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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   仓颉、天龙、零壹、汉卡


  听说在我还没到三大以前,有一位先生发明了用水来代替汽油,并曾表演给蒋将军看。蒋将军认为如能以水取代汽油,对国计民生将有大利。于是介绍了一位高雄拆船业的巨子,准备投资生产。
  这时,蒋将军想到了中文计算机,也劝这位拆船巨子投资。不幸那位以水代油的发明人一口咬定要先付钱,否则拒绝接受化验。我的中文计算机更有如神话,尚在未定之天,自然更令人却步。蒋将军再接再厉,又找了一从由海军退役的应将军。应先生的夫人是位有名的模特儿。他因经商赚了钱,特别向蒋将军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在应先生之前,大同公司也很有兴趣,林挺生先生请我吃饭,并合影为念,其技术人员也与我详细地讨论了所有的技术问题。最后开给我的条件是由我提供所有的技术,他们全权生产销售,给我的报酬,则是一台中文计算机。
  这事我也曾向蒋将军报告,他听了只含蓄地说:
  “邦复,别急,我会给你找一位有见识、有能力的人来合作。”
  自与应先生初次见面后,每次讨论时,应先生都带着一位律师,我以为这次应该有结果了。不料谈到实质问题时,我说需要三四位研究人员,他听了大为讶异:
  “要三四位研究人员做什么?蒋将军说已经可以生产了。”
  “即使可以生产,也要设计应用程序,开发新产品呀!”我耐着性子,一一地为他解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颇不以为然,但他表示工作上尊重我的看法,经营则由他作主:
  “那么研究人员薪资要多少呢?”
  我已经看出来,连三四个工作人员都计较的人,一谈到钱可能就吹了,但为了使计划成功,我只开出一般行情的一半,每个人每月一万二仟元。
  “一万二仟元?我们服装公司薪水最高的才一万元!”
  “应先生,搞计算机不是卖衣服呀!”
  我谈不下去了,我倒不是想与服装公司的人比什么,而是看出来应先生的格局不外乎指挥一条船、管理一个店面而已。
  虽然以后还陆陆续续地谈了几次,问题却越谈越多,到最后我才知道,在他的想象中,所谓中文计算机事业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字,印出几个中文字来。
  一再的失败,我很难向蒋将军报告,难道都是别人不对吗?但是我自信没有做错,只是蒋将军介绍的人大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将军前后都有两套嘴脸。
  我决定自己去找,找谁呢?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位上海帮的企业家,说是有名的鬼才,最能赏识有创意的科技,而且在好些有名的电子公司都有投资。
  我邀了沉红莲同往,为的是怕说错话弄砸了大好机会。
  会面的地方是中山北路一所高级餐厅,我诉求的重点是投资报酬的利润。谈了一会,他很礼貌地打断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要做事就要有钱,对吧!搞什么中文呢?当中国人都要改用英语时,在做生意的立场来看,这就叫做机会,谁会放着赚钱的机会不做?”
  沉红莲差点气炸,我们痛定思痛,决定不再求人,最好自行筹钱,自己动手!
  说来简单,到哪里去筹钱?而且还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打听了一下,当时王安计算机的2200T 售价是一百六十万元。东元只有终端机(主机是大计算机,连想都不要想),售价六十万。伏羲也有中文终端机,可以独立作业,售价记得是两百万元,神通计算机公司则声称半年后他们也将推出中文终端机。
  几乎要放弃了,突然看到一则广告,是一部称为“小教授”的学习机,售价不到十万元。虽然是学习机,却是唯一买得起的“计算机”。生产小教授的是宏碁公司,我特别到他们公司去,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当时的宏碁公司还在民生东路,一栋四层楼的公寓,他们占用了一半。小教授名符其实是一部学习机,连屏幕都没有。由于当时宏碁主要的业务是电动玩具及电子零件,不像王安和神通那样,有着宽敞的门面与操作展示的陈列室。我非常失望,只好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临走时,顺便问他们一下,有没有卖计算机。
  接待我们的业务员也姓朱,叫朱和昌,他说:
  “当然有,有微电脑,也有发展系统,我们卖了好几台呢!”
  好几台?一定是太贵了,没有几个人买得起。我小心地问:
  “大概多少钱一台?”我心里猜,一定在三百万以上。
  “MCZ 售价七十万,发展系统另加…”
  “是计算机吗?七十万?”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当然价钱还可以谈,要看你要些什么…”
  七十万!可是到哪里去找七十万?我想向叶条辉借,回到台北房屋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各关系企业都在,只有台北房屋的招牌不见了。
  所幸工作人员都还认识,打听之下才知道公司已经被杨副董事长接管,叶条辉只保住了“台北房屋”这个老字号,早被扫地出门了。
  剩下唯一的希望是把房子卖掉,打听了一下,目前市价可以卖到一百多万。可是行得通吗?不要说开口跟家里商量,我自己都认为不妥当。
  有一天,廉广全和雷俊到我家来,廉广全说要由军中退休,可以拿到一笔退休金,但是不知道投资什么才好。我便顺口提到中文计算机的事,他们听了都很感兴趣。
  “那么开个公司要投资多少钱?”雷俊问。
  “开公司倒不要多少,一二十万足够了。但是我要先把机器做出来,要做就得先买设备,目前还差几十万块。”我说得很含糊。
  “几十万?那算什么?我们几个哥们一凑,不就出来了?”雷俊拍着胸脯说,他在黑白两道还有些朋友,这些钱对他应该不成问题。
  果然,不到三天,雷俊找来了几个功夫界的朋友,加上廉广全、赵蓝平等,每个人凑了十来万,共有百把万。其中六十五万借给我做样品,其余的打算投资组织公司,连名称都有了:豪邦计算机公司,甚至连办公室也找到了。
  江湖人做事总是大刀阔斧的,也就难免粗心大意,一切想当然耳。
  “你们现在就把公司成立起来,不怕冤枉花钱吗?”我问他们。
  “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名字取得多好,笔画是名家算过的,上上大吉,豪是指豪侠,邦就是你老哥的名字,计算机公司!嘿嘿!”赵蓝平答非所问。
  看他们那股劲,我也不忍心多说。但公司做什么生意呢?买卖计算机要大本钱,我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即令做出来了,也不是凭一个空办公室就有生意上门的。
  不过,我倒想到一种事业可以让他们开始,就是教别人用计算机。这种工作只要懂一点技术就好了,就算他们不懂,以我学习计算机的诀窍,也可以负责训练。
  “不行!不行!我学什么?打架还差不多!”蓝平说得很坦白。
  “我也不能学,这么一把年纪了,只能学做老板。”雷俊也说。
  “这样好了,我们请些小姐来,你负责训练她们…”廉广全比较冷静。
  “对!对!我负责管小姐!”这边叫。
  “我负责挑选小姐!”那边喊。
  于是,我向宏碁公司买了一台MCZ (Micro Computer of ZILOG) ,价钱是六十五万。为了安心工作,我离开了三军大学,和沉红莲两个人,在内湖丽山街租了一间房子当作我们的实验室,正式下海。
  老实说,我当时对计算机根本是门外汉,只懂一点 BASIC语言。要问我凭什么敢这样孤注一掷,我确实说不上来。但是,我有信心我能从头学起,不破釜沉舟,还谈什么奉献?再说,既然计算机是人做的,别人能,我就没有学不会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成功及失败的问题,我只觉得应该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绳子,早已把我栓得牢牢的,非得走上这条路不可。至于万一失败呢?我不大相信有这种可能,大不了重头再来。事实上自从我觉悟的那一剎以后,整个人的身、心都起了变化。“我”只是一个残留在世间的机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怎样才叫“应该”,判断的原则也很简单,即以长远的大利为依归。
  总之,我开始学习Z80 的汇编语言、研究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几天下来,我立刻找到了问题核心--这部计算机没有图形功能,所有英文字符都由硬件提供。而没有图形态,我又不能改变它的硬件,就不可能显示中文。
  解决方案之一,是加图形功能,再不然得由显示器的英文字符产生器下手。我打电话给朱和昌,他建议加图形卡,并对我买计算机的动机极感兴趣,特别来我的实验室造访。我向他说明工作计划以及欲达成的目的,他说:
  “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不懂技术,能不能请我们总经理来看看?说不定我们能够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
  第二天,宏碁的总经理施振荣先生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在仔细听完我的讲解后,他慎重地考虑了一会,说:
  “我不太懂你的做法,可是假如能做成功,我们公司很有兴趣合作生产。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公司去,向我们的工程师讲解一下?”
  我原本就希望找人合作,宏碁虽然规模不大(当时的确如此),但却有眼光。不论如何,以他们的技术及人力、设备,哪一点都比我强,当然能合作最好。
  那时他们公司总共有二、三十人,我讲解时,所有主要成员都到齐了,小小会议室中,坐了十来个人。我画了一张流程图,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只会土法炼钢。每逢有分支的流程,我就在流程下方贴上一小张纸片,展开来好象乱七八糟的刺猬。
  内行与外行的分别,就在于会不会说“行话”,也就是所谓的专门术语。我所用的“行话”都是自己发明的,对宏碁的专家而言,无异天书。
  讲了一个上午,由他们的眼神以及若干人的睡姿中,我心里早有了最坏的准备。原本就是我自己的责任,有宏碁参加最好,不参加,我也得做,没有什么分别。等我讲完了,施振荣站起来,对大家说:
  “说老实话,我还是没有听懂,问题很单纯,你们看可行不可行!”他面向前排左方,一位瞇着双眼,彷佛还没有睡饱的青年说:“施崇堂,你看做得到吗?”
  我一听,完了,在我讲解的过程中,他多半双目紧闭,要问他,准没指望。
  施崇堂慢条斯理,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情,说:
  “以他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简单得不可思议。”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认知,接着他转过身去,像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方法,怎么会没有人想到过?”
  会场上激起了各种回响,施振荣又紧跟着问道:
  “那你看要多少人多久时间做出来呢?”
  施崇堂想了一下,肯定地说:
  “三个人,半年可以完成!”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我们签定了合约,将来销售所得,提出百分之十作我的权利金。至于豪邦计算机公司,则由宏碁负责提供各种协助以及各种优惠待遇。
  由于感恩图报,我也捐出我所得的百分之十以降低豪邦的成本。豪邦的兄弟们对这些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他们整天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面对一大堆我送过去的计算机资料(全是英文的),简直不知从何下手。
  赵蓝平心直口快:
  “妈的!咱们来搞中文计算机,为什么还要学这些洋玩意呢?”
  雷俊把脚跷到桌子上:
  “这就是做总经理的好处,孩子们,你们好好学吧!”
  不知是谁替他们请来一位由加拿大回来的计算机博士,来审核我的计划。结果这位博士给大家浇了一头冷水,他首先认定中文计算机在技术上绝不可能。其次,根本就没有中文计算机的市场!至于宏碁公司,他不屑地说:
  “台北计算机界我熟得很,什么宏碁公司?没听说过!再说,计划谁不会做,但失败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中文计算机,连美国政府和 IBM公司都做不出来,你凭什么?不到产品上市,亲眼看到东西,打死我,我也说不可能。”
  谁能反对专家呢?尤其是归国的计算机博士?豪邦人人听得面如土色,他们决定散伙。实在难怪,几个两肋可以插刀、胳膊上能走马的彪形大汉,天天窝在办公室中。面对如山的“蝌蚪文”资料,全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他们能委屈多久?
  我还没嚣张到认定中文计算机只有我做得出来的地步,可是天下事变化万千,时机非常重要,假如“天龙”晚几年问世,谁知道中文计算机又将是如何呢?就以我这段历史而言,如果要评功论赏,这几位江湖汉子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好在中国游侠一贯的精神就是不居功、不贪荣禄,大家聚是缘,散也是缘。在飞砂走石的大漠里,或是山道崎岖的绿林中,刀光剑影,马嘶人啸,笑谈千古佳事,亦一乐也!
  后来我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有一位姓许的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空军研究部门曾与IBM 公司合作研展中文计算机的内幕。自一九六○至一九七○,前后十年,共耗资六千万美金,动员的专家以千计,最后只得到一个结论:中文不能在计算机上使用。
  但对我们而言,一切进度都在控制之中,我与沉红莲负责系统分析及数据结构,施崇堂则带着两位工程师郭钦阳及黄丰约编写程序。
  由于我的目的明确,对自己设计深具信心,所以很容易看出过程的症结。在他们每写一段程序之前,我先详细解说处理的方法及原则,施崇堂很谦虚明理,他总是耐着性子,仔细聆听。黄丰约则不然,他认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汇编程序,理想归理想,实践归实践,所以有些方法不见得行得通。
  我在解说的过程中,等于已经把汇编语言全面流览了一遍,精要已能掌握。施崇堂采用汇编语言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是执行的效率高,更能够直接控制一应的细节。我之所以能够在计算机界站住脚,施崇堂的帮助至大,因为第一步走对了,以后才能水到渠成。
  人与人的沟通是门大学问,要有会讲的人,尤其难的是要有会听的人。好几次程序不能执行,他们认为我的理念有问题,我则指着程序,一条条地说出错误所在。后来黄丰约干脆把印出的程序锁在抽屉中,不让我看。这一来,又激起了我的斗志,花了两天时间,我自己写了一段程序,交给施崇堂,请他测试。黄丰约笑着说:
  “朱先生,程序写起来很容易,但是要能够执行才行!”
  施崇堂则把程序仔细地看了一遍,说:
  “朱先生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行得通,你照这样去改过来。”
  几个月的合作,虽然难免小有争执,但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由于施崇堂的指点,我发觉汇编语言很像武侠小说中的筑基功夫,是认知逻辑的根本。学者要有耐性,要有恒心,更要心思灵活,不断地练习,以至成为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这时,人便能专心思索所面对的问题,透过精简有效的步骤,加以实现。
  不错,很多人都会写程序,不会的,花上几个月也能熟练。但是汇编语言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把程序完成就好,段数的高低全看其中处理的过程、采取的解决方案。因为汇编语言相当于机器码,直截了当,对计算机有绝对的控制力,其实现的方式最具效率。
  人的能力大小,说穿了也就是效率的高低。了解了汇编语言的效率根源,人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再加上自我的反复印证,思考力绝对可以提升。当然,只把汇编语言当作吃饭工具的家伙,等于是卖《金刚经》的书商,只为赚钱,是得不到明心见性的智能的。
  我们的做法有两大特色,一是小键盘的中文输入设置。一是图形及中文字库。当时所有的中文输入观念都把中文当作特殊的例外,不是用2,400 键的大键盘,就是约 300键上下的中键盘。唯一的小键盘是王安的三角号码,但它只用数字键而非英文字键。
  (注:当时之中文系统皆为终端机式,王安的三角号码用十个数字键。工技院中华一号到中华三号,采用 228键。神通 CCRT 280 中文终端机采用 332键。台大之研究计划中,采用江德耀教授的字根输入法,有 40 键。东元采用周俊良之注音及四角号码输入法,有 100键。通用伏羲4674,采叶晨辉博士的大键盘输入,每页有2400键。)
  我的理念则不然,既然有英文文字键,而英文系统已经成为举世通用的标准,所以中文必须与英文键共享,仅留一键供中英文的选择。可是当时同意我观点的人不多,甚至与宏碁合作时,还有人建议改用大键盘。其立场是为了便于行销,因为当时至少有二三万个打字小姐都已熟悉了大键盘的操作,不需要再教育,马上就可以进入市场。
  我坚定不移,再加上成本的考量,施振荣也全力支持,所以小键盘才能定案。此外,字库是成功的关键,我用向量组字法,把每一个字的坐标值设计成为一种压缩式的资料,以仓颉输入码的前缀及字身分别指向其字形数据。当使用者输入仓颉码时,立刻可以找到该笔资料,并根据数据结构立即画在所指定的位置上。
  我们收取的字根,足可排列组合成三四万个有效的字形,仅需不到60KB的空间。话虽如此,当时我们所用的MCZ ,其最大容量只有64KB,全给了字库,别的工作就不能做了。施崇堂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是叠加一块内存板供产生中文字形用。在工作时,若要中文便转换过来,待字组成了,再转回去。
  我们的理想是全用中文操作,且有中文的语言程序。由于人手不足,宏碁大肆招兵买马,每天都有新气象,随时会见到来来往往的新面孔。
  办公室也扩充了,计划中的项目越来越多,生产、文宣、包装一一浮上台面。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到处忙碌的人们像是处身在刚发现花蜜的蜂巢中一般。
  六月初,雏型完成了,字库也好了,几位小姐在沈红莲的指导下,在键盘上飞舞地敲打着中文,我不禁志得意满。原是一些萦绕在脑海中的构想,由无到有,一一实现成为具体的成果。这些字形虽然在屏幕上已经不太美观,但还能接受。一旦把中文印在纸上,我又开始惭愧了,这些长得七丑八怪的中文,能够见人吗?
  我找施振荣商量,想找些美工,尤其是要字写得好的,重新调整字形,施振荣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会是会计谈钱,一会是生产谈零件,一会文宣谈主题。他抽空问我:
  “朱先生,你想做什么?要用计算机来印书?”
  “为什么不?”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自从在巴西四月文化公司看到了他们的出版效率,我早已决定了人生努力的方向。
  “朱先生,这是计算机,不是印书机……”又来了一批人,他实在太忙,我只好告退,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急的,我何妨自行规划,以后再说。
  我也没有忘记国安堂的预言,他曾截金截铁地断言,我不过四十二岁生日不可能成功。十月就是我四十二岁的生日了,早一两个月也应该算是说准了。
  国安堂的情况还是一样,暗暗的厅堂,静座排队等候的人群,神秘的气氛。偶而随着算命先生的一句话,引来一阵惊讶的回响,我又与沉红莲坐了下来。
  待我意兴风发地把近况一说,算命先生抬起白发陡增、更形苍老的脸,显然记起了我这个执着的客人。我注意到他是先看米卦所排出的卦象,然后掐指算了又算,这才去看我的生辰八字。最后,他放下手中的字条,慢吞吞地摇摇头对我说:
  “没有办法,卦象不好,你的命又硬,秋天的木头!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到秋天,而且要过了中秋节以后。”
  施崇堂听了我的转述,笑得非常可爱:
  “朱先生,想不到你居然相信这些?放心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阳历七月推出,不必等到秋天,夏天的木头长得更茂盛!”
  这时,宏碁公司已经把办公室扩大到整栋大楼,货进货出,上上下下热闹非凡。最忙碌的要数文宣部门了,宏碁原有一份刊物“园丁的话”,为了这个划时代的中文计算机问世,史无前例,文案人员简直伤透了脑筋。宣传文件、介绍资料、教学题材、应用手册等,无一不是破天荒的创举。
  由宏碁公司动员的情况看来,我也深庆能与他们合作,否则以我的条件,绝不可能把一个新产品变成人尽皆知的大震撼。由这件事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台北房屋推出项目的盛况,商业到底就是商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习惯了包装良好的成品,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价钱的高低如何,反倒并不重要了。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紧接着是中文系统、程序语言及应用软件等的制作。施崇堂更忙了,手下增加了四五个新来的工程师,又要教导,又要自行动手。这些工作我只能提供些建议,此外完全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看武侠小说。
  产品的命名是一项大学问,在台北房屋时我曾领教过。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正好在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心中想的是《易经》的龙飞在天,便说:“天龙”。他们认为太俗,可是想来想去,这个不妥,那个太差,选来选去,还是决定了用“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惜当时尚未看到《倚天屠龙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倚天了。)
  七月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一应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龙胎”却严重难产。施崇堂面色苍白,疲倦得眼睛都睁不开,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却一直找不到毛病。
  施振荣天天临场督战,急得直叫:
  “你总得告诉我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呀!不要希望做得十全十美,只要能够公开展示就行了!你看,展示场地要预订,媒体广告也要配合,到底八月底行不行?”
  施崇堂眼中泛着红丝,慢条斯理地说:
  “八月底?我没有把握。”
  “老天,那九月呢?九月再不行,十月就来不及了。十月节庆太多,场地、广告早被订光了!怎么样?九月初?”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施振荣实在不忍心再逼下去,下定决心说:“这样好了,我们订在九月廿八号教师节,还有两个月,可以吧!”
  一九八○年九月廿八日,“天龙中文计算机”在师范大学正式与国人见面。十多年后,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人,还在争论谁先发明了中文计算机,但在当时天龙中文计算机之问世,却不啻一颗炸弹爆炸,让中外专家学者们纷纷跌破了眼镜。
  我不认为是我“发明”了中文计算机,计算机本不分中外,增加了中文算不上是发明。我对中文计算机的贡献是“中文字母”的观念,只可惜国人太轻视观念了,以致看得不远。当年若非天龙适时出击,后来中文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大键盘当道。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认为理所当然,压根儿也不知道天下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少才智之士略有成就即沾沾自喜,从此陷入名利的漩涡中。我的目标太远,远得自己都看不到。就算有达到的一天,我也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前面,永远没有自满的一天。就以眼前为例,我对字形不满意,决定做一套可供计算机排版的中文字库。等字形做完,还有辨识、语音、语意等在排队等着。
  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是一个开始,打破了中文不适合计算机的迷信。今天所有曾经反对中文计算机的人,都已噤口不言,甚至有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为中文计算机界的先驱。谁都难免因一时成见,以致判断错误。可怕的是计算机本是科学技术,一片清静的净土,如果太多投机分子因利之所趋而大军集结,计算机天下必将乱矣!
  天龙是龙飞在天了,我却仍处于潜龙勿用的境地。政府颁发“行政院长奖”给我和宏碁,我却拒领了,因为我不需要任何奖励。至于与宏碁的合作,也到了必须分手的时候,我还要继续改进,施振荣则认为我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我们的看法在各方面都是南辕北辙,我认为计算机未来的趋势必是越来越小,小到能放在口袋里,施振荣则认为大型的迷你计算机才是主流。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各行其是才是上策。
  宏碁公司信守诺言,前后付了三百多万权利金给我,我以此创办了零壹科技公司,开始了另一段艰苦的奋斗岁月。
  事后我才发现,“天龙”公开的日子,正是中秋节后三天。由于这件事情的印证,国安堂的预言深烙我心,使我不断徘徊在科学与玄秘的道路之间,不能自已。

  我的公司取名“零壹”当然是因为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然而却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用零壹象征“阴阳”。我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理,过去读书人尊《易经》为百经之首,今天《易经》却沦落为算命、卜卦的工具。
  有人视《易经》为真理,有人则说是迷信,倒底孰是孰非?真正有心追究真相的人,何妨先行了解再说!人不可能接受所不明了的观念和事物,而《易经》的确难懂,连孔老夫子都自怨自艾:“使吾五十而学易,可以无过矣。”
  我曾问过国安堂的那位算命先生,《易经》是不是很难学。他说:
  “不是难学,而是难通!”
  道理很简单,《易经》是以有限的符号,象征无限的时空组合变化。一个人就算能耐着性子,把符号和文字概念连接起来,这已经要花上几十年的功夫。等到具备了人生足够的经验,悟出了那些符号与时空变化的关系时,人生已近黄昏,时不我予了。
  这个千古的悬案,时到今日,应该是水落石出的时刻了。因为有了计算机,计算机的优点正好弥补人之不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经》,应该是事半功倍。
  话说回来,怎样教计算机了解《易经》呢?不论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当前总要有其中之一才是。我继续推理下去,如果我先学《易经》,再用计算机分析,看似可行,其实此路不通。因为等我学会易理时,已经是求仁而得仁,还要用计算机研究什么?如此说来,先让计算机学《易经》才是最理想的快捷方式。可是,什么叫做“让计算机学易经呢”?
  设身处地的想,我学《易经》只要花些功夫,认真去学习书中的文字概念,终有一天能懂它说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能知道《易经》为什么这样说,这就算通了。由这个逻辑推理中,我突然发现,根本的问题是我如何了解文字概念的。如果计算机能了解文字概念,则不仅是《易经》,几乎天下所有的事都可以交给它去处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潜意识中,我经常同时平行处理很多问题。我一方面设法改进中文字库,一方面动手设计中文打字机,另一方面,我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类始终未能解决的大玄秘,就是人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

  零壹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以中文计算机的推广与应用为唯一的目标。最初只有我和沉红莲,正好,三大的刘世文与熊黎民退役了,我一并邀请他们加入。由于要做的事很多,人手不足,便登报招请员工。我原指望找四位中文人才、一位美工、四五位学电子的。结果除了学中文的来了不少外,其余的一个也没有。
  我相信缘份,也不愿强求,好在人材可以训练,而机会却不是我所能控制。中文的人才济济,我选上杨美芬,许其清,姜有谟三位。第二批则有辅大物理系毕业的林维江,另外一位中兴大学统计系的林晓星,由于态度诚恳,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我用人从不作严格要求,全凭个人兴趣自由发挥。在招聘员工时,我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由刘世文、沉红莲、熊黎民三个人各持一张,把守头关。通过了他们,才轮到我来面试。卡片上有三个人所标的暗记,以便参酌他们的意见。
  林维江进来时,显得有些紧张,手足无措。我一看,是学物理的,那时我正在研究一些课题,很喜欢与学物理的人讨论。
  “你是学物理的?”我顺口就问。
  “唉呀,别谈物理啦!那是现代的神话!”他的手势也很绝,就像在赶苍蝇一般。
  我心里想,这种人能用吗?可是再一想,我又好到哪里去?
  “你懂计算机吗?”
  “可以说懂,也可说不懂!”他倒是很诚实。我再一看第一关所做的暗记,居然三个人意见一致,建议无条件录用!
  “那你认为适合什么工作呢?”
  “有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安地在座椅上扭来扭去,好象在游泳池里挣扎。
  “我们缺少一位工友。”这样调侃很不合“君无戏言”,但我不想做皇帝。
  “没问题!”
  后来,我有一次曾有意无意地问林维江为什么他愿意来我们公司,他说:
  “因为那时候你们公司不像个公司的样子,我喜欢自由。”这就是林维江,他思想很乱,但为人心热肠快,做什么都很投入,颇具唐吉诃德的任侠精神。
  他一进公司就看出我们人手不足,常主动到处拉人。在展览会场中,他结识了两位交大的学生林梦辉与周至元,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材,由我们提供助学金,以便毕业后为我们工作。又在一个朋友那里找来林嘉勋,成为硬件部经理。甚至于在公共汽车上结识了陈建全,就请陈替我们介绍业务。
  有人能替我分忧,让我全神贯注于研究工作,自是求之不得,我便任他发挥。我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字库,字库改进后,有什么便宜而可行的计算机,使之具有中文的能力。此外,我不能忘情中文打字机,我在三军大学时,曾偷了几箱报废的电子零件,打算用克难的方式,自行动手,做一台样品。
  不料电子技术进步飞快,那几箱报废的零件果真完全报废,一点都没有派上用场。为了能专心设计打字机,我花高薪请了一位程序设计师来写字库的程序。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前后整整耗了半年,我费尽口舌,这位程序员就是无法苟同于我的观点。有一天,他又来啰嗦,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早就耐不住了,所有的细节在心中不知流过多少次,程序虽然没有写出来,但原稿都在脑海中。当时气往上冲,不禁大吼一声:
  “你不必做了,我来写,保证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他笑着说:
  “那你就自己写吧,一年也行。”
  我日以继夜的写,果真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他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一段程序。当然,他无颜再做下去,而我也决定自己动手。从此我由硬件改行进入软件,也幸而有这个机缘,令我得识软件无限的发展空间,成为一个虔诚的逐梦者。
  林维江自动跑起业务来,他找到了全亚公司,因为宏碁的天龙中文计算机售价七十多万,而全亚的PA 800仅售台币八万元,性能却相去不远。于是我们与全亚合作,将之改为中文计算机,并以四万元一台的价格,大量上市。
  一九八○年十二月,我们初次参加在松山机场举行的信息展览。所展出的产品是四台全亚的PA 800,我一向反对宣传广告,所以只印了一张实实在在的“工作报告”,而且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印出我们的主题:
  “中文计算机,中国人的骄傲!”
  下面则是中心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整个会场上百家厂商中,我们是唯一以中文计算机为诉求者。不仅门可罗雀,即使偶而拉了几个人进来,我们简陋的设备,寒酸的装潢也令参观者浑身不自在。到底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中,有没有中文没有几个人关心,有钱有势才是人人所向往的。
  林维江在外面很热心地散发“工作报告”,他对学生尤其抱着期望。他的看法是老一辈的人观念已经定型,只有年轻的学生才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
  有两个身着大学制服的青年,从我们摊位前走过,林维江忙迎上前去,送上了两张工作报告,那两个学生瞄了一眼,双双丢在地上,说:
  “妈的!什么中国人的骄傲?”
  林维江气得头上冒火,捡起被丢在地上的纸,就打算冲上去理论,幸而同事们都看到了,一齐拥上把他拦住。
  这种事我已经司空见惯,而且对那些看不见中文计算机者的心态,也颇表同情。学生接受师长的教导,而师长们则是社会的中坚。在上上下下都还没有认同中文计算机之前,凭什么学生能有见识?
  不久,一场计算机的风暴到临了,苹果机被翻制上市。由于当年电动娱乐器的大量盛行,国内大小厂商竞相投入生产抄袭,而导致各种电动玩具泛滥成灾,政府凛于情况之严重,下令取缔。所有生产厂商一时血本无归,便纷纷翻制苹果计算机。大家一窝风的结果,互相贱价竞销,一片主机板在最便宜时只要台币五千元就买得到。
  苹果计算机的功能与 MCZ相近,而它最大的好处是其主机板上有七个插槽,可以任意扩展。且其软硬件资料开放,人人可以成为体制中之一员,以争高下。在当时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计算机公司都有钱有势,雇用了大批工程师,不论软硬,大小通吃,外人难以分羹。苹果机是一个高中生史蒂夫加柏,在其车库中自行装配而成。他请不起工程师,便将计算机的资料公开,欢迎一般大众或工程师来共同开发。
  此举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有了共同的硬件环境,软件工程师们就可以大展身手。一时,全美有数以千计的软件工作间成立,蔚为风尚。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会,立即动手设计中文汉卡,先将中文字库改成苹果机的机器码,再把其系统程序之字符输入处加上了中文的功能。当时周至元参与了部分作业,尤其是最后的收尾工作,可是他却在画面上擅自加上自己的名字,烧成硬件后我才发现。
  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明示他不会甘居人下。刚好,神通又委托我们代为设计小型的中文计算机“小神通”。我便把全部工作交给周至元与他的同学林梦辉二人,这一招我是学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
  果然,产品完成后,周至元向我提起神通想用高薪挖他们二人。
  “我们公司小,薪水不可能提高,我赞成你们去神通。”我淡淡地说。
  “朱先生,我并没有说要去神通。”周至元解释说。
  “为什么不去呢?”
  “我们在这里比较有前途,因为神通公司大,发挥机会小。”
  “我同意,可是别忘了,我的目的不在于做生意而是做研究。”
  “你做你的研究,只要你肯把公司交给我们两个来经营,保证我们可以比史蒂夫加柏还要成功!”他们信心满满。
  “我相信你们有这种能力,可是这却有违我个人的宗旨。既然你们的理想不在研究发展,我倒有个建议,你们俩与陈建全合组一个公司,正好大大发展一番。为了目前的生计,小神通的案子送给你们,电信局的终端机也算你们的,而且我的中文技术也同意你们免费使用!”他们一听,楞了半响,作声不得。
  当时还有一件案子,是陈建全介绍来的,电信局有一批中文终端机交给我们设计。设计者是林梦辉,进展得不错。但是我有一次听到林梦辉抱怨,他认为“为人作嫁”很不值得。此外,陈建全一直劝我好好做生意,全力把电信局的终端机接下来,就可以大干特干,与其它知名的大公司分庭抗礼了。
  他们都是对的,但是人各有志,我不想做生意,也不想误了他们。早就希望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短期于我虽然有损,但在推广中文计算机的大业上,却多了一个力量!
  他们志同道合,立刻合组了“众鼎计算机公司”,大展宏图。
  林维江是个义人,全心全力在为公司奔走。这些人都是他找来的,我在事后才告诉他。他非常气愤,认为这些人不讲义气。我说:
  “义气不是交易,义字的原意是‘羊我’,羊是牺牲的祭品,以自我为祭,我们只要求自己有义,何必管他人?”
  “可是他们怎能把我们的生意带走呢?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
  “不带生意,他们会走吗?如果是志同道合的人,五个十个都不算多。否则眼睛里揉不进一粒砂子,观念不合的人再因循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那又何苦?”
  “可是我们的财务怎么办?”他不禁忧心忡忡。
  “别担心,有你这个福将,一定能化险为夷。”
  他真是福将,神通公司不找众鼎,又委托我们代为设计“汉通中文终端机”。这次我改派沉红莲与林晓星出马,因为我了解神通的问题所在,他们有的是软硬件技术人才,所需要的只是中文解决方案而已。
  我的建议是完全以他们的终端机为主,我们只要将中文字库及字码的程序转过去,与他们的系统接口联接就可以了,这种转换技术,只要沉红莲与林晓星就足够了。
  果然,不到两个月工作完成了。以产品而言,汉通颇为成功,尤其是当初卖到大陆就有数百台之多,不像小神通,风大雨小。
  苹果汉卡完成了,林维江又找了一个年轻人侯建耀来,是“佳佳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因为抄袭日本的电动玩具发了财,想要转行,打算全权代理我们的汉卡。
  我正为销售的问题头痛,因此欣然同意,付了订金签了约,侯建耀将这片汉卡命名为“汉卡”。由于他们是破密专家,深悉个中三昧,深怕别人翻制。便在卡上动了不少手脚,既加明胶、又加暗线,把汉卡弄成了一块砚台。
  汉卡的售价也高,一片卖一万八千块钱,当然比起其它中文计算机而言,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苹果主机板只卖几千,比起来汉卡就显得太贵了。为了能让学生早日接触中文计算机,我便另外开发了一种学生专用的版本。
  正常的汉卡中有三万五千个中文字形,而学生版中则删去了近一千个次常用字,售价降为一万二千块,一时大受学生欢迎。
  佳佳代理的条件是正常版本每片权利金两千元,学生版一千,每季支付一次。签约时不觉得,一到付款,竟有近百万元。佳佳就开始嫌权利金付得太多,我对侯建耀说:
  “研究开发是很辛苦的,我们要有经费继续开发新产品。”
  “我知道,可是你只要做一次,就可以收一辈子,我们每一片都要成本,生产、包装、销售、服务,一层一层地分摊下去,赚的没有你多!”
  “如果你认为我赚多了,我倒有个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今后我不再收你的权利金!”人只要不计己利,条条大路都可行。
  “什么?你不要钱?”他实在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我的目标是要推广中文计算机。我不要钱,你才能卖得便宜。你卖得便宜,使用者才得到实惠,最后成功的是我!”我据实以告。
  “你说话算话?我要找律师来啰!”他犹自半信半疑。
  “当然,只是有个交换条件,你独家销售的权利也撤消,人人可卖。”
  他高兴不起来了,考虑了一会,说:
  “大家都能卖?大家都没有好处呀!”
  “大家都有好处,比如说,你有,因为成本降低了;其它厂商有,有产品可以卖;用户有,板子一定便宜;我也有,中文计算机普及了!”
  “不,没有这样简单,一定有问题,我回去想想再说。”他犹豫了。
  天下的问题实在简单不过,只缘人心中有个天平,总希望自己的利益多些。要自己多,好解决,要别人少,也不难,一个人想通吃,问题就大了。
  过了几天,侯建耀打电话来。他提出条件,其它厂商只限五家,我必须收费,而且要我把各家的名字告诉他!
  我同意了,又是林维江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了,他一天内就在中华商场找到五家零售商。每家以五万元台币的代价,一次卖断,以后任他们自由销售,不再收受分文。佳佳则把这五家邀集一堂,希望大家联合经营,由佳佳统一生产。
  孰料林维江所找的五家都有小小的生产规模,各有降低成本的神通。最后他们谈判破裂,在自由竞争下,每片售价最便宜时仅要一千多元。是以汉卡大获成功,奠定了中文计算机的市场,自后战场转移了,逐渐进入战国群雄的局面。
  在汉卡的强大压力下,各家厂商才看出,原来中文计算机也有价值!除了神通公司外,我们还设计了诚洲的仓颉中文终端机,经纬公司的中文终端机。其中最成功的个案,是我们看中了“易卜生”(Epson) 印字机,在汉卡上附送了打印的中文接口,不到三个月,易卜生印字机就卖了一万多台。
  此外,我们专门修改计算机系统,使之中文化。那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因为当时所有的计算机都是封闭系统。没有线路图、技术手册、系统规格等,甚至于委托我们修改的经销厂商完全不知道那些资料有什么用。
  我唯一的法门是下死功夫的方式,每种机器任命一、两位工程师,将其系统程序从头到尾,一步一步地追踪下去。只要找到有空隙之处,就硬性填上一个入口,将其键盘输入之接口直接改到我们这边来。
  好在当时的计算机多半采用 Z80 CPU,所以对我们的字库而言,反而比用在汉卡上还要容易得多。我们改过的机器不下十余种,但目前记得的仅有下列各类:
  NEC, TOSHIBA, SHARP, ALTOS, NORTH-STAR
  做多了,这种技术堪称举世一绝,但是我坚持仅以推广中文为唯一目的,不发展应用软件,故公司的财务状况一直没有起色。前述的中文计算机修改工作收费不一,最多不超过三十万,我们的期望全在几个终端机上,每套有五千元的权利金收入。
  神通的中文部经理刘大卫有个朋友住在我们公司附近。他常在晚上打完牌后,买几个肉包子,过来聊天。他虽然从事计算机工作,却是个性情中人,我们很谈得来,但各有立场,互不退让。他曾说过,不论如何,即使神通公司关门,也绝不用仓颉输入法。只为了一个“气”字,因为神通最初是国内计算机界的龙头,花了数年,投资了数千万元,发展了一套大键盘的中文终端机。他们公司对这个计划重视无比,倒不是为了生意,而是抱着文化传承的自我期许!结果天龙破云而出,一个外行的“黑手”以及当时计算机界的小兵宏碁突然冒了出来。空有神通,却闹得名财两空!
  我们每次见面便辩个不休,每次沉红莲都在场。她正在学习观察“人性”,所以一会儿给我帮腔,一会儿替他说项,弄得刘大卫经常笑也不是恼也不是。
  对我而言,与性格明朗的人交手,的确是一种人性的研究课题。以一个从事科技的人来说,刘大卫反应之敏锐,非常罕见。他很有能力,也极有见解,但心中那座堡垒牢不可破。我修道多年,深知“执着”是最大的障碍,而他的执着正是我的借镜。
  有次,他又带了包子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汉通的权利金下来了。总数有一百多万,可以立刻给我。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否则他便不付钱,连打官司都在所不惜!
  我知道他的条件,就是要把我们纳入神通的旗下。历史不能倒溯,早先神通如果能接受我的技术,中文计算机史决非后来的模样。但木已成舟,现在为了中文计算机的前途,我不能有私利,不能具有任何色彩。我笑着对他说:
  “老刘,你的钱留着吧,你不付,我也不要!”
  “咦?你还没问我条件,怎么就拒绝了?”
  “你的条件是与神通全面合作,把其它公司排除在外。”
  “这有哪点不好?你可以安心做研究了。”他认为是施恩于我。
  “中文计算机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文化,文化是属于全民的,不能以个人的利害为导向。我再苦都有办法熬过去,但是如果文化的方向操纵在少数人手中,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就要坚持一天。”
  “什么操纵不操纵?有神通公司帮你推广,中文计算机成功不更快吗?”
  “不见得,就以你为例,为什么不用仓颉输入法?”
  “我说过!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这样说!宏碁用了我就不用!”
  “对了,这就叫门户之见!宏碁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如果神通用我的技术,他们就会排斥!其它的厂商谁不想独占市场?今天技术尚未成熟,我必须保持中立,让大家都能参与,否则会危害中文计算机的前途!”
  “你是谁?难道你能主宰中文计算机市场?”
  “当然不能,所以我劝你不要找我,天下有能力的人很多,正需要你们支持。”
  “真是笑话!天下哪有你这样谈生意的人?”
  “我不是生意人!”我的确不是,我只是不慎踏进了这个行业。
  “老哥!你要活命,这里有十几个员工,他们也要生存呀!”
  “那不表示我就必须卑躬曲膝,被人牵着鼻子走!”
  “喂!喂!谁要你卑躬曲膝?”刘大卫包子咬了一半,有些火大了:“你可是要搞清楚,我是好心帮你解决问题!”
  “谢了,我也是好心告诉你,我有我的原则!”
  老刘果然不付钱,我也真的不要。不久,话传到经纬公司,他们中文部的王经理打电话问我,我承认是事实,王经理也决定不付了。结果那几个月我们过得非常艰苦,所幸同仁们颇能谅解,大家同意领半薪。我到处借钱,沉红莲也帮我借来二十万,才能勉强度过。(不过这两家公司的款项,在我出奔美国后,他们还是付清了。)
  就在我们财务最困难的时候,香港有位梁医师给我们寄来美金一千元,说是赞助我们研究。此外还有一位无名氏,也赠了五百元美金。虽然数目不大,但对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我很感激他们,也更严格地自我要求,坚持立场。
  金宝公司有位董事周永嘉,是老友孙振先的亲戚,老孙介绍他来投资。他对中文没有兴趣,只希望有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事业。正好我在做字库,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计算机绘图。我仔细分析过,认为将是市场的明日之星。在硬件上可以利用电玩系统改良,而软件则只是一些绘图程序而已。
  我便建议周永嘉从事计算机绘图,技术全部由我负责。至于资金,不过每个月五、六十万,支付一些工程师费用。周永嘉听了,认为我说的是科幻小说,他说:
  “能不能有什么现成的实在的事业呢?”
  “你认为什么最实在呢?”
  “我不知道,所以来找你。”
  “别人没有做过的,或者没有做成功过的,那实在吗?”
  “当然不,我希望保险一点的。”
  “别人都会做,人人在赚钱的,这总够实在了吧?”
  “我不同意,金宝公司很赚钱,但是没有特色,赚得很辛苦。”
  “是了,要别人不会,而自己又能赚钱的。”
  “对了,最好马上能兑现的,你能出什么点子吗?”
  “对不起,我没有。”
  这是老实话,要做别人不会的,就要自行研究。要一定能赚钱的,则需要市场的肯定。这两者之间有矛盾,产品在没有研究出来以前,不可能上市,更免谈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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