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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22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四周群山怀抱，树木丛生，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 生我之前，母亲有点犹豫，担心自己身体受不了。她那时因病住在边区医院，觉得已不年轻，身体又有病，想把孩子打掉。和她同住一病房的郝治平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鼓励把孩子生下，为革命壮大力量，于是母亲才改变了主意。 生我的时候，果然难产，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还流了许多血，非常危险。多年后，母亲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要不是看在郝治平大姐的面上，绝不会要我。那次生我差点送了命。懂事后，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很是自豪，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好感。 可能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爷爷家。当时他们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身边已有小胖姐，正处于战争年代，无暇照料我。 4岁以前，我是在河北农村渡过的，对老家的记忆空空荡荡。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土院子，一角堆着烧火做饭用的秫秸；大门是用树枝子编的一个栅栏；猪圈连着厕所，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二叔是个民兵，家里墙上挂着枝很旧的大枪。 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那天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大约是1951年。 已是暮色降临，一辆马车从破烂的栅栏门，拐进院子。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有个女干部坐在上面。身穿一身蓝色列宁制服，戴着蓝帽子，神彩奕奕。她笑着，很大方地跟家里人打着招呼，声音洪亮，一口洋话。 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我对她已经很生疏，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4岁。姑姑的丈夫原是八路军军医，后来失踪，此后姑姑一直守寡。 到北京后，住在骑河楼马圈胡同12号。那是三姨白杨的房子，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 父母整天上班，把我交给一做饭的老太太照顾。我成天坐在大门口哭，想念农村的家，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想念奶奶，想念瘫痪在炕上多年的爷爷。我望着对面那堵灰墙，幻想着它是个火车头，能把我拉回农村去。这堵墙顶部用灰瓦砌成一排X型花瓣，在孩子的眼里煞是神秘。 我一点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官儿。我也一点不喜欢这个四合院，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5个院子，20多间房。 在这陌生的深宅大院，父母住在北房，哥哥姐姐住校，我和保姆住吃饭屋。只有吃饭时，我才能见到父母。吃完饭，他们就回到自己屋，忙他们的事。小胖姐姐和母亲住在一起，最受父母疼爱。我的天地就是：厨房、吃饭屋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破烂不堪的东院。 我无比向往河北农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呼哧呼哧，像个老猫打呼噜；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思念那捆捆的秫桔杆，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因为就要吃饭了！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有半尺来长，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 我尤其深深想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管姑姑叫"娘"已成习惯，管父母叫"爸爸妈妈"特别扭，几乎叫不出口。潜意识里，我视他们为把我从疼爱我的姑姑怀里抢走的坏蛋。每次叫"爸爸妈妈"时，声音总含糊不清。致使父母以为我是大舌头。其实我舌头很正常，就是一喊"爸爸妈妈"时，舌头故意不动，嗡嗡的，听不清说什么。 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到城里，对我却并不热情。记忆中，几乎没陪我玩过，从未单独带我到公园或陪我去河边抓小鱼。跟他上街，永远不要奢望会得到一块糖吃，也不记得他给我买过任何玩具。 到北京很长时间后，一有什么委屈，我还经常坐在大门口处，望着南方的天空发呆。我知道老家就在南方。当被父母训斥时，就跑到大门口哭叫着，呼喊着老家的"娘"-- 我的姑姑。 “娘，娘……"呼得嗓子嘶哑。我身单力薄，像个被囚在笼里的小田鼠，无限渴望那自由自在的，宁静美妙的，有着河北农村泥土芬香的冀中田园生活。 在北京这个大院子里，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和父母呆在一起拘束又拘束，没话说。平时很少到他们的屋，一见了他们就惶恐不安。只有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时，才觉得自在舒服。 父母并不虐待我。我和父母同桌吃饭，完全能吃饱，母亲还常常夹菜给我。每天早晚，母亲总监督我洗脸刷牙，或亲自给我洗澡，想扳掉我在农村养成的不讲卫生的毛病。冬天有棉衣穿，夏天有西瓜吃。母亲曾给我买过木刀、风筝、机关枪、吸铁石、打砸炮的小手枪……跟她上街，还常能吃上一点好吃的。尽管如此，依旧和父母有着深深隔膜。 不记得父母有抱我，亲我的时候。尤其是父亲，对我的冷淡能很清楚地感到。他平日很少理我，从没帮我抓过蜻蜓和大蚂蚱，也没教我玩扑克牌。来了客人，甚少叫我在场，却常常让小胖陪。我虽是农村小孩，却得到过姑姑和奶奶的温情关怀，对父亲偏爱小胖，冷遇我，又愤怒、又委屈。 母亲待我比父亲好，可也远不及姑姑和奶奶对我的疼爱。 父亲老嫌我没礼貌，见了大人什么话也不说，四礼不懂，不喊他"爸爸。 后来父亲气得狠狠打了我一次，我哭我喊都没用。他认为农村的姑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就得打。我哭得嗓子哑了，眼睛肿了，上气不接下气，他的手也决不轻一点。这样我对他更怕了。 以后不久，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新华社幼儿园（那时父亲在国务院新闻总署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我对新华社幼儿园的感觉很好，觉得比家里还温馨。 还记得得了第一场大病的片段。 半夜里，我醒来，肚子疼。小床四边围着栏杆，自己无法下地，把床上拉了一片黄稀。幼儿园阿姨连夜给我送回家。母亲忙把我带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做了手术。说是我肠子上长了一个脓包。 出院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外面春光明媚，我整天闷在屋里养伤，没人和我玩，就独自一人在东房里点着一根蜡烛，放在窗台上。不小心碰倒蜡烛，将窗户上的大白纸点着，那纸烧得很快，一下子就烧到窗户上。我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祸，可不敢告诉母亲，就偷偷溜到厨房，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寸步不离。心情紧张地等着最后结果。 这是农村人的胆小，这是孩子的胆小。我把窗户纸烧着，引起大火，却一声不吭躲到厨房，心里紧张到极点，但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终于，妈妈喊叫着从北房里冲出。她端着一脸盘水，朝已窜到房檐的火苗使劲泼去，接着老太太也提着桶水赶来。幸亏发现得早，火被及时扑灭，只把窗户烧了一大片黑。 妈妈瞪着我，气愤得脸都白了：“怎么回事？” 我嗫嚅道：“点了一根蜡烛，倒了，把窗户纸给烧着。” 妈妈吼道：“那着了火，为什么不跟大人讲？” 我吓得说不出话。 “你这小兔崽子，真可气！自己弄着火不说，还跑一边躲起来！"说着，顺手抄起一把鸡毛掸子，使劲抽我，把我抽倒在地上。我大哭起来，哀求着……但母亲怒气冲冲，继续抽，直到老太太闻讯跑过来，才劝止住。 “如果火烧着了电线，整个屋子都要烧着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母亲用鸡毛弹子打得很疼。印象中，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惟一的一次打。 我委屈地哭着，觉得自己是个病号，出院后不久，肚子上切的长长刀口还很疼，母亲不应该这么狠地打。当母亲的火发泄完了，态度趋向温和，耐心地给我解释着火的后果，批评我烧着了火，很不对，还不告诉大人，就更不对……但我依旧伤心地哭。在老家，姑姑和奶奶总是宠着我，从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来北京后，亲身母亲却这么狠地打我，伤心之极。不管母亲怎么苦口婆心地讲，还是流泪不止。 晚上，我紧挨着老太太，依旧哽噎。老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安慰着，她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把我的鼻涕给抹掉，哄着我入睡。 手术痊愈，又回到了幼儿园。一股天真温暖的气息融化了我在家中的胆怯、拘谨、不安。 什么人来通大其（同他去）呀， 什么人来通大其 XXX来通大其呀 XXX来通大其 …… 这是两排小朋友玩拔河的游戏，一边唱，一边手拉手前后走。叫到名字的小朋友要前去和对方的拔河。输了，就加入对方的队伍。挑选自己这方最强的和对方最弱的拔河，常常把我们激动得又蹦又跳。当时，我一点不知道"通大其"是什么意思，但也跟其他小孩一起大声地唱。 小鸽子真美丽， 红嘴巴儿白肚皮， 飞到东来， 飞到西， 快快飞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 见到毛主席， 请你向他敬个礼， 告诉他 我们都想念毛主席。 …… 这也是印象很深的一首歌。 幼儿园给我感觉特别好，它甜蜜、温馨、柔爱。我跟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歧视。 可回到家里，我的处境却跟保姆相似，晚上和老太太睡在一张大床上，白天也跟在老太太屁股后面转。母亲因病在家休息，却很少花时间陪我玩，陪我说话。她老改她的稿子……父亲就更是完全不理睬我。我跟保姆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犯了错误，母亲常常说：“你要再调皮，就给我滚，这个家不要你了！我真害怕被她扔到大街上，立刻蔫了，不敢再闹。 全家人都怕父亲，他在家里的地位至高无上。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我就不敢随心所欲地玩。平常我爱去东院，这地方父亲不来。孤独中，我喜欢追逐东院那几只鸡，并曾把只母鸡抱在怀里与它亲嘴，被父母当成笑料。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扛着根木棍，学着八路军的样子，在院子里转圈齐步走，嘴里大声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儿。当绕第二圈时，冷不防发现父亲躺在躺椅上正默默盯着我，好像被蛇咬了一口，我嘎然停止，赶紧溜掉。 父亲像养小狗一样地养着我，却很少花时间关心照顾。记得有一阵，他高兴了，爱在吃饭时逗我：“傻蛋是谁？” 我说：“是我。” 父亲微笑着，眼眯成了一条线：“狗蛋是谁？” 我说：“是我。” 他哈哈大笑，好不快活。又问：“混蛋是谁？” 我说：“是我。” 全家人也都哄堂大笑。 我愿意让父母高兴，讨他们喜欢。但等我知道这不是好话时，就不再承认自己是。于是家里这点儿仅有的愉悦的，轻松的气氛就再也没有。 父亲心情好时，爱哼哼一些当时流行的歌，如： 嘿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 打垮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者害了怕呀 …… 父亲喜欢和姐姐聊天。他对小胖和他前妻的女儿最好，明显喜欢女孩。 还记得离开幼儿园上小学的情景。 那天是母亲接的我。新华社幼儿园的年轻阿姨对我说：“欢迎你以后再来幼儿园。"她的相貌在记忆里早已荡然无存，但这幼儿园里的温暖气息却终生难忘。现在，当年年轻的小阿姨，早都已变成了老妇，她们可曾知道她们所照料的一个5岁小孩，一个永远忘了她们容貌的孤僻男子，多少次怀念过她们吗？ 好像上小学前，又病了一场。这是夏天，我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吃什么拉什么，粪便里还有一股怪臭味儿，夹着紫色的血。几天后，已经昏昏沉沉。父亲忙于工作，不闻不问，母亲以为是虫子病，只是给我吃了一些打虫子的药。 直到我已经要不行了，母亲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慌忙带我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医生马上抢救。 我又动了第二次手术。鼻子上被抹了一股药，很苦很凉，不久就昏过去。等醒来时，我已经在一个大病房里，光线昏暗。腰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动一动很疼。我感到口渴，希望能喝到水。但不敢叫喊，嘴里发出一点声音，肚子上的伤口都能感到震疼。 这次是肠粘连。医生说再晚一天，生命就难保了。我的肠子因上下断绝，已被臭气给胀得很薄很薄，随时有破裂的危险。医生把我的一截烂肠子给割了下来，用羊肠线缝好。住院期间，那位文静温和的医生老问我：放没放屁？嗓子时，我正好有一口痰，咽进了肚里。他和蔼地说：“有痰要吐出来，不要咽。” 连父母都没有这么教过我。 这是我6岁半发生的事情。只两年时间，肚子上就有了两道伤疤。我想，要是按这样的比例，到长大后，我的肚子将要被割得像斑马一样到处是道道，最后不能再做手术时，我就要死了。一想到死，悲哀之极，自小就特别特别怕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但妈妈老问我吃什么了？她认为一定是我自己吃坏的。我不忍心让她这个判断错误，就挖空心思地琢磨自己吃个什么东西？最后想起了邻居门口地上的玉米核儿，就对母亲说可能是自己吃了邻居小孩扔了的玉米棒子。 妈妈笑着说：“你真没出息，拣人家吃剩下的玉米核儿。” 事实上我的肠粘连是因为上次动手术引起，跟吃什么并无关系。但我要讨好妈妈，就默认了她的指责。 妈妈若有所思，感叹道：“我刚得了一笔稿费，为你动手术全花光了。小波，以后千万不要乱吃捡来的东西了！” 我知道是妈妈救了我的命，但见了她面，还不好意思叫她妈妈。 童年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现在，我要上小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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