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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一股又一股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地刮着，把草原上的积雪、水分、湿气吹得干干净净。 1970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哨兵把我带进了一间屋子。这不是赵干事宿舍，一走进屋，就模模糊糊看见炕正中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体格魁伟，50来岁，他很随便地靠在行李上，旁若无人地挠着腿上的痒痒，从那架势上看，肯定是个大官儿。 六七个军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其中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可能是记录。 我低着头，乖乖地站在他们面前。 赵干事清了清嗓子说：“林胡，兵团保卫处方处长，亲自来调查处理你的问题。兵团政治部的陈秘书，七师保卫科雷科长也都参加调查。现在组织就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但要实事求是。” 我微微抬起头，看见此位处长靠着行李，双腿像蚂蚱一样弯着，身穿新新的军装。另外还有还有一个胖子，也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 “坐下吧！”方处长很和气地说。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屋中央为我特设的一小木凳上。 “你就是林胡吗？”方处长是河北口音，在一群山西人中，听起来很亲切。 “嗯。”我答应了一声，抬头瞟了他一眼。这方处长确实是方。方脸盘、方鼻梁、方眼睛、方下巴。很像香山碧云寺里的哼哈二将，但没那么凶。 “这一阶段生活怎么样？吃得饱吗？” 我点点头。“哼，还行。”脑子里闪出了冰凉的小米饭。 他看着我戴着铐子，问：“手腕破了吗？” 我抬起双手，让他看看磨出黑印的手腕。 方处长对赵干事说：“回去带他到医院看看，上点儿药。” 心里热乎乎的，官儿大，就是水平高， “以后可以把你的铐子给摘了，但要正确对待。你打架那么厉害，怕出问题，你们团才一直给你戴着。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你负责。可不能有冤气呀。” 太好了！戴着铐子，老有一种要被重判的恐惧感。听说死刑犯就总戴脚镣手铐。现在，方处长头次与我见面，就指示把铐子摘了，真使我有点儿感激涕零。 方处长又随便和我聊家常，问我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哪儿工作？听说我姐姐曾在北京军区文工团，非常兴奋。马上问姐姐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文工团的很多人，曾陪团访问苏联。 这么聊了好半天，山南海北地侃，一点没审问的气氛。 方处长说话不紧不慢，有什么说什么，不故作神秘，平等口气，一点儿没把我当成犯人。最后看我不那么紧张了，就说：“林胡，你谈谈吧，最近都有什么活思想？” 自从日日夜夜戴了两个多月铐子以来，方处长是头一个对我这么客气的军人。 心里憋着的委屈，轰地爆炸，一股高压气顶着嗓子眼儿，噎得我说不出话。用变了调的声音说：“我不是……反革命。”声音又小又走形，一口一口地大喘。 方处长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病？过去有这毛病吗？” 我摇摇头。那股气呛得我连唾沫都咽不了。 “给他倒杯水。先喝点水再说。” 赵干事给我倒了一缸子白开水。 可能是太紧张，我的喉咙一时痉挛，几乎说不了话。喝点水后，就好多了。 “林胡，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我不……是……反革命。” “我们也没说你是反革命呀，组织上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对革命，对你本人都有好处嘛！” 我低着头，不说话，那股高压气还噎在嗓子眼儿。 “林胡，再喝点水，别紧张。”方处长对我的态度，几乎比父亲对我的态度都好。 两个多月来，赵干事每次审问都吹胡子瞪眼，今天方处长对我这样亲切，这样关心，一个劲地让我喝水……使我深受感动。 甚至都不愿意抬起头正视他一眼，害怕自己凶狠的目光刺痛了他——老用眼睛照人，把眼睛照得特野。 “林胡啊，现在好受一点了吗？不要怕，先给我们讲讲你的主要经历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干的一件又一件事。去越南，闯西藏，偷刀剑，搞手枪，蹲局子……由于紧张，胸口发闷，说话结结巴巴，还不时大声叹气，深呼吸。 方处长很感兴趣地听着，跟听故事一样。 两个军人埋头飞速记录。 从晚上7点，一直说到10点半。临走时，方处长让赵干事把我的手铐给摘了。他温和地问：“回去好好洗个脸，有毛巾肥皂吗？” “没有。” 他指示赵干事：“这些东西让哨兵帮助给买一下。” 蹲了两个多月，我只洗过几次脸。一天到晚在小牢房里呆着，洗不洗脸无所谓。 回到牢房，我咕咚咚喝了许多凉水。然后双手舞起来，跟螺旋桨一样地转，直到转累了为止，不戴铐子是舒服。 两个多月来，解大便是多么别扭。即使任长发愿意帮忙擦，我也不自在。双手锁在一起，不能脱衣服睡觉，也极别扭，好像穿着湿透了的衣服，粘在身上，大大影响睡觉质量。下巴把棉祆上磨出两块油污发亮的地方，让我联想到车站里的乞丐。 特别是总戴着铐子，使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草原小居民点有了解闷对象。团部大人小孩总好奇地前来观看这个能把人双手联在一起的铁圈圈。从他们那恐惧夹杂着怜悯的眼神中可以感到，我似乎活不了几天了，就等着挨枪子。这给我的思想压力极大，心情异常的沉重。 今天，那玩艺儿终于摘掉了，方处长真好！ 第二天没找我，第三天也没找。我们趴在窗上观察，几天来从没见方处长上厕所（他去厕所的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据此，我判断他可能下连了。 一周之后，方处长又开始找我，不出所料，他果然到七连调查了好几天。 “林胡哇，要相信组织，把事情真相全给领导讲清楚，这样将来我们才好处理。实话说，根据外调材料，你父母也没什么大问题。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同志，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给你打成反革命，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嘛。” 我的毛病是谁对我好一点，就感动得要命，谁对我坏一点也恨得要命。方处长这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老沈、赵干事根本不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而方处长却还称我为同志，冲这个就得好好坦白，不能驳了方处长面子。 凭直觉，方处长对我不错，据任长发讲，方处长审他时，很严厉，还在他面前表扬我态度好。 很想交待一点什么，报答方处长。 “林胡呀，七连的群众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这个人太好打架了。如果这次不抓起来，你可能还要犯大错误。” 当我对他详细讲述沈指导员报复我们整党给他提意见时，方处长默默听着，一句活没说。换了赵干事，又要骂我不老实了。 方处长没有通常保卫干部的职业病，他不吓唬人，不吼，不挖苦你。我如果说的在理，他也点头表示同意，不像赵干事，无论我说什么，都斥之为不老实。 每次审我时，方处长还总让人给我倒杯水喝。事虽小，却能感到一股温暖。 虽然一再警告自己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为表现态度好而什么都认，虽然自己所说的事实基本上都是真的，但色彩的浓淡，程度的深浅，都明显的向方处长喜欢的方向靠拢。 总觉得方处长那么诚恳，那么和气，再不交待一点，心里过意不去。回答问题时，尽量让方处长的判断得到证实，交待事情经过时，尽量让方处长满意。 当然，残酷的现实一方面逼得我向方处长摇尾巴，一方面也逼得我玩避重就轻的诡计。表面上老老实实，低头躬腰，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又粗又哑。眼睛望着方处长时，那么赤诚。可内心深处却没忘记了盘算哪些说，哪些不说。上山偷水果、使假月票、偷招待所的床单等等，交待点没事，但议论江青的那些话就太危险了，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尽可能回避，但也不能一点不说。有时要硬着头皮交待一点，以牺牲局部，保存整体，捞个好态度。 恨自己不爱哭，流几滴眼泪多好，能感动方处长。可我无论怎么想伤心事，也挤不出一滴眼泪。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是指有一定规模，几个不叫“批”。军令如山倒，在押犯如态度不好，随时都可以被当典型给镇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才变得俯首贴耳，又老实，又耍着鬼心眼。 “关于江青的话，你还说过什么？” “没什么了。”我痛苦地咧歪了嘴。一提起她，就像往脖子上缠了一条毒蛇，又腻味又害怕。 “对组织可要忠诚老实啊。你这孩子本质还不坏，要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不要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 “有的我都说了，确实没有了。”我尽量想法从第一夫人身边溜过去。就像贼，尽量离他偷东西的地方远一点。 “不对吧。你再想想还说过江青什么？你过去的那些朋友揭发了你很多很多。看，这都是揭发材料。”方处长指着桌上厚厚的一打卷宗。 赵干事的金鱼眼转转：“哼，就连你去三连偷了两个铁轮子，从人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我们都掌握！” “这可不是诈你。你的所做所为我们都知道，希望你自己主动讲出来。” 方处长拿起一打材料走到我面前，捂住上半拉：“你看看，这是雷厦写的揭发材料，这是他亲笔签名，我们没诈你吧？” 我看见白纸上写着：“揭发人雷厦1970.5.18”旁边按着一个血红色的手印。 方处长又递给我一本，接着又一本……一共6大本。每本最后一页都写着“揭发人雷厦”，并按着大红手印。 这小子真揭发啊！6大本揭发材料，白纸封面，跟《青春之歌》那么厚。 鼻子好像中了一拳。努力睁大眼不让泪珠掉下来，可还是有两颗滚到脸上。 方处长教训道：“你哭什么？唉，中毒太深了，哥儿们义气蒙住了你的眼睛，分不清好坏人。”语气中不无同情。 赵干事连连点头，对方处长说：“是啊，他在日记里骂他父亲是个老狐狸。” “雷厦有什么好的？你怎么就被他迷住了？一个军统特务的小孩，哥儿们义气害死了你，还不知道！” 默默地流着泪，尽管早就预感到雷厦要揭发我，还是被这6大本给震动了。 自被抓起来后，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保卫干事的面流泪。 方处长掏出高级糖块，给了在座的军人每人一块，他们边吃糖，边舒舒服服地观察着我。那玻璃纸哗哗地响…… 1967年八·二一武斗后，雷厦被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法在学校呆，想和我一起去西藏去。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搞点刀，他说他一直想弄支手枪。我问他“为什么搞枪？” 他严肃地说：“国家有难，挺身而出。” 在成都，为考验他的忠诚，想抽他耳光，他欣然同意。我扭腰后倾，倾全身之力，狠狠打了一个，他毫不躲闪……粉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五个手指印。 我问：“还让我打吗？” “你打多少，我挨多少，”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为洗雪一二·七武斗的耻辱，雷厦和我流亡师院，天天练拳。自愿让我拿他当靶子练，义务挨打而分文不要。听说美国拳王阿里找人练拳，一小时得给上百美元。 海淀分局是对我们友谊的最残酷考验。但都经住了，在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我们还建立了联系。铁门、厚墙、电网、严厉的看守……也没有隔断我们。 来草原后的第一仗，我被老姬头打躺下，是他最先扑上去，揪住老姬头；王连富手持斧头，和我扭打时，是他抢下了斧头；第二天，王连富拿着大剪刀，欲置我于死地，又是他把大剪刀夺过来。这样凶猛的打架，一般人都躲得远远，也只有他敢上手。 我和雷厦不是一般的交情。 1968年初，雷厦不敢回学校，亡命街头。我俩住在北师院的一间寒冷屋子，夜里冻得睡一个被窝。春节到了，我回到家中，见一桌子好吃的，想起朋友还在师院那间小屋啃馒头，就大白菜。吃饭时，扑簌簌地流起泪。母亲看见大惊失色，说我感情不正常，和雷厦搞同性恋，还教育了我半天。 确实，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身边有他，多么有魅力的女人都能抵挡。 1968年4月16日，因搞枪雷厦被抓后，我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自己走到海淀分局看守所，要求进去看望雷厦，结果被抓，警察称我是：“送货上门”。 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 我为自己有一个可靠后背而欣慰。每次锻完练后，他帮我打饭，帮我按摩肌肉，帮我到卫生室要药……我则想法把八·二一武斗的事实真相告诉众人，澄清所谓雷厦打砸抢的谣言，尽量消除同学们对他的误会。 雷厦说我身上有拿破仑的气质，阴沉、孤癖、多疑、易怒……我觉得他身上有瓦西里般的忠诚，武松般的不色，小英古斯独战群狗般的勇敢。 来草原后，我们经过一段断交后，重又恢复联系，彼此消除了轻押，变得更加尊重，相敬如宾。 我们的结合就像柴油机和火炮一样，互相依存，构成一个有威力的钢铁战车。它已冲过许许多多炮火纷飞的战场。如果经过这次恶战，它还能幸存，那真值得写本书了。即使由于压抑，有点同性恋色彩，也丝毫无损于它光荣的坚硬。 可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这回怎么了？真变成狗屎了吗？ 揭发材料上的红手印渐渐变成了一摊血。这就是鼓励我永远不要当叛徒的人留给我的遗物。 “同生共死”的誓言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我一面回忆着过去，一面流泪。我们是在断绝了一段来往后，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有了和好愿望，像初恋般恢复了关系，并日益密切，变得更铁的情况下，突然又反目为仇。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呀？除了只能对一个人三忠于外，其余的忠实都统统取缔。一切骨肉、朋友之间的情义，都不允许深厚到超出对红太阳的感情。成天鼓励反戈一击，到处都是叛卖，连夫妻、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之间都充满着揭发告密。 唉呀！唉呀！唉呀！ 在场的军人们静静地嚼着糖块，玻璃纸噼哩啪啦响着。他们看着我脸上大颗大颗的泪珠，很是困惑。 我尝到了被颈刎之交抛弃的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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