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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水泊在晚年写了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后来经过我整理以后，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里面有一个重要观点，他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儒家伦理道德修养，是心灵扭曲所产生的幻想，也是用社会性来压制人的自然性的结果，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痛苦人格”，一种无休止的内心分裂和自虐心理。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缺乏勇气的，性格是懦弱的，是容易趋炎附势的。虽然，他们也会有理想追求，却由于文化背景的苍白而造成的先天缺陷，又使他们不可能产生思想勇气，也难以突破由传统思想教化出的臣民心理的包围之中，因此，“双重人格”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啊，宋先生，您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双重人格”是什么啊？ 水泊认为那是某种带悲凉色彩的犬儒主义，也就是一种受虐感和自虐感。刚才我说了，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知识分子的灵魂是被阉割的，他们其中的思想探险者极少，先知先觉者也极少，舍身取义者也极少，最容易对己自求，对人苟求，向上仰求。即使极少数的仁者义士也很可怜，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思想定位之处，只好用自我牺牲来报答施虐于他们的统治者们。呃，他为了证实这个观点，还专门引证了清朝方苞所写的一篇文章《左忠毅公逸事》，你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我读的历史书太少，您能给我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吗？ 唔，方苞这个人，大概你也不知道吧？他是清朝初年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康熙年间，他被牵连到戴名世的《南山集》一案里，这本书由于引用了别人写的南明小王朝的事，清廷认为“大逆”罪。杀了戴名世，株连一些人。方苞为这本书写序，还存放了此书的刻板，也被关了一年半。他写过许多很好的文章，《左忠毅公逸事》就是一篇。左忠毅公也就是左光斗，是明朝末年的一个大官，也是廉节、清明、很正直的人。他有一次出去微服私访，在古寺里见到了史可法，读了他的文章，对他颇为重视，觉得是个大人才。以后，左光斗提拔了史可法。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等一伙太监专政，把左光斗等一群东林党人抓起来，用酷刑拷打。史可法心里难受，想去狱中探望恩师，就花钱买通了狱卒，化装成一个贫民，总算混进监狱。他看到左光斗，形状其惨无比，脸孔被烫得不可辨认，双腿只剩了骨头。史可法跪在左光斗面前，忍不住痛哭失声。左光斗听到声音，举手拨开肿烂的眼皮，发现是史可法，目光炯炯怒斥他：“无能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要你前来！国家已糜烂到这种地步，我已经老了，你又轻生不识大义，天下的事由谁来支撑！你不赶快走，必定会被奸人陷害！再不走，我扑杀了你！”他摸着地上的刑具，真要打史可法，史可法也就只好赶快走了。他后来就把恩师作为榜样，牢记在心中，带兵打仗，多么艰苦，也能忍耐，他说：“吾上恐负朝廷，下恐负吾师也。”唔，这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 是呀，太感人了！不过，我不明白，这个故事又和罗水泊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种很伟大、很高尚的品格呀！ 你听我慢慢说嘛，这些思想是水泊的。他说，左光斗和史可法在行为上是很勇敢的人，在思想上却是只停留在忠于君主，忠于老师，就只能是软弱的，甚至是卑怯的。譬如，左光斗遭此虐待，他只恨魏忠贤等太监、不会恨君主，也不敢恨君主。史可法呢，则更是如此，他在扬州抵抗清兵而殉国，当然是壮烈的！可是，再看史事就可以知道，他去扬州督师，是被昏庸腐败的弘光皇帝——也就是福王，还有马士英、阮大铖一伙奸臣排挤走的。史可法是兵部尚书，有兵权嘛！他根本不敢想去发动一场兵变，推翻这个混蛋皇帝。儒家的“君臣父子”的传统观念也使他不愿这样做，甘愿老老实实又无可奈何地避开他们，他在扬州殉国也是用自我牺牲来表明心迹，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用一死报答了君主和国家！难道这不是一种受虐感和自虐感吗？ 这个，这个……您说的是有一定道理，我却又觉得也不无偏激，史可法毕竟是伟大的，是品格很高尚的人。 你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涉及到旧道德和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五四”运动以后，一批新文化的名人批判中国的旧礼教，认为礼教吃人，扼杀人性，对“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深恶痛绝，认为所谓忠贞、气节是不合理的事儿。譬如，周作人就是这样的看法。抗日战争后，他落水当汉奸，为自己辩护，说他反对礼教，不承认气节之类的观念，在日伪手下当官，能做一些具体的好事，就是问心无愧。周作人后来给周恩来写的一封信，全面叙述他的观点。汪精卫的汉奸理论也是差不多，也说他做汉奸是对民族的命运负责任，是一种“曲线救国”，尽量阻止日本人少掠夺一些中国的财富嘛！结果呢，他们成了反封建的英雄了！也成了“新道德”的实行者了！这、你难道说是由于新道德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误区造成的吗？显然不是！它只是求得心理平衡的自我解脱方式！是一件虚伪的道德外衣！不过，这也能使我们想一想，那些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全是不对的，一律都该抹杀吗？罗水泊就说过，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如果没有继承，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也脱离了中国历史，也就无法做出真正有力的批判。他举了一个例子，“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这句话是错的吗？应该改成“不忧天下，及时行乐”吗？基督教在全世界仍然有其不衰的影响力量，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信奉它，基督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光彩耀人的永恒形象嘛，他用自己的身心痛楚去解救人类的痛苦，走向十字架，就是忧虑人类啊！再说史可法，他当然是高尚的人。史可法的“双重人格”，行为的勇敢与大义凛然，思想的懦弱与无可奈何，是带有悲凉的色彩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罗水泊承认，他自己也具有这种两重性。 宋先生，我斗胆问一句，您自己呢？ 哈哈，问得好！问得好！哈……当然，我也有啦！这是民族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烙印啊！我们的身上都有。这也是个迷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谁也走不出去。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觉得占据了数千年之久的儒家伦理道德实在是个大桎梏，它禁锢了民主思想，尤其以宋朝的程朱理学发展到顶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极其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真是应该彻底打倒它！但是，要是全部一扫而光呢，行不行？完全不讲忠诚吗？不讲孝顺吗？不讲气节吗？不讲义气吗？恐怕还是不行。我有许多老朋友还有长一辈的老师，都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讲新思想新道德的。他们满口外国名词，回到家里，却是十足的夫权主义，对待老婆就像奴隶，动辄打骂。连洗脚水也要老婆端到跟前来，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主平等味道？哈哈，我讲的实有其人——当然不能告诉你名字！这个朋友现在已经去世了，是个好人，文化大革命时他看致罗水泊的日子很凄凉，还偷偷塞给他钱。一九六四年，有一天我们去那个朋友家吃饭，不知怎的，好像是为一件事，那个朋友脾气暴躁地骂老婆，还踢了她一脚。罗水泊怒不可遏，指着那个朋友大骂一顿，说他欺压妇女、禽兽不如什么什么的。从此，两个人就绝交了。一直到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他俩才算合好。 唉，罗水泊真是一个纯真的人！ 对呀，这才是对水泊这个人的中肯评价。我以为，报纸上对水泊的那些赞誉之词，伟大啦，高尚啦，这个那个啦，都不如“纯真”二字最为适合。这是他的灵魂。记得，一九四九年，我们俩决定回国，一天晚上很激动，在塞纳河边坐了整整一夜。那时的巴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常见有些法国人在瓦砾堆里捡东西。我俩天南海北聊着，罗水泊又很热情他讲起了祖国，还有，生长在广羡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他说，我们民族温和善良，爱好和平，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个致命缺点，它相信人能够主宰人，因此皇帝统治好自己的人民，父亲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天下就平安了。这也是“君臣父子”伦理道德观的起源。我们民族的“天命”，从来只体现在某一个皇帝身上，似乎这个皇帝就能代表上帝。可惜，皇帝们又都是肉身，只想享乐纵欲，过快活日子，臣民们就只剩下磕头的份儿了，连皇帝的罪都说成了自己的罪过，深深培养出极其驯服的奴性。这种奴性，又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势利眼，“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基础上，它的道德观必定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是与非”都让“势利”二字抹杀掉了。它也使得人们实质上没有了罪恶感，只有了懦弱。占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就是好的、对的。强盗和流氓只要做了君主，也就成了伟人。所以，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统治下，所有新思想新观念只要在萌芽状就会被扼杀，任何具有启蒙精神的新人命运也都是悲惨的。例如明朝的李蛰这个人，极端蔑视礼教，就被逼疯了。罗水泊说得激动了，又站起来踱来踱去，还往夜色迷蒙中的塞纳河里丢了一颗石头。他长长叹息一声又说：“可是，我们还是爱我们的民族！挚热地爱它。这不仅仅因为我生在中国土地上，长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血肉相依！还有，正是因为这样，历史放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才特别沉重，我们又必须挑起它！”罗水泊讲到这一句话，用力地挥舞着拳头，差点儿没打着我的鼻子，哈！ 啊，啊…… 一九四九年底，我俩离开了法国，先去了瑞士，又到波兰，经由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俩并不怎么喜欢巴黎。这个城市的妩媚不减当年，香榭丽舍大街整洁、静谧，沿街到处是草坪和鲜花。巴黎虽然也经历了战火，常见到一些房屋废墟，可主要建筑物还保存完好，大、小皇宫、拿破仑墓、凯旋门，还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我们常常去游玩。我俩还跟几个中国留学生去过一趟柏林，是搭乘美军的军车去的。柏林可是满目疮痍了，到处都是破烂的瓦砾堆，几乎见不到什么高大建筑物了。但是，我俩却感觉到战后的巴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颓唐和萎靡的气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贝当政府腐败无能，战争爆发不到六星期就兵败如山倒，投降了纳粹德国，强大的法兰西帝国一下子崩溃，沦为德国傀儡国。这种历史耻辱深深刺痛了法兰西民族的自尊心，再加上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政治局面一片混乱，也更使人丧气。在巴黎，数千人的示威游行天天不断，老百姓人们忍饥挨饿，衣衫褴褛，最注重服装仪表的法国人竟然穿着木板拖鞋上街，由于没有皮革制鞋！ 巴黎的气候很奇怪，刚才还是金色阳光照耀着，一会儿又是乌云遮日，下起霏霏细雨。法国人没有打伞的，他们悠然自得在雨里走，干自个儿该干的事。我俩呢，在街上蹈跳着，钻进一家小酒馆，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秃顶老头儿站在柜台前。我俩每人要一杯苦艾酒，坐下慢慢啜着酒，瞧着窗外湿漉漉电线上淌下的水滴，只是怔怔望着，一句话不说，滋味儿是很闲适的。 兀地，闯进一个歪戴船形军帽的美国大兵，冲我俩挥手打个招呼，吊儿郎当地坐下。秃顶老板顿时忙活起来。端来了啤酒和苹果馅饼之类的吃食。美国大兵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喝着啤酒，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瘦削的法国姑娘，脸色苍白，很年轻，用手轻轻拢着淋湿的金发。她走到那个美国兵跟前，问他要香烟。很快，两个人就傍在一起了。姑娘讲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美国兵说着词序混乱的法文，两人又呱呱笑着。又一会儿，那个法国姑娘被美国兵搂到怀里，他旁若无人伸出一只手在她的蓝色衬衫里任意摸索着，她咯咯地笑出声，好像一口水噎在喉咙里。 我和水泊尴尬地对望一眼，准备起身出去。 我俩刚站起来，美国兵和法国姑娘也互相搂着跌跌撞撞走出小酒馆。临走时，美国兵丢了两张美钞在桌上，向秃顶老板打个响指。 我俩跟秃顶老板结账时，水泊却忍不住说了一句：“唉，你们的姑娘……怎么能这样！” 水泊常常是这样，很天真。但是，这句话实在不该说的。由于文化因素不同，东方人与西方人有一层很深的隔膜，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自己的道德观去随便批评人家。我赶紧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他大约也觉出了，脸涨红了。 那位秃顶老板却很冷漠地瞥我俩一眼，问：“你们是日本人？” “哦，我们是中国人。” “你们尝过饥饿的滋味儿吗？” 我们俩没有回答，只是窘迫地笑一笑，付了钱，就赶快走出小酒馆了。水泊引出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他自己也觉得可笑。我们都是从穷困的中国出来的，当然都尝过饥饿的滋味儿。症结却并不在这儿，我们企图用中国的道德观去说服法国姑娘吗？告诉她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才叫逗乐呢。 我俩能到欧洲留学，完全是偶然机遇所致。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都学法语，也略通英文。忽然，一纸征调令下来，让我们去给美军顾问团当翻译。我们内心很兴奋，巴不得为国效劳呢。天天捧起一部汉英词典，拼命补习英文。当时，一些高年级同学已被征调到孙立人部的美军顾问团里，随军进入印度了。应征那天晚上，宿舍中聚集几个同学，喝一瓶白酒，吃着花生米，卤牛肚等，又点燃一支蜡烛，天南海北聊着，还唱了《满江红》。我们明白自己是翻译，打仗的机会挺少，却仍然渴望上前线，能端起刺刀战斗。其实，我俩随着美军顾问当翻译一年多，根本没有到最前线去过。倒是沾了那些美国人的光，吃了不少牛肉罐头和巧克力。在桂林附近，遇到几次日军飞机轰炸，炸伤了水泊骑的一匹马。与我们在一起的美军上校纳特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伯克利大学研究古汉文的教授，说话常常用古文句式：“君知否？”“余心甚慰”。我们有时也一下子听不懂他那怪腔怪调的古文呢。不过，纳特的法文也很流利，我们更多是用法文交流。平时有大量空余时间，纳特对中国诸子百家中墨子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水泊是世家子弟，几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国学根抵也很深，纳特与水泊很投机。抗战胜利后，纳特要回国了，一天晚上，来找我俩，说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化，写信来要他推荐两人去当助教，问我们干不干？还说，去法国的路费都不用我俩掏，就要我俩办好出入境手续和护照。过些日子，恰有一架美军飞机去巴黎，他拜托一位朋友，诡称我们有公事去欧洲即可。这真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我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赶紧做各种准备，护照与入境签证都是纳特帮忙迅速办好的，我们只是准备一些衣物，匆匆登上飞机。本来，我和水泊都想回一趟老家，拜别父母高堂，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好作罢。以后，整整半年时间，我们各自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儿，为我俩一下子没有任何消息而惊慌，以为我们已战死在疆场了。 这一段经历，那时对于我俩来说，固然是幸运。但是，正如庄子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解放以后，我俩回国，却又成一个怎么也洗不清的历史疑点，常有人审问我俩，那个美国人纳特为什么会好心眼儿介绍你们去巴黎呢？有谁能证明他的举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用意呢？又谁能证明你们俩在巴黎大学只是教书和读书，没有为帝国主义特务机构服务呢？唉，我俩真是有口难辨！罗水泊就为此发牢骚，五七年被扣上右派帽子。我呢，战战兢兢地谨慎过日子，也到底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美国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关进牛棚。 在五七干校时，领导分配我俩一起去放鸭子，同出同归，我们又亲密起来了。那时，他的老婆秦少蓁在文化大革命初自杀了，孩子们也与他断绝来往。水泊成了孤零零一人，他似乎满不在乎，空余时间就抓本书看。中国书，外国书，古文书，历史书，经济书，什么书都看。我呢，因为老婆写信要求离婚，心情非常压抑苦闷，晚上提了一瓶二锅头去找他。也没有下酒菜，只是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两人不提眼前的事，却津津有味回忆起在欧洲的三年生活。这正如唐代诗人贾岛所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把并州做故乡。”巴黎大学的校园在一个小城镇，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山清水秀与江南景色相近，我俩在担任助教同时还攻读了拉丁语言文学和古希腊史等等。放假了，就到各地游历，去过波尔多、马赛等地。还去过与法国相邻的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我俩是穷学生，当然掏不起钱旅游这些国家。是罗水泊认识了一个专管后勤的美军军官，我们跟着运输军需品的车子去游玩的。水泊这人很聪明，到了哪儿都有办法，那段日子真是色彩斑斓啊！ 那天晚上，聊呀聊的，尽情回忆着，我忍不住问他一句：“水泊呀，你说，我俩当年若是不回国，仍是留在国外，又会怎样？” 他脸上红扑扑的，斜睨一眼，洞穿我心思地问：“怎——么，后悔吗？” 我又反问他：“难道你不后悔？” 他把酒瓶一顿，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后悔。”又引一句屈原的诗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听了这话，我默默无语，一点儿也不奇怪，晓得这是他的心里话。水泊这人，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激烈批判旧伦理道德，认为那些观念是陈腐的，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合理的。可是，他自己身上又有一种“君子之风”，一股很浓厚的古代儒家士大夫的气质。忠义呀，孝顺呀，气节呀，特别是家国观念，其实都深深根植在他思想里。大概，这也是他所说的“双重人格”吧？ 前年，我应巴黎大学邀请，又重新到了法国。 已经四十年啦，真是弹指一挥间。我已经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了，水泊兄也已经离开了人世。在飞机座舱里，我猜想，我所去的那座小城镇必定大变模样了，恐怕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它的街道会拓宽，许多建筑物必被拆毁，大约仅只少数值得保护的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物还在。总而言之，我所去寻的，是一个早已消失的历史幻梦。这一切，我应该做好精神准备。 谁知道，恰恰相反。 这座小城镇一点也没有变化，古旧方砖慢地的狭窄街道，仍是凹凸不平。街旁仍是造型很美的旧式小楼，每家都有小院子，里面种满了鲜花，几乎没有建什么新的建筑物，我很快就找到了四十年前和水泊同住的那所公寓小楼，也是完全没有变化，不过由原来院子所种植的丁香花变成了郁金香花，太阳照射的旧围墙爬满了常青藤，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我走到沉重的铁栅栏门前，望着生长了黑绿色青苔的石阶，阳光一片灿烂在石子缀成的甬道上跳跃，我很想推门走进去。 对过也仍是那座天主教堂，很高的尖顶竖着，淡黑的影子荡漾在缀点了野花的绿色草坪上。飘渺的钟声又从教堂里传出来，悠远又肃穆，凝重地回旋在蓝天碧空。 街上几乎一无声息，我瞧见了拐角处的那座小咖啡馆。甚至使我相信，那个红鼻头老头儿掌柜也坐在柜台里，又拿一份报纸在读着。见我进门，一定要问我，水泊怎么没来？因为，我俩总是相伴而行的。 连我自个儿都怀疑了，好像根本就没有经过四十年沧桑。我不过是独自到哪儿去玩了一天，然后，又疲惫地回到这儿。在那座公寓小楼里呢，罗水泊正捧着一本精装书在津津有味读着，见我进去，又必定是连头也不抬。那个胖呼呼的房东老太太拉杜霍正在厨房忙乎晚饭呢，她的丈夫让·克鲁先生则一本正经坐在餐桌前，彬彬有礼地向我微笑点头。这种生活已经在我的记忆里被分隔得很遥远模糊，它却又下一子缩回来，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 我回过头，盯着后面不远处那幢茶褐色小楼。 很可能，一会儿，朱丽小姐将从里边走出。她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一头红发向后梳，乳白色皮肤，不像是法国女孩子，更像荷兰姑娘。她长长的睫毛娴雅地垂在漂亮的鹅蛋脸上，随意挥手朝我打个招呼： “嘿！罗在里面吗？” 她从来是这样称呼我俩的，管我叫宋，管水泊叫罗。她听说水泊还在屋里，轻快地一扭身，匆匆去找罗水泊了。我呢，略带点迷惘和嫉妒地呆望着她的苗条身影。 我们是一个夜总会上认识的。聊一会儿，才知道她就住在我俩的公寓楼的后面，在学校图书馆的打字室当打字员。罗水泊邀请她跳舞，当时有两个乐队轮番演奏，水泊的舞姿很笨拙，老是踩她的脚，转错方向，身体与她保持一尺距离，那模样又狼狈，又激动，还有点儿傻哩傻气的。她穿一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裸露着少女的乳房，两眼闪闪发亮地凝视着水泊，不住地说话，咯咯笑。 从夜总会出来，我酸渍渍对水泊说：“嗬，你交上桃花运啦……运气满好呀！” 水泊掩饰地说：“咱俩的运气都好，你知道吗？这姑娘愿意教咱们法文，只收一半费呢。” 对我俩来说，倒真是一件大好事。当时我俩在一个法国小学教师家学法文，他家的距离较远，有三里多路，要走半个钟头。若是由朱丽教我们，既节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当然好啦！ 之后，我们就常常在晚上或是下午，到朱丽家去上课。那幢小楼只住了朱丽和母亲两人。朱丽爸爸在战争中被飞机轰炸时炸死，她的一个哥哥也在前线战死了，惟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朱丽的母亲是个性情温厚的老太太，年近花甲，头发已夹有多绺银丝了。她见我俩来了，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咖啡，微笑着打个招呼或点点头，就退回自己房间。 我很快就发现了朱丽对水泊的感情了。给我们授课时，这姑娘总要穿着漂漂亮亮的时髦衣服，活泼又兴奋。在我读错了某一词的音节时，她不过莞尔一笑，给我纠正过来。水泊读错了呢，她就调皮地笑着，伸出手指冲他点点搠搠，要说上几句。她是一口柔和悦耳的巴黎口音，绝对地道，且富有音乐韵律。 在那儿上几天课后，我们都习惯了，水泊又恢复了他的机智诙谐的性格特点，常逗得朱丽尽情大笑。一天晚上，下了课，朱丽给我俩各端了一杯苹果酒来，她与我俩碰过杯，斜倚在罗水泊的沙发旁，一只腿伸到一旁，一侧的臀部挺着，左手就很自然地搭在水泊的肩膀上。 罗水泊很窘迫，脸涨得通红，蓝衬衫领上的脖颈前的血脉激烈跳动。我眨一下眼睛，暗示他尽量放松。他却耸挺着肩膀，似乎搭上面的不是一只柔软的手，而是不堪的千斤重负。他的额前竟已经沁出星点汗珠，半咧着嘴唇。法国姑娘的蓝眼珠却从酒杯上望着他，清澈，天真，仿佛什么都懂，又带一些嘲弄。 在旁边的我，滋味自然更难受了，只好没话找话，跟他俩东拉西扯。那段时间，一分一秒地挨过，实在太尴尬了。水泊使劲端着肩膀，茫然不知所措，眼神凄凉，一副惨兮兮的模样，真是又叫人怜悯又让人好笑。 朱丽笑一笑，到底还是放过了他。用手轻轻拍一拍他的脸颊，又坐回了对面的沙发，罗水泊却更是忧郁，眼睛不敢看她，一劲儿地盯着白色大理石壁炉架的镜子。一会儿，我们向朱丽告别，水泊却带些忸怩的神情向她细嫩的脸颊轻轻一吻。 走出朱丽家，我们默默无语。我知道他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还是忍不住说了：“怎么啦……瞧你累的！扛了五百斤麻袋呀？” “唉，唉——”他长叹一口气，站住脚，恹恹地说：“得了，得了——得了吧！” “你该有点儿男子汉气！” “怎么……？” “你拉过她的手亲一下呗！” “嘿，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他摇一摇头，嘟哝一句：“你哪儿知道呀！” 隐约的，我察觉他陷入了感情的漩涡里了。水泊挺聪明，其实也是个很潇洒的人，倘若对待朱丽只是逢场作戏，反而不会是那种傻呵呵的狼狈模样。他过于真诚，是优点，也是弱点，却又使他作茧自缚了。 越是遥远年代的事，记得越清楚。近在眼前的一些事，反倒是糊涂了。这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特点。说起了那个法国姑娘朱丽，确实是很迷人的。她的个子高高的，两条腿修长，身肢苗条。我记得，她比水泊高出小半头，比起我高半头。说她像荷兰人，是因为她的皮肤细腻光滑，是牛奶色的。不像一般法国姑娘那样略嫌粗糙。当然，我对待她也有过非分之想，羡慕水泊的桃花运。不过，她也难保没有缺陷；有点儿疯疯癫癫的，绝对缺乏淑女风范。平时手里老是夹着一根香烟，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她的审美观点也颇有问题，身材修长，却总喜欢穿超短裙和紧绷绷的衣服，还喜欢穿红色衣服，弄得不伦不类。此外，她身上有一股膻味儿，再掺合了香水味儿，成了极难闻的味道。再加上香烟味儿，就更让人泛胃了。以前，我也见水泊常常皱起眉头的。他也向我说起过的。后来，水泊与她粘乎到了一起，奇怪，他的嗅觉似乎就丧失了，可见爱情的力量也能改变嗅觉。 水泊与朱丽的接触愈来愈频繁了。有两次，我从图书馆回来，就见到了他俩紧紧搂抱在一起。朱丽搂着他的脖颈，在他脸上和胸脯前蹭来蹭去。他呢，却正襟危坐在椅子上，抱着朱丽像抱个大冬瓜似的，张着大嘴，老牛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我一见此情景，慌慌张张急忙退出门外，觉得挺窘。以后，我也习以为常了。他俩一起亲热，也不再避我。朱丽很野，会在沙发上，使劲一揽，就将水泊搂在怀里，咯咯笑着说：“来，坐在我腿上……哈，你像个大娃娃！” 她大概看我在一旁挺尴尬，有一次也跑来亲吻了我一下，两人的嘴唇首次轻轻相触，一刹那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的嘴唇有点儿像薄荷，果然，那股古怪的膻味儿无影无踪了。 “噢，我猜到了，你心里肯定在起火！”朱丽咯咯笑着说。 “哪里，哪里，”我随便一挥手，“也就是，有一点儿嫉妒罢了！” 水泊与朱丽一起哈哈大笑，朱丽也要给我介绍一个女友，叫爱塞娜，是与她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我婉拒了，连忙谎称自己在国内已有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多久，我还真跟这个爱塞娜泡到一起了，这是后话了。清教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战后的法国尤其如此。我们楼后的一片小树林，几乎成了男女情人的天下。都是那些大学生，隔个三五米，就是一对，互相调情，搂搂抱抱，甚至公开野合，全是无所谓的。 我在内心还猜测，无论水泊怎样“道学”，岂能抵得住这个法国姑娘的诱惑？我肯定了，他俩的关系绝不只是肌肤之亲了。 我俩是无话不谈的，有一天，我装成不经意的样子子试探他：“你们俩要是生个小娃娃，肯定是漂亮的，黑头发，蓝眼睛的混血儿！” “不可能，不可能的！”他连连晃脑袋，“我们不可能结婚！” “不结婚难道就不能有孩子？什么逻辑！你俩真弄出孩子，难道还叫朱丽去打胎……” “你这人，心里真是龌龊！”他却勃然大怒，“你想到哪儿去了！哼……你是不是以为，我俩真……是那个了！你简直把我看成什么了！” 当时，我真感到哭笑不得。我甚至想像到，朱丽大概也拿他一点儿也没办法，也是哭笑不得！说不定，哪一天，他俩在沙发上紧紧搂着，朱丽气喘咻咻，脸色绯红，头发零乱，伸手就要自己脱裤衩，却又被罗水泊脸色苍白地挡住：“别！别！可别……这不好！”唉，太可笑了。简直是有损我们中国男子的形象！但是，又能使这位先生有什么办法？他是儒生，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玩意儿。当然，后一段仅是我的想象。不过，我敢断定，肯定离实情不会太远的，八九不离十。 朱丽对水泊可谓是痴情，她的妈妈也很喜欢水泊。由于她家得到一笔战争抚恤金，过着较富裕的生活，母女二人也颇想把这个中国小伙子招赘上门，他忠厚和温柔，有着东方男子的优点。他会很可靠的与她俩厮守在一起，安安分分过日子的。她俩却偏偏未想到，这个中国小伙子压根儿就不想在法国久住呢。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拉杜霍，与朱丽的妈妈很要好，她们总是礼拜天在教堂会面的。一天，吃过晚餐后，她忽然笑嘻嘻问我们，你们中国人婚姻礼俗是怎样呢？倘若是求婚，是男方向女子求婚，还是女子向男方求婚呢？罗水泊回答，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是不讲究这些的，只要两人相爱，任何一方提出都可以。但按惯例讲，是男方应该先求婚。我也补充说，这是新礼俗。中国的旧礼俗是，青年男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婚事，要由双方家长来决定。一般是男方的家长向女方家长提出请求，还要送一些东西作为聘礼。这个仪式是很隆重的。拉杜霍老太太惊讶地一拍掌说，哎呀，这可成问题了！她指着罗水泊说，你的家长远在中国，哪儿能到法国向朱丽家送聘礼呢？我俩这才恍然大悟，拉杜霍问这一番话的目的就是向罗水泊做试探的，大概是受朱丽母亲之托吧。我俩极尴尬，对视一眼，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她丈夫让·克鲁老头儿为解脱我们的窘境，眨一下眼皮，她是开玩笑的，你们不要介意啊！ 此事对水泊的刺激很大，他在房间里不停踱步，狂躁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说，“我太混蛋了，我不是人！唉……我辜负了一个姑娘的心。当时，我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留下，干嘛还要去爱她……唉，唉，我真混呀！”我又是劝解他，又是骂他，都不管用，以后就索性不再理他。那天夜里，水泊通宵未眠，长吁短叹，转辗反侧。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想到朱丽母女俩将此事那么当真，盼望着他去求婚哩。我们都以为法国姑娘的性格是浪漫的，不过是一场感情游戏罢了。却未想到她对水泊是一往情深，竟在等着他的求婚！这也更增加了水泊的自责心理。 第二天，他没有去上课，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屋顶发怔。下午，又到小树林去转悠，直到深夜也未回来。我才着急了，怕这家伙真的自杀了。我与让·克鲁一起去找他，没有找到他。他直到凌晨才回来，头发乱蓬蓬的，脸色发黄，理也不理睬我的询问，蒙上被服呼呼大睡了。 他疯了两天，一天晚上，忽然对我说，他要去朱丽家，把所有事情说明白。他爱她，但是，他不能娶她，他将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瞥一眼他，冲口说一句：“有这个必要么？”又意识到此话不妥，我立刻又说：“哦，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你别去，”他手一摆，神情已近于冷漠，“我一人去谈最好。”他梳一梳头发，整理一下领带，穿上西服，就出门了。 我还是不放心，也跟了去。到了朱丽家那幢小楼前，我犹豫着，仍是未进去。眼巴巴望着拉上窗帘的淡黄色窗户，猜测着里面发生的事情，罗水泊怎样才能将其微妙复杂的心理说清楚呢？他会不会心一软，又答应朱丽留在法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在草坪上徘徊许久，冻得够呛，两腿酸疼。两小时后，我仍等他不来，正盘算着要回去，却见两个人影一晃，朱丽送水泊出来了，两人又紧紧搂抱一起，我还听见了朱丽断断续续的哭声。 俩人终于分手了。朱丽进楼后，夜色中罗水泊像个幽灵似的在街上摇摇晃晃。我追上了去，喘吁吁问他：“水泊，谈得怎样？” “我不配，不配……”水泊嘶哑地说，脸上闪烁泪光。 “唉，咱们回去吧。” “不配，不配，真的，我不配，这个好姑娘……不配！”他还是嘟哝。 那几天，他老是唠叨他“不配”。我都听烦了。 朱丽是天主教徒，罗水泊常常陪她去教堂，也产生了宗教信仰。他信仰的却是新教，五十年代时，他还经常到崇文门的教堂做礼拜。他被打成右派后，有人还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不再去教堂了。 不过，听他的妻子秦少蓁说，他自己还常用法文或英文做祈祷。他有一本英文的《圣经》，把它一直带到了干校。 我俩离开法国前，又去了一趟巴黎圣母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跳跃的烛火前，罗水泊突然在十字架下跪着，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不知祈祷什么。我是不信教的，蓦地，却觉出一种铺天盖地的迷惘或是孤独或是忧郁向我压来。在迷离的幽暗中，我们的生命犹如一道乳白色的烟缕将要飘散…… 罗水泊肃穆地说：“基督，是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中最令人感动的形象。” 一九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单位里的造反派组织互相混战，忙着打派仗，也使我们这些黑帮们稍微能喘一口气。我，水泊，和所有被揪出来的人都集中在两间大办公室里，形成了自己的作息制度。早晨先是劳动改造，打扫厕所，打扫楼道，打扫院子。干完活，聚在一起到毛主席像前请罪，唱“黑帮歌”：“我有罪，我该死……”再共同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或是写检查，或是写交代材料，或是看报纸，或是学习《毛选》。开始，还派一个烧锅炉的工人监管我们，以后这人也不来上班，就没人管我们了。我们自己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惟恐惹是生非的。 让大家不安的只有罗水泊，他这人总爱别出心裁，玩点儿新花样。我们就怕他搅出什么事来，破坏了这安静的局面。一天，他忽然抱来了两大本洋装的英文书，放在膝前津津有味读起来。使得大家颇为惶恐，恐怕这事让造反派抓住把柄，连累了大伙。我们的目光瞟一眼他，又纷纷投向彭老。他因为只是“反动学术权威”，罪行轻，当了我们的小组长。他也看出来，大家是要他去干涉水泊。他只好叹一口气，走过去：“罗水泊，你在看什么书？” “《马恩选集》呀。” 我们都松一口气，一个老教授说：“你干嘛一定要看英文版的书呢？” “学习原文，不好吗？” 彭老吭吭哧哧，选择着恰当的词句说：“哦，哦，老罗呀，读一读原版的《马恩选集》，当然很好，很好。不过……不过嘛，我们还应该多读《毛泽东选集》，这个嘛，最好。” “既读《马恩选集》，也读《毛泽东选集》，不是更好吗？” “是呀，是呀。”“好，好。”大家唯唯连声，谁也不敢说既读《马恩选集》，又读《毛泽东选集》是不好的。可我们内心里，却觉得这人是好事之徒，危险分子，说不定哪天真惹出事来呢。 又一天，造反派头头带来两个红卫兵，是南开大学“揪叛徒”兵团的。一个又矮又胖的小墩子，另一人略高点儿，戴一副眼镜，瘦长脸。两人流哩流气，穿一身脏渍渍的绿军装，敞着怀，歪戴一顶军帽。军帽上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他俩叼着烟卷，又加上身体散发出的强烈汗酸气，真是令人作呕。 造反派头头叫出了罗水泊，说这两人是外调的，要调查他的一个亲戚。又叫我们搬过去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给那个红卫兵。命令我们都先挤到办公室的另一角去写检查。他敷衍地朝两人打个招呼，匆匆走了。 我们挤在一块儿，仿佛各干各的事儿，写检查或是学《毛选》，却都竖起耳朵聆听着办公室另一端的审问。开始，那两个红卫兵的语气尚和缓，令罗水泊写一个材料，证明那个亲戚曾经是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 罗水泊摇头说：“我不能这样写，必须实事求是，写明他……” “少废话！”瘦长脸勃然大怒，喝道：“我问你，他是不是国民党员吧？” “他是，可是，那是国共合作时期……” “混——蛋！国共合作时期，他也是国民党呀！让你写你就写！” “他是国民党左派……” “王——八——蛋！什么左派右派，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写——！” “我不能照你们说的写！”罗水泊梗着脖子说：“必须写明历史背景，在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还是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嘛！……” “好——啊，你敢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你这个反革命！”瘦长脸狞笑着，抬起胳膊，清脆地打了罗水泊一记耳光。 “你们不懂历史……” “啪！”又是一记耳光。 “我还是要说，你不懂历史……” “啪！”“啪！”左右开弓，瘦长脸连着打了罗水泊两记耳光。“你敢再说……” “你们不懂历史……” “啪！”“啪！”又是两记。 我们都大惊失色，竟看到这样奇怪的一幕，瘦长脸打一记耳光后，罗水泊跨前一步，双目炯炯，又伸出脸让他打。罗水泊跨前一步，瘦长脸退后一步。他一连串打了罗水泊十几记耳光后，越打越无力，后来，胳膊软弱得抬不起来了。 瘦长脸蜷缩着身子，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肩膀靠在墙上，再也抬不直胳膊打水泊。他惊惧地望着罗水泊，喘着粗气。胖墩子红卫兵站在一旁，半伸着手，傻怔怔半张着嘴，不知该怎么办好。罗水泊却探出身子，伸出红肿的脸孔，目光明亮地盯着那个瘦长脸红卫兵。 我的脑袋一片混沌，有一股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一道惊悸的寒流从脊椎流下。真没想到，水泊真正做到了“打你的左脸，就伸出了右脸”。最后，倒像那个瘦长脸红卫兵挨了打似的。 我旁边的这群老头子们，浑身哆嗦，脸色灰白，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奇怪声音，简直惊呆住了。 身旁的彭老挣扎着站起来，嘴角不住抽搐着，模模糊糊地说：“要……要……要……武，武斗，武斗，要，要，要……文斗。”我忽然发现，他的裤裆湿糊糊一大片。再一闻，有股隐约的臊臭味儿，他吓得小便失禁了。 罗水泊仍纹丝不动，送上前的脸颊稍微拧着，两眼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直勾勾盯着瘦长脸红卫兵。 瘦长脸红卫兵浑身颤抖着，无力地揉一把逼近的罗水泊，喉咙像含口痰似地说：“你，你，你……干什么？”胖墩子红卫兵也醒过神儿，拽开了罗水泊，嘶哑又空洞地说：“你，你要老实！”他又朝瘦长脸红卫兵耳旁嘀咕一句，两人就慌慌张张走开了。瘦长脸疲惫万分，腿也迈不动了，一手拉着胖墩子，走到门口，咽一口唾液说：“妈的，打不死的……混蛋！”但是，他连回头再看一眼罗水泊也不敢了。 罗水泊平静地走回我们一群人里。他厌恶地一摇头，眼神也松弛下来，还带着一丝愁闷的微笑。大家鸦雀无声呆望着他，他又耸了耸肩膀，走近我们时，不小心拐一下脚。彭老跳起身，离开座位去搀扶他。他又反过来搀着趔趔趄趄的彭老，又将其轻轻扶回到座位上。水泊也坐下，他的脸颊高高肿起，像个紫茄子通红。众人都呆望着他，无人说话，无人咳嗽，也无人移动身体，似乎正等待一件什么事情。 沉默了半天，一个老教授嗓音哽咽了一声，两道热泪兀地淌下，大家都泪流满面。 惟独罗水泊没有哭，他顺手扯过一张报纸，专注地读着。我在旁边却看清楚了，他的手腕子有些颤抖。 有许多人都以为，罗水泊的最后几年是痛苦和潦倒的。他们哪里知道，这几年，他又是非常幸福的呢！他真正挣脱了那张庸庸碌碌的人生之网，开始迸发出激昂慷慨的生命韵律，也许，更像燃烧欲尽的夕阳，却骤然展示一种热烈耀眼的明亮，是摇曳多姿的，又是悲怆凄迷的，也是饱含壮烈激情的。这几年，是他写作的高峰，他的几部成熟著作，例如《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对孔子思想的吸收与批判》还有那本十八万字的《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总共是八十余万字啊！这都是在他最后的三年里完成的。其中，《古希腊札记》和《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是根据他以前的学术笔记整理而成的。而那一本《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目前文化界已将其奉为经典之作，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写成了约六万多字的梗概了。在那几年里，他拼命读书，尤其读了许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书，对他深化自己的思想很起作用。 我又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到干校后的头一年，我们除了读《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外，又要我们学习六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还发了一些辅导小册子。那时，严禁我们读别的书，特别是外文书。水泊却带来了一本英文的《圣经》，悄悄阅读。此事被一位老教授发现了，怕惹祸，先是警告水泊，水泊不听，老教授就向军宣队汇报了。军宣队的领导是一个团参谋长，立刻把水泊叫到办公室。 参谋长狠狠瞪水泊一眼，使劲一拍桌子，“好大胆子！啊——你敢贩毒！” “什——么？什么？”罗水泊瞠目不知所言。 “你是不是在读《圣经》？啊——已经有人揭发了！好大胆子！啊马克思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你读《圣经》，是不是企图贩卖这种精神鸦片？是不是想贩毒？” 说到哪儿去了，简直可笑之极。当时，罗水泊未反驳他。有一天，水泊拿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辅导材料，又去找那个参谋长，翻开一页问他：“列宁说修正主义‘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怎么讲？” 参谋长答不上来，只好说：“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吧，这个典故就是出自《圣经》。” “你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号召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之前，先要大家学《圣经》不成？” “起码，你不应该阻挡我读《圣经》！你不读《圣经》，根本就不懂列宁！” 参谋长无法反驳他，又只好“嗯，嗯”一番，再质问几句：“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挥手赶罗水泊出去了。但是，他也不再阻止罗水泊读那本英文《圣经》了。这也打开了一个缺口，大家都能自由阅读自个想读的书了。 唉，我想起罗水泊在老牌坊胡同的那间小屋，屋里冰冷的。水泊这人在生活上不会料理自己，他连生个蜂窝煤炉子都挺费功儿，有时，干脆就不生炉子了。一人坐在小板凳上，伏在床板上拼命写文章，还穿着那件破棉祆，总要写到深夜。一次，他苦笑对我说，由于他用电太多，大杂院的邻居们有意见，他只好交三份电费。 那时候，我们其实都很轻闲，新的工作没有确定，每天上班也只不过看一看报纸。我的生活也稳定下来，与若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和子君、子能住在一起，我就在家学做菜，还借了许多杂书看，消磨时光。罗水泊却忙了起来，通过一个朋友搞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天天跑图书馆查资料。 我知道他又在写书，内心颇不以为然。一天，我去那个小屋找他，见他正赶写《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就顺手拿起来读，读了一小节，感到很有趣，再回味一下，又觉得有些可怕。因为，那是一些与当时的理论不相合的东西。我不敢再看下去，皱眉头说： “水泊，你这是干什么……想著书立说吗？” 水泊笑一笑，只有这时他才摘下帽子，堆满皱纹的前额有一道很深的白印。“嘿嘿，著书立说，有谁能给我出版呢……不要紧，我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喃喃自语而已。” “何必呢，这又何必呢？你安安分分过几天日子吧。” “我怎么不安分啦？”罗水泊板起脸孔，生硬地说：“你哪里知道！我的生命在哪儿？已经早已不在我的肉体躯壳里了……”他拿起那支钢笔，弹一弹，“在这儿！这儿才有我的灵魂！所以，这支钢笔灌的不是墨水，是我的鲜血！” 我被他的这些话惊呆住了……不过，说实话，我当时并不觉得他壮烈，很伟大，而是觉得他愚不可及，不可理喻！这是我的真实感觉。我并不以为这种举动是什么高尚和勇敢的品格，内心深处，觉得他是由于太孤独而心理变态了，要用这种怪僻的行为表示自己的存在。从直感上，我预料到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可能还要倒大霉，而且，他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劝告，执拗地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深渊……那么，怎么办呢？老朋友既然不听劝，我自己最聪明的抉择就是尽量避开他吧。从那天起，我与他又疏远了。 后来，果然如我所料，他很快又闹出一桩事。在批林批孔中，水泊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虽然，他也是反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却又认为，孔子的思想与后来系统化的、完整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一码事儿，孔子的思想实质上是被朱熹等人异化了。因此，对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要进行有力批判，就必须要吸收孔子的一些正确观点，否则，就会割断了民族文化精神。此外，他还认为，法家和儒家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历史上不存在什么儒法斗争。封建统治阶级从来实行的是“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政策，他们真正尊崇的实际上是宣扬施行专制统治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的韩非子，也就是两手政策，一手是软，是骗，就是儒家；一手是硬，是杀，就是法家。他的这些思想观点是跟一些朋友讲的，不知怎的，传开了。一个人汇报到领导那里，所领导不得不对此事进行追查，先是大会小会批判，罗水泊又被关在单位隔离审查一段时间。 所里领导是一位刚解放的老干部。他在内心是同情罗水泊，极想把此事不了了之。就想出一个主意，说是让水泊系统地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水泊开始很强硬，不肯写检查，说自己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 所领导淡然说：“我们也没有想让你立刻改变你的反动观点，只是让你把它全部写下来，供我们大家批判嘛！” 水泊看他一眼，有些明白了：“那么……我可以彻底阐述我的思想观点吗？” “不是阐述！是交代……当然，交代得越彻底越好！” 罗水泊在单位隔离审查的那段日子里，就天天写这篇长文《对孔子思想的吸收与批判》，共写了近三万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出后，风头也过去了，社会上又刮起另一阵风，那份稿子就存在所领导那儿，又让罗水泊回家了。 没想到，十年后，这篇文章在《社会文化》杂志上连载，又引起了新的轰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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