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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汗离东湾里村只有十里，一个敌人从河间进攻肃宁所必需占据的要点。 黎明时候，敌人便从滹沱河对岸用大炮轰击起来，中午达到了占领目的，下午三点钟，却又被我们赶回河间去了。 当村街上恢复过往日的和平，村公所和农会的工作人员在挨户征集着慰劳用品的时候，贺龙将军领起两个本地少年到我们的住处来。他一支手臂拥抱一个，而两个小脑袋就在他胁下钻动着，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他一进门就把他们推给我和秘书，自己跨上长凳，在柜子上坐下，慢条斯理地把烟斗摸出来了。 “这下你们跑吧！”他笑嚷道，“张娃儿！你就在门边给我拦住！” “我们唱不来歌呀！”那小的一个说。 “那里有唱不来的！”秘书紧接着道，“你听，我们房主人都会唱：叫老乡！……” 于是，那个青年人进行起他的政治工作来了。 最肯答话的是那小的一个，地主家的独养子。有十二三岁。大的很沉静，一句话不讲，勾着头，拿了我的剪刀在修剪指甲，他的动作看起来很困难，贺龙将军摸出指甲刀给他使用。最后因为看他做得同样笨拙，便又把他叫了过去，亲自替他剪起来了。 而当贺龙将军替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剪好指甲以后，却用一种不大快活的声调说道： “这种小孩子有什么用处！我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已经干过不少事情了。” 他傲然地划着火柴，打算吸烟，但是，刚刚划燃，却又把它抛了开去。 “看呐，”他接着说，“我才十多岁就一个人到涪陵去作生意，一来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还到过贵州去贩马，总是百十匹的买；放到辰州去卖。一直把赚的钱玩光了才回家！……” 大约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候他所接触过的旧的社会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他忍不住笑起来。 “就是民国五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时候我的岁数也并不大呀，——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组织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的团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运局的枪好吧？于是气都没歇，我们又掉转头搅盐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去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 “你们还没有看见农民一轰动起来的那个情形啊！简直挡都挡不住！ “凡是和我有交结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大家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绸短打，黑纱套头，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剩下来的几乎全跑光了。 “这都是小事，”他愤愤地说，“最坏的是那般势利鬼。你刚搅对了的时候他捧你，说，这些茅荆条了不得，说干就干！ 你一失败他就把嘴一瘪：这些人都搅得出事来么？我就说吧！ ……” 他闷着脸停歇下来，仿佛他正面对着那种渺小庸俗的市侩一样。而那青年秘书于是带点挂虑问道： “后来又怎么样呢？” “后来我把剩下来的队伍拖到辰州，跟到就下野了。 ……” 沉默了一会，他接着又说，虽然是下了野，因为一个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新上台的督军谭延闿不但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仇敌，还委他为督军署的咨议，并且拨出进口的两只粮船让他收税；但他跑到长沙去了。 “我记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他回忆着说。“路上打了账房一顿，就东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长沙，我更加闹得厉害。酒馆，戏园，没有一处没有我。简直一塌糊涂！” 他纵声大笑起来，之后，却又用一种哲学家的口气这样说了： “不过，胡闹是胡闹，同志！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满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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