是圆圆开的门，她见了我，一脸惊慌，对厨房里的方方嚷道：“哥哥，怎么办呀？他罗水泊回来啦！”方方正在煮面条，腰间系着围裙，满脸煞气指着我鼻子说：“你怎么还要回来？啊……啊！我们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回来？”我说：“我来取我的东西……”他瞪眼说：“妈妈给你回信了，把粮票和油票都寄给了你！你干嘛还是回来？你……告诉你，我们全家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说着，少蓁回家了。不过才多半年，她好像老了二十岁，头发干枯蓬乱，面容憔悴，满是皱纹。不知怎的，落了两颗牙齿，也未装上假牙，说话有些漏风。她乍一见我，也是有些惶恐，脱口先说出一句：“你怎么回家啦？”未等我回答，她又满脸怒气，恨恨地对我说：“你这个害人精！还嫌害人不够吗？你……还要跑回家来害人！” 我争辩着说：“我回来，只是取一些东西……” “我已经回信给你了！不准你回家，你走！你走！”她指着门口，火气愈来愈大，用力跺着脚说：“你给我走！别让我推你出去！” “少蓁，你不用嚷！我立刻就会出去的。”我强压住内心的激愤，眼圈也红了，“跟你讲，我回来只是取一些东西，取回一些衣服，取回一些书……绝对没有其它打算的。” 她的目光忽然软弱了，别着脸，尽量不看我，声调也缓和了一些：“你走吧。你要的东西，过几天拉一个清单出来，让小徐转给我们，我们把东西给你放在门外。” 我临走前，掏出一个银行存折给她：“这是我攒下的钱，你们留作家用吧……” 她无论如何不要，竟摔在地下：“你走！你快走！你这个害人精，不要再害我们啦！” 我捡起了那个银行存折，只感到后脊背都发凉了。我跌跌撞撞走下楼梯，又支撑着精疲力尽的身体走了一小段路。走到一个胡同口，再也走不动了，身体像一滩泥一样，就坐在地上。我没有眼泪了，体内干枯了，不会有任何泪水流出来了。我想，我已经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再没有家庭，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间的温暖了。我还剩下什么？一个多病孱弱的身躯，一颗仍然具有感情的灵魂。即使这样，我下定决心，我还要活下去。 这就是我与少蓁见的最后一面。 两个星期以后，我开了一张清单，列上我所要的衣物和书籍，请小徐转给了少蓁。少蓁又托小徐传话给我，要我星期日回家去取那些东西。星期日下午，我向研究所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去拉那些杂物。他们将那些东西堆放在三层楼道家门口楼梯边，大门紧闭，声息全无。我分三次将那些东西搬下楼道，气喘嘘嘘干不动了，就坐在楼梯上歇一口气。后来，隔壁的一位老教授心内不忍，也来帮我搬，总算全部搬完。离走前，我又把那个银行存折塞进门缝里，实在是希望他们能够领受。但是，一星期后，一封挂号信寄来，又还回了存折，信中竟无只言片语。信封上的字却看出是少蓁写的，我们以后就再无联系了。 我写了一大篇过去的琐事，你们也许会感到很乏味吧？我无非是仍然想告诉你们，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世上许多事物产生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那些辛酸的汁液正是我们自己酿造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不能不感到耶稣叹息的沉重：“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始终这样认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天，整个人类也把自己钉到了十字架上。从此，我们与苦难再也不能分离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不要去恨，不要去怨，而要爱，爱，爱。 我很想念你们！渴望你们多来信。 祝你们 幸福快乐！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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