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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夏   内功、大周、三大、溪头


  在北屋一晃就是三年,为了坚守对叶条辉的诺言,我守株待兔,中文的研究工作虽未停顿,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可是树大也必须根深,条辉送我二十万股金,我用十七万买了栋公司兴建的公寓。离开北屋时,有房子可以安身,又有点存款,省吃俭用的话,一年半载生活不成问题,我正好全心全力在家里重新开始排字。
  我买了十多本国语小字典,把每一个字都剪下来,再根据早先已经研究妥当的构想,在纸上画出横、直坐标。横轴以前缀为索引,纵轴则取字身,各预留廿六区。我先找出前缀和字身比较多的,当作索引符号,每种符号各占一格。然后再把剪下来的字,照前缀、字身的索引位置,一一贴在索引所指向的空位上。
  所有的字都贴完后,我再检查整张纸上空位与文字的分布情形。我知道唯有文字平均的分布在索引表中,编码成功的机率最高。如果空位太多,就表示索引分配不合理,如果有些位置上文字太多,则该字必须再行分解。
  前前后后一共剪贴了十多张,每剪贴一次,起码要用上两本字典。时间上则长短不等,有时做到一半,我就知道不可行,毁掉重来。如果顺利,全部贴完则要半个月。
  又剪又贴,还要思考,我一个人工作,经常顾前不顾后,事倍功半。我求助于内人,她这半生尚不知道世上居然有这样单调无味的工作,她一坐下来,便呵欠不停。剪不到几个字,总会想起有件非做不可的事,说是马上回来,结果总是不见人影。
  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孤军奋斗。半年下来,我以八千字为例,每字取三码,以五十二个字母(即英文的大小写),完成了中文编码。
  当时,我还未忘情中国功夫,我对形意拳很有兴趣,同时也因为编码的原理是根据中文的形声法则,故而定名为“形意检字法”。为了保障自己研究工作的进行,我到内政部找到表姐陈玉洁,请她协助登记了著作权。
  我对这次的结果并不满意,五十二键实在太多了,我想减至廿六键。但是难度太高,一个人做,限于思考的过程一面要用原有的字典顺序查字,这我已经不够熟练,一面又要立刻转变为新的索引位置,脑筋不停地转来转去,很容易疲劳。
  我想找人帮忙,如果两个人一起做,每个人负责一种索引系统,效率就高得多。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到理想为止。但是找人谈何容易,内人不愿帮忙,而我又没有足够的资金。
  这时有一位电影界的朋友雷俊,找我写一本武侠片的剧本。缘因有一门功夫叫做“霆斩”,在媒体推介下,颇受人注目。正好他也有些渊源,想利用霆斩的知名度拍部电影。据他说拍电影并不难,只要有关系,有引人的剧本,定好担纲演出的明星,先卖南洋各地的版权,就能拿到数以百万的订金。
  雷俊本人并没有钱,但是关系很好,目前所缺的只是剧本。为了兴趣,也希望能赚点钱,我答应帮忙。这一来,我又卷进了那阵子的功夫狂热中。
  霆斩的掌门人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他本人弱不禁风,可是他的弟弟“彭二”练就了一手铁臂功,可以任人用木棒子搥打。他们姓彭,自称是彭祖之后,兄弟俩都自台大毕业。他家有一册祖传“霆斩秘籍”,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愿意下功夫苦练。由于一时的好奇,他们按照书中的方法练了一阵。其兄本来有心脏病,结果身体竟然练好了,但浅尝辄止。弟弟却在哥哥的指导下,练成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本事。
  我自幼看武侠小说,总认为所谓的武功只不过是文人的幻想而已。尤其是那些过于夸大的“踏雪无痕”、“隔山打牛”等完全没有科学根据。这次目睹彭二用锋利的水果刀,对着右臂猛砍,臂上除了一些青白色的痕迹外,果真没有受伤!
  “霆斩门”本来在南昌街开馆,每人每月收费六十元,名气不大,知者也不多。后来有位由美国回台的跆拳教练看到他们的功夫后,叹为观止。双方谈妥合作,学费增加到三千元,并请了记者大肆宣传。立刻各地学生慕名而来,车水马龙,门为之塞。
  彭氏兄弟赚了大钱,却不肯对馆中同甘共苦的教练略施小惠。不久便有两位教练另起炉灶,取名“天斩”,还搬了位毫不知情的老和尚出来,说是出于少林真传!有谁管什么真假呢?吹者得利,信者有福。混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电影虽然没有拍成,可是却因为认识他们,我对中国功夫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仔细研究分析之后,写了本《功夫生理学》,因找不到人出版,原稿已不知何在。一九八一年又逢武当派在台开山门,掌门人廉广全是支持我做中文计算机的几位江湖朋友之一。在他的介绍下,我也拜了师父,成为武当弟子,对中国功夫认识更深。
  中国功夫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达到强身、健身的目的,其原理不外乎物理及生理学。但是明理的人少,自夸自擂的人多,以讹传讹的结果,便有了很多愚己愚人的神话。
  生命体精妙的结构与功能,今多已为科学家所悉。中国古代知识虽然不发达,人们却在实验中掌握了生命力的基本因素,那就是“营养”与“空气”。
  碳氢化合物的醣类,可因结构变化达到贮存及分解热能的功效,醣类被身体吸收后,贮存在肝脏内者叫肝醣,输送到血液中则为血醣。血醣在肌肉中与氧气结合,并放出热能、二氧化碳,如果氧化作用不全,则产生乳酸。热能是刺激肌肉运动的动力,乳酸则导致神经疼痛,以提醒人们身体内因为氧气不足,急需补充。
  醣类来自食物,可以贮存于体内。氧气则来自呼吸,经过肺中的肺泡渗入血液,随时消耗。血液则靠心脏加压,泵入血管。由于醣类已经贮存在身体中,所以呼吸空气以及泵入血管两者,才是运动最重要的生理作用。
  要汽车的马力大,先决条件是要有充分的油与气相混合,并且有效地送入引擎中,使之完全燃烧,产生爆发的功率。同理,我们要使人体发挥最大的潜力,也必须有足够的空气以及血液量,使之能快速将空气及营养传送到肌肉细胞中,增加肌肉的能量。
  功夫就是一种将空气及血液有效地输送到身体各部位的锻练方法,因此又名之为“气功”。严格说来,中国功夫分成“外家”与“内家”两种,外家讲究“技击”,以训练人体四肢之灵活性、感官反应之正确性以及动作劲道之快速性为主。这种技击适用于防身、制敌,也可以当作一种运动或舞蹈,娱人娱己。
  据考证,内功是以达摩祖师由天竺携来之瑜珈术为源,再加上中国道教的吐纳、练气之术,逐步发展而成的。因为佛、道两家的修行人士终日静坐,身体机能缺乏运动,易生疾病。遂在静坐之余,研究出一种简易的方法,四肢不需运动,仅以呼吸作用即可促进容氧率增加,使血液循环量加大而得到与运动相等的效果,故称之为内功。
  现代社会上很多人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其身体与心理状况和古代修行人相去无几,只是仰仗营养与药物维持健康,暂得免于疾病。如果内功真有强身的效验,则对现代人将是一大福音。只是要征信于人,必须要有科学的佐证。
  我的骨架很壮,身体有一百八十磅重,但身高只有五呎七吋。自中学以后,我就很少参加激烈的运动。大学时虽然是篮球校队,上场时往往力不从心,不过充当龙套而已。记得在台视时,有一次公司内部举行篮球赛,我上场打了一分多钟,结果身上贴了十几片沙隆巴斯,而被戏称为沙隆巴斯先生。
  等我作了内功练习以后,气力明显地增加,打一个钟头的球,一点都不觉得累,精神也好得多。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及写作的工作,每天连续不断,从未休假或是休息,除了我的宿疾皮肤病及气管炎外,身体其它部位从未生病。(后来我才发现跟随我的弟子们,人人都因久坐而饱受肌肉疼痛之苦。)
  内功有很多专有名词,在此略而不提,仅以粗浅的、与生理有关的用语来说明。内功最重呼吸的方法,原则上男性多用腹式呼吸法,女性则用胸腔呼吸。这是基于生理的限制,女性腰细,腹腔较小。这也是男女天生不平等的一种结构,因为女性的腹腔以子宫为主体,只有在骨盆扩张时,腹腔才能向外增涨。
  腹腔呼吸的原理是以胸腹之间的横隔膜为泵浦,向下压时,一方面空气进入胸腔的肺叶中,一方面迫使腹腔中之血液流回心脏。腹腔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血液停滞其间,其中有一部分在肝、脾中,以调节血液的化学成分,完成新陈代谢作用。腹腔静脉管则容纳了大量由身体下半部循环回来的静脉血液,在此等待着被泵回心脏。
  人体血管的构造历经了千万年的演进,运动是动物生存的本能,因此下半身血液要泵回心脏,全靠肌肉的收缩,而血管中有一种三尖瓣结构,可以防止血液的倒流。如果运动量不足,则血液到了腹腔静脉,基于重力作用,便淤积在那里。其多余的醣类,常被腹腔组织所吸收,变成皮下脂肪,从外表看上去就是大腹便便。
  野生动物在奔跑时,前后肢交互移动,正好压迫了具有伸缩性、贮藏着大量血液的腹腔,故得以增加运动所需的能量。人类在直立以后就丧失了这种机能,但却发展出足部强而有力的肌肉,以协助血液的循环。一旦不常走动,足部肌肉的压力降低,人体的各种机能即因血液循环之不良,而导致疾病或体能衰弱。
  至于胸腔呼吸则要靠肋间肌的伸缩,肋间肌很薄而且空间变化小,因此呼吸量甚浅。内功所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要加强腹式呼吸,以便加大肺腔的扩张容量。并且要尽力压缩腹部空间,一方面可以按摩腹腔内各个器官,增进其新陈代谢作用;一方面压迫淤积的血液,使之回到心脏,再进入肺中,以排除二氧化碳,吸收氧气。
  腹腔有两个向外的信道,一是十二指肠,食物由此进入,再从骨盆下端之肛门或尿道排出,另一则是静脉,血液由此返回心脏。做内功时必须使食物信道封闭,再对腹腔加压,这样才会得到增加血液回流的真正效果。
  内功锻练的方法很多,原则上不外用腹式呼吸法,在吸气时尽量使横隔膜向腹部下压,同时提起肛门的括约肌并收缩腰肌、腹肌,使腹腔向内压缩,容量减小。这时血液立刻通达全身,人感到身体发热、皮肤发胀,这就相当于身体运动的效果。
  在做这种动作时,应该充分注意以下几点:空气一定要新鲜,污浊的空气对人体反而有害;身上的穿著要松软,以免压迫了血管,使血液循环不良;避免在饱食或是长时间饥饿后进行,前者会因胃部缺血而有碍消化,后者徒令身体更形虚弱。还有一点更应注意,就是头、颈部肌肉要完全放松,否则将导致头痛,严重时更可能有脑充血之虞(俗称走火入魔)。
  一般说来,练习不可燥进,初练一日呼吸三次,每日渐渐增加,不要超过体能的极限。练到一个月后,一次能做三十次呼吸,腹中受压时会感到中心处坚实发热,在练功的人说来,那里就叫做“丹田”。其位置大约在肚脐下有一个“田”字形肌肉的中央,其感觉如同练“丹”发热,且位置集中似丹,故称丹田。
  这种练气的方式叫做“气沉丹田”,又称为逆式呼吸。练到相当程度后,有些派别还要练“正呼吸”,那是在压下横隔膜作深呼吸时,要把腹部肌肉放松,在吐出空气时,再压迫腹部。这是为了减轻“氧债”以及破除执着于强练压缩式呼吸的习惯,到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呼吸的功能。
  如果只为了健身,每天只要几分钟的练习就够了,所以非常适合现代社会上时间及精力都有限的人士。不过在做逆式呼吸之初,最好先做些柔软体操,放松身体各部之肌肉,不仅效果更佳,且可避免身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比较正式的练功法应该采用坐姿,因为人在专心练习时,要微闭双目(全闭易致昏睡),这时因为感觉全集中在身体内部,会影响到站立时的平衡。而坐姿也有一定的方法,原则上是两腿的大腿肌着地,肛门悬空。这样一方面身体较平稳,不致使踝骨受到压力,另一方面大腿肌承载了全身的重量,也同时提供了静脉压力,有增加血液循环的功能。
  在理论上说,如果坐得安稳,不依靠身体之骨骼及肌肉机构支撑,其休息的效率远比睡倒为高。因为在平躺时,全身肌肉放松,呼吸浅慢,血压降低。而恢复体力的主要功能,全靠血液所输送的氧气将肌肉中所积存的废物乳酸再加以氧化,或携回至肝脏中,再合为肝醣。乳酸刺激神经末梢,是人感到疼痛和疲倦的原因。乳酸消除的速度就是体力复原的效率所在,而睡倒后血液循环缓慢,故效率低。
  相反地,坐姿不耗体力,加上深呼吸氧气足,腿部又提供静脉压,血液大量地带着新鲜血液清洗乳酸、修护器官的损耗,其功效自比卧睡超出甚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野外求生训练所必知的。那就是在寒冷的野外,如果在疲劳过度时睡倒,会使散热的面积加大,容易导致身体“失热”而休克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坐姿,既可恢复体力,兼以散热面积小,比较安全有效。
  人类所有的发明都是为了方便,方便的结果,却往往抵消了大自然原来设计的人体功能,椅子就是其中之一。当人坐在地上时,双腿盘起,肌肉自然受到压力,故能保持血液正常运行。可是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肌肉松弛,血液得不到静脉压,便经常停滞在脚部。一旦坐久了,血液循环功能削弱,反而更觉疲倦。常坐飞机的人便知道,时间长了脚部会发胀,有时连鞋都穿不上(易罹静脉炎),以后不妨试试打坐。
  理想的坐姿应该是将双腿互盘,在瑜珈术中称为“双趺坐”。这种坐姿必须从小练习,成人骨骼业已硬化,两腿怎样也盘不起来。其次是“单趺坐”,也就是把一只腿放在另一只上,其效果较差。还有一种不得已的坐法,是将两腿交叉,这种坐姿全靠两个腿背和屁股支撑,与地面接触不匀,最好在坐处垫以柔软之物,以分散身体的压力。
  人们在过了多年文明的生活后,上述的坐姿不是在短时间就可以习惯的,在练习时,千万要注意下列事项:坐姿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脊椎骨的正直,坐处太软时,身体常会倾斜,脊椎骨会在不知不觉中,随着重心的调整而歪曲。其次胸膛要挺起,以保持呼吸正常,这时可以利用横隔膜的下压,使腰间充气,再将尾椎骨向后挺,身体就自然正直了。总之,坐姿的练习不宜躁进,持之有恒,时间一久就会习惯。
  为了更进一步增加运动能量或者是训练神经之反应,便要练习“导引”,使血液在意识的指导下,引向身体各部,使生理充分发挥其应有之机能。人体中有随意肌及不随意肌两种肌肉,把血液导向随意肌中尚不难,只要经常练习、运用,就可以达到效果。然而导引真正的价值,在于将血液导入不随意肌中(练习日久也可随意控制),甚至于导入身体的任何部位,这样不仅能强身健体,进而可以达到“生理治疗”的效果。
  不论医药如何进步,人体的复健都是靠生理机能的自疗能力。血管是交通网络,血液是交通工具,满载着侦查队、救火队、军警、保健人员,还有各种补给、器材等。一个国家的强盛,首要的条件便是交通。一个强健的身体,则必定有健全的血液循环系统。
  当神经感受到某种刺激,且其脉冲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肾上腺素立刻大量分泌,心脏迅即加速将血液泵送到血管中,并传送到身体各部,以便补充能量。
  如果血管细小,在这种瞬间加速的情况下,血管会因受到压力而膨胀。就像原本已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上,突然间又加入了大批的军警车辆,其后果可以想象。人在年轻时血管尚有弹性,足资应付一般情况,然而年岁一长,在高速血液经常的冲刷下,管壁就容易硬化,循环机能也就相对的降低。
  尤其在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人们运动量本来就少,加上烟酒等刺激物质的沉淀,血管很容易硬化。又生活在高度的紧张中,不时受到兴奋、沮丧等情绪影响,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心脏病,使之成为严重的杀手。
  导引的理论是仅增加血液的流通量而不提高心脏的压力,使血管经常在大量血液的流通下,加强其伸缩的弹性。这样即使年岁渐长,循环的机能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足以应付任何特殊的情况。
  血液流通量的增加是因为腹腔静脉中百分之四十的血液,在丹田的压力下,大约有一半会被泵入心脏,如此血液流量约增加三分之一,血管也会膨胀三分之一。血量多了,加上空气充足,身体的氧气供应量也增多,血管在胀缩下增加了弹性,故心脏能保持正常运作。
  在中国,练功夫的人常要测试是否能在各种激烈的运动下,面不红气不喘。因为在急剧运动时,大量肾上腺素的分泌,刺激了心脏以及肺部加速运作,这样就会面红气喘。气功若练到相当程度时,就能充分利用呼吸,提供足够的氧气而不致于气喘。同时血管能扩大,血液循环畅通,不会淤积在皮下组织中,所以不会脸红。
  其实任何人只要经常运动,达到了起码的运动量,多多少少就能有这种面不红气不喘的能耐。因为在运动中自然而然地需要深呼吸,也就自动绷紧了腹部肌肉,只是“功夫”特别强调这种功能而已。至于内功则是可以不必经过激烈的运动,只透过“运气”与“导引”两种精简的方法,以达到上述的目的。
  练习导引前,先要用自己的意志力,“想象”有一股“力”由丹田起,慢慢地通过身体的血管,运到身体各部。根据各家记载,其运行的途径都不相同,当然效果也各异。但是对强身健体而言,有一种叫做“小周天”的方法,练来既简单又特具效力。
  所谓小周天是指人体机构的基本区域,不包括四肢在内。相对的,“大周天”则率指全身,有所谓的“七经八脉”各种复杂的运行方式。这些理论原为道教修仙、炼丹等研究之副产品。后来有道术之士用之行医,就产生了“针灸”。
  小周天包含了身体的五脏六腑,以及头脸、背脊等部位,同时又经过“经脉”中之任、督两脉,如果能给予适当的按摩,使气血贯注其间,必然可以增进其功能。然而这些区域并没有随意肌供我们运动,而且也不是外表的按摩即可奏功。因此必须先利用想象力,不断地练习。时日一久,意到气随,神经原在经常的刺激下,就会产生一些反应。
  这种反应会令意念所经路线上之不随意肌产生一些紧张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足够使血管伸缩,达到预期的效果。功夫深厚了,神经原因刺激频繁而加强,肌肉也因之健壮,即可对该处的组织或器官发挥保护作用。
  原则上,当气沉丹田后,便将意念下移到下腹,再移向肛门、尾闾,循着脊骨向上升,直冲到颈项(这段最难,起码要坚持一个月以上才有效应)再送到头顶,翻过前额,循鼻准、唇舌直返丹田。这其中还有些神话,据说一定要把舌尖顶住口腔上端,是为长生之源。而根据我的实验,在静坐或导引时由于精神贯注,口中津液常会不自觉地滑向咽喉而容易呛到,舌尖上顶可以堵住咽喉以避免这种意外。此外口中会集聚一些津液,在久坐喉间干燥之际,咽津也会感到舒服些。
  这样导引的结果,尤其是对中年以上的人,能加强背部的抗寒能力。同时背脊是全身神经的主要干道,运动其附近的肌肉,也有保护反射神经机能的作用。
  人体中的肌肉纤维细胞数量恒定,一生之中只会减少而不可能增加。肌肉纤维两端以肌腱附着在骨骼上,肌腱是结缔组织,韧性很强,在不断的刺激之下,只要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便会继续地加强及增大。
  此外肌肉纤维如果受到外力的破坏,也是由结缔组织加以修补,运动员健壮的肌肉实际上就是结缔组织补充的结果。肌肉的健壮并不代表机能的正常,真正对健康有益处的,是增强肌腱的张力而不破坏肌肉。内功的基本作用就在此,只是需要相当的耐性以及持续的练习。在时间及环境都受限制的条件下,不失为理想的运动方式。
  我年轻时深深为各种疾病所苦,尤其是感冒、气管炎,几乎从年初到年尾接连不断。自从修习内功后,十多年来已不常发。只是在鼻腔及气管管壁处,我感觉到有一个极为敏感的“疤”,常常在身体还没有察觉外界温度变化之前,那块疤就开始发痒,喷嚏、咳嗽相继而至,一经发作,伤疤发炎溃疡,细菌再一侵入,就药石无功了。
  我了解了这个原因后,每次只要一感到痒,我就用含有薄荷的凉气去“熏”,并运气“按摩”。那个疤一接触到凉气,毛孔就自动收缩,细菌不能继续侵入。加上运气按摩,刺激血液流通,等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白血球将入侵之细菌消除后,病就不会发作。此外我原有便秘的毛病,后来应用导引的方法慢慢地压迫大肠,依着排泄的方向运气,立时畅通。这也算是我修习内功后的一点心得,提供读者做参考。
  至于功夫中有关于竞技方面的诀窍,我认为没有多谈的必要,只有一点我想说明,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将身体练到刀砍不下的地步。我们在历史书上以及许多现代人的事后之明中,常说那种“刀枪不入”的功夫是愚民的神话。在许多娱乐场合中,也有不少艺人表演过类似的节目,可是中国人在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如非经过“外国人”的验证、承认,中国的学者专家们往往对这些现象嗤之以鼻,以表示他们是有科学精神的明智之士。
  真理不是人云亦云,要有理论,且必须经得起实际验证。刀枪不入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只限于以人使刀使枪,而不是高速的子弹。理论上说来,皮肤在相当的锻练后抗力会增加,若再浸泡一种药酒,则表皮紧缩坚实,有如处理过后的皮革。在刀锋接触表皮的剎那,如果表皮的抗力大于刀锋单位面积的压力(但不能割,用割的压力会增加),反作用力就可以把刀弹开,就像砍在充满空气的皮球上一样(皮球也不耐割)。
  我认为西方文明之值得借镜,并不在于他们目前所得到的结果,而是他们勇于探索真相的精神。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口中喊着“格物致知”,却不屑于追究流传于民间的这类事件。现代的学者专家则连抄袭模仿西方科技尚自不及,更遑论其它!然而这些埋没了很久的宝藏,才是中国人真正值得努力探索的,若将之整理成为有系统的学问,必能强身强国,利己利人。
  话说回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功夫的锻练确能提高一到两倍的人体潜能。但这并不表示功夫可以练到草上飞,隔山打牛等神奇地步。(台湾武当门的几位弟子,曾在廉师兄的督导下苦练了一年多,证明完全不可行。)
  一九八五年,我住在美国洛杉矶,有天看到当地的世界日报上登载着几个大字:
  “中国功夫挑战西洋拳”
  我很有兴趣,一看,竟是霆斩的彭氏兄弟,在一位华人医生的推荐下,来美参加职业拳击竞赛。由于美国职业拳击协会有一定的制度,彭二要参加职业比赛之前,必须先胜过若干有排名的业余拳手,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一名墨西哥选手。
  这位记者以几乎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霆斩功夫的神奇性。而且预言中国功夫在彭氏兄弟的推广下,必将拳打西洋,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天,我等着看消息,但找来找去,报上却只有短短几行的报导。原来彭二虽然不怕刀砍,却没有练成脑袋不怕打的功夫。在我印象中,报导的内容如次:
  “〔本报讯〕昨日在一场挑战赛中,彭xx往场中一站,墨国选手一记左钩拳,彭氏立即倒地不起。全部比赛时间不过三秒,如此功夫,真是丢人丢到美国!”
  中国人就是如此极端,相信时捧之上天,不相信时则贬得一文不值。

  我们拍电影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因为雷俊无法排定“卡斯脱”,电影版权卖不出,电影不能拍了,钱也赚不到了。我不能再事担搁下去,只好回头另找资金。
  在北屋时,我只有一个清白的朋友林俊甫,他知道我的计划后,介绍我认识了“大周建设公司”的倪邦宁建筑师。在倪的推荐下,大周决定支持我,谈好以半年为期,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的名额,每人每月四千块,我则不计薪酬。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登了一则分类广告,征求中文系毕业者,到大周公司来面试。当时共有十多人报名,但面试时只来了五位。一听月薪四千块(当时一位国中老师的月薪约为一万二仟),有两位立刻打了退堂鼓。
  只有三个人接受了面试,试题中有一项是与分类与记忆有关的,另一项则是性向测验:“如果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有一个鸡蛋,试问怎样才能拿出来?”
  这种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但却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及态度。其中有一人与我争将起来,他说这种题目没有意义,不应该拿来考他。当然这种人我不敢用,迟早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他振振有词,对我大肆攻击。
  有个面试的女孩,她老老实实地把瓶子反来覆去,想把蛋倒出去、夹出来。这种个性对我的工作极有帮助。因为她不会作怪,不论事情大小,必能认真执行。
  她名叫沉红莲,是台大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我录取了她,果然我的判断很正确,她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成了我得力的助手和人生追求的道侣。
  她对中文自是驾轻就熟,工作进度比以往快了数倍以上。后来她又找来两位同班同学,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成功地用廿六个字母,把一万多字作了全面的编码。
  我最关心的是重码字,用键少,重码就多。为了避免重码,我们一再把字母及辅助符号放在不同的键位上,一次一次地重编。重编只不过是苦功,难的是判断标准,在当时没有任何成例可资参考。
  字母与辅助字形的统一性、重码字的比率、取码数的上限,规则的例外因素等,在在都是问题,而且相互矛盾,又相互纠结影响。
  我的解决方法是以“形声法则”为依据,以中文的“全方位功能”为目标。因此,字母应有文字的代表性及基础性,辅助符号则要有视讯的联想性,但不宜过多,否则难以辨识。在字母确定后,取码数也就没有变通的余地。
  我把形部视作前缀,声部作为字身。前缀约有数百,以二十六键而言,取一至两码是理之必然。同理,字身有数千个之多,则要取一到三码。取码规则是最后才考虑的,在避免重码字的前提下,所有有效的方法都是规则。
  有了指导原则,大家在同一个理念下工作,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们的编码告一段落,订名为“中文输入研究”。为了节省排版的时间,我一笔一笔地亲自抄写,然后送去照相制版,在十月六日,由大周出版,印了一千本。
  据我的猜想,大周支持这个计划的原意,不过是看在林与倪二位的面子上。待这本书印出来后,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意义,以致不愿继续支持。
  后来证明,连信息界都找不到任何人能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至少送出去好几百本,结果都是石沉大海,连浪花都没有激起一朵。
  人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总会设法经由各种管道,以求多增进一点认知。我的岳母极力推荐台北大桥下一所命馆--国安堂,叫我去试试看。沈红莲与她的同学们听了大感兴趣。反正没有事,前途未卜,我们就结伴而去,且装作互不相识,看那先生如何说法。
  国安堂在桥下一个小巷中,要先挂号,缴费十元。算命先生是成大机械系毕业的,年纪与我相若,却已是白发皓首。他是原堂主之义子,原堂主退休后,他才继承家业。据他说这种工作比从事机械难多了,但是为了不负养父之命,义无反顾。
  他看了我的命,说是在四十二足岁之前飘流四海,虽有齐天的本领,依然一事无成。这倒是一点不假,是不是我的外表或者什么地方泄漏了机密呢?再一算,当时我应该算四十一了,今年有没有希望呢?他说,我在今年生日以前只能算是四十岁,这两年还要熬,必须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
  沈的两位同学,据那位先生说,都与目前的工作无缘。一位即将赴美,一位亦将离职,且都会相夫教子,以家为业。唯有沈红莲,先生说:
  “你这个工作很适合,会做下去。”
  沉红莲已经订了婚,原本打算在未婚夫出国后,继续深造,她便问道:
  “我想继续读书,可以吗?”
  “不可能。”
  果然,那两位不久就离开了。沉红莲则为了献身中文计算机及中华文化,到现在还是日以继夜的埋头苦干,不要说出国深造,连结婚生子都担搁了。

  大周对我们后续的计划爱莫能助,当时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南京东路,是向“名将室内设计”借用的。名将的负责人被我们的工作热忱所感动,很有意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力量也有限,下面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只得婉拒了。
  薪水已经没有了,前途一片荆棘。沉红莲的个性很坚强,不愿被挫折所击倒。她宁愿去做家教维持生计,决心要继续下去。
  受到她的鼓励,我当然更不会退让。我们根据电话簿,把当时位于台北市的多家计算机公司地址抄下来,决定每天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这分明是“科学”,白纸黑字,每一个中文都已经编码完成,我们认为计算机公司的从业人员一定有识货的。
  不幸二十多家计算机公司,家家口气都完全一样,没有一家认为“中文计算机”可行,甚至有人说有台“中文终端机”也就够了。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两者的分别,但是由他们的神情以及谈话中中英夹杂的事实,我看得出来,中文计算机早已被他们否定了。
  我们改弦易辙,到各大学的电机系(当时尚无信息系)去,看看有没有学校愿意合作。想不到学校比商人更现实。商人只是否定中文计算机的商业价值,教授们则更武断地说,中文早就该淘汰了!这种老古董,害得中国沦落到今天地步,还不快趁计算机来临的机会将它丢掉!甚至于某校有位颇享盛名的博士教授,不齿地说:
  “你知道吗?英语即将成为国际语,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文字。我们要生活在世界上,就要全面放弃中文,大家来学英语!”
  这种干云的豪气,只差一点令我作呕,我不仅不能“受教”,而且要让这些“外行白痴”看看老古董的价值。
  庄灵知道了我的遭遇,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青年才俊,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庄灵慎重地介绍我去,他认为一定会有结果。
  我们制作了一个计划,去见那位教授。果然他没有否定中文,叫我们把计划留下,他要仔细地评估。过了一个星期,他找我们去,问我的计划要多少钱。
  “只要能实现中文计算机我就满足了,多少钱不重要。”我说。
  “那么,朱先生,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看不出它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它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痛定思痛,原来这个世界已经疯了。好吧,我把计划中加了一条,索价一千万台币。没想到沉红莲送去打字时,因为气不过,偷偷地把一改为六,变成了六千万!
  我想到真正了解中文计算机重要性的,应该是政府。当时孙震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计划,觉得很有价值,由于主持信息事宜的是工业研究院,他便代我转交给院长方贤齐。过了一个多星期,工研院回了一封公文,文中劝我不要“闭门造车”,叫我去研究王安公司的产品。
  我不知道王安的产品是什么,但却知道一点,绝对不是中文计算机,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中文亡定了?我们不愿死心,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机关、基金会、学校,结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一个人认为有中文计算机的必要。
  计划的挫败、生活的压力,无一不是严重的考验。所幸沉红莲和我都有一股倔劲,我们不信自己是错的,也不甘心就这样承认失败。此外,我不能否认,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命运是最后的依仗了。我记得国安堂说过,一定要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那么再坚持一年多,再苦也可以熬过去。
  一九七九年五月,岳父告诉我说有位同乡曹育东,任职三军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他曾提及有位叶博士向三大建议开发中文电传,三大上报后,国防部批准了。叶博士要求两百万美金供买器材之用,三大却因为经费无着,将计划束之高阁。最近国防部查询计划进度,三大的校长蒋纬国将军便交待下来,一定要找人来研究中文电传!
  曹育东四处诉苦,说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电传的人。刚好碰到另一位同乡,谈起有这样一个人,神里神经的,在搞什么中文打字机。于是曹育东找到我岳父,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他那里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但有一台计算机,可以由我去玩。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碰到有人来调查,必须承认是在研究中文电传。
  能有台计算机研究一番,总比我目前走头无路要好,尤其是我设计的是中文打字机,但却声称是中文计算机。至于计算机是什么样子,老实说唯一的印象,是那“二○○一年”科幻片中的“红眼睛”。我当然愿意去,沉红莲也没有反对。
  曹育东见到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要能应付来调查的国防部官员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至于在三大,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如此而已。然后曹主任便带我们到一间“教室”似的空房间,中间有一列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桌子旁放着一个方盒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计算机呢?曹育东指着那台电视,说:
  “这是最新型的王安 2000T计算机,一台售价一百六十万元。现在交给你了,只要不弄坏,你尽量用吧!其它我不管了。”
  这叫计算机?太令我失望了,但是我又怎能在曹育东面前示弱?他要是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计算机,不把我赶出去才怪!
  沉红莲也楞住了,好在空空的教室中无人打扰,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午休息时间,有人来玩“电玩”软件,我乘机在一旁偷招,暗自记下各种操作应用的细节。等他们走后,我再一步一步地模仿,直到熟练为止。
  中心里有一位程序员熊黎民,他有时会来修改程序,这又是我偷招的好机会。两三天后,我差不多已偷到了计算机的作业以及软件制作的方式。因为王安这部计算机中存有一万多个中文字形,都“存”在旁边那个叫“可携式硬盘”的方盒子里。要用时可以“叫出来”,但只能“放”在萤光幕最下面一行,且最多显示十个中文字,用处不大。
  由于王安计算机用的是三角检字法,我略一翻阅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可以将王安的三角号码与我的输入码作一对照表,这样立刻就可以把我的输入法实现在计算机上了。其次,我的输入法还有造字的功能,既然能把字叫出来,当然更可以将字“画出来”。
  于是,我请熊黎民帮我写程序,熊丢了本书给我,说:
  “你要写程序?自己看书吧!”
  我一看,书名为“BASIC ”,又是一头雾水,从何下手呢?我一向不是个好学生,英文更是鸦鸦乌,现在要我以四十高龄的老贡生,来学这些?
  我不是许过愿的吗?如果连这一点难关都过不了,我还够资格谈什么愿心?许愿是很容易的,一时冲动人人都做得到,但要坚守诺言却要真正的奉献牺牲。我必须先把自己的“我”心去掉,否则就不要自欺欺人!
  心中凛然,立时清除杂念,专心一意翻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吞食、噬嗑。心中空灵,目标明确,不到几天,我就完全看懂了。而且也试着写了几段程序,都正确无误。我又在熊黎民追踪程序的过程中,学会了渗透到机器内部的技巧。根据推想,我认为王安的中文字形一定是贮存在那方盒子的硬盘中。
  我又花了两天时间,由沉红莲帮我记录,我则一步一步地追踪,果然被我找到中文字的点阵。这时我在巴西学的画地毯技术立刻派上了用场,我试着用地毯的坐标方式,把所得的二进制数据,在纸上以平面展开,果然,字形出现了。
  最后一步,是我选了几个王安的字,将之改成我们的码,再用程序一调!奇迹一般,键盘敲处,我们辛辛苦苦编的字码,就变成了屏幕上的中文!
  当然,程序还有些问题,我找熊黎民来看,请他指导。他一看,大吃一惊:
  “朱先生,这个程序是你写的?”
  “是呀,不过还有些问题,我……”
  “这些事应该由我来做的,你告诉我就好了,不必你动手。”
  我追忆之下,了解计算机大约花了六天,由学到写出程序来,大约也是一个星期。其中唯一的诀窍,就是瞄准目标、心无旁骛。(后来我才知道,居然有人怎么都学不通。)
  一个月后,沉红莲把王安与我们的字码,全部列成一个总表。熊黎民则将表用在输出入程序上,我们再向王安公司借来一台终端机,分别把两台机器放在两个教室中。我们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教室中输入,都可以将讯息显示在另一端的屏幕上。于是,有线的中文通讯终于大功告成。
  实际上,中文无线通讯也同样可行,技术问题解决了,所剩下的只是设计与生产的细节而已。我也将之写成计划,可以按步实施,只是不记得当时预估的成本如何。
  再一次见到了蒋纬国将军,他仍旧是风采奕奕,精神抖擞。他问我这个输入法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形意输入法”。他一听就说:
  “不好,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你这个输入法,应该叫做仓颉输入法。因为仓颉是创造中国文字的始祖,你则是继承他的造字,将之发扬光大。”
  的确,“仓颉”这个名字恢宏响亮,但若非蒋将军赐用,我是不敢僭越的。
  自后计算机中心成为展示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各军种及各单位的参观人潮,三大的学员更是不用说了。蒋将军听我讲解了几次以后,立刻掌握住了重点,其智能之高,实在少见。到后来我只介绍开场,其它应用以及发展,都由蒋将军做“助教”说明。
  在那阵子的展示中,我们所见到的“星星”,真比天上的还要多。有一次,在教室中坐了四十多人,星星多的在前,少的在后,沉红莲直数到最后一位,还是两颗星。
  我把这套成果呈献给蒋将军,蒋将军又呈给国防部。我以为今后必然否极泰来,国防部采用后,我们就不愁没有支助了。再加上这么多“星星”做证,就算国防部看不上,总有一两颗星有兴趣。再不济,有蒋将军做后台,还担心什么?
  我找了个机会,又去国安堂,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那知道他无动于衷,说:
  “你的运还没有到,连皇帝都帮不上忙!”他看了看所占的卦。
  “可是,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呀!”我觉得他太主观了。
  “你看吧,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的。”
  果然,在三大我们接待过副总统、行政院长、政府各部会首长以及许多高级官员,人人赞好,但都无下文。最后国防部的回文也到了,上面写着:“已通令三军参考”,根据不成文的惯例,“参考”的意义就是参考,爱用不用。

  一九七九年夏天(月份已忘),三大派我去参加一个“中文计算机编码会议”,我丝毫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为了学习和见识,我搭上了交通车。
  会场在台大的溪头林场,是著名的观光胜地。在台北房屋时,我曾经随大伙来过一次,很喜欢这宁静安祥的环境。
  领队的是国科会副主委何宜慈博士,同车还有三十多位学者专家,都属国内计算机界一时之选,只是我一个都不认识。印象中好象电信局的专家最多,其次是各校的教授,至于军方的,却仅有我这一位冒牌货。
  时正值炎夏,一上山,清新沁凉的空气与葱翠叠嶂的山峦,就令人心旷神怡。待得到了溪头,那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树,搭配着掩映在林间的木屋,天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在行走间,连地上的影子都似染上了浓浓的青色。
  甫到溪头,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青色的会议,充满了幼稚、冷淡、敌对的气氛。由分配宿舍这样简单的小事起,有两派人马就几乎争执了几个小时,各不相让。
  与我分配到同一房间的是一位电信研究所的工程师,他感叹地谈起,为了争取研究经费,与会的有好几个派系彼此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兼容的地步。
  “各做各的研究,有什么好争的呢?”我并不想探听什么,只是顺口说说。
  “有什么好争的?”他不相信有我这种白痴:“涉及上亿的经费呢!因为主发研究经费的国科会没有人懂计算机,所以想藉这次会议选择一种方案。你想想,要是谁的计划被采纳了,就将成为国家标准,其中利害有多大!”
  我更是胡涂了,据我所知这个会议是来讨论计算机的内码,各家用各家的内码,就像各人在家中说不同的方言一样,凭什么来订定国家标准?目前参加的都只是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文字学者在场,怎能越俎代庖?
  “什么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吗?由我们来讨论吗?”我问。
  “当然,因为计算机涉及生产,必须有统一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没有文字学者参加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
  “文字学者不懂计算机呀!”
  “难道计算机专家就懂文字吗?”虽然我们才第一次相谈,我却忍不住要反驳他。
  “我们又不是来研究文字,只是把我们要用的字编序而已,有什么多大的学问?难的是怎么摆平各人的利益!”
  这就是了,计算机专家都以为自己是高级科技人材,字谁不认识?殊不知文字认知的难度远高于计算机技术。然而在这个“工匠当道”的时代,西风压倒东风。读书人所读的不再是人生大道理,只是钻研技术,人人成了工匠,各比刀斧神通。
  果然,第一天的会场上,在接近讲台的两侧,左右分明地各坐了一个小集团。另外在较远的外围,又零零落落的坐了一些人,我亦忝属其中之一。何宜慈一到,就呼吁大家向前坐,集中一点,以便讨论。
  室内的宁静与室外的山光水色交融成一片,那份安祥有如佛寺中的大雄宝殿,五百罗汉文风不动。
  何宜慈不得已,只好扯开了嗓门,先来个开场白:
  “兄弟这次奉命主持这个会议,实在是不得已…”
  我后面传来愤愤不平的声音:
  “骗人!以为别人都是傻瓜!”我回头一看,有几个人在低低和语,手中拿着笔记本,好象是几个记者。
  “兄弟不懂计算机,年纪也到了,要学也学不会…”会场上零星地响起了认可的笑声,何宜慈自己也笑着说:“所以,兄弟只负责主持,请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意见。”
  会场立时又冷静下来,似乎人人有主见,个个没话说。
  过了半响,在我身后有人站起来说:
  “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这次会议集合了国内政、学、产各界的菁英,各界都抱着极高的期望,能不能请何副主委先说明本会议的首要目标?”
  “是的,是的,”何宜慈忙接着说:“我只希望大家先沟通一下,目标当然有的,就是要决定中文计算机的国家标准码!”
  这句话立刻像是一颗炸弹,震撼了原本冷清的会场,尤其是讲台下靠左侧的那一群,纷纷交头接耳,乱成一片。
  “决定中文计算机的国家标准码?难道就这样草率?”有人抗声说。
  “当然不是今天!”何宜慈连忙解释:“我们的会议一共是三天,大家手上都有程序表,请看看…”
  “笑话!中文计算机在哪里?有谁看到了中文计算机?有谁够资格来定标准!”不知是谁又丢了一颗炸弹,足证明理的人还是不少。
  何宜慈大不以为然:
  “在场各位哪一位不是专家,而且是国内第一流的,当然该由我们来决定,先有了标准,大家才有方向!”
  会场上更乱了,人人都有话要说了,只有台下右侧的一群,彷佛胸有成竹,深以何宜慈的看法为然。
  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大堆资料,要上台说话,却与何宜慈在台上争执起来。我由坐在后面的记者口中,渐渐了解了全场的概略情况。
  那位老先生是一种“首次尾”中文输入法的发明人,他自费来此,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他的中文输入方法。台下左侧的一群被称为“民派”,以交通大学的谢清俊教授为首,尚有发明“三角检字法”的黄克东、胡立人等学者。而右侧的则是以电信局为班底的“官派”,以王金土为代表。据说这次的会议就是要以电信局的方案为准,假借会议之名,强渡关山,将之订为国家中文计算机的标准。
  这个会议的起因,则是年初ISO 国际标准机构,在马尼拉举办了一次会议,因为以往的汉字编码采用日本国家工业标准 (JIS)。有一位美国学者知会了谢清俊教授,认为中国人必须出面争取,否则一旦订定国际标准,对中文将有负面的影响。
  谢清俊为此提出计划,建议国科会派员参加,但国科会婉拒了。于是谢清俊邀请了黄克东等人,自费出席马尼拉的会议,并据理力争。认为日本工业标准只有七千余字,即使在日本也只被认定为“工业标准”,当然不能代表约有十万余字的中国汉字。
  中共同时也派了代表参加,且提出以6763个“国标码”作为中文标准。当然,这更不值得一驳,中共的“国家标准”码是日本“工业标准”的翻版,比日文汉字还要少。
  ISO 也同意这种看法,决定将讨论延至次年。但却指明如果中国人自己提不出可行的方案,则不论好歹,必将决定一种。
  谢清俊回国后,他所提的什么标准不标准并没有人重视,只因为中共参加了会议,才有重量级人士由梦中惊醒,发觉连文字也是一个战场。于是一道命令,近水楼台先得月,电信局立刻将电信明码加以扩充,由八千字加到一万六千字。
  其实谢清俊一直在从事中文文字的编码工作,他的编码当时已有数万字,当然不能接受电信扩充码。
  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才有这次溪头会议的产生。各媒体无不将之视为“官派”、“民派”之间的角力与斗法。
  再观与会者,计算机公司约有七八位,记者四五位,其余不是官派就属民派。唯有我什么都不是,原先是为了学习而来,这时才知道我是来削董狐笔的!
  下午的会议由王金土博士主持,他说他有种划时代的发明,称为“跳号编码法”。这种编码法与 BASIC语言的写作相似,即是令程序的条目隔开,以便于增加修改。王博士的跳号编码只编双数,单数留空。也就是说,两编码之间,还可以再加一个字。可是目前只收万余字,中国字有近十万,只能加一个字,够吗?
  王博士的理论是,当然够!根据交通大学的统计,报纸上8,000 个常用字已代表了99% 的中文:“我们现在所收的字集,已有一万多字,那百分之一有什么用?更何况跳号编码还可以增加一倍!”
  数学是非常奇妙的魔术,我经常看到有人玩百分之一的游戏,报纸是日常生活的媒体,目的是方便快速,过目即忘。为了顾及普罗大众,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字,最多只能代表百之一的文化。而这不收的“百分之一”,才是问题症结所在。(以国人姓名为例,十五年后台湾的户籍计算机系统问世时,人名用字已高达五万九千,请问这些人怎么办?)
  再若顾及专业用字、科学名词、动植物学名词、新生造字以及古文用字等,更难以计数。图书馆是信息的总库,如若图书馆用字不能满足,则信息中心不可能成立,全国信息的交流与应用,则又是另一个幻想。
  信息只是一台计算机吗?只为了供人写写信,记记帐吗?如果户籍不能用计算机,财税不能用计算机,海关不能用计算机,军警不能用计算机,学界不能用计算机,图书馆不能用计算机,我真不知道计算机还有什么用?
  计算机的最大功能在于全面联结,在信息上互通有无,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借着计算机无远弗届的机能,大量且迅速地处理各种资料。如果只把计算机当作个人应用的文字工具,仅以常用字为国家明定的标准,是则不仅失去了信息的整体价值,而且扼杀了中国文字继往开来的生机。
  有人认为基于技术瓶颈,与其不能达到,望梅不能止渴,何不暂且因陋就简,恶法亦法,胜于无法?说这种话的人,经常是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任用亲信,急功近利之徒。因为中文计算机的可行与否,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技术问题,只要公正公开,不循私,不苟且,虚心求证,再来说这种话也不迟。
  当时我人微言轻,虽然对中文计算机已有了部分的答案,且一再详细解说,而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竟无一人愿意就技术观点深入讨论。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两派之中究竟何派成为主流。因此,这种形式性的会议,我可以断言,不外乎一场科技“秀”。其草率的决定,必将为中文信息长期的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祸害。
  我仍然一本初衷,文化大业不是一两场战役所能决定的,眼前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文化与信息的关系,一时有什么好争的,尤其是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
  几天的讨论下来,更是令我大开眼界,国内第一流的专家们,官派、民派所争的“微言大义”,竟然只是究竟应以部首或笔画为先的排列顺序之争!
  王金土攻击谢清俊说因为谢的姓笔画太多,排名太后,所以才主张先部首后笔画。而谢清俊正好反击,说王金土在争排名的先后,所以坚持先笔画后部首。
  说来似乎是笑话,令人匪夷所思,我确实听不懂其妙何在。对计算机而言,先笔画或先部首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时到今日我个人从事中文计算机,少说也有二十来年了,始终没有想通在技术及应用上,部首与笔画之先后到底有何奥妙?
  在两派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我只好挺身而出。花了不少唇舌,先与王金土沟通,希望他稍让一步,好不容易才得到他的首肯,同意放弃其伟大的发明。然后再去找谢清俊,他倒是不想争这些,只是不满意官方的态度。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个折中案,不妨说是官方的修订版,扬弃了王金土的跳号编码,但却采用他的笔画顺序。
  这就成为何宜慈出掌资策会的尚方宝剑--溪头码,后来由何全力促成、并行改定为13,053字的“国家标准码”。这套内码虽然使不少人获利,不幸对中文计算机却毫无助益。反正纳税人是沉默的,大把大把的研究经费,不断用在研究中文字码、字库。尽管已有完整的中文系统上市,但是利之所趋,有些人就是闭着眼睛,死也不肯相认。
  这种现象能怪谁呢?在一个只重物质享受,只重名利地位的社会上,人人为己被视为天经地义。只要有人贪赃枉法,就有人私心自慰,甚至大骂出口:
  “你看!这些人简直不象话!”
  这样说法有什么玄机呢?喜欢浑水摸鱼的人,决不会到清澈的溪流去,也不可能喜好明净的环境。有前车之鉴,有他山之石,才是自己最佳的保障。
  社会是社会人共同组合而成的,社会风习则是社会中每一份子相互影响形成的,果若人人只顾近利,竭泽而渔,还有谁看得到明天?
  溪头会议虽然开了,中文计算机依然是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我在三大的表现虽然得到蒋将军的赏识,可是没有资金及人员,仍然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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