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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后一个入队


  跟同学们总搞不好关系。
  我嘴巴很笨,特别不会吵架,这方面没熏陶。跟人吵几句,就没了词儿。平日马马虎虎,从不记别人干的坏事,一跟人吵时没短可揭,缺少杀伤力。既然嘴皮子不行,就用拳头弥补。
  于是我老打架,跟人一吵不过,就爱动手,脑袋上的疤瘌更多了。
  此时我的身体在同学中已算很强壮,打架胜多负少,不再怵高年级的。班里已有弱小同学向我靠拢,想跟我好,换取保护。李振学就是一例。他个子很矮,朝鲜族,精瘦。但我不敢轻易相信。记得曾命令他到宿舍外面站着,考验他对我忠诚不忠诚。那是冬天的夜晚,他为了表示对我的忠心和坚强不屈,果真站在寒风中一动不动,把他冻得流着清鼻涕,四肢冰冷,最后生活老师救了他,狠狠批评了我。之后,不知怎的,他渐渐与我疏远。
  在本班里,我的最大打架对手是赖小危,他个子比我高,体重比我重,脑袋比我大,手指头比我粗。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琢磨打架窍门儿,从不服我,我也不服他。我明白如果要能打过他,就是全班的打架第一,我非常垂涎这个头衔。
  他又高又胖,身上老有股汗味儿,群众关系不像姬军那么好。父亲赖际发虽是个部长,资格很老,却不如姬鹏飞出名,老上报纸,许老师特爱训他,常给他挖苦得灰灰溜溜。
  打架的具体原因早已忘记。可能是赖小危比我会挖苦人……把我挖苦急了。这一架是在食堂门口开战的,打得不分胜负。他给我鼻子抠破了一长道儿,我揪着他头发,把他按弯了腰……这样僵持了半天,我们都很悲壮地屹立在食堂台阶上,全校有近百名同学围观。
  我很满足。能和赖小危打平,那班里就没人再能打过我了。鼻梁上的疤像个!,差不多存在了二十多年。
  我觉得只有会打架才能成为一名好战士。
  现在,我不再怕五班的邓东进。他仗着烈士子弟,身高块儿大,谁也不放在眼里。一次,他欺负我们班的林小平,我上去打抱不平。先互相撞膀子,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撞了一会儿,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他却没敢上拳头。或许他已听说我的打架名次提前了,哥哥会武术,我擅长揪头发。他留着长头发,很容易被揪住。
  四年级时,全班只有两个不是少先队员:我和赵石垣。他跟我一样淘气,缺少自制力,敢公开唱爱情歌曲。但他对入不入队无所谓,不像我这么渴望,所以也没有我这么痛苦。
  五年级时,赵石垣转学走了!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少先队员。
  不知为什么许老师就是不让我入。
  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后,我也模仿地下工作者吞咽文件,不让敌人拿到。我先在一纸条上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揉成一团,放到嘴里,嚼烂,吃掉。我吞了许多个纸条,霍小华等同学可以证明。当个地下工作者完全够格了,可许老师却还不让我入队!
  《革命烈士诗抄》我会背十几首,课本里画满了革命烈士的头像,没有谁比我更崇敬革命先烈了,可许老师就卡着我,不给入队。
  暑假前要派一部分同学参加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从没我的份儿。
  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要选出席开幕式的同学,绝轮不到我。
  功课太差,成绩都是3分,只有体育5分;卫生太差,生活老师三天两头向班主任告状我不洗脚,不洗澡,口袋里塞着有臭味儿的荧火虫、死蚂蚱;守纪律也太差,许老师一不在,就本性毕露,上自习玩儿东西,睡午觉时说话,用小刀把课桌划得伤痕累累;和同学团结太差,今天跟这个吵,明天跟那个不说话。
  我以敢破坏纪律,偷偷喝凉水为荣。下课后不做作业,爱去沙坑里修暗堡、挖陷阱。或偷偷钻到学校西北角捅马蜂窝,脱了褂子包着脑袋,呼喊着,用草棵子打。
  我的语文、算术课本还不到期末,都变成了一团毛卷卷的烂纸。我的字也特别丑,好似癞蛤蟆身上的疙瘩,软绵绵的,没一点骨头。
  但小孩的自尊心都很强,我望着别人带着红领巾羡慕极了,特别是每当少先队员过队日时,我就得离开教室,自己找地方呆着。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受到侮辱,发疯般地想入队,想和大家平起平坐。差不多每一学期都写一份入队申请书,却总是碰钉子。
  同学刘自卫最知道我的心理,他每逢和我吵架时,对我最致命的杀伤不是说脏话,而是嘲笑我:“你入不了队,你就是入不了队!你永远入不了队!”
  这话比骂我妈,骂我奶奶还刺我的心。每逢此时,我都气得全身哆嗦,马上扑将过去。但他早有防备,骂完后,撒鸭子就跑。
  只有寒暑假,我住在家时,可以把姐姐的旧红领巾戴上,过过当少先队员的瘾。脖子上一戴红领巾,顿觉自己高大了一块,神圣了几分,不再是坏学生。出去和院里的小孩玩儿也神气活现,俨然以少年先锋自居,美得不知姓什么。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老带着姐姐的旧红领巾去景山公园玩,挺着胸脯,满像回事,可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少先队员是冒牌的。
  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到。
  一开家长会,许老师就告状,说我坏话。父亲对我越来越经常地打,他很忙,平时甚少管我。但不管是不管,一管就大打出手。
  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因为功课不好,引起父母大发雷霆。
  父亲吼道:“撅起来!”
  我哽咽着,无可奈何地撅起屁股。
  父亲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打了屁股一下,我被打歪了身体。
  “撅好了!”
  我只好向前深弯腰,把屁股挺起来,对向父亲。母亲在旁边喝斥:“这么不听话!真气死我了!再揍他几下。”
  我哀求着,哭喊着,却无济于事。父亲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吼:“你成天都想什么呢?不好好用功!”
  母亲气冲冲说:“你再不努力学习,就把你扔到大街上,送给拣破烂的!
  父亲打完后,要我写检查,反省这学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还要制订下学期的进步计划。
  我只好噙着泪写,但哭喊一阵后,特别困,写了几个字后,就睡着了。
  过了几个钟头,父亲走到我住的屋,看我就写了这么一点点,气得又抽了我几个耳光。他下手很重,抽耳光又响又准。常抽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轰响,什么也听不见。
  有一段时间,奶奶也住在北京。一次父亲打我时,奶奶拦住父亲,父亲竟把奶奶推倒在地,冲过来继续打我。事后,奶奶伤心地哭了半天,死活要回老家。妈妈劝了好长时间,替父亲辩解。但奶奶最终还是回到老家,几年后病死在那里。死的时候,父亲因工作繁忙也没回家看望。
  还有一次,父母带小胖去看话剧,本来说让我也去,后来临走时又不让我去了。他们走后,我委屈地哭起来,父亲不知何故回家拿东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大嘴巴。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这次打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相信自己的胆小怯懦,迷信武力与父亲的爱动手打人肯定有关。
  父亲有一把左轮枪,瓦蓝瓦蓝,小时曾看见过他用绸子擦,上育才后再也没见他拿出来过,肯定藏起来。但他的子弹却放在一书柜下面的小木盒里,被我发现,偷了十几发。看了《把一切献给党》后,对军火很有兴趣。我把这些偷的子弹泡在瓶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扭下弹头,将火药倒出来点着,像放烟火一样,看着它吃吃燃烧,玩儿得很开心。当然也带到学校偷偷向几个同学臭显过。
  这些子弹,后来都玩儿丢了,到文化大革命时,父亲为此倒了大霉。
  我淘气是因为不喜欢学习,不喜欢上课。喜欢在沙坑里玩骑马打仗,喜欢到野地里抓大蚂蚱,喜欢到天桥看摔跤,仰慕红军、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反正我将来当解放军,学习不好也能当英雄。
  六年级时换了班主任,终于结束了许老师对我们班的严酷统治。
  这几年,班里先后有好几个孩子转学,都因为不堪忍受许老师的严酷管教。她是我们班的毛主席,说一不二,为所欲为。靠女人的拧、掐、揪建立了她的绝对权威。全班同学被修理得温温顺顺,见了她像小蛤蟆见了大蛇,骨头瘫软,跑都不敢跑。
  全班惟有王春雷敢跟许老师顶撞,被掐被拧的次数最多。他曾为躲避许老师追赶,紧急中躲到男厕所里,可许老师照样冲进男厕所把他揪出来,又扭又撕,咆哮道:“哼,王春雷,你以为跑到男厕所就不敢抓你了吗?”
  我们都害怕之极,徐老师无所不能,男厕所也敢闯!
  小胳膊斗不过大腿。勇敢无畏的王春雷最后还是低下了头,在全班同学面前一字一字地念了自己的检查。过一段时间,这小个子无声无息地在学校消失。
  总讥笑我入不了队的刘自卫后来转学了。他是烈士子弟,少先队小队长,临走时偷偷对同学说:“我转学就是为了离开许老师,一见她,腿肚子就发软。”
  其实,许老师对他算不错的。
  新来的班主任宋老师眉清目秀,三十多岁,性情温和,宽厚慈祥,身体单薄。同学们再调皮,她也决不会把同学拉出教室。更没扭过、掐过、撕过我们身体。
  因为宋老师跟我说话时轻声细语,从不瞪眼,总面带微笑,我感受一新,不忍淘气,有了一点点进步。可时间长了,又管不住自己,上课时玩儿东西,画小人。并欺软怕硬,在背后议论宋老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特软弱。还讥笑宋老师家就住那么一间小房,里面堆满瓶瓶罐罐,像个小市民(这词儿是从小胖姐姐处学来的)。看见宋老师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就骂她资产阶级臭美。受电影影响,以为只有国民党官太太才穿旗袍。
  宋老师听说后,一点没整我,却以德报怨,照旧关心体贴我。她送给我一很漂亮的日记本,精装的,让我好好记日记,还送给我铅笔盒、尺子、铅笔等物品,鼓励我进步。比较起许老师来,她美丽的眼睛是那么的仁慈、善良,从没闪过一丝丝凶光。领教了几次后,就实在不好意思闹了。
  宋老师对我有一种不敢违逆的威慑力。
  因群众关系不好,中队干部一提到我的入队问题就不同意。
  入不了队就矮人一等,就是全班的垫底儿,第一落后。每逢跟别人吵架时,自己特被动。只要对方挖苦我连个少先队也入不了,就卡壳了,无言以对,被最狠毒的打杀。
  我整天梦寐以求的就是入队,挖空心思想入队。
  宋老师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小学临毕业前,终于说服了中队干部,让我入了队。她明知我不止一次地背后骂她资产阶级臭美,还替我说话。
  那天下午举行了入队仪式。全班同学都穿得整整齐齐,戴着红领巾参加我的发展会。出旗,敬礼,敲鼓,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土儿是旗手,端着鲜艳的红旗,有两个护旗的,两个鼓手,绕场一圈。接着中队主席霍小华宣布接收我的申请,批准我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激动地站出来,在咚咚的队鼓声中,美丽的霍小华为我系上红领巾,并向我敬了一个队礼,我也向她敬了一个队礼。之后,我站在鲜红的队旗下宣誓,霍小华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心里很激动,觉得这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军战士入党宣誓的场面很有点像。誓词早已忘记,好像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快40年了,还记得那天教室里被队旗映得格外鲜红,窗户、墙壁、课桌都弥漫着红光。身边的同学们也都沐浴在血色之中。
  会后,我格外高兴,比连抓了三个特大个儿的蚂蚱还兴奋,比栗山岩头次与我悄悄握手还甜蜜。对任何同学都客客气气,满怀感激,包括打架对手赖小危。因为在发展会上,他们没有一个公开反对我入队。
  一般同学都戴三毛多钱一条的布红领巾,我却买了条一块多钱的绸子领巾,天天都戴,一天不拉。有时在家洗完了后,还要用熨斗熨平。我猜全班没有谁比我更心疼这条红领巾了,因为这是我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渴求了3年才得到的。夏天无论多热,也要带,上体育课怎么流汗,也舍不得摘。如果脏了,一定头天晚上用香皂洗干净,以便不耽误第二天白天带--我比别的同学少戴了4年红领巾,一旦入了队必须使劲戴,把少戴的时间捞回来。
  心里真是万分感激宋老师啊!使我由二班的第一落后生跟大家一样地戴上红领巾。否则填毕业生表时,政治面目一栏连个少先队员都填不了。
  我的淘气纪录是:育才小学3年,6个学期,我的操行评定全都是"中",一个"良"也没得过;还曾被叫到全班面前检查对女生流里流气。
  全六年级2班最后一个入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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