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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四”运动时代，蔡孑民先生以“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两话勉励青年学生，不但北京大学学生受到很大的感动，就是全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莫不万口交传，奉为真理。蔡先生终身是“学不厌”而“教不倦”的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时他也是“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两句话的实行者。从以下在武昌起义刚才燃烧起革命火炬的时期，他由德国写给吴稚晖先生（时在英国）的三封信中，大家便可以认识清楚。 蔡先生在青年时期，才华焕发，于二十六岁点翰林，更是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戊戌政变时，杨锐等主持变法运动者曾极力拉拢蔡先生，他拒绝了，可是他的同榜翰林张菊生先生被拉去了。（这正是蔡先生与张先生进退不同之处。）我有一次请问蔡先生当时为什么拒绝维新派的邀请？先生从容地对我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罢。”这一段话，我至今觉得“言犹在耳”，不能不趁这当口写下来。这就是蔡先生终身从事于教育文化大业的开始。 蔡先生离开当时的北京以后，回到南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组织中国教育会（为秘密革命团体），办爱国学社，办爱国女学校（为中国女学之始），为《苏报》写论文，因俄军盘据东北，于是办《俄事警闻》日刊，及组织拒俄义勇队，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民元前五年同盟会成立于东京，任先生为上海分会会长兼主盟员。先生以学术兴趣益浓而追求新知的志愿复切，几经筹备，补习德文有年，至民元前三年赴德京柏林，旋赴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实验心理学等课目。在德国学府里潜心研究的“革命翰林公”，于是又无法“闭关”下去了。他胸中爱国的烈焰与武汉的革命炮火，遥遥相对的燃烧着。他于10月18日闻清廷起用袁世凯而将他的判断写给吴稚晖先生的一信，我已在本年8月15日的《新时代》发表过。就在发那封信的第二天，他又写一封信给吴先生，报告留德学界的主张及行动，并且已经“发两电：一致《上海民立日报》（日字衍），一致香港《中国日报》，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信中又说到留学界一般热烈的情形和个别的见解，“并公推数人任与新闻记者交涉，已作文数首送登各报。”最后一行说：那天德国各报虽然传到革命军胜利的“好消息，然读者均皇皇然以为未餍，盖人心渴望自由已达程度”。这句描写，何等动人。 稚晖先生：昨夜匆匆复一函，想已达左右。今晨到柏林，晤同学俞大纯、李倜君、顾梦渔诸君，询以有何举动，则其略如左： 初得武昌捷报，开会演说。 发二电：一致《上海民立日报》，一致香港《中国日报》（此电昨日始发）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署留德同人。裂龙旗，制三色旗二，交叉于书记案之上，梁诚闻之，邀数人往谈，询以改旗之举。陆军生四川刘君曰：“裂龙旗者，我也，制三色旗者，我也，汝欲目我为革命党，我便是革命党，将奈何？”梁诚无如之何。李君治法学，主和平，不甚以盲发电报为然，其所主持，谓我辈宜及时研究何以能使我新政府容易为外国所承认，并对于新政府之组织而批评其是非，分别献替。 顾君素激烈，恶法政科学生，谓是官吏派，以李君之所主持为当在新政府成立以后始可着手，其所主持者，在欧洲发行一报，于革命进行时为鼓吹机关，于革命成功后，为赞纠政治，诱导文明之机关。且谓留学界同人虽现在无不热心赞成，然苟革命军失败，则将俄然消沮。夫革命军此次之举，恐尚不免于失败，惟失败之后，必复能振起，驯至达我目的而后已。故报纸之鼓吹，实尤注意于万一失败必复振起之预备，此当于未消沮把捉之，故今日不可不创办一报。 李君以为报纸非旦夕可建设，需款需人，需种种备具，且非目前急务，与顾君互辩颇久。弟以为两君之所主持本可并行不悖，今日不必于名目上先辩论举办之先后，请李君先起一草，定研究应用政法之秩序；请顾君先起一草，定发行报纸之办法，然后讨论之。俞君则主张急发电报，意在不论能达与否，乱打一阵。弟以为李、顾二君之所主持，皆于目前鄂事非直接有效，直接有效者，惟俞君之策。然随意乱发，似乎可惜，因告以留英学界发电之方法（即公函中所言者），渠因发一电于公，及行年相询，想公已复之矣。 李君谓发电似可托外国报馆访事人转达，当探试之。此间学界已公推数人任与新闻记者交涉，已作文数首，送登各报。 开会时，除一汉军籍外，无一汉学生不到，演说时，听者无不力表赞成。今日弟到时，见李君方以朱笔画出革党新闻及其间之要语，顾君则节译其大要而书于黑板，其他诸君争阅报，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均发于革命速成之希望心。 弟以公函中所谓集款百十镑发长电云云告俞、李诸君。俞君谓款至易集，惟长电以何道而能达，且能流布，此诚紧要关头。未知尊处已筹有妥当之交通机关否？又所谓长电者，内容如何？已有定见否？请示。 今日诸报中，南京、九江皆已克复，败萨军，沉其二艇，皆好消息，然读者均皇皇然以为未餍，盖人心渴望自由已达此程度。 十月十九日孑民白 接上就是10月24日致吴稚晖的一封信，开始便说拟发电到上海报告外国态度，以鼓吹各地响应，但电文用中、英文写都有困难，因上海仍在清军手中，而租界内中国电局仍可扣电，改用德文，也不中用，于是决定改用“骈文”。我至今看到这种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时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来“骈文”有此用处，我现在才了解其不可废也！至于对外国宣传，利用孙中山先生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这也是一种——用现在的名词来讲罢——“心战”的措施。又函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一语，这已暗示蔡先生已有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决心。我们不可忽略了，这正是革命初起，成败未定，国命尚在极度艰危的时候。 稚晖先生惠鉴：又连奉两书及致俞慎翁书（此书已转致）谨悉一切。此间于星期六拟发一电于上海报馆，大意谓外国均赞同吾党，决不干涉，望竭力鼓吹使各地响应云。同人之意，用汉文及英文皆将为上海电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国电局既收而又打回，谓语涉妨害治安。 现则改用骈文式，冀电报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搁置也。因发电时，已得汉口各国领事以汉文公告不干涉之消息，又知满酋愿与吾党分南北而治，故电中删去不干涉等字，而言不可允北朝之请，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于昨夜始发也。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 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电，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传示德报馆，易于取信，想公接电后，已照覆矣。柏林留学界以会馆为中心点，一切函电，均可由此传达。 Club China， Bismarkstrasse106， Charlottenburg，Berlin．不必特觅个人地址，并请转告章行公。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俞慎翁热心而能办事，日在会馆，且与公及行公皆素契，嗣后彼此交通之机捩似可由公及行公与慎翁直接较速也。六岁宝宝昨有遁出之讯，虽未必果确，然亦不 远矣！专此即祝日安 弟孑民顿首十月二十四日 再接上便是10月26日致吴先生的信，关于建议中山先生筹购德国新炮一事。在发此信之前，蔡先生曾有一张致吴先生的邮柬，打听中山先生的地址，正为此事。蔡先生从一位“由汉阳炮厂派来调查制炮用炮之术亦两年矣”的刘庆恩君处，得知清军所用山炮野炮的种类、射程等，革命军必须速购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方足破之。为此蔡先生愿立即提请中山先生考虑与筹措此项急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为醇儒哲人如蔡先生者，哪里会注意到武器？然而蔡先生居然这样密切地注意和详细的报道，自然是为了革命的成败，有关国家的兴亡。 稚晖先生：昨得复电，知中山住址，为感！此次与中山通信，为筹款购炮事也。四川刘君庆恩，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卒毕（约十五年前），历在益珠、虎门、江阴等炮台任事，与于中、日及台湾之战。十年前往日本研究军学，尤注意枪炮凡九年，乃由汉阳炮厂派来柏林，调查制炮用炮之术，亦两年矣。其为人颇粗豪，好面斥人过，忤之则饱以老拳。弟前函所告在学会中改旗及对梁诚而直认不讳者，即此人也。于其时亦尝拳殴一使馆之参赞。然其人实颇机警，在此竭力用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中国现有炮位及其实力表，用汉文译之。彼因知鄂军所有者为过山炮，而荫昌所率之虏军所有皆野战炮。信阳以南，山战我优；一落平原，则虏之军械却占优势。至直抵北京，则彼虏所谓禁卫军者，十之七八皆满人，皆经训练，又有新式之管退快炮七十八尊，其射程可达七千三百米达。若我无内应，则彼必死守。我军若不增新式攻城炮，则止能运汉阳厂之座架炮，及江阴炮台之旧式炮以攻城。此等炮本皆供守御之用，必特设炮台。若建台之始为虏军炮弹所及，则台不可成而炮皆无用。故刘君之意，不可不于克虏伯厂购新式攻城炮，其一切装置与北京所有无异，而射程远至九千米达者。此等炮可以隔墙取准，不必攻破城墙也。我军不久可全占长江流域，军械由海口运入，当无阻碍。惟购炮之费，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约合美国金圆十万。此间决无力筹出，乃商之于中山。今日已发一函，属其复电。如中山既允，则运输之事，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刘君及周君橱廉（亦在此间研究炮术者）能任之。至炮价则由中山与炮厂之银行直接交涉，此间毫不干与。此等办法，似皆甚妥。中山处筹出十万美金当亦不难，惟此事当守秘密。刘君虽亦曾屡在学会提议及此，而此时既入实行界内，不能不秘之，以免为使馆所知，或向炮厂阻止，及运送时或生他种阻力，故函中止用刘君及弟二人之名。此二名者，中山未必记忆，或未足取信，如公赞成此举，请设法助力。一切请尊酌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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