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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的东道主是H大修文学的一位，叫张丰。他预先告诉伍珍，这次大家要充分发挥嘴的两大功能，香吃臭聊，所以请的是一帮飘洋过海的文人酸士，而且每人都要贡献一个拿手菜。但因为伍珍住得最远，所以免菜，准贡献酒一瓶，要上好的。 伍珍因为久怀跳槽的意图，无心与这帮书生厮混。无奈张丰纠缠不休，且不断灌米汤，简直把伍珍说成了纽约留学生的交际明星。虽然明知此兄历来夸大其辞，却经不住他的蜜饯攻势，她终于应承了。 一进门，伍珍便感觉到一股强烈的中国气味，一半是圆桌上铺天盖地的中国菜肴，且已颇有些骨头鱼刺之类点缀碗碟之间的空隙；另一半则是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地射到自己身上脸上，有几道目光而且滞留不去。伍珍觉得好像只有在异国的中国人才对自己同胞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 东道主张丰从厨房钻出来，一面拿纸巾揩着两手油，一面口里含糊不清地招呼伍珍：“嗯呵伍小姐迟到了，今天，呜，大家都饿了就没等。这位是伍珍，伍小姐，念哲学的，唔，你们还是自报家门吧。我还得砍那只白切鸡去。”说毕又转身去剁鸡。 伍珍这才清楚张丰口里白花花的不是牙是鸡。 介绍一一完毕。名字一个没记住。反正一帮文人，伍珍不大介意。好奇的涟漪逐渐平息，伍珍也投身于吃的大军。 将近酒足饭饱，大家有闲心闲嘴去“臭聊”。残席一撤，失去了中心焦距，于是散漫成几个圈，呈分组讨论状。好在张丰的客厅与饭厅是没门的大套间。几个圈子既各成一统，又能间或遥相呼应，还有一些自由电子在外围始终游来游去。张丰提着一把茶壶，一会儿到这里煽风点火，一会儿又到那儿息事宁人，活像一位八面玲珑的老茶倌。 伍珍现在加入的是最大的一个圈子——政治圈子。 人都说文艺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资料。其实政治何尝不是。只怕有更多的人觉得议政比谈文的娱乐性强十倍。特别是不做官的知识分子，越是黑幕恶行，针砭起来越可以显示才华幽默、高风亮节。若是好一阵没有丑闻可谈，大家都会莫名地觉得萧索。真有“嗜痂成癖”之嫌。这大约是人类共性。英文里就有“躺椅政治家”之谓。而且美国电视星期日上午常有政客舌战议政的专题节目，成为不少人的周末消遣。这相当于中国人看皮影戏里的大战，台上杀得昏天黑地，台下却悠哉游哉，决揶皮毛受损之忧。客居海外的中国人由于忌讳限制更少，与大陆相隔距离更远，所以议政的嗜癖愈发膨胀。 此刻主讲的是位刚到美的访问学者，递出的名片上虽印着“经济学教授”，却自称认识通天人物，谈话中泰然自若地把半打政界要人的姓字省略掉了。这种故弄玄虚固然颇使座中几个人不以为然，但此公的确透露出一些令人不由得不乍起耳朵听的大陆改革内幕来。并且间或说一句“这个结果香港杂志有可能下个月给哄开来”，“这个过程老百姓永远也不会搞清楚”，“我是绝对相信诸位才肯透这个风”，诸如此类，弄得大家几乎有一种躲在政治局秘密会议室屏风后面的错觉。经济学教授又有说书人的口才，虽跳出几个人质疑问难，都被他的谈锋横扫下来。况且那几个人搦战原不过虚晃一枪，肚子里都想引着教授往下说。 等教授的内部消息加行家分析抖落得连渣儿都没了，张丰的大茶壶也到了。他三言两语弄清了教授的微言大义，马上转着眼珠说：“照您这么讲，运动背后的这个干将倒是个清白人，是为信仰而非为权力喽。问题在于，在我国目前的改革大潮中，这种人的阻力与危害，较之那帮骑墙的权力游戏者，是不是更强、更可怕……” 这个问话引起教授在内的好几个人的反响。于是讨论柳暗花明又一村，轰轰烈烈地继续下去。 伍珍没有多插嘴。听归听，这种事，即便在国外，也以少说为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尽管好些事她听着也有气，可图一时痛快就不值了。她的哲学：三人行，必有我敌。 这会儿她看见张丰提着茶壶往角落里那个静场的圈子去了，便也跟过去。 这是个文艺圈子。 一个搞油画的青年正在大发牢骚，说他的油画全靠在人行道上给人画肖像赚来的钱养着，要不早就饿死了，连油彩都买不起。他说准备再挺五年，要是仍没有出头之日，妈妈的，他就转行去干广告。 旁边一个学室内设计的不以为然，说广告业更难挤进去，你不如趁早回国，凭你这两把刷子，那边还是有人买“洋”皮膏药的。 这时候学比较文学的一位大胡子插进来说：“艺术家应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嘛！何必如此为俗所累呢？” 搞油画的眉头跳两跳，反问：“此话有理。只是这里牵涉到吃饭问题。试问你老兄若是篇篇论文都遭‘举世非之’……” 大胡子捻须微笑：“那就是我的福气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的文章最大的可能是举世冷遇之。做学问本来都是做给同事同行看看而已，只要自得其乐就行了。” 一位搞人类学的一脸严肃地掺进来：“老兄此说我不敢苟同。我们这些出来的人，大都肩负有比较文化的使命。比较的目的是什么？是宏观意义上的深刻理解。理解的目的是什么？是制作出一种建设性的批判吸收综合改革方案。这决非自得其乐的事情。” 这话好像触动了一根集体神经，顿时炸了锅。 “是呵，振兴老大中国，非我辈莫属！” “我现在一听使命感就头疼！” “你能把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比出个高下我就服了。” “拿破仑和忽必烈怎么比？” “把痰吐在街上与把痰塞在西服口袋里哪个更卫生？” “国民性非彻底改造不可？” “崇洋是没办法的事，人家的货好嘛！” “油墨油墨，关键是幽默。你什么都看不透，还画什么画！” “我是长远的悲观主义，眼前的乐观主义。” “人这种畜生是没有希望的。” “贝多芬也是人。” “这你不能证实。” “报上刚披露了，Paul de Man原来是纳粹，叫那些醉心于解构主义的时髦弟子们吃一闷棍！” “林语堂倒是在比较之后找到了综合药方：英国乡村+美国家用电器+中国厨子+日本太太+法国情妇。” “这也是咱们将来的吃饭家伙：在美国吹中国，在中国吹美国。” “一瓶子不满，两边晃荡。”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到哪儿都飘在浮面上。” “要做学贯中西的当代英雄。” “人家搞理工的在这儿正好干事业，经商的放手捞钱，咱们这帮舞文弄墨的在这儿干什么？教老美四书五经？” “精神上的流浪者，弃儿……” “你别这么动感情好不好，我都要休克了。” “本来嘛，跑到别人国家里来当三等公民，有什么意思！” “你回去？回去连五等公民都当不上！中国人作践起自己人来能比洋人毒十倍。” “我反正是不能血一热就往回跑。我们学院那帮中年讲师受的那份气还少吗？” “你现在血还能热它一热。等跑了回去，恐怕就热不起来了呢。” “要么就热得你受不了，热得你无处发泄。我国内一个老朋友，常年在壁上挂张条幅道：坐待血凉。” “我想起张爱玲一句话：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应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这倒像有些插过队的作家写农村生活，民粹得不得了。可你打死他他也不愿意再回去种地。” “如此类比，怕不太合适吧。何况国内正搞改革开放，农村也不是原来的农村了。” “偌大一个国家，要从根本上变，岂是几年的事，至少要几代人。” “咳，这种事，说有什么用。走着瞧吧。” “×××那本书居然快成畅销书了。老美不识货。从咱们这帮人里随便拣一个出来，写几件‘文革’里那些破事儿，不比他强十倍？！” “你老兄别老嫉人蛾眉好不好？贵在于行。人家写了你没写，还说什么说！”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别出心裁的角度。” “书名更重要。60年代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摩托车维修技术与禅》，把老实人和不老实的人胃口全给吊上来了。” “国内有位很不错的严肃作家，出本小说集叫《诱惑》，一家伙就抢光。你要叫《张家庄纪事》，谁理你？” 这一阵七嘴八舌的浪头还没过去，另一个伍珍尚不明性质的圈子里突然跳出一个作曲家，宣布要放一段自己的最新作品请大家提意见。旁边一位显然是同伙，紧敲边鼓，说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是写给21世纪的。 这一下所有的人脸上都涌现了庄严高雅的神情——大家显然还是对人类的未来有信心。 雅雀无声了好半天，录音机仍是闷声不响。在座的颇有几位知道现代音乐史上那个著名的无乐器作品，其他人慑于气氛，也不敢动。后来看到张丰爬到床底下去检查三通插，才有人敢动动屁股，不料就响了低沉悠长的一声，引得好几个人腮上痒筋抖跳。 终于，张丰宣布实在抱歉：是他的录音机出了毛病。 戒严令一解除，屋里顿时又是自由万岁。伍珍因在文艺圈子里格格不入，又听腻了那些牢骚话，就走到作曲家所在的圈子去。 作曲家抓耳挠腮，明显大失所望。旁边一位身材颀长、30上下的小伙子朝他说：“没关系，没听我们也可以先订个合同嘛！只要你愿意给我们写舞剧，我们可以免费供应你几年的饺子。” 作曲家的朋友打着手势说：“没问题，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作曲的质量，他在国内的知名度相当高。” 颀长青年拍胸脯道：“至于我们在国内的知名度，你随便找舞蹈界的谁都打听得出来。虽说出来这几年我们主要精力花在包饺子上了，功还是练练的。” 一个人问：“你们就是那个‘惠东饺子公司’吧？噢，我也算你们老主顾啦。总是一个江苏人来给我送饺子。” 颀长青年说：“那是老马，原来是江苏歌舞团的台柱子。” 这人又说：“他那样子，跳舞怕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吧？” 颀长青年道：“他是我们几个里最长的，可偏爱送外买，说是跑动跑动腰腿不会硬。” 这人便问：“其实你们生意兴隆，钱上一定很松动。何必一定重操旧业呢？” 颀长青年道：“不过是个心愿，在美国跳个舞剧，算最后告别罢了。”说完低头看看他自己的双手。那手也是修长白皙，倒像能包一手好饺子。 大家一时竟都无话可说。 伍珍默默地听着，看着，心里若有所感，若有所悟。 伍珍与小上海关于房租问题的交手惊心动魄。 完全出于伍珍意料之外，小上海在受到伍珍第一句谴责时，竟勃然大怒。她说从来没见过伍珍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当初Rober Lehmann住在这儿时，她小上海也是全数交房租给Lehmann，后来Lehmann继承了父母的房子，留下小上海自己又找了个新同屋，那同屋也是交全数。因为伍珍表弟的关系，她把那同屋撵了出去，说是自己亲姐姐要来纽约工作。否则伍珍找遍纽约，哪去找这样的好房子好价钱？ 伍珍诘问为什么Lehmann还留着租约？小上海说你屁都不懂！法律规定，租约一换房主可任意抬房价，在纽约，这种时候往往一翻就是几倍。没有Lehmann名字我早就付不起房租滚到新泽西去了，更别说你了。 伍珍说既然Lehmann是二房东，那咱俩应该对半付他钱才公平。小上海冷笑道：“你说得倒轻巧！Lehmann在这儿时我付了两年的全数房租，要讲公平，现在该轮到你放放血啦！Lehmann既要把房转租给我，现在我就是三房东，他只要我按月给他钱，决不要别人搅进来。再说，Lehmann干吗为我们担这份麻烦？谁干这种没赚头的事？这个赚头你可没给！你不是明明看见房主寄的帐单上的房租数目了吗？我可没让你向Lehmann多交一分一厘！” 伍珍这时已经丧失了起初的理直气壮，只有跟着小上海砸在她脑袋上的这堆信息转的份儿，她问：“Lehmann的赚头总比房租少得多吧？”口气已经缓下来了。不料小上海听了这话又火起来：“你真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呵！我告诉你，Lehmann赚多少，怎么赚，完全是我和Lehmann之间的事情。你也不是frseh of ftheboat（刚下船。指新移民。是一种蔑视的讲法），怎么就没听过美国人挂在嘴头上的一句话：mind your ownbusiness（少管闲事）今天咱们干脆讲明了，这地方愿住愿留随你决定。留，你就得照数付房租；走，我就去登张找同屋广告，三天之内，要没有几十个人打破脑袋往这儿钻，我爬着把你请回来。不过，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我请你不要再偷看别人的信件！”说完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伍珍一败涂地。满腔怒火化作了一肚子惶恐与疑团。对小上海的话，她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难道她当初真为了我把别人赶走了？为什么以前她一直没提这事呢？伍珍脑子一转，想到小上海说的“没赚头的事谁干”，顿时豁然开朗：小上海一定是借我赶走那个同屋，然后又提高了我交的房租！顺此一想，又联想起小上海说的“Lehmann怎么赚是我与他之间的事”，刹那间更从心底生出一个极为险恶的猜测：伍珍联想到小上海那双蒸气浴室般的眼睛，以及她每月一次对在康纳狄格州的“姑妈”的拜访，连有了Dick之后她都照去不误！伍珍想到这里打个寒战，仿佛这一切都已是被证实的丑闻。 公平地讲，想了这些之后，伍珍的第一个冲动是不顾一切，立即搬出这个公寓，再不受小上海的剥削，再不与这种寡廉鲜耻的人来往。 但再往下一想，往哪里搬呢？麻烦就会出来了。伍珍刚到纽约时，曾自己找过一阵房子，大都是两种情况，不是地段不好就是太贵。另有一些价钱比小上海收得低些，但房子条件实在太差，让人看了寒心。而且现在又是学期当中，空房更少。自己赌气搬出去睡大街不成？还是出几倍于现在的钱通过经纪人去租好房子？小心翼翼积攒下来的几个钱，还得为转读商科作贡献呢？把这事告到法庭去吧，早听说这类纠纷解决起来啰嗦之极，又要花钱请律师，再拖上一两年，能否胜诉也难保险。 左思右想，竟只有忍了。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偷看那张该死的帐单，不看则不知，不知则无气无恨无悔无烦恼。而现在，只好把这颗血乎乎的门牙吞到自己肚子里去了。 决定留下之后，两位同屋之间撕破的面皮，仗着小上海妙手回春之术，竟不久又转圆合缝了。Dick在公寓出现的次数减少，小上海把她放在伍珍卧室的东西都搬回去，而且请伍珍尝了几次她的沪菜手艺。有次她破天荒烤了一只大蛋糕，居然切了三分之一给伍珍，剩余的和Dick分享。 伍珍一来受不住这“糖衣炮弹”，二来既寄人篱下，改善关系当然为上策。所以积极合作。两人尽管神离，至少貌合。 在心里，伍珍觉得从此参透了小上海为人的禅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骨子里，伍珍承认这是强者的哲学。自己为人所负，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强。 暑假一开始，伍珍便忙翻了天。 她已经被布鲁克林区一所大学的商学系录取，但没有拿到奖学金，所以这个夏天豁出去打工，起码要把一年的学费挣出来。 系主任居然没（九勺）蹶子。伍珍向他摊牌之后，他也向伍珍摊了牌。原来伍珍第一年的成绩平平，第二年再拿到全额奖学金的可能性不大。但系主任还是劝伍珍再在系里读下去，过了语言关，下面该会越来越好。不过一见伍珍主意已定，系主任也就站起来了，说：“那么祝你好运，推荐信你放心，一定会好好写。”然后很诚挚地送到门口。伍珍一身轻地走出来，才明白原先担的是虚惊。由此想通了自己那些缩手缩脚的顾虑和良心遣责，实在全属多余，人家老美对这种见异思迁肯定司空见惯。今后凡事只要出于自己的实际需要，就不必过多瞻前顾后。自由选择、个人奋斗本来就是美国精神嘛。 伍珍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旅行公司做助手。 这个工作是在电话本上找来的。当时她为了找工作，把电话本上那几页列在“中国”字样下面的商号、餐馆全逐一打去询问。头几个电话被人回绝得太狠，她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时她的运气来了，这个旅游公司正好在寻人，又还没有正式登广告。伍珍穿得整整齐齐地去见了次老板，自称会打字，会起草商业信件，而且有过多年的行政工作经验。老板当然不知道伍珍指的是陕北小县城里的宣传科，当即答应先试用她。 歪打正着。本以为肯定要到某个中国餐馆去出大力流大汗了，谁想突然间成了堂堂的白领职员。 每天清早穿得一身齐整地夹在上班的人流里乘地铁，伍珍记起“庄周梦蝶”，她觉得自己真正体验到了“栩栩然蝴蝶也”那种洋洋自得的奇异感觉。 连小上海这半个地头蛇都给“镇”住了，说她还是头一次听到能一个电话就找到这种美差。 可是三天以后，“栩栩然蝴蝶也”重又成为“蘧蘧然伍珍也。” 她被解雇了。 打字不够快。英文不够帅。不懂商业上最基本的业务知识。 老板解雇她时反倒比雇聘她时更客气。说了她一堆优点，然后摊开手说：“可惜我们商号小，眼下没时间训练职员。我们需要的是有经验的职员。” 因为意外，伍珍竟然连唯唯连声的份儿都没了。虽然几天来她的确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且几次为动作慢受到同事冷眼，但她自以为经过一段适应、学习，总会做好的。她以为最重要的是勤勉。 没想到人家只给她三天的机会。 晚上小上海听到消息，毫不意外地说了句：“嗯，他们改错倒很快。” 伍珍不服气地盯着她：“哼，只要他们再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 小上海笑了：“那就得收训练费了，生意可没有那么做的。” 伍珍无话可说。现在她只有重新开始。 这一次不那么顺。连找好几天，才算找到一份校内图书馆的差事。 工作简单得呆子都能干——把还回来的图书再放回到书架上去。工资当然也极低。 伍珍推着四轮小车，从早到晚在书架间穿行，除了那些暑期用功的学生、教授，成天就是书，书，书。 这个图书馆的书几乎全部开架。为了防止学生离开时忘记关灯，所有书架的灯都是在拧亮后三分钟自动熄灭。有时伍珍正在长长的两行书架当中放还图书，灯会突然熄灭。站在骤合的黑暗中，四下里死寂一片，只有她一个人手扶推车静静仁立。这使她联想到矿工在漆黑的井下巷道里运煤，不由得替自己生出一丝凄然来。 两周以后，伍珍找到一份在歌剧院售票的工作。她立即辞掉了这暗无天日的工作。 售票当然很简单，也是呆子都能干的事。而且身旁没有上司整日盯着，客多时忙一阵，客少时虽然不允许喝茶、看报那一类享受，东张西望、出神发呆的自由谁也无法限制。工资也比图书馆稍高。 对伍珍来说，歌剧院售票厅是窥视美国上流社会的窗口。在她眼里，除了那些花三五块钱买后排站票的穷学生外，所有的歌剧观众都是这个社会里的成功者。别看偶尔冒出个穿牛仔装的，那也一看便知是名牌货。至于那些盛装而来的绅士淑女，那些长年包订包厢、前排的富翁贵妇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更为伍珍注意。即使这些人——从售票窗前伍珍的眼皮下走过，他们那种高视阔步的神气也冷然拒伍珍于千里之外。嗅着大厅里绰约漫延的香水味，看着大腹便便的男人们殷勤地为高胸丰臀的女士们拉门让道，伍珍凝望的目光里充满露骨的敬慕与羡嫉。各种幻想会从她的脑袋里冒出来：时而她把这些人想像成了一块块浸满金钱、教养、荣华、幸福的海绵；时而又想像一些恐怖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比如一群黑人抢走了他们的钱啊，他们从歌剧院回去发现房子被烧了呵，诸如此类。不过这种又爱又恨的幻想总是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梦想中结束：她自己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是他们当中最富有、最迷人的一员。 每当伍珍沉浸于这种白日梦中时，她都本能地想像出一个意外而突然的机遇，这机遇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她整个生活：或者中了Lottery的头奖；或者嫁了一个百万富翁；甚至突然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甚至鼻梁增高，眼睛变蓝，脱胎换骨，成了一个高贵的美国人。 出国以前，伍珍做梦也想不到，贫富的对照将会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理震荡。天平倾斜得太厉害了。为了给自己的生存增加意义与分量，她只能借梦想的翅膀向自己头上空运来大把大把的金钱。 半月以后，一位熟人介绍伍珍到唐人街一家中国餐馆端盘子。熟人预先警告说那里老板用人狠，活计累，下班晚。但小费多。伍珍算了算，每个星期能比售票厅多赚好几百。 她一口应下来。 “很累的噢！”熟人再次警告她。 伍珍笑了：“我在大陆插过好多年队。” 熟人是从父母辈就移了民的老纽约，便问：“什么叫‘插队’？” 伍珍想了想说：“就是做苦力。” 熟人这回懂了，点头说：“那你行。” 一个夏天的辛苦，到手几千块钱。加上银行里几千块的存款，一年的学费、饭钱算有了着落。虽然没顾上去欣赏中央公园里的莎士比亚剧，没去过一次长岛的海滩，更没像有的中国留学生那样买辆大破车开出去满世界“穷”玩，伍珍心里却十分地踏实。她甚至享受着一种艰苦创业的快乐与自豪。别看有的人现在活得潇洒，放浪，无羁无绊，那是先甜后苦，而伍珍孜孜以求的，是先苦后甜。 商学院并不好读。伍珍要补的课太多了。从微积分到电脑语言，市场原理，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会计……一门门课程像一门门顽症，把她拖得狼狈不堪。 她觉得一生中从没有这么疲乏过。甚至连下乡那些年，相比之下，也不过是一种简单的体力疲劳。而一学期的商学院使她几乎心力交瘁。 第二学期她不得不减到只修两门课。 苦。但她深信是走在正道上，所以一定要走下去。要成正果。哪怕一步一趔趄，一步一滴血汗。 虽然是走在正道上，她现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是30几岁的人了。不论看什么书，时间一长脑袋就疼，有时简直如要裂开一般。要不然就是坐在图书馆里昏昏欲睡。 她实在有点学不动了。 她纯粹是在为将来吃苦受罪。而这个将来，隐在一条遥遥之路的尽头，需要长久的艰难跋涉。 深秋时节，余宝发来了一封信，告诉她离婚手续已基本办妥了。 离婚是由余宝发作提议的一方，伍珍作同意的一方。既然宝发的经济地位远低于伍珍，又无第三者介入，表面上并不存在任何“抛弃”的问题。但手续还是拖了很久，伍珍已被召到领事馆去谈过多次。因为心里发虚，她每次解释情况听上去倒像交代问题。 现在终于办妥了。虽然“基本”不是“最后”，但在精神上心理上，伍珍霎时有了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至于那一纸正式公文的到来，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来美之后，余宝发与伍珍一直保持着稀疏的通信。宝发的信要么谈谈工作，要么问问冷暖，但基调永远是哀而不怨。 也诉上两句苦。供销科里那些烦恼事儿，以前伍珍倒极少听到。大约是那时有老婆在身旁，凡事可以一忍再忍，一了百了。如今打着光棍，反而在心里压不住，万里迢迢地也要有个抒发寄托。当然，喜庆事儿宝发也少不了写上两句。大到县委副书记的儿子因投机倒把给处分了，小到今年过春节发了几斤鱼几斤肉。 这些事乍听上去有种古怪的感觉：既像遥远极了陌生极了，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又像近在眼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有时能使伍珍在一瞬间感觉她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陕北。 对他们临别前的“君子协定”，宝发可以说是忠诚得一丝不苟。伍珍前脚到了美国，宝发后脚就进了法院。提议离婚的理由是“缺少共同语言，长期感情不和”。既然如此，他们的通信也就不能写得太像夫妻。宝发来信中除了一般性的问寒问暖，从没有过一句亲热话。只除了一次，是他回京探亲时托一个访美的熟人捎过来的。那也不过是一张条子： “我还是想你。有时候想得厉害。不过你只管放心学习，往前走吧。水总要往下流，人总要朝上走。只要你活得好，我在这边总是替你高兴，替你祝福。我本来配不上你，强命总不能强一辈子。这些年老天爷已经惠赐我够多的了，够我下半辈子用的。我很知足，很感激。望你多多保重。” 这个条子伍珍一直保存着。心情不好、孤独寂寞时，拿出来看看，独自一个人能掉好久眼泪。掉过以后还忍不住纳罕：如此痴情的一个男人，他心中所感受到的，也许就是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伟大爱情”吧。自己可从未体验过这种感情。可惜这份对自己的伟大爱情发生在宝发这么个愚蠢狭隘、其貌不扬的男人身上。这难道真是命？伍珍每想到此，不禁惋然长叹，为宝发，更为自己。 幸好，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只出现在周期性的烦恼时刻。在正常情况下，伍珍是不认命的。她不信自己这辈子会克在这么个男人身上。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深思熟虑了好几天之后，伍珍决定去找柴荣。 柴荣是这里唯一知道伍珍结过婚的人。 他即将成为唯一知道伍珍离婚消息的人。 偌大一个纽约城，柴荣是伍珍唯一信得过的朋友。 说起来，他们的关系也理应特殊些。伍珍刚到纽约就认识了柴荣，认识不久就一起上了床。 在伍珍，当时一来是初入异国，有股排遣不开的孤独；二来是多少年来首次得了独居独行的自由，失了防人监视、窥探、议论、诬蔑之忧。这种自由于是成了一种诱惑，诱她渴望尝一尝以前想都不敢多想的“禁果”。 柴荣成了她的第一枚“禁果”。 从第一次目光的对视，到伍珍“同意”去他公寓里看照片，到上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柴荣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极为轻松流畅、游刃有余，该叹气便叹气，该耳语便耳语，堪比任何一位驾轻就熟的艺术家。这使伍珍确信自己决非柴荣的第一枚“禁果”。当她拐弯抹角地套问柴荣的其它浪漫经历时，柴荣笑着反问：“怎么回事，难道你爱上我了不成？” 一句话就把伍珍噎住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根本没爱上他，而且知道他对此也根本不在乎。 伍珍在品尝自由与解放的同时，品尝到一丝惆怅。 可是后来，在伍珍终于告诉柴荣，她不想再继续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时，柴荣双手插在裤兜里，在房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一挥手：“明白了。那咱们也好聚好散，还做个朋友。大家都在外边混，不容易，相互还是有个照应好。”这话差点没把伍珍给感动哭了。柴荣到底不是那种庸俗小人。伍珍甚至考虑过再跟他上床。 成了朋友，柴荣倒跟她有些无话不谈起来。当时柴荣已经拿到了国际贸易的硕士学位，正在向全美各大公司以毛遂自荐方式全线进攻。他告诉伍珍他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去的。否则他在这边玩命干的一切就没有积极的意义。不过非先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再说。伍珍问怎样才算人模狗样。柴荣答比如说百万富翁吧。伍珍笑说百万富翁的钱拿到中国去可没地方花。柴荣吹胡子瞪眼说这是什么话？我到中国去办他妈一所大学，我这辈子最终的梦想就是当大学校长。我倒要试试中国人的脑袋瓜儿是什么物质做的，除了孔夫子和共产主义，能不能他妈往里塞点别的玩艺儿。伍珍问你想往里塞什么？柴荣说比如弗洛依德、尼采之类。伍珍笑说你出来早了几年，已经不通中国国情啦，弗洛依德在中国时髦得都快过时了，尼采“五四”时就进口过，早已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了。柴荣挠头说那就输送法兰克福学派。伍珍问什么是法兰克福学派。柴荣解释一番。伍珍说那你得自己先把它批倒批臭，然后输送。柴荣说你这人比我大不了两岁，怎么这么悲观？伍珍说你是没在中国的小县城里长期呆过。柴荣也就不再往下问，大孩子似地用手支着下巴，看着伍珍的神气里仿佛流出极深的同情。 也是这个柴荣，没过多久就又有了新的女朋友，而且对伍珍毫不掩饰。当伍珍摆出一副朋友的架式问他：“你爱上她了吗？”柴荣又是做着鬼脸道：“你这人怎么说起话来像老祖母。你难道没听过一位美国歌手讲的这么一句话吗？”然后他就戏剧性十足地用英文说：“she makes me feel good，and I make her feel good，is that love？”（“她使我感觉良好，我使她感觉良好，这是不是爱？”）朗诵完还自己一叠连声说：“棒极了！棒极了！”弄得伍珍也搞不清到底是歌手棒极了还是柴荣对他的新情人感觉棒极了。 这还不算，伍珍又被柴荣灌了两耳朵关于开放的、富有建设性的男女关系的教育课。什么因势利导啊，疏引结合啊，建立主干道支干道啊，好像他在谈治洪理水。柴荣借题发挥，大骂了一通他认识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的道貌岸然。“其实他妈哪个没去看过性电影？我就知道一个酸文假醋的学者，周末恨不得长在红灯区里，可你要正经八百跟他讨论性问题，或者问他对美国女人有没有过欲望，哧，他表情圣洁得好像头顶上都放射光圈儿。你要再让他知道你抽过几次大麻，那他恨不得拿你当妖魔鬼怪……” 有时伍珍觉得柴荣相当成熟犀利，有时又觉得他幼稚肤浅得可笑。她心里很能理解那些遮遮掩掩去看性电影、脱衣舞的访问学者。人嘛，都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在这点上太正确了。要是你柴荣马上就要回国，回原单位，我看你夹不夹起尾巴来做人。 不过不管怎么说，她承认柴荣是她生平结识的活得最轻松痛快的中国人。 但柴荣永远不会为伍珍选中做丈夫，恐怕也是由于他太潇洒太轻松了。伍珍至今无法接受他这种厚颜无耻的喜新厌旧，这种欢天喜地的伊壁鸠鲁的信徒。虽然她决绝地离了婚，但余宝发在她对男人与爱情的观念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余宝发的爱情将永远成为她衡量性爱的一种标准，一个楷模。这精神上的惨烈胜利，不仅他自己浑然不知，连伍珍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她把柴荣归结为那类一帆风顺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这位一帆风顺的理想主义者再次吉星高照：不仅在纽约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而且同一位叫做C.B.的美丽女郎打得火热。 看完伍珍递过的余宝发的信，柴荣抬起眼来问：“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伍珍觉得他的样子和腔调活像咨询公司的老板。 柴荣耸耸肩：“我是老实人说老实话。离婚又不是死人，用不着我吊丧。你又没有独身倾向，总得重打鼓另开张吧。或许用得着狗头军师一名。” 伍珍也禁不住笑了笑。跟痛快人最好也讲痛快话。她决心和盘托出。 “是这样，柴荣。我出来时就没打算再回去。原来一直想走读商这条路，以后工作容易找些。现在我发现学习上实在吃力，改了半日制还是很疲乏。学位是终归能拿到，只是怕要拖上好几年。而且毕了业也不见得立刻找得到工作。不是我悲观，我不像你一直那么顺当。而且我年龄也在这儿摆着，拖不得了。” “你的意思是？……” “找个美国丈夫。”终于说出来了，伍珍顿觉一阵轻松。 柴荣半天没说话，然后嘴角上浮出一丝尴尬的笑：“非美国人不可？” “最好是美国人。美籍华人也行吧。”伍珍豁出去了。柴荣的社交能量大得惊人，不托他托谁？自己那些老美同学一个个都像泥鳅，一出校门就出溜出溜没影了。为了扩大碰撞几率，除了自己今后要多活动，也得利用利用朋友的帮助嘛。柴荣嘴又严，决不会搞得满城风雨。 柴荣哑了半晌。伍珍把他想得太潇洒了，根本没有意识到此刻柴荣东方男子的自尊正感觉到隐隐的刺痛。“最好是美国人。”而且这话出自一个一年多前还和自己上过床的女人。这个感情弯子就是对开放、自由的柴荣也太大了一点。 可柴荣到底不愧是柴荣。他几乎是强迫自己去体会伍珍这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婚姻宣言背后的苦衷。也许自己太理想主义了？太保守狭隘？为什么伍珍不能爱上一个美国人呢？ 柴荣终于点点头：“我也只能尽力而为吧。” 十天以后，柴荣的女友C.B.介绍伍珍认识了山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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