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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因为整理吴稚晖（敬恒）先生的文献，发现了他保存着蔡孑民（元培）先生写给他的亲笔函件，不下一百五十多封，真是浩然大观。前辈先生这般珍重友情，也真是可敬可佩！从这些函件里，我们不但可以认识他们文化教育的主张，政治社会的见解，和高风亮节的襟怀，而且为当代保存了不少历史的资料，当然也是他们两位传记中同样不可缺少的资料。 从阅读这些函札里，我尤其感觉到一个做历史工作的人“知人论世”之难，对于认识历史上伟大的哲人杰士更为不易。蔡先生是许多位朋友同学们和我一般心悦诚服的先生，他是学贯中西的醇儒和通儒，更是具备“温良恭俭让”各项美德的君子。人家看见他“休休有容”，反误认他是“好好先生”，殊不知他“外柔内刚”，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格。因为他虽然对于欺骗或利用他的人的来意早已洞若观火，但是不愿意当面予人以难堪，这正是他的恕道，可是被行险侥幸的小人反认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其实他何曾像人家所称赞的宋朝名相吕端一般，只是“大事不可糊涂”而已，他对于国家大事小事，岂但是消极的不糊涂，正自有其极明锐而深刻的先见和远见。只看蔡先生写给吴先生的一封信便知道了。 这封信是在当辛亥革命军兴后八天，蔡先生从德国莱比锡写给在英国伦敦的吴先生的。当时他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和教育，因此前往山中一个中学考察并做心理试验，回来城后，方得到武昌起义消息，自然非常兴奋，立刻就要积极地去做影响国际舆论和募款工作。同时他又从德国报纸上知道清廷起用久经罢黜的袁世凯重掌军政大权，他就在这致吴先生信中特别提出起用袁世凯这件事，并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他说，为了此一消息，使他对于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继续地说：“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就在这几句话中，把民国成立后几年中国历史演变，看得了如指掌。这是何等卓越的先见之明！ 现在把这封信的全文发表如下，以存这个历史文件的真象，我想读者都有先睹为快的感觉。 “稚晖先生惠鉴：弟于一周前往一山中之中学堂考察规程，并为心理学之试验，本拟逗留半月始归。俄焉于报纸中见吾党克复武昌之消息，为之喜而不寐；盖弟意蜀事本早有头绪，湖南、广东、安徽皆迭起而未已者，得湖北为之中权，必将势如破竹。无几，报纸中于得汉阳、汉口等消息外，又确有长沙及广东、安徽军人起事之说。其时弟胸中一方面愧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余地。无何，昨日所见报纸（彼地得报迟一日，昨所见者为前日之报）有袁世凯肯任湖广总督之讯，于是弟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于是彼之出山，可作种种之预料（以袁军之势力确强于鄂党〔疑落一军字〕为前提）： 一、袁世凯提兵到鄂，欣然与革命军合而北征（此为如天之福，然以世凯前数年之情形例之，恐不能有此 奢望）； 二、袁世凯虽欲与革命党为敌，而部下则与之反对，杀世凯而连合于革命党（此则袁军之程度能否及此，弟未能悬断）； 三、袁军竟胜革命党而提军北行，逐满自帝（此必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终较现在为胜）； 四、袁世凯竟为曾国藩第二。 此四者皆在可有之例（疑系列字笔误），而弟之脑中乐观悲观，遂更起迭现，然终为乐观所战胜。盖弟意以为第四现象为最剧之悲观。然以近十年之革命事业言之，迭进而益强，且广东、湖北之事，义声著于天下，治事已有成例，他日必益益进步，至达目的而后已，可断言也。 因此等悲乐迭换之际而现一义务之观念，以为处现在地位，宜造舆论以助声势，（专指所寓地之舆论，藉以杜其干涉之渐，而为他日易于承认新政府之地。）虽有济与否未可知，而终当藉此以稍尽一分子之义务。今日又于报纸中见有德军在汉口自与乱民决斗之消息，则更为之怦然。然在彼间，各教员虽询及近事，若甚关切焉者，弟以革命必要之义告之，亦若甚表同情焉者。然彼等既无暇卖文，而于报馆亦无甚联络，无可利用，乃决计今日即回莱比锡。晚间到莱比锡，得读惠书，藉稔先生及留英学界之运动，深愧数日来之寂处无为也。柏林学界有无举动，弟竟一无所知，从先生之劝，即于凌晨四点钟启行。弟此时所预计者，传布德文报告，及募款以备合发长电之二事。至柏林同学有无他种善策，俟协商后随时报告。嗣后惠书请径寄柏林学会（Club China，CharAlottenburg，Berlin Bismarkstrase 106．P．）为妥。专此并候日安！弟孑民顿首。十月十八日。” 大家看过这个文件以后，会相信民国元年2月间，蔡先生奉中华民国孙大总统之命，以专使名义代表参议院及临时政府领导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一经袁制造藉口，嗾使曹锟部下兵变以后，这位专使就会书生本色到这般地步，信以为真，而落进袁世凯的圈套吗？于是我愿意提供下面“蔡专使元培告别京津同胞宣布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的文件： 蔡专使元培告别京津同胞宣布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京津诸君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记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记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选大总统袁公之理由 自清帝退位，大总统孙公辞职于参议院，且推荐袁公为候选大总统，参议院行正式选举，袁公当选，于是孙公代表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命培等十人欢迎袁公莅南京就职。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是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 培等廿五日到北京即见袁公，廿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下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诸君尚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 （三）京津之舆论 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然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毋庸过虑。故培等一方面以京、津舆论电达南京备参考之资料，而一方面仍静俟袁公之布置。 （四）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 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三月一日之夜又继之，且蔓延于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变，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办法。 （五）变通之办法 总统就职于政府，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以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之不可破者也。于是袁公提议请副总统黎公代赴南京受职。然黎公之不能离武昌，犹袁公之不能离北京也。于是孙公提议于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是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之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现时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 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理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虽不能于就职以前，躬赴南京，而以最后之变通办法观之，则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之持大局而破成见，足代表大多数国民，既皆昭扬于天下；甚至少数抱猜忌之见，腾离间之口者，皆将为泰和所同化，而无复纤翳之留。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之统一者，既以全国同胞心理之孚盛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与有幸焉。惟是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尤望全国同胞永远以统一之精神对待之，则培等敢掏我全国同胞之齐心同愿者以为祝曰：中华民国万岁！（按专使团除由蔡元培专使领导外，尚有魏宸组、钮永建、汪兆铭、宋教仁、刘冠雄、黄可凯、曾昭文、王正廷、唐绍仪，真是人才济济。） 我们在阅读这篇全文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它一开始就作以下的郑重认定： “袁公当莅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兼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 这个前提不但郑重，而且严正极了！以下又明白地说： “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定京、津之人心，而毋庸过虑。” 这是确切不移的诛心之论。下面紧接就提到2月29日与3月1日两次夜间京、津一带兵变的情形，以此驳斥袁氏自持不能离开当时北京的理由，说道： “夫此数日间，袁公未曾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 这段文字对袁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后声明姑允袁氏在当年北京就职，乃是十分迁就。这当然不是代表团可以作主的，乃是： “孙公提议于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 再下还有几段文字“补苴罅漏”，表示聊藉法律程序，来迁就事实的过程，自是南京中枢为了速求和平统一，从军事、财政、舆论各方面考虑的结果，其间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且这几段文字，一定是历经请示南京，几度磋商，并且经多人动笔修改过的，与前面几段不同，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得出来。当着这个局面，断不是任何一位专使可以单独作主张，何况这位专使早就看穿了袁世凯怀着“自帝”的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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