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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与乐观


  我们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应都有一整个的认识,根本的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就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和指南。否则今天一件事可以使你悲伤失望到自杀,明天一件事可以使你快乐得意到发狂,天天生活都在震荡不定之中。何况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悲喜交集的时代,如果对于人生无正确的认识,而又不幸带上颜色眼镜,则更易酿成生命的大危机。德国哲学家常在讲宇宙观之后,就接着讲人生观,实在很有道理。
  悲观与乐观,都是个人的感觉,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尤其一个人在困苦艰难的时候,更容易引起这些疑问:我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仰望天空,天空是布满了无数的星辰;据天文学家猜测,在某些行星上,也许还有生物存在。这一个小星球中的一种生物的一分子,真是“渺乎小矣”,这生命值得活吗?况且人生一世,不过数十寒暑,生老病死,无非痛苦烦恼。生命太无常了,何必奋斗,自讨苦吃?这种情绪不见得会天天有,但如假定有了,而无法解决这生命之谜,危险也随着发生了。
  悲观和乐观,本来都起于个人的感觉,而且常是偏重主观的感觉;可是它对于发生这感觉的人,却具有支配的力量。若是再把它演化为一种学理,那就更不限于感觉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理智上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想从理智上来讨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派学说。
  在西洋思想史上,悲观主义有三大派别:第一是享乐派。希腊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倡原子论(atomism),谓宇宙是由无数的原子组合而成。稍后伊壁鸠鲁(Epicurus)即根据这种原子的唯物论,否认宇宙有所谓目的和道德;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人生应该充分享受,充分求乐,不必奋斗,不必劳苦。“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正是为享乐派说法。而中国魏晋六朝的清谈派,对于人生也有同样的态度。这一派理论的错误,在认为苦乐可以比较。要求得苦乐多寡的比较,还须求之于计算;但是苦乐的计算,是不可能的。我们能不能模仿商店,开一个资产负债表,把快乐和痛苦分项记入,作一平衡?第一个困难是快乐和痛苦,用什么单位来比较?假如我昨晚睡得好,是快乐,应作几个单位?假如失眠,便是痛苦,又应作几个单位?这种单位固不能定,而这种单位计算法更不适于人生。第二个困难,是快乐和痛苦,常系于个人的态度。有人以受恭维为得意,有人则安贫乐道,以不为流俗所称许自豪;寂寞中的骄傲,自有高人领略其滋味。这两种人何从比起?(黄仲则“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一诗,颇足表示寂寞中骄傲的情绪。)还有,这派学说,往往以为快乐是消极的、是负号的,快乐就是“脱离痛苦”(freedom from pain);那痛苦便是积极的,是正号的。如此则快乐项下,更无帐可记了。快乐和痛苦,既然都是感觉,为什么一种是假的,而另一种是真的?可见这一派理论经不起批评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是意志派。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onAhauer),就是此派的主要人物。叔本华认为宇宙和人生的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个意志在支配。他逼迫人无目的地活动,无目的地前进。人不是自己要生活,而是意志逼你不得不生活。但意志无满足之时;纵然满足,也只是一时的,转瞬即归消灭。生命全体是盲目的、空虚的;是为不可挽回的失败而奋斗。所以人生是充满了失望、无聊和苦恼。要解脱人生的苦恼,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从艺术中来求消散、来求寄托;一是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为逃脱意志的逼迫而入于“涅槃”。这种学说的错误,在以生命为另一目的(意志)的机能,而不知意志乃是生命的机能;他是附丽生命而共存共荣的,不是藏在生命后面来盲目鞭策的。(这是我主张的意志说,与叔本华的意志说根本不同之点。)他认为生命是意志的手段,不是目的,殊不知生命本身就是目的。生命看来似永久为一过程,然而他的目的就不断地在这过程中实现。譬如游山,不必说一定到了某个寺庙、某个古迹,才算游山;善于游山的人,走一段,就可欣赏一段的风景。他游山的目的,就在这整个旅程之中。他随时有亲切的乐趣,充分的满足,这些对他何曾不真,又何所用其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学说,颇受他自己生活的影响。他一生很不得意,常发牢骚。他认为社会对人的待遇,太不公道。他不结婚,所以老年孤独,无人照顾,以至于恨女人。他只看到人生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人生的全部分。他只看到影子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灯光的方面。所以发出那样失望悲观的论调。须知天地间固然有冰雹霜雪,但也有雨露春阳。
  第三是历史派。此派以为社会的进化,是善恶并长,而恶过于善。最初犹太人就有这种观念,以为文明愈进步,道德愈沦丧,人类是逐渐堕落的,所以原始的快乐也逐渐丧失。卢梭主张“回到自然”(retutn to nature),以为古代才是黄金时代,从古代演化到现代,是从黄金时代堕入黑暗时代。人是从爱登花园里掉下来的,所以日日翘首企足,祷告要求回去。考察这派的悲观思想,由以下四个论点出发:第一、他以为进化愈趋复杂,则人性对于痛苦的感觉愈灵敏。因为欲望愈多,则愁苦也愈多,失望也愈多。所以生命愈发展,痛苦愈增加。但不知生命发展的结果,欲望固愈增,同时满足欲望的方法和能力也愈增,因此快乐也愈增。快乐是随工作及其结果而俱来的。尤其痛苦以后的快乐,更是莫大的快乐。英国诗人德莱敦(Dryden)说:“甜蜜是痛苦以后的快乐”(Sweet is plea-sure after pain),这句诗很有深长的意味。许多艰苦出身的名人欢喜写自传,有一种心理是因为他们经过奋斗的痛苦,以后痛苦忘了,痛苦后的快乐仍然存在。在生命的历程中,即使不能证明快乐多于痛苦,但谁能证明痛苦多于快乐?第二、以为智慧愈发展,则对于将来的认识愈透彻。人和一般动物不同,一般动物的痛苦,是一时的,而人的痛苦却是永久的。人是有远见的,一到中年时代,更常常想到生老病死,而对于将来起一种恐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身世飘零之感,是会不期然而然发生的。不过智慧发展的结果,虽然因想望将来而恐惧愈多,但希望也同时愈增。希望给人以一种预期的快乐。人对于恐惧感觉的灵敏,远不如对于希望感觉的灵敏,所以快乐仍然是有的。况且纵有痛苦,也能以文学艺术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减去不少。第三、以为人除现实的生命之外,还有理想的生命;除现实生命的痛苦以外,还有理想生命的痛苦。而且追求理想生命的痛苦,尤较现实生命的痛苦为大。理想愈高,挫折愈多。事业的打击,爱情的失望,能不使人痛苦?但不知理想之中,也有很大的乐趣存在。人类最高的发展,哪件不是从对于理想的追求而来?只有不随俗浮沉,追求理想实现的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也才能感到别人所感不到的乐趣。理想实现时,倘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固可增加自己的快乐,即使别人忽略或竟认为不值一顾,然而我自己的自尊之心,也足以医治自己的痛苦。第四、以为生命愈扩大,则受创痕的机会也愈多。同时因同情心的发展,使别人的痛苦,成为自己的痛苦。因此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也愈增加。但是同情虽能予人以痛苦,却也予人以快乐。自己的痛苦可因别人的分担而减,自己的快乐也可因别人的分担而增。所以德国有句话:“分担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分担的快乐却是双倍的快乐。”(“Geteilter Schmerz ist halber Schmerz,geteilte Freude ist doppelte Freude”)随着社会文明的增进,痛苦虽可以加强,但快乐也可以加强。由此可见以上四个论点,虽似言之成理,但皆见一体而未见全身。
  总而言之:社会的文明愈进步,苦乐的强度也愈增加。悲观主义者不能证明痛苦一定多。他至少也曾尝过橄榄的滋味罢!况以常识判断,有许多痛苦,确是文明可以征服的。臂如近代的医药科学及生产技能,都能减少人生的痛苦,而增加人生的幸福。文明的痛苦,需要更进步的文明去治疗。而且进一步说,悲观是表现生活的疲乏、松弛和退却;悲观到最高的顶点,就是“涅槃”。但“涅槃”能解脱痛苦么?不能!“涅槃”仍旧是一种死境,它不过是死的别名。再进一步说,我们有现成丰富的自然产物和人力创造,供我们享受;有美丽雄壮的诗歌音乐,供我们娱乐;有伟大生动的雕刻绘画,供我们欣赏;有无数哲人杰士用心血孕育出来的伟大思想,优美的文化,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悲观?我们自己如不努力发展生命,继续创造,配不配谈悲观?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不同;它给人以和悦快乐向上的情绪,确比悲观主义好得多了。不过乐观主义也须有正确的信念做基础,才没有流弊。我虽然赞成乐观,但不赞成盲目的乐观。
  在西洋思想史上,乐观主义也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是宗教的乐观派。西洋宗教是比较抱乐观态度的。其根本观念,是以为宇宙有一个全美全能的主宰。人生下来本有罪恶,但只要赎罪以后,就可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原始罪恶”(original sin)的观念,本始自希伯来人。赎罪的观念,对于软弱的灵魂,有愧的良心,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但把理智来省察,却难自圆其说。假定世界为全善全能的主宰所创造,他既为全善,又何为造恶?既然有恶,则全善之说,何能成立?既为全能,为何不能把恶去掉?如谓恶是安排好了来磨炼人的,意在使人去恶为善,但何不痛痛快快将恶去掉,又何必绕一大圈子,来和人开玩笑?至于“原始罪恶”之说,尤使人生一种恐怖和抱怨祖宗的心理。我们很难了解小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罪恶?如果说这罪恶是从亚当夏娃偷吃了一个苹果传下来的,那也太残酷了。难道父母是犯人,子子孙孙都是犯人?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罪恶遗传论。鼓励有罪的人忏悔,本是一种很好的意思。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也是鼓励人家改过。但是决不能把宗教的忏悔,看作一步登天的捷径。欧洲中古时代僧侣藉此敛钱的事很多。中国社会里一面念经,一面作恶的事,大家睁开眼睛就看得见。中国不少军阀在位时杀人放火,一下野就长斋礼佛,等到有机会上台还是照旧的杀人放火。这都是仗着宗教的忏悔,为恣意作恶的保证。为求人类沉着的进步,不必有事前的恐怖,也不必存容易的乐观。
  第二是理性主义的乐观派。这派以为世界是合理的,甚至于是理性的构成。因为恶是不合理的,所以不承认恶的存在,所以恶是不真的(not real)。这种观念,推论下去,真是危险。恶如不真,何必还要和恶奋斗?“无的放矢”,岂非多事?把恶看得太轻,便是松懈自己。恶的真与不真,应依客观的情态来决定。自然界中善与恶都是实在有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固然是真,但是洪水猛兽,狂风暴雨,又何尝不真?我们不必否认恶的存在,我们应该将恶征服。人的努力,就在于此。恶是完美人生的阻碍,但人类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文明,都由于征服这些阻碍。若是田中自有收成,树林自有果实,就用不着农艺园艺的工作;若是气候绝对宜人,风雨毫不为害,就用不着各种起居的设备;若是树上会长衣帽鞋袜用具,就用不着工商业。遍地都是鲜花,满溪流着牛奶,海水变为柠檬露,只不过是带诗意的幻想。因为恶的存在,使我们成就了许多事业。人类不但能将恶征服,而且能转恶为善。水可以泛滥,也可以灌溉,只看转变的力量如何。我们需要阻力,我们接受障碍;没有无阻力的成功,没有无障碍的快乐。我们不敢说整个的世界是理性的构造,我们却可以希望从我们的努力,可以把世界改造得更为接近理性。
  第三是生物进化论的乐观派。这派还是代表初期进化论的乐观论调,也可以说是幼稚观念。他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化的,于是在逻辑上跳了一大跳,以为算起总帐来世界总是进步的。他把进化与进步论两个观念混淆了。进化只是变,变好变坏是不一定的,所以进化决不等于进步。当黄金时代在远古的观念,盛行于西洋的时候,进步的观念自属薄弱。到了17、18世纪之间,意大利人魏柯(Vico)以历史哲学证明世界进步;18世纪初叶法人圣比耶(Abbè de Saint-Pierre)认为进步是真实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Herder)居然从历史和文学方面,规定了“进步的定律”。但是这些大都还是富于浪漫式热忱的期望。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成立以后,思想界为之震动,于是进化论的范围,扩大到生物科学以外,连天体星辰的进化,也讲起来了。从进化的迹象之中,发现了许多进步的事实;当时的人又震慑于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常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的进步观念,曾经给予近代文明以不少的鼓励;只是把它当作盲目接受的教条,把进步认为必然的现象,那就大大不妥。这不但不能使人奋发,而且可以使人懈惰。须知世界上进步的现象固有,退步的现象也有。生物的种类有发展的,也有消灭的;人类的种族,有继续繁盛的,也有只余遗迹,供他人凭吊的;中道崩殂的文化与文明,不知道有多少。就是现在存在着的人类及其文化与文明、若是不用智慧去指导它的方向,而恣意摧毁,或是停滞不前,也终久免不了被时间卷去的劫运。况且按逻辑的道理来讲,进步是必须先假定一个目标,朝着它前进,那进步这个名词的意义,才能成立。否则譬如循着一个铁环在转圈子,从这方看是进步,从那方看是退步。又譬如养猪,第一个猪种改良,可以把三四百斤一头的猪养到七八百斤;在研究畜牧的人看来,肥猪可以多供给肉量,是进步了;若是猪而有知,能够说话的话,它能同意吗?进步必先有定向(direction),这是逻辑的先假,这道理十分明显。还有进化论里的“适应”二字,也常被滥用而易起误会。适应不只是被动的,最高生物——人类——的适应,是自动的、是积极的、是带创造性的,“适应”决不是将就。我们接受环境的现实,但是决不陷没在环境里面;最能适应的人是最能改造环境的人。“随遇而安”,是缺少创造精神的生活。
  根据以上对于悲观与乐观两大壁垒的讨论和批评,我们正确的人生态度,可以决定了。我们用不着悲观,因为除了毁灭自己的生命而外,悲观毫无是处。我们要乐观才能提得起我们做人的兴致,但是我们决不能存过分的、盲目的乐观,因为它可以造成人生的倚赖性和惰性。世界上同时有可悲可乐的事实,我们不必否认。我们的悲要当作慈悲的悲。要以“悲天悯人”的情绪,去积极奋斗,拯救人类的痛苦。我们的乐要认为是“乐以忘忧”的乐,从乐里去解除工作的疲乏和苦闷,去求得精神的安慰和振作。“苦中作乐”不是一件坏事。要面带笑容上火线的战士,才能打胜仗。(1942年1月6日中央社记者长沙来电,谓于长沙最危急之时,记者在街上见守城士卒,当休息的机会,还弄丝竹。他们有这种的精神,所以能奏第三次的湘北大捷。)不但前方应当如此,当长期抗战,生活困难的期间,后方更应当如此。终日愁眉不展,怨天尤人的人,不但不能帮助国家打胜仗,反而颓废精神,沮丧士气。为了不做奴隶而牺牲,就是喝碗稀饭,也应当快快活活地喝下去。
  我所主张的是不断的、积极的、原动的改造主义(创译一个英文名词是dynamic reconstructicnism)。我们不能抹煞历史、抹煞环境,这在宇宙的系统里都是真实的。人类生命的系统,在宇宙的系统里也是同样真实的。但是这个生命的系统,与其他宇宙间的系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这是生命的特性——就是它有智慧去指导它的命运,有意志去贯彻它的主张,有生力去推动它的工作。它和炉火一样,就把它放在壁炉里,它也可以吸收满屋的氧气,以发挥它的火焰,增加它的热度,使四座生温。它可以吸收宇宙的生机,增加自己的生机;吸收宇宙的生命,扩大自己的生命。所以它接受现实而不为现实所囿。它认识理想,但是它知道理想是不断推进的,所以它不断地动,不断地向前。它不失望,它不怨恨。它不但勇敢地接受生命,而且快乐地创造生命。它把古往今来,四方八面的原料,运用它的生力,沉着地来改造这生命更接近于它的理想。
  10世纪波斯诗人莪玛开颜(Omar Khayyam)有一节名诗,我冠以“心愿”的题目,翻译在后面:
  “要是我能同你,
  爱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儿定计;
  抓住这苦恼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得粉碎!
  可能依咱俩的铺排,
  重造得更称我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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