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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读了一遍英国作家萨默塞特·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此书据说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写成的。小说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也是个画家，他为了追求至高无上的艺术，变得性格冷酷，抛弃了家庭，背叛了朋友，把情人也逼上死路，由于企图彻底割断与现代文明的联系，他干脆跑到了太平洋的塔希堤岛上，与土著居民生活在一块，最后病死在那儿，却创作出不少的绚烂多彩的画幅。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本书。我看过高更的几幅画，例如《海滨骑士》、《沐浴的姑娘》、《上哪儿去》、《塔希堤二少女》等等。这些画给我的印象极深刻，它们表现了土著岛民的朴素生活，热带的美丽自然风情，健美又充满了活力的体态，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更主要的是，我从画面中感觉到一种蓬蓬勃勃的生活热情，有感染性极强的创造精神和活力。就因为这样，我无法想像，高更的性格怎么可能这么冷酷呢？当然，我也明白，写小说不同于传记，尽可以由作家的想象来编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不满意作家将主人公写得太过于冷冰冰了，甚至简直是泯灭了人性。虽说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月亮和六便士》是一本不错的小说，其中许多议论挺深刻，描写的主人公形象也是极生动的。 我又联想到，差不离与毛姆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写过著名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其塑造的主人翁形象也是以贝多芬的经历和性格为根据而写出来的。在二十世纪初，社会充满了拜金主义影响，到处是腐朽与追求利欲的氛围，到处浸淫着令人窒息的沉闷与黑暗，到处是鄙俗与享乐的颓废思想，作家们不满意这个世界，就去寻找英雄的种族。于是，毛姆找到了保罗·高更，罗曼·罗兰找到了贝多芬，他们企图通过这些伟大人物的灵魂烛照，给黑暗的世界找到光明，为徘徊无助的人们找出一条道路。但是，使我无法满足的是，他们仍然未能将那些伟大人物身上某种更博大、更深刻的东西描写出来，是什么呢？也许，就是那些伟大人物，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有血有肉的复杂性格吧。这种复杂性格应当是高尚与卑微、坚强与软弱、温柔与冷酷、善良与丑陋等等矛盾性格的统一体。也就是这些，铸造了英雄们的伟大，这大概也可能是永远也没有人能表现出来的吧。毕竟，小说还是小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番废话呢？ 我得承认，我异想天开，竟然也想描写一位伟大人物。譬如，罗水泊，结果拿起笔，我才知道，挑剔别人的缺点容易，自己动手去做，真是难上加难。别说描写伟大人物，就是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物，反映出他的矛盾统一的复杂性格，又是多么艰难啊！因为，人，是世间最奇怪的高级动物。他们的情感是多么变幻不定，思想又是多么难以把握呀。实质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我们根本就无法彻底地认识别人，就像那位英国作家毛姆所说，“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基于这一点，任何一个作家也不可能描写出一个真正的人来。 我自然也不可能写出真正的罗水泊。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其实只不过是制造一个伟大的新神话，或者是道德的神话，文化的神话，其他什么的神话。那么，罗水泊又成了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被捆在岩石上，让兀鹰不断啄食着他的五脏六肺……那么，罗水泊或是成了一尊大理石雕像，不再戴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也不再穿那件破旧的蓝制服，而是坐落在花丛中，穿戴整齐，一只手支着下巴额，庄重又深沉地思考什么…… 罗水泊愿意他自个儿成为这样一个神话吗？ 我在少年时代，就随父母一块儿去五七干校了。在那儿，我认识了罗水泊。近几年，当报刊上罗水泊的名字频繁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内心却怀疑，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罗水泊吗？冬天时，他戴一顶破蓝呢帽，帽舌总要拉得很低，穿一件黑色破棉袄，腰上扎一根稻草绳，两手笼在袖子里，蹒跚走来……夏天，他也要戴一顶破草帽，脖颈围一条毛巾，光着膀子，浑身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只穿一条灰色短裤，赤裸着双足走来走去。他这个人沉默寡言，在会上从来不发言，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打盹。平常，他也是一副睡不醒的模样，目光痴滞，胡子拉茬，找到一个机会，就蜷缩成一团打瞌睡，仿佛他永远也睡不够。于是，我的记忆里，他更像一只懒洋洋的老猫，又像一条习惯呆在泥土里的蚯蚓，大脑皮层似乎永远是处于半睡眠状态里，就是这样一个罗水泊，真有那么多的深邃思想吗？ 不过，也有一次，他的表现行为异常，给我的印象极深。那是深秋的一天下午，不时下着小雨，我们从三十里外的干校校部拉回来一车黄豆，由于人手不够，把我这个初中生也派去了。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不知怎的，沉重的平板车一下子陷进了烂泥里，怎么也推不出来了。我们又饿又冷，不知如何是好，咒骂着，踢打着平板车，急得团团转。罗水泊却掏出一盒烟，递给旁边两个大人一人一根，只说一声：“咱们先歇一口气吧，等会儿再说。”就蹲在地上吸起烟来。抽完那根烟，他精神抖擞站起来，和大伙从旁边庄稼地捡一些老玉米秸、枯树枝什么的，垫在了车轮下，接着，就指挥我们用尽全身力气推那辆沉重的平板车，他把那顶破蓝呢帽往车上一甩，豁了命似地拽着车把，还发狂地吆喝着号子：“一——二——三！哎——哟！”“一——二——三！哎——哟！”他当时的模样很让人恐惧，脸涨得通红，青筋从脑门上绽出，暴突着双眼，就像一条狂嚎的野狼。那辆装满黄豆麻袋的平板车，总算从烂泥坑里拽出来了。罗水泊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喘着气，又戴上那顶破蓝呢帽，骂一声：“操他妈的！”惹得我们都笑了，我们从来未听过他骂人呢，就是从那一回开始，我的敏感的少年心态察觉出了罗水泊那种萎靡困顿的落魄样子不过是带保护性的硬壳，那硬壳里又有着怎样神秘莫测的精神境界呢？我还年少，只是心中震颤一下，模模糊糊猜到，也不可能再往深处想了。 也许，罗水泊的那副邋邋遢遢模样，也不见得就是他有意造成的保护性假象。在那个充满了危险和恐怖的时代里，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快快活活的，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总是昂首挺胸。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落在他的头上，他一次又一次痛苦，一次又一次悲哀，这时候，他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喧嚣的口号和革命词句仍在耳边噪乱回响，你争我斗的人世间仍是那么错综复杂，凄清的地球也仍然在宇宙无可奈何地旋转，鉴于周围的这一切，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忘记。这是抹杀一切痛苦与悲哀的药剂。打两个哈欠，再闭上眼睛，生活就会变得简单多了。其实，这是对的，是对付苦难的最佳方法。也可能这种人生态度会被某些理想主义者讥讽为“冷血动物”，“缺乏英勇气概”，等等。但是，我们想象，如果真有一个人在那种沉闷的生活环境中，天天是慷慨陈词，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那么周围人会怎么看他呢？大伙只能把他当成一个小丑，更加倍戏弄他了。而且，罗水泊那时的主导情绪肯定是很寂寞，很凄凉，很孤独的。就在那极其厚重的苦闷心情深处，却又潜藏着另一种情绪——时刻准备迸发的心灵力量，它是那样地骚动，那样地真切，那样地不可遏制呀！总有一天，它要爆发出来，由不得自己掌握的。那天拽拉着那辆陷在泥坑里的沉重平板车，我曾在罗水泊脸上看到过一种亢奋的激情，一种难以比拟的野性力量。在一刹那间，他的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心魂迸破了硬壳，一下子袒露出来了…… 我后来在报纸上又看到一篇纪念文章，也描写了罗水泊有过类似的怪异行为。那是一九七三年，大约罗水泊刚回北京不久吧，一个傍晚，西天残留了几片晚霞，一个人在单位楼后的防空洞工地里孤独地散步，他反背着手，低着脑袋，在砂堆之间走来走去，走一走又停一停，工地上支立了许多面砂土筛子。他猛一下站住，抄起地上一把铁锹，仿佛要疯狂地挣脱什么束缚似的，一下子，又一下子，豁了命往周围的几面筛子上扬着沙土。连着干了一会儿，他终于疲乏了，用衣袖揩了几把额头上的汗珠，顺手丢下铁铣，往回走去。他用这种办法发泄了一通，大概感到沉重的心情总算轻松一些了吧。看他的背影，更显得有些佝偻了。 如果，贝多芬像是大海，波澜壮阔，难以比拟；罗水泊呢，则更像是一个深潭。看起来，只是静静的一汪水，却深不可测，也许一直伸延到地心里去…… 我又想起干校的一件事。 一个闷热的暑夏傍晚，终于收工了，我们这群孩子无精打采从稻田里走出，粗粗地用田里的脏水洗了洗腿上的泥巴，就往回走了。稻田里散发出一股喷臭的味儿，没有一点风，空气粘滞又充满油腻，无形中有一只毛烘烘的熊掌在抚摸着我们的心。夕阳迟钝地落下了，像是一个腐烂的西红柿，溃破的部分流淌出了橙色的汁水，在灰色的天际扩展。我们又饿又累，在田埂上走着，几乎抬不起脚板。炎热的空气里，有无数细细的尼龙绳紧紧勒住了我们的心脏，拉呀，拉呀，要把它拽出胸膛似的。前面，是一群大人，他们也都是疲惫不堪，蔫头搭脑，默默无言在田埂上走着。忽然，里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姓吴，是研究《楚辞》的专家，打了个趔趄，扛着的铁鍬从手里滑下来，身体一下子沉重地掼倒在水田里，激起了一片水花。大伙怔了一下，都凑上前去，把他搀扶起来。谁知，他的身躯只微微抽搐几下，脑袋耷拉到一边，半张着嘴巴，就好像是睡着了。他满身满脸是污黑的泥水，我还从水田里取来了他的眼镜，重新给他戴上。人们围拢在他周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七嘴八舌建议着，一个中年人把他抱在怀里，企图给他做人工呼吸。这时，已经有人紧急地唤来了连队里的卫生员，是二十多岁的姑娘，她背着红十字的药箱匆匆赶到了，接过吴老头儿以后，她摸摸他的鼻息，用听诊器听一听他的心脏，又搭一下他的脉搏，摇一摇头说：“没气儿了，他已经死了。” 大伙都傻呆呆站在那儿，谁也不说一句话。瞬间，透明的空气里，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被抽了出来，又沉淀下去了。在我们眼前，有一小片很淡很淡的白味儿，从死者的身体中飞出去，融入了灰色的天空里。呆立片刻，一个中年人从鼻孔里慢慢呼出一口气，像是一种轻微的叹息。很快，大家又默默去干自己的事情去了，只是连里的几个领导站在一块儿，商量如何处理老头儿的后事，给家属打电报，将尸体先停放入装工具的小仓库里，把死者的所有物品先封存在连部，赶紧到五七干校的校部去汇报，等等。 我们几个孩子，却不能像大人们那样镇静和漠然地对待此事，面面相觑，陷入了一种惶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神秘感觉之中。哦，一个人就这样死了！他的生命就在片刻间迅速终结了。如此轻易，如此冷酷！在我们幼嫩的生命深处，开始有一股冰凉的汁液流淌出来，内心里出现了一阵又一阵无法抑制的颤怵。我们都攥紧了双拳，恐怖地瞪大眼睛，仿佛瞧见了冥冥中一些什么也要降临。 小眼镜说：“唉……老头儿，他死了！他怎么死了呢？他干吗要死呢？” 胖三儿说：“谁能想到，他今天就死了！我……我，我昨天还把一只死蛤蟆塞进他被窝里呢。” 亨亨笑嘻嘻说：“你小心啊……他死了，鬼魂会来缠住你的！” “我才不怕呢！”胖三儿涨红了脸说，“谁让他找我爸告状去的……鬼魂又怎么着？吃了我，宰了我，活活撕巴了我？操蛋的！” “真牛嘿，真牛嘿！”亨亨眼睛一眨巴，想出一个坏主意，“你真不怕？一会儿，你敢去摸尸体一下吗？” “敢——敢！”胖三咬着嘴唇皮，毫不示弱地瞪着他，手脚微微哆嗦着，“可说好啦，我摸了一下，你也得摸一下！” “我……”亨亨尴尬地咧着嘴，想撤火儿了，“我可没，没这个胆子……” “没胆子也得去！”小眼镜站出来，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晚上，咱们都去！一人摸一下。谁不摸，谁是孙子！”他为了表示决心，还举起拳头，晃动两下。 “谁不去，谁就是孙子！”我们内心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冲荡上来，都举拳发了誓。这时，一种野性的意绪像风帆似的鼓满了胸膛。 夜晚，我们聚集到了一起，乳黄色的月亮孤零零挂在夜空中，闪烁的满天星斗仿佛是它被挤破的碎片，站在路边的枯黄茅草丛中，几个人都突然感觉有一股陌生的力量推动我们，非要去做这件事不可了。杂有土腥味儿的灼热的晚风吹来，凝固的黑夜也随着热风的吹拂颤怵了，我们都在哆嗦。我们蓦地落在了死寂一样的静谧中，又蓦地被掀进了痛苦的抽搐之中。 小眼镜沙哑着嗓音，低声说：“我打听清楚啦，嗯，嗯，吴——吴老头儿，放在咱们前排房子，搁工具的那间小仓库里……啊，啊，今儿晚上，全连在食堂开大会，都，都去开会啦……” “门，要是锁上了呢？”谁在黑暗中嘟哝一句。 “我弄来钥匙啦，骗他们，说是明早要起去拿工具修水渠……” “得，得，少废话，走吧。” 脚步踩在一条又一条深黑色斜影上，发出单调的沙沙响声。 到了宿舍区的前排房子，那里果然是黑糊糊一片，大人们都去开会了。我们走到了那间极简陋的仓库前，黑暗中都出现了一阵难以抑制的神经质战栗，能听得见彼此粗重的喘息声，小眼镜哆哆嗦嗦在裤兜里摸索着掏钥匙，却发现门并未锁上，竟是半掩着。胖三咽一口唾液，举手推开门，里面一片黑暗，却朦朦胧胧能看清屋子右边角落横卧了一具尸体，蒙了一块白布单。 我们的心像野兔子似的狂跳，一个一个紧挨着走进去，小眼镜掀开了白布单的一角，慌张地在尸体的脑门上摸一下，转眼就走了。我们一人摸一下，手和胳膊不住地颤抖着，就像是一股电流贯通了我们全身。 亨亨和另一个孩子还没走出屋子，猛一下子，一道煞白的光波照进了漆黑的房间里。又一下子，攫住了每一个人。 是罗水泊，那天晚上是他巡夜。他却发现了摆放吴老头儿尸体的小仓库有响动，提着手电筒，急匆匆赶来了，恰巧撞上我们。 手电筒的光柱照过了我们每个人，又定在白布单掀开一角的吴老头儿脸上。花白的头发很凌乱，有一绺搭在前额，他闭着眼睛，脸痛苦地扭向一边，似乎在睡觉。 我们几个孩子都呆怔怔立在那儿，谁也没想到要赶紧溜走。 罗水泊穿着白色汗衫，戴一顶破草帽——他总喜欢戴一顶帽子，冬天戴蓝呢帽，夏天就戴这顶已经烂了边沿的破草帽。他默默站在那儿，一会儿，声音很低沉地问一句： “你们干嘛？” “没，没干嘛，就到这儿来玩玩。”小眼镜答。 “干嘛到这儿玩？” “这儿好玩呗！” 亨亨也说：“就是来看一看，没干啥。” “看一看？你们干嘛动尸体？” 我们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回答： “我们也就是掀开布单瞅瞅，吴老头儿死了后是什么样子？” “听说人死了，尸体僵硬得跟石头一样，我们不信，就来摸一摸。” “我们打赌来着！谁不敢摸，谁就是松包蛋！” “真没干别的，不信你看！” 罗水泊又拿手电筒朝那具尸体来回照了一遍，嘴里低声喃喃自语说：“摸一下……打赌？嗯，嗯？” 小眼镜立刻就说，“嘿，罗水泊！”那时，我们管他们这批“黑帮份子”既不称罗伯伯，也不叫老罗，就是直呼其名。“你可别跟我爸爸说呀。” “也别跟别人讲哇！”胖三也警告他。 “唔，唔，你们放心好了，不会说的。”罗水泊一口答应下来了，他却仍然自言自语说：“干嘛要打赌？干嘛要摸一下？嗯……真是奇怪，不可思议！” 然后，我们这一群孩子又都坐在土埂上，谁也不再说一句话，默默望着淡绿色月光下氤氲的山野，在发亮的水田里浮泛的月亮，还有远处，星星点点的村舍闪烁着淡黄色的朦胧灯火。一阵又一阵的蛙鸣，断断续续的细微虫鸣，忽然传来的几声隐约的火车鸣笛，使我们稚嫩的心灵出现了不该有的惶惑与孤独。 就这样，我们坐了许久。 现在把话题拉回来，再说罗水泊。有好几回，我发现，他皱着眉头，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怔怔望着我们。这种目光沉重，迟滞，似乎杂有了困惑与忧郁。一次，是我和小眼镜、亨亨几个人在一起胡聊，正在讲两天前的夜里，在校部看电影时，差点儿没打起来的一场群架。我们这山头去了十几个孩子，校部也有十几个孩子，大伙都带了砖头、木棍、菜刀。两边正在碴架，被一个大人发现了，叫来了保卫干事，驱散了两边的人。那天我和小眼镜凑巧都没去，亨亨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着：“他一下子拽住了那小子的领口，咣噹！嘿……掉出一把菜刀来，就嚷嚷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嘿，你猜那小子说什么……”说到这儿，他突然截住了，悄声细语说：“罗水泊正在拐角儿那儿瞧着咱们，听咱们说话呢，我说，‘一——二——三！’咱们一块儿拿眼睛盯着他，嘿嘿，我接着往下说……”他又提高了嗓门，“那小子你猜说什么？”他说，“我妈让我去割韭菜的！多逗哇！嘿嘿……一——二——三！” 我们几个人猛一下转回头，齐刷刷将目光投向罗水泊，盯了一会儿，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那时，天气已经变凉了，罗水泊又戴上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见我们一块逼视着他，一怔，眼镜片一亮，忽然也仰头和我们一起笑了。 他走过来，笑着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喜欢打架呢？” “这，你管不着！”小眼镜梗着脖子说。 “怎么管不着？”他显得有些不悦的样子，把帽舌又往上拽一拽，“我就是问一问嘛。” “管天管地，还管得着拉屎放屁吗？” 我们又哄笑了。他无奈地摇一摇脑袋，也笑一笑，转身走了。 又一次，我们几个孩子聚一块，胖三儿和亨亨摔跤，大伙在一旁助威。这时，罗水泊正好挑了一担猪草从我们旁边经过，他忽然站住了，并没有放下担子，又是用那种奇怪的目光望着我们。我们发现了，就冲他喊着： “嘿，罗水泊，也来跟我们摔一跤吗？” “罗水泊，来呀，来呀。” 罗水泊变得很兴奋，他放下担子，用袖口擦一擦脸上的汗水，嘎哑着嗓子，用带南方味儿的不纯正的普通话说：“摔跤嘛——不是吹的，摔你们三个，白——玩！” 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以前见到的罗水泊从来是沉默寡言的，阴沉的、疲疲遢遢，没有见过他开玩笑。大家都起哄说： “过来呀，罗水泊，别吹牛，摔一跤！” 胖三儿拍拍胸脯说：“别三个人，就我一个，也能撂倒你，信不信？” 罗水泊呵呵笑了，笑得那么畅快。他又挑起那担猪草，冲我们挥一下手，赶快走了。 我们在后面追着他嚷：“噢——罗水泊认输啦，罗水泊输啦！” 他挑着担子，晃晃悠悠加快了脚步走了。那样子，似乎年轻了许多。 从此，罗水泊跟我们这些孩子们建立了一种无形的亲密关系。那时候，五七干校不停地搞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分子。于是，就把罗水泊这一批老黑帮分子放过了。出现了林彪事件后，原来管理五七干校的一批军人突然被调走了，又换了武汉军区的一批军官来，政治空气不那么浓厚了，也不必天天晚上都开会了。 罗水泊被调去放鸭子，他就得住在鸭圈附近，连里就让他一人住着一间破工棚，即使晚上也有些不太重要的会，他可以不必参加。这大概是他最“自由主义”优哉游哉的日子了，我们这群孩子，几乎每天就跑到罗水泊的工棚里去玩。罗水泊手里有一本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他就每天给我们讲一段故事。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每天盼着到他那儿听故事，后来，将一群大人们也招来了，连军宣队的领导也天天跑来听故事。 罗水泊确实有一种讲故事的天才，会渲染气氛，风声，夜色，甚至连草丛的簌簌响动都能描绘出来。每讲完一段，大家都不满足，希望他再讲下去。一次，军宣队的周参谋长扯着大嗓门说：“嗨——呀！罗水泊，你别卖关子嘛。你先跟我们说说……那个家伙，什么名字？嗯……邓蒂斯，他怎么逃出监狱的？啊——你讲完嘛。” 逗得大家都笑了。 就在那个时候，罗水泊的模样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满脸胡子茬，头发蓬乱，邋邋遢遢的。他喜欢把两手笼在袖子里，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不过，他的笑容多了，说话也多了。有时，他的眼镜片会闪烁着特殊的光点，锐利的目光似乎穿出厚重的眼皮，突然那么一瞥。 夜里，他和我们一起去叉青蛙。他叉到的青蛙总要比别人多。我们才发现，这时，他特别敏捷，动作非常利索。在水田里，他听到哪里有蛙鸣，突然按亮手电筒，青蛙被射来的光柱定住了，手起叉落，立刻叉到一只青蛙。可他不敢给青蛙剥皮，说是见到血淋淋的样子心里难受。我们就一起合作，有人剥皮，有人烹炖，有人买酒，他主管叉青蛙。有时，还请周参谋长一起喝酒。一回，周参谋长喝得醉醺醺的，用筷子点着罗水泊说：“你呀，你没事儿……我估计，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吧。好家伙，一个连，大多半都是反革命，那还了得？” 罗水泊竟然显得很激动，泪水汪汪问他，“那……那，那我什么时候能定案呢？” “这个，可不归我管！你踏踏实实等着吧。”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里，罗水泊用别人丢掉的几个罐头盒，做成了全连第一个煤油炉子。这个煤油炉很精致，还有调节火苗的装置，大伙都很羡慕。从他而起，连里掀起了用罐头盒制造煤油炉的高潮，罗水泊被戏称为“总技术指导”。以后，全连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煤油炉了。连里的头头，还有军宣队的头头，就让罗水泊替他们做煤油炉。罗水泊做出了八、九个煤油炉，越做越高级，有个煤油炉除了可燃烧煤油外，还可以烧木炭，就像一个小火锅。 到干校后期，有几个年轻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刚分配的大学生，也是单位里的造反派。然而，到了干校，却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们的案子搁在那儿，也没做审查结论。他们也常常往罗水泊那儿跑，我常常见到的有徐明远、陈青、刘科几个人，他们经常低声细语聊到深夜。他们先是谈古论今，讲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这些年轻人都很佩服罗水泊的博学广识。后来，他们就天天晚上到罗水泊的工棚里去跟他学英语、法语和德语。开始，罗水泊有些犹豫，因为，连里领导人已经警告他，不要跟那些“五·一六”分子拉拉扯扯，甚至给他扣帽子，说他是搞小集团。罗水泊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叫人家从北京买了一些毛泽东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外文译本来，对照着这些外文书，教他们学外语，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十几个人。那时，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学英文，连里的领导们很不放心，但又不敢阻挠学马列著作。他们就也来参加了一段时间，以便于监视。罗水泊毫不在意，他总是说先对照外文译本讲解文中一段的意思，接着，就领我们念一个又一个单词，还给注上国际音标。那些领导没有打探出什么秘密，又不耐烦跟着一块学，呆几天后也就退出了。一次，连里开大会，有个领导居然破天荒表扬了罗水泊，说他带领大家学马列原着，这是好的，希望能坚持下去。 那些日子，我感到罗水泊身上有一股活力，又悄悄开始滋生出来了。他和徐明远叔叔几个人成了知交，他们以后就一直照顾着他的生活，一直到死，有些后事也是他们来料理的。 某个秋天的下午，我去找罗水泊，大概是问一个英文单词的读音吧，他很快就告诉了我。他仿佛是充满了心事的样子，不安地瞥我一眼，又一眼，又很尴尬地朝我一笑，抻一抻那顶破蓝呢帽。我瞧他心情不好，也不想打搅他，立即就要走。他却把我叫住了，“来，来，你坐这儿，我有话要问你。” 我在他的床铺上坐下。他并不问我什么话，急匆匆又慌乱地翻开一个小口袋，找着东西。“你等会儿啊，”他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是一小块巧克力糖！ “给你，”他脸上露出了近于巴结的笑容，“你吃，快吃了吧！” “我不要。”我有点儿奇怪，不知道这个老头儿怎么了。“您有什么话，就问呗！” “不行，你吃，你一定要吃。”他近乎于强迫地把那块巧克力硬塞给我，我也就只好把它吃了。 他的目光又变得闪烁了，挨近我，脸上出现了迷惘与忸怩的神情，声音轻微地说：“我问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你假若不愿意回答我，也就算啦……可别跟别人说呀。” “行啊，您问吧。” “你们那天……啊，啊，去摸吴启宾的尸体……是怎么回事儿？” “就是打赌呗。”原来是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好笑。 “干嘛……打这个赌？” “不为什么……也就是好玩。试试自个儿有没有胆量！”我瞧着他，他瞧着我。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阴沉，摸摸索索找着香烟。 我明白了，他并不是真想问这些问题。他不好启口的问题，我模模糊糊有所感觉。我瞧着在缕缕青烟中，他那张更显得憔悴和苍老的脸孔。我心中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闷抑感觉。 “摸他一下……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当时，我们挺慌，摸一下，立刻就跑了。” “嗯……我替你说吧”，他沉思地望着袅袅烟雾，声音很低地说，“像是抓了一把棉花……软软的，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以后，总觉得有什么粘腻的玩意儿在手上，想洗干净，却总也洗不掉……是不是？” “是有点儿。” “还有……好多感觉是以后产生的。哦，就觉得当时抓了一块冰……” “这倒……没有。” “……又像抓了一把火……” “不，不，不是的……”我的心，突然又像那天，撒野似的怦怦跳起来，像要跳出胸膛。我艰难地咽一口唾液，浑身上下被一种特殊感觉笼罩住了，不，不是恐惧，不是颤怵，不是，又像是。 “那是死神的手……” 他的目光是冷酷的，又是温柔的。是忧郁的，又是兴奋的。他沙哑地吐出了几个字眼，镜片里的目光灼灼发亮，仿佛盯视着遥远处。 又过很久很久，大约是二十几年后吧。有一天，我跟宋英夫教授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宋先生非常清楚地记得，罗水泊似乎变了一个人，那种浑浑噩噩的萎靡状态被打破了，脸庞上像喝醉了酒似的，红彤彤的，厚厚眼镜片里射出了狂热的光。刹那间，他甚至怀疑，罗水泊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呢？ “唉，那不过是一些孩子瞎胡闹。就是这么回事儿，别瞎想了……” “不，不，我……你不知道……我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死神的手，也摸了我一下……” “摸你一下，干嘛呢？” “是呀，是呀，我们都会死的……” “唉，也许死还可能是一种解脱。这些无尽无边的苦日子，像吴启宾那样倒好，一下子过去了，倒也干脆呢……” “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他摇一摇头，沉思着说，“我们要是真正的，非常冷静地面对死神，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们会发现，自己可能辜负了生命，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 “唉，现在这种环境，能做一些什么呢？” 罗水泊又换了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呢？” “没想过……不知道……你说呢？” “很可能，是有的。” “为什么会有？你有什么证据？” “我问你，让你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熄了灯，与一具尸体在一起，你害怕不害怕？” “有什么可怕的……谁会做这种怪事儿……” “我问你，怕不怕？” “你这人怎么啦！神经不正常？真是稀奇古怪！” “我告诉你，我是害怕的。可是，我们害怕什么呢？是怕那些就要腐烂的细胞吗？是怕那一些已经僵滞的血肉和骨头吗？当然不是的……那么，我们怕什么呢？当然是怕某一种肉眼看不见，又确实存在的东西！我们在潜意识里隐隐约约感到了它的存在。它当然是存在的……” 我们住的那个山头，其实是一个削平了的山坡。上面坐落了十几排平房，那里没有商店，只是在离我们山头一里路远的王六嘴，有一个小卖店，售货员和经理全由一个戴旧毡帽的老头儿担任，五七干校的好几百人都到了这里以后，光顾这个小卖店的人们就越来越多了，他卖出了大量的肉罐头，高级香烟和高级酒。他的那顶旧毡帽也换成了崭新的皮帽子。 从我们宿舍到小卖店，要经过一大片竹林。 一棵又一棵散发着凉爽清气的竹子，仿佛是绿色碧玉制成的。它们一棵棵成簇成垄，紧密依偎，也有些稀稀拉拉，挺拔修长。一阵风吹过，青翠的竹叶摇动起来，发出窸窸窣窣的低语。绿荫又似乎是一片离乱跃动的画面。开始，我们不敢走入竹林之中去，听人讲在这竹林之中有许多蛇，它们会突然窜出来将人咬伤。以后，我们难以抵挡这葱宠竹木的妩媚，就拿一根棍子，在草丛中打来打去，渐渐走入了竹林的深处。 特别是下了一场雨以后，那片绿色竹木就像是透明的，散发出清凌凌的透人心脾的味道。 还有一股浓浓的雨气在竹林里尚未散尽，竹林里有一层蔚蓝色的薄雾，它上接着乳白色的云影，下接着深红色的胶泥土，把竹林也染成一片湛蓝了。阳光强烈起来了，远处的丘陵、稻田、草丛都像被洗过一样，如此清亮，青翠欲滴。它们也似乎变得特别近，我们的面颊就仿佛能贴在上面似的。金色阳光又像喷泉涌动着落入整个竹林之中，落下了一片片竹叶的泥里蒸腾出芬芳的发酵气味，像酒。 我们走在竹林中的一条小径里，竹叶枝不断拂动着脸孔，一串串晶亮的水珠落在脖子里。我们走呀走，扔掉了棍子，不再打闹，不再喧嚣，只是默默走着。刹那间，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比珍贵、无比美丽的幸福，啊，这一些青翠的竹子就像碧蓝色天空凝结出来的，它们是空气、云彩的真正结晶体。 走着，走着，慢慢走着，静寂得让人一阵一阵昏眩，我们就像走在一个蓝色的幻梦中。我们在这片竹林深处，却又看见罗水泊。 他站在一棵极高又挺拔的竹子下，仰面久久伫望着。他把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摘下了，拿在手里，一片花白的头发挺蓬乱，却怔怔地抬头细眯缝着眼睛瞧那棵竹子。 那上边有什么呢？有一只灰色的鸟。也许，就是普通的麻雀，它栖在竹枝杈上，用尖尖的小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我们远远站在那儿，瞧着他默立的背影，竟不敢走过去。似乎有一种极其肃穆的气氛，也在影响着我们。这些景物，好像并不是在我们的地球上长成的。在宇宙的另一维世界中，无限遥远的地方，我们才能梦见过这些情形：碧蓝如洗的天际，几乎像是透明的翠竹，散发了芬香醉味儿的红色土地，从这一切中共同滋长出的一团又一团炫目的银光。 这很像是幻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包含了某种严肃的意义，是对于生与死的困惑？是对于无限空虚与渺茫未来的恐惧？是对于大自然与我们命运的联系的某种领悟？我们那些稚嫩的心灵又一次糊糊糊糊认识到了某种永恒的命题。 我们也傻呆呆站在那儿。 现在，我实在难以描绘出当时的那种感觉了。这是一种忘我的、心醉神痴的感觉。 一九七六年五月份，我已经十九岁了。我和一些高中毕业生被分配留校当中学老师，在一个师范学校培训一段时间，就要让我们上课堂讲课了。所以，学习很紧张，再加上不时有这个或那个政治运动干扰，要每天夜里开会，搞得很疲劳。 这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取一件衣服。下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四面张望着准备穿过马路，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街上的自行车如流水源源不断。我突然听见隐约背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刚想回头看是谁，一只手已经搭在我肩膀上了。 原来是徐明远叔叔！ 他还是像干校那样，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袖子卷起来，裤脚管也卷了起来。脸庞精瘦的，不知怎的，却带了一股极疲倦的模样儿。 “你怎么不去我那儿了？” “唉，我现在是住校，学习太紧张，有时星期日也回不来呢。” “嗯，我听你爸爸讲了，你是在师范读书？”说着，他用手掩一下嘴，打了一个哈欠：“我天天晚上去医院陪罗先生，已经半个月没睡好觉啦……” “罗先生？您说是罗水泊……他怎么住院啦？” “患了癌症，前两个月才查出来，许多医院不愿意收这样的危重病人，还是几个朋友拐着弯儿，托了关系，才让他住进了协和医院里。” 我愣住了。 “什么——癌症？” “是呀，而且……癌肿已经堵住气管，说话不清楚啦。” “我要去看看他！” “算了吧……让人很难受的！” “不，我一定要去！”我拽住了徐明远的胳膊，冲动地说：“您告诉我……他的病房号码，让我再见他一面，好吗？” 徐明远看我一眼，默默取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一张，飞快写下了罗水泊病房的号码。递给我时，嗓音沙哑：“你要去看他……就得赶紧！我听医生讲，他恐怕是过不了这个星期啦。” 我什么也没说，怔怔地望着他。他又在滚滚的人流与车流中消失了，淡白色的背影像是一团雾气。 在刹那间，我的脑血管似乎被一把奇怪的剪刀割断了。使我再难以回忆起某些事件，也想不起哪些生动的细节，我的思想只被割裂成为一块又一块的空白。偶尔，那顶帽舌软塌塌的蓝呢帽又浮现了出来。真的，当时我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怜悯，自然更不会意识到他有多么伟大。我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那一条冰冷冷的线终于穿透了他的苦难命运，到达了顶端。那就是死亡，它才不去考虑什么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性呢。 在此一年前，我到老牌坊胡同的那间极狭窄的小屋里去看他，我没有敲门，因为看见房门微掩着，就忽然推门闯进去了。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将木板床的铺盖卷起来，正趴在上面写着什么，旁边堆满了各种书籍。他摘下了那顶著名的旧呢帽，满脑袋是蓬乱的花白头发，见我一下去闯进来。他很紧张受怕，神经质地收起稿子，又顺手将两本书压在上面。 一会儿，看清楚了是我，变得异常兴奋，甚至和我拥抱了一下。站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我找不到地儿坐，只能站在床边跟他聊天。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破皮箱，还有几个硬纸箱子。电灯泡拉得很低，几乎垂到床上。罗水泊解释道，这是徐明远帮他改造的，在电灯泡上加了一截电线。由于他天天晚上要读书写作，眼睛却不好使了，只得将灯泡拉得近一些。 他很快收拾起了床板上的手稿与书籍，瞥了我一眼，说道：“陪我到街上散一会儿步，好吗？” 我们俩，一老一少，就一边走一边随意聊着，从那条小胡同一直走到了朝内大街上，足足散步了两个多钟头。罗水泊走累了，就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仍然不减谈兴，两只手激烈做着手势，很大嗓音地问我：“你说呢……你说呢？” 他看到一群中学生在路灯下聚在一块儿抽烟，又突然问起我们在干校打群架的情形。他津津有味地问了许多情节，还有我们那时的心理状态，他背起手，插了一句嘴：“也许，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扩张吧……” “你们为什么要视此为光荣呢？”他怀着极大好奇心问我，又自言自语：“唔，唔，这可能是因为时代的烙印！崇尚暴力、战争等等……战争就是许许多多人在打架嘛！” 他又问我，现在还学英语吗？我很悲观地说，我不想学了，即使学会了英文又有什么用？难道还能让我们去美国吗？ “不对！不对！你说得太不对了！”他显得很激动，摇动着我的肩膀，“你千万别相信那一套！读书终究是有用的。社会需要人们去建设，更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你应该学外语，你应该学历史，你应该学许许多多知识……” “可是，”我带点抬杠的意味说：“我只有一个脑袋呀……” “哈哈，脑袋！”他笑了，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用手指一指旁边的房屋，“你看看这间房子，很高大，很宽阔，是不是？” “是呀。”我不明白他调转话题的用意。 “能盛得下多少东西呢？几十立方米，几百立方米……也就到头了！你说对不对？” “对呀。” “可人的脑袋呢！它的体积能塞进多少知识……告诉你吧，我现在每天的阅读量起码是十万字以上，一百天是千万字，一年要将近四千万字！那么，你来猜一猜，它的最终容量是多少呢！” 他忽然将脸转向我，用手指点着脑袋说：“它的容量是无限的！” 第二天晚上，我到协和医院——当时叫“反帝医院”去看望罗水泊。他住的那个病房很难找，并不是在病房区里，却是在某个试验室旁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廊里灯光暗淡，我转悠摸索了好久，才找到那儿。后来，听徐明远说，由于罗水泊是未摘帽子的“右派”，一直不敢收他住院，将其撂在急诊室的走廊。罗水泊的一位老朋友听说了很着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拄着拐棍去找了在医院当领导的亲戚，走了一些门路，才把罗水泊收留下来。 这个小小房间不到十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张病床，一个白漆小柜子和一把椅子，旁边同是挂点滴的木支架、高压氧气瓶和心脏示波仪等医疗器械，许多的管子联结着他，他就像一个蜘蛛网里的受捕物。我进屋时，徐明远正打算摆放他的行军床，房间是那么狭窄，只好将小柜子搬到门外，才能把行军床放下。 他带我到罗水泊的病床前，罗水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好似一个骷髅。他的黑瘦脸庞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连接着鼻饲管的鼻翼轻微抽动一下，徐明远凑近他的耳旁说了两句什么，罗水泊的眼睛慢慢张开，忽然，他的瞳仁里闪出了亮光。 我凑过去，强压住心头涌上的酸楚，喃喃地说：“罗伯伯，罗伯伯，我来看您啦……看您！！”我又拉住了他的一只干枯的手。 他枯瘦的脸上漾出了微笑，嘴唇嚅动了起来，像是想跟我说什么，喉咙间咕噜噜响。他又示意徐明远，要他为我解释。徐明远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明白了他的意思，皱起眉头对我说： “他可能是说……要让你摸他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呀？也许是我没搞懂……” 我却一下子懂了，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骤然涌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徐明远有些奇怪地问我。 “噢，没什么……”我擦着眼泪，捧起罗水泊的枯瘦手掌亲吻了一下，又轻轻地在他的前额亲吻了一下。 罗水泊的眼睛望着我，湿润了。他的瘦嶙嶙的身体颤抖起来。这时，徐明远在后面轻轻拽我一把，暗示我该控制住情绪，又轻声说一句： “行啦，行啦……时间太长了，医生和护士会有意见的。” 我又望一眼罗水泊，他仍然定睛望着我，有一滴极细小的泪珠从眼角淌落。我却哽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向罗水泊挥一下手。 徐明远陪我在走廊里走了一程，我们默默无言。 到拐弯处，徐明远声音很低哑地说：“直到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儿，还不愿意和他见面……” 我的心似乎被揪一下，看他一眼。 “……医生说，他挨不过三天了……” 果然，第三天晚上，罗水泊就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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