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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阴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这样子，周炳孤独地面对着一个冰冷的、潮湿的、黑暗的世界。他觉着四肢无力，沉闷而且疲倦。他想找一个人问一问自己的脸色怎样，是不是生病了，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周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横院子竟把他和人间社会隔绝了。他曾经几次走到窗前，对着那铺满雨点的玻璃照一照自己的脸，但是除了照出自己接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外，什么也没有瞅见。他拧着自己的脸，捶打自己的胸膛，又觉着都是好好的，什么病痛都没有。他在窗前瘫了似地坐下来，拚命回忆从前的、热闹的景象。他想起他二哥周榕在中学毕业，行了毕业礼那天晚上，在三家巷中举行盟誓的场面。他想起几年之后，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在旧历除夕的时候，像孩子似地在街上卖懒。他想起那一年的旧历人日，他们朋友兄弟，姐姐妹妹在小北门外游春，区桃在那一天获得了“人日皇后”的荣誉称号。他想起在省港罢工的时候，十万人在东校场集合，开那样动人心魄的示威大会。他想起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挤在饭堂里兴高采烈地叫、骂、吵、嚷。他想起他自己给他们上时事课和识字课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多么热心，粗鲁，又多么能干，聪明。他想起他自己给他们演戏或者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会欣赏艺术，又是多么会玩会乐。他凄然发问道： “这不是叫做幸福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他给自己做了答案：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至于说到罢工工人，那么，他们是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孩子。在家里，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是可以侵犯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除了共产党所宣布的真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真理；更加没有想到罢工工人的生活权利和一切行动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正像没有想到他周金大哥的言语行动、待人接物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样。这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起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希望。他希望就按照那个样子罢工，直罢下去，罢他十年八年。那么，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青春，整个儿泡在那兴奋、激动、热情、幸福的罢工活动的大海里。等到罢工结束那一天，他将满足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不幸得很，这一切全都毁掉了！” 根本不和他打招呼，就把他心爱的东西毁掉，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愤恨。他用手摸一摸身旁那张潮湿的、冷冰冰的、空着没人坐的竹椅，叹了一口长气，又拿起那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共产党宣言》来。这时候不过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天色已经昏暗得跟黄昏一样。他把那印刷模糊的书本凑近脸孔，低声念道：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念完这一段，他就静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对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责难都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他又低声念起来道：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以后，他又静悄悄地往下看，碰到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地方。这些地方讲到法国、英国、德国许多人和许多事，他读来读去都不能彻底了解。最后，看到整篇宣言结束的地方，他竟高声朗诵起来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说得太好了，太对了，简直叫人兴奋，叫人激动。但是这个宣言已经公布了八十年，为什么除了苏联之外，其他地方还不能够实行呢？中国前两年好像就要实行了的，为什么后来又不实行了呢？想到这个地方，周炳放下书本，禁不住十分气愤。他用右手握着拳头，狠狠朝左手打下去，说： “要毁灭这个丑恶的世界！” 说完了这句话，他就低声唱起《国际歌》来。那歌声越唱越高，好像要压倒窗外一片昏暗迷蒙之中的风声和雨声。歌还没唱完，他的脸上已经热泪纵横了。又过了十五分钟。他把《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重新思考起来。他想到要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几乎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谁来推翻呢？什么时候推翻呢？用什么办法推翻呢？他想到这些问题，他自己做了回答，他自己又把那些答案推翻了。这样子，经过三番五次的苦思焦虑，仍然找不到完全满意的解决途径。他想到这时候能够问一问大哥多好，周金对任何问题都是那么肯定、明确地做出强有力的判断的。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现在，他没有可能再拿什么事情去问大哥，他只能够自己拿主意。后来，他又想，再约陈文婷见一次面，和她商量一下，也许是个好办法，于是他拿起笔来给陈文婷写信。“亲爱的，我绝对信任的，无日无夜不思念着的婷，”他这样起了个头，随后写道：“我最近读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写得多好呀！它提出一个医治咱们这个万恶的社会的药方。我敢打赌，你听都没有听过这样奇妙的秘方，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喜欢它。老实说，这个药方，跟二表姐、三表姐都不大好谈的，只能跟你谈。我们应该共同来研究，一起来行动……”往后他又写了些爱慕想念的话，最后又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全信写完之后，他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共产党宣言”五个字涂掉，改成“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然后把信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自从搬到生草药铺之后，周榕禁止他往外寄信，而区苏表姐是不肯替他带信到三家巷去的。这封信怎样才能送到陈文婷的手里，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写完了信之后，好像和一个亲近的人畅谈了一次似的，心里舒快了很多。现在，他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等候区苏的木屐的声音。每天下午这个时候盼望区苏来临，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种新的习惯。不久，区苏果然来了。她打着雨伞，穿着木屐，穿过横院子走进来。周炳给她讲自己的新发现，她就微笑地、善良地听着，一面打开头发，在整理她的大松辫子，好像一只白鹤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样。她一面听，一面点头表示赞成。听完了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这些事情，你问过你二哥没有？”周炳说：“那还用问么？二哥一定是赞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区苏也只是点点头，没有再理论，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久，台风刚静下来，周榕就从乡下回来了。他告诉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定。他又告诉周炳，黄群家里有一个时事讨论会，要他接手去搞。最后他把跟金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也告诉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惊疑不定地接受了这个在他认为是极其崇高的委托，只简单问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妈妈说一声么？”周榕眼圈红了，想了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吧。只叫区苏一个人知道就算了。没得叫他们多操一份心！”周炳心里想道：“看样子，二哥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好问的。随后他想到自己这回可以结束半年来那沉闷无聊的潜伏的生活，可以和心爱的朋友们嘻笑谈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悦之情从心的深处像喷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问冲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个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动手收拾行李。周炳帮着他递这递那，一面把自己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所想的事情，大概对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后来周炳把写给陈文婷的信，拿出来给他哥哥看，并且说陈文婷曾经发过誓，是要真心革命的，应该叫她也参加工人们的时事讨论会。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细想了一想，就说：“阿炳，只有你这一点，我不能够赞成。说老实话，陈家这几姊妹，我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发誓，那是不能当真的。不，我是说她们的发誓不能当真。你记得么？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着了何家的丫头胡杏。胡杏一见冼大妈，就诉起苦来道：“冼大妈，你看何家的人新样不新样？一个疯了的少爷，拿一把锁锁在一间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着他吃，陪着他坐，陪着他拉屎、拉尿，还得陪着他睡觉！那又是个糊涂人，浑不省一点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当共产党抓去杀头，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没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说我没把门关好，让侦缉跑了进去！一听见有人打门，就要我紧紧抱住他，说有人要来抓走他！唉，看样子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诉完苦就哭。冼大妈听得心里十分难过，只得拿些好话安慰她道：“阿杏，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那上头去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耐心熬着，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随后就掏出信来，说周炳要她给转信。冼大妈走后，胡杏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一跳、跳起来，就到隔壁陈家去找陈文婷。陈文婷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学校挂了个名字。学校当局知道她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大家闺秀，又是局里一位科长的小姨子，只好装聋作哑，听其自由。当时她在楼下客厅里和胡杏见了面，把周炳的信拆开看了，随后又冷冰冰地问胡杏道：“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炳哥。你能够替我转告给他么？”胡杏看见她不像往日那样有说有笑，心中正在狐疑，听见她这样问，连忙回答道：“这可不成呀！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呀！”陈文婷说：“不晓得就罢了。下回有人送信来，你该问问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应了，就走了。 这是周炳第三次约她会面了。她为了去、还是不去的问题，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论理智，她是应该走一遭的；但是论感情，她实在提不起兴趣。她自己追问自己道：“为什么提不起兴趣？是叫白色恐怖吓坏了么？是对这万恶的社会屈服了么？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问了之后，她又自己给自己证明：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到底为什么提不起兴趣？从前求之不得的约会，现在为什么索然无味？这她就说不上来了。到了晚上，李民天来找陈文婕，谈起周炳的为人来，陈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给他们看，要他们替她出出主意。陈文婕带点好奇心说：“既然这个美貌青年有了医治咱们这个不幸的社会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谈，只能跟你一个人谈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说：“算了吧！目前时局这么动荡不安，犯不着去冒这样的危险，阿婷，你自己也该拿定主意。如果横竖不能勉强合起来，倒不如早点撒手，免得双方痛苦！”事情还是没个定准。不久，哥哥陈文雄也回来了。他从四妹手里接过周炳的来信看了，用英文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傻瓜！”随后又对陈文婷说：“四妹，你瞧！咱们这个社会并没聘他当顾问，他却总是在杞人忧天！你呢，你本人怎么说？” 陈文婷不胜悲楚地说道： “最近，我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对社会上的一切，我都没精打采。对他，——不消说，他在仪表上永远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减少他的痛苦！” 陈文雄只用英文说了一句话：“四妹，你是对的。”事情就结束了。这第三次的约会，陈文婷还是没有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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