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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迫害和反抗


  自从在西来初地何锦成家里开过时事讨论会之后,周炳曾经按照周榕所说的地点和时间,去找金端同志碰头,却没碰上。他心里十分着急。……十月间,在南昌起义的红军回到广东,但是在潮汕失败了,没有来到广州,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那些老爷们却回到了广州,简直把周炳气得要死。十月底,沪、粤班船海员麦荣一回到广州,就到济群生草药铺来看周炳,对他说:“老弟,不用躲了,到外面去跟那些老爷们较量较量吧!”周炳问起情由,麦荣就说:“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想赶走广西军,霸占广东地盘,就扮成国民党左派的样子,欺骗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说,帮助也可以,但是有条件。条件也很简单,就是:政治犯要放,工会、农会的自由要保证,什么改组委员通通滚蛋,四月十五以前的协议要恢复,省港罢工工友的权利要保持。——他们不干。我们‘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就说,你们不答应,我们自己来动手!如今,所有的工会都公开活动起来了!”周炳一听,十分高兴,就问:“我呢?我该怎么办?”麦荣说:“我已经跟金端同志商量过,他同意你参加我们海员的‘工人自救队’,你意下如何?”周炳巴不得立刻离开这牢笼一般的后院子,出去参加革命的斗争,哪里有第二句话?当下他就和麦荣一道出来,朝河南凤安桥一家“德昌铸造厂”走去。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麦荣和德昌铸造厂的大师傅孟才说明情由,因为有别的事,就把周炳交给他,自己先回船上去了。孟才看这周炳,约莫二十岁年纪,身躯雄伟,面貌英俊,见人十分和气,心中暗自喜欢。周炳看这大师傅,约莫四十来岁,身材也很高大,举动沉着有力,手臂长得特别粗壮,那上面布满了青筋,又布满了一片片的花纹,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海员,心中也暗自欢喜。两个对看了一会儿,孟才就把他引进工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细谈。这一谈又谈了一个钟头,谈得十分投机。最后,孟才问他道:
  “你加入工人自救队以后,就要一生一世,拥护咱们这面铁锤镰刀的红旗,不承认那面青天白日旗。——你做得到么?”
  周炳坚定地站起来回答道:“自然是这样。我心里面没有别的旗子。”
  孟才拿了一本最近才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的创刊号给他,叫他拿回去好好阅读,——明天上午八点钟,到德昌铸造厂来正式“开工”。从此以后,周炳就从济群生草药铺搬到凤安桥去居住,参加了这个秘密的地下兵工厂的工作。他们这个厂是专门制造手榴弹壳的,连周炳一共是七个人。总的负责人是中队长麦荣,他经常来往上海、广州两地,专管原料的运输和供应。在厂里负责的是大师傅孟才,他是工人自救队的中队附兼小队长。此外还有四个队员。一个叫李恩,三十岁多一点,是香港罢工回来的海员。一个叫冼鉴,二十八、九的年纪,原来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现在是这里的技师。一个叫冯斗,比冼鉴年纪稍为大一点,原来是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叫谭槟,年纪在三十五左右,原来是一个手车夫,后来参加了手车工人组织的“剑仔队”,不久以前才调到德昌铸造厂来的。周炳本人也是铁匠出身,虽说不是这一行,到底容易学会。这些人对他也十分爱护,总是耐心教他,百般地鼓励他。加上这些人比他年纪都大,都是他的父兄辈分,知识多,阅历广,革命经验丰富,他跟着他们工作,心情十分痛快。他常常想道:“说什么都是假的!在患难之中,就只有革命的同志好!”除在厂里工作之外,周炳还参加了外面的许多活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参加了四、五次示威游行。有海员工会和轮船公司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五金工人、洋务工人、印刷工人、运输工人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铁路工人跟火柴工人对汪精卫做斗争的,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反动的御用工会做斗争的,也有省港罢工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国民党当局做斗争的。那些由工贼、流氓、侦缉、密探组成的“改组委员会”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保安队经常包围、殴打、袭击、逮捕、甚至枪杀工人,工人们也被迫起来和他们对抗。每次游行示威的结果都要发展成为一次流血的武装冲突。……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周炳天没亮就起来了。脸也不洗,就坐下给陈文婷写信。这封信写得特别长,特别带劲儿。虽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约了陈文婷三次,陈文婷二次都没有来,但是这一回,他觉着情况不一样。他对于陈文婷三次不来,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他深信陈文婷是真心革命,也真心爱他的,偶然不来,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只是告诉陈文婷,叫她对那种种白色恐怖,不要害怕。他写了些目前革命的势力如何雄厚;大家怎么一心一德,奋不顾身地在干;多少英勇事迹,简直可歌可泣等等。最后,他告诉陈文婷,国民党目前虽然凶恶,但再凶恶不了几天,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工人马上就要掌握政权。写完之后,他自己重复了一遍,觉着很满意。——这封信写得很真诚恳切,又包含了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认为她看了信之后,一定会惊喜欲狂,一口气赶到约定的地点,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无比兴奋地长谈下去。写完了信,天一亮,他就过江到芳村吉祥果围后面的竹寮里,找着了冼大妈,告诉她如今自己在德昌铸造厂做工,求她给胡杏送这封信去,并且要冼大妈把他的住处告诉胡杏,有什么回信,让胡杏送到芳村来。冼大妈一件一件地答应了之后,又对他说起一个人来道:“你们德昌铸造厂里有个冼鉴,是我的堂侄儿,你认识不认识?”周炳说:“好朋友,怎么不认识?”又说:“你是我的干娘,又是黄群的表舅母,如今加上是冼鉴的婶子,真是三、四重亲。到了革命胜利,我一定多多地买东西给你吃!”冼大妈喜不自胜地走了之后,周炳又在附近的竹寮里找到了那收买破烂的冯敬义,多谢他半年前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又告诉他世界马上就要转好的得意消息。在冯敬义说来,他倒不着急这世界变坏还是变好,只是看见这年纪轻轻的人浑身都是劲,也就顺着他说:“该变好了。从辛亥那年反正算起,到现在都十六年了!”
  那天中午,吃过饭之后,李恩对周炳说:“孟师傅说过,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这些反革命家伙,比其他的反革命家伙还要狠,看来是一点也不错!这两个月,他们抓走了、打伤了、杀死了的革命工人,总不下三百人!连咱们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也抓走了!这还不算,前几天又叫保安队把咱们省港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饭堂全都封闭了。这还忍受得了?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今天省港罢工工人在第一公园前开大会示威,说不定又要演一出‘全武行’!我跟孟师傅就要去的。你去不去?”周炳拍着胸膛说:“问我去不去?你不问老虎吃羊不吃羊!”当下他就和孟才、李恩一道过了江,朝第一公园走去。时间还早,他们又到“莲花井”一个失业的海员程仁家里去坐了一会儿,顺便邀他一道出来开会。约莫下午两点钟,来参加大会的人都到齐了。公园前面,公园里面,公园旁边的吉祥路和连新路,都站满了人。大会开始,主席站在一张条凳上报告了和反动当局交涉的经过,一个接着一个的人站在条凳上演说,以后又分成许多小堆堆讨论,最后又集合在一起,高声呼喊着:
  “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罢工工人!”
  “誓死不退出罢工工人宿舍!”
  周炳和每一个人一样,觉着十分兴奋和激动。自从去年十月省港罢工结束以来,他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像人的日子,更不要说看到这样伟大雄壮的场面了。他在讨论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他直着脖子喊口号,才喊了两句,嗓子就哑了。他和每一个认识的人搂抱着,打闹着,互相问候道:“哦,你还活着!”“哦,有惊险么?”——他要尽情抒发地过一天痛快日子。但是大会还没有开完,那些保安队、警察、侦缉、密探、消防队、工贼、流氓、地痞就从离会场很近的维新路公安局出动了。果然不出所料,大会又变成了一场流血的武装冲突。这武装冲突的结果,又有几十个罢工工人被抓走了,有十倍、二十倍的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周炳英勇地站在前卫线上,打得很不错,他自己的额角上也受了点擦伤。省港罢工工人自然不能从此罢休。第二天,他们又集合在大东门的几座宿舍和饭堂前面,放起一把火,把那些贴了封条的宿舍和饭堂噼哩啪啦地焚烧起来,表示对反动政府的无限愤怒。有许多人高声叫喊道:
  “咱们都无家可归了?咱们跟他拚了吧!”
  “烧吧!烧吧!把整个广州都烧了吧!”
  “要活就一道活!要死就一道死吧!”
  正喊着,反动政府的那些恶狗又放出来了。于是这地方跟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又展开了一场混乱的武装斗争。这回罢工工人牺牲了好几个。孟才和李恩都受了伤。周炳除了额角擦伤之外,胳膊又受了撞伤,浮肿起来。虽然他们都受了伤,但是当天晚上,大家又一齐过江到河北来,参加工人们的秘密集会。开完会之后,周炳听说那失业的海员程仁伤重身亡了,心里非常难过,就走到莲花井他家里去看一看。离他家还有半条街,周炳就看见他家门口有十几二十个人,有些站着,有些坐着,孟才和李恩也在其中。一进他家门口,那景象就十分凄惨。才三十岁左右的程仁直挺挺地躺在神厅正中一张木板床上,全身用白布盖着,只露出一个脑袋,那不动的眼睛还瞪得酒杯样大,像在敌人面前,怒目而视的一般。床前点着香烛,程嫂子坐在地上烧纸钱。程大妈全身蜷缩成一团,在离开灵床稍远一点的一张椅子上,呼天喊地,哀痛万分地哭着。一个才刚刚学会走路的男孩子,用手攀着灵床的边沿,四面走动。周炳一看见这种景象,立刻想起他区桃表姐和周金大哥,三股眼泪合成一股,嚎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他收了眼泪,倒去劝那程嫂子和程大妈道:
  “别哭了!仁哥死的英烈,你们也就是大家的亲娘、亲嫂子,生活不用担忧!好好养大孩子,替仁哥报仇要紧!这国民党,他凶得了一个月,再凶不了两个月;凶得了两个月,再凶不了三个月!咱们忍不下去了,咱们立刻要捞起家伙,跟他干!咱们等着瞧吧!”说完就退出门口,和大家伙儿商量料理程仁的后事。
  在三家巷里,陈文婷自从接到了周炳这封乐观、自信而又没有半句埋怨她的话的密信之后,登时觉着心惊肉跳,彷徨无主。她宁愿看见周炳悲观颓丧,像区桃刚死去的时候那样;她宁愿听见周炳不留情面地痛骂她,像他骂陈文雄、何守仁、李民魁的时候那样。她认为周炳如果悲观颓丧,自己就有把握驾驭他;而周炳如果痛骂她一顿,自己的心就会平静一些。但是她失望了。事情完全不是那个样子。这半年多以来,她天天听到杀共产党的消息。她自己的心里也老在计算,要是当真有那么些共产党,大概也快杀光了。在报上,她又经常看见共产党员悔过自首的启事和声明。她就想,即使没有死光,投降得也差不多了。但是周炳又写了信来!她自己问自己道:“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为什么既没遭遇不幸,又没悔过自首呢?”问着、问着,她就感觉到有一股恐怖的电流,透过她的全身。宋以廉一天三次来求爱,那不过只是庸俗和厌烦,还碍不了什么大事儿;有兴趣就给他一个笑脸,没兴趣就不理他,他也就满足的了。只有这周炳和她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却真真正正是一种混乱的,复杂的,莫名其妙的恐怖!——想到这里,她就浑身哆嗦起来,像打了摆子一样。那天晚上,陈家的楼下客厅里举行了一次空气非常严峻的会议。参加的只有四个人,那就是:陈文婷的父亲陈万利,她的母亲陈杨氏,她的哥哥陈文雄,还有陈文婷她自己。陈万利板起脸孔,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晚上,就决定阿婷跟那姓宋的事情。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天下事第一是不能错过机会。终身大事也应该三思而行。”
  以后就是陈杨氏和陈文雄轮流讲,总是这门亲事如何如何地好,那姓宋的如何跟宋子文保持着一种不平常的关系,将来的前途如何不可限量等等一类劝勉开导的话。会谈整整举行了三个钟头。陈文婷只是听着,一句话没有说。最后,陈文婷突然站立起来,像发了狂似地跑上三楼,拿了去年十月周炳写给她那封绝交信,又噔、噔、噔、噔地跑下楼来,把信摊在陈文雄面前,一边哭,一边高声叫嚷道:
  “你们看吧!你们决定吧!我没有话可说了!我听从命运的摆布了!”
  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并且由于陈文雄在这方面的“独创”的天才,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婚礼在三天以后就举行了。这事情发展得那样突然,使陈文婷的姐姐陈文婕都吃了一惊。不消说,所有关心周炳的人,像周炳的姐姐周泉,像何家的丫头胡杏,都急得不得了。胡杏跟何守礼商量,怎么的也该给周炳去报个信。何守礼也没法儿,就去告诉自己的母亲“三姐”何杜氏。那何杜氏想了一想,就要她女儿把胡杏叫来问道:“你知道周炳哥哥的住址么?”胡杏说:“我不知道呀!可我知道有一个冼大妈,她住在芳村一个果围后面一间竹寮里。她有法子给炳哥送信。”何杜氏说:“那就有法儿了!你去跟大奶奶说,二少爷要吃河南‘成珠茶楼”的南乳小凤饼,嚷着要你去买,大奶奶断没有不答应之理。那么,你就去报了信,回头胡乱买几个小凤饼塞给那疯子也就完了。”胡杏果然依照三姐的教导,去给冼大妈送了个信。冼大妈当天就把这消息转告了周炳。他听了之后,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懊丧:他一向相信陈文婷在陈家的许多人之中,是一个例外。现在陈家的例外也不是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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