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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有两天时间，他忽然变得来困顿而沉默，和平日完全不同了。 这天吃早饭的时候，他更加显出一种十分疲惫和心不在焉的神气。他的一切举动都很懒散，吃一两口，便又把筷子杵在碗里沉思起来，仿佛他是在尽无聊的义务一样。他那颇大的食量减了很多，刚才吃了半碗，就退回屋子里去了。 随后我走进房门口去，希望能够同他谈谈，让他振作起来。他轻声地苦笑道： “你进来坐呀。” 我带点拘谨地走进去了。但我为一种深沉的不安压抑着，再也找不出一句话来，仿佛断了舌头一样。这种尴尬情形可以说是我们几个月来仅有的一次。 我们彼此都浸没在沉默里面。他是架了腿坐在一张矮椅子上的，他的对面是两扇敞开着的窗户，可以望见天空云影。 他用双手兜住后脑，眼睛眨着，闪着忧愁的柔和的光芒。这样的时间延长了很久。最后，咬了咬苦思着的嘴唇，他忽然对着我看望了。 他把双手搁下，搭在膝头上面，吁了口气，问我道： “你看过伤兵开刀么？” “卫生处搬来了吗？” “就在副官处附近，——应该去看看呢。” 他站起来，睒了一会依旧沉思着的眼睛，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 于是我立刻跑到副官处去。最近，我们的周围都在不断地进行战斗，这是我知道的，但还不清楚卫生机关在东湾里村。我们的思想，几乎被当地的和平空气弄麻木了。找了好久我才找到那远在村外的开刀的地方，以及伤兵的住所。然而我去得不凑巧，负责人不在，而那位白求恩大夫又是极严格的，于是我就只好回去，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了。 断臂团长正在屋子里和秘书谈天。题目是一对青年同志的恋爱，于是我也参加了谈话，找着证据，并且大胆地论断起来。但当我们正把一件细事看作重要发现的时候，贺龙将军忽然走进来了，随即追问我们谈话的内容。 年轻秘书于是向他追述起来，而末了，他懒懒地切断他道： “这是造谣：她要他买红布做什么？” 他又找了一个反证继续说了几句。但是他的欢笑是勉强的，做作的，这件往常很可以使他发一大篇议论的题目，并不怎样惹他关心。他随手取了那份五团新近送来的报纸《战旗》，摊在炕上，坐下去默默阅读起来。 其间，那个有着一副孩子脾气的团长，忽然笑了。随即骂了一句粗话，笑道： “师长！那个白大夫开起刀来真蛮呢，从前帮你做饭的那个老王，也叫他把腿干锯了。这家伙在六团团部里当司务长。 他问我：胡子在哪里？我说就在附近，——嗨！这个家伙马上就流起眼泪来了。说，我想看一看他。我跟了他这么多年，现在腿干也锯掉了。” 说完他又纵声笑将起来。贺龙将军也十分勉强地笑了笑； 但他立刻又勾下头读报去了。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着某种东西的柔和的闪光。他盘着一条腿坐在炕上，一支手斜撑着身子，右手大拇指的指甲在芦席上随意划着，嘴里细声细气地哼着一种模糊不明的曲调。十分显然，他是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但他终于慢慢把头扬起来了，苦笑着叹息道： “人一过四十岁心就慈起来了。” 我们都沉默着不做声。 “一夜没有睡着，”他接着说，口气听来叫人难受，“早上一早就爬起来到卫生处去了。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 他用同样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直视了我一分钟，于是发愁地笑了笑，吁一口气，拿起油印的《战旗》，躺下去了。 他双手绷着报纸，轻声地朗诵起来；但他显然是在更加费力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免暴发出来。…… 下午，在和周士第参谋长谈到伤兵问题的时候，他的神色还照旧显得忧愁。他不大赞成他们以往的办法。仅仅派一个侦查班，就把成百的开过刀的伤兵送到铁路以西去。他以为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从未出过岔子，并且每一次都有老百姓帮助侦查放哨。在某一个地区，一次，甚至群众自动负责，让伤兵改了装，把他们安全地输送到目的地。 “总不能老是这样，”他苦恼地说，“最好赶快发展两个游击队，沿铁路搁起，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他又叮嘱到伤员们的伙食，并以为副官处应该多有几个杂务人员一道招呼。一位同志含笑说道： “他们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呢？” “近来有些人笑他们是犯过错误的。” “这样认识不对呢！”他稍稍有点兴奋了，“一个同志犯了错误，难道胡子这样长了，他的错误也还在吗？这不对！你们应该随时考核，看犯的什么错误，改过没有，改过了就马上注销！” 他愤愤不平地沉默了一会，随又严重地关照参谋长道： “士第！你一定把这件事好生搞一下吧！” 随后，虽然黄昏已经来临，他还是约了我们一道出去游逛。他沉默地穿过村街，撅着烟斗。中途，我们碰见两个入伍不久的小鬼，只有十二三岁，穿着空空荡荡的大人的军服。 他用手招呼住他们，一个个地帮他们扣好那敞开着的领口，很当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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