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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就站着。不要动。”他举着手里的相机对我说。当时，我们两个已经被装修新房、筹备婚礼搞得精疲力竭，此刻正为多出来的半卷胶卷在拼命。 给我们拍婚纱照的摄影师好意，叮嘱我们自备一卷胶卷去，他可以额外给我们多拍几张。但是他没说，这多出来的胶卷派什么用处。我们带回家之后，只好自行消化。我本不是个喜欢拍照的人，看见相机对着我就浑身不自在，但既是两个人合作的事，也不好甩手不干。只得将疲倦的后背靠在书橱的玻璃门上，无助地望着他。他却举着相机半天不下手，并且说：“你太不自然。不如从书橱里拿本书随便翻翻，不要看我这里。” 我回头，在陌生的书橱里，随手抽出一本，当然是《情人》。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如果说，25岁的我，还有仅存的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希望，熬过长长的岁月之后，终于会等来一个声音，说：“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是的，备受摧残。如果，这一生，还能够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然而。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我不知道怎样告诉你，我对于《情人》的迷恋。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出版，同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985年在法国国内的销量已超过百万册。1986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了两个中文译本：漓江出版社的《悠悠此情》和上海译文的《情人》。我几乎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情人》的译文，但美中不足的它是个“当代法国中篇小说”的合订本。比较起来，《悠悠此情》的装帧更合我心意，不仅有单行本的纯粹，那绿色的封面，薄薄的一本，像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手迹。 十年之后的1996年，我坐在上海家里，看《印度支那》的VCD。当优雅的德诺夫面对决绝而去的养女时，竟然掩饰不住我的哽咽。几度闭上眼睛，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其实，直到此时，我才算是读懂了《情人》这部小说。而玛·杜拉已经死了，死于1996年。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18岁，就已经太迟了。在18岁和20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18岁的时候就变老了。 生命如流水，每一处行程，曾经的点点滴滴，都留下了清晰的踪迹在心里。然而，不要问我，请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不出答案，根本就没有答案。 ——我在15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这样一副面貌是十分触目的。就是我的母亲，她一定也看到了。我的两个哥哥是看到的。对我来说，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都是从这光艳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从这一双过早就围上黑眼圈的眼睛开始的，这就是Exeriment。 我才15岁半。 据说，玛·杜拉对由梁家辉、简·玛奇主演的那部电影《情人》不满，所以，才有了另外一部也是发生在湄公河流域的电影《印度支那》。看过《印度支那》，就会明白，她的不满自有理由。如果，真要说一个中国情人的故事，她可以写一部《北方的中国情人》。 我想，人其实是有机会来改正一些错误的，不管曾经错到什么程度，修正的机会还是有的。至于修正以后的结果，那视乎你的运气，也视乎你的智慧、悟性。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 哭过之后，我再也没有翻阅《情人》。 结婚时，两个人的书合在一起，发现有许多相同。我们就把复本送给朋友。送走了我的绿封面的《悠悠此情》，合订本的《情人》也算作是我的。 直到要写这一篇文字的时候，在书房里，遍寻《情人》而不得。仿佛是借给了谁，但记不得究竟是谁。 没关系，无所谓了。35岁的我，如果还有愿望的话，希望的是平静和安定，而不是有人对我说：“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小说《情人》最初起于玛·杜拉的儿子编的一本有关她生活和曾经摄制的影片的图片集——《绝对的形象》。玛·杜拉为此写了80页的文字说明。但她当时的情人扬·安德烈亚打印完毕后，认为放在图片集里不合适，建议以这一段一段的文字为基础，另写一本小说。 这就是《情人》的缘起。一段一段跳跃式的结构，本来就有着真确的画面在支撑。 后来，我请人买了张爱玲的《对照记》回来看。也是旧照片的文字说明。 依然不喜欢拍照，但是，那张背靠书橱捧着《情人》在读的照片，拍得不错。 “开心哭泣开心泪”，什么意思？ 再看一下，作者：吉本芭娜娜。果然是日本人。日本人用汉字说汉话，都别有一功，十分地有幽默感。不懂日语的我，捧着书，习惯性地望文生义，“开心哭泣开心泪”，大概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的意思吧？ 有精通日语的专家一直告诫中国人，日语中的汉字，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的。那就不管它是哭还是笑了，“吉本”加“香蕉”这样不中不西的名字，本身就吸引我。 已经是1992年，因为前一年漓江出版社的村上春树，因为中文版的《挪威的森林》，日本当代作品开始说不清地有吸引力。吉本芭娜娜正是被称为与村上春树共同刮起旋风、将日本纯文学从十年来的低谷提升至一个新高峰的作家。村上春树1987年问世的《挪威的森林》，两年不到即印行500万册。从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的吉本芭娜娜，两年间共出版六部作品，印数达6oo万册。 况且，开篇，她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厨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你知道，我一直是想这样说的，只是一直没有说出口。应该有许多机会，可以提到这句话，但是，总觉得单单凌空吊这样一句却不作解释，实在莫名其妙，而真要解释，我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期期艾艾，现在，吉本芭娜娜代我说了出来，并且作了最好的解释——是一种隐秘的、近于天生的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如同，每晚，必须将自己蜷成母腹中胎儿一样极不自然的姿势才能接近睡眠。说什么好呢？ 说出来，也就是那一层轻纱似的感伤。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你怎么可能忘记？“我和岚，只接过一次吻……何况他事后马上远走高飞，我连这是否能算做恋情都懵懵懂懂，全然不晓。 尽管如此，在喜欢上岚之后，我已不再认为恋情开如樱花，逝如焰火。 若打个比喻，那就是海底……在那里，一切都浑然一体，令人感伤地浑然一体。”（《情海泡沫》） 唯其混沌渐开，才惊天动地。唯其不明所以，才刻骨铭心。 “克服与成长是个人灵魂的记录，是一切希望与可能的所在。”吉本芭娜娜在她的处女作《厨房浪漫》的后记里如是说。收在《开心哭泣开心泪》中包括《厨房浪漫》在内的七个中篇，每一篇都是成长的笔记。那种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克服，尤其贴合东方少女的心。总是压抑，总是克服，我们几乎没有爆发的机会，并且因为习惯于压抑，我们甚至丧失了爆发、抗争的欲望。在漫长的孤独无援中，妥协的总只有年少的我们，克服的也总只是我们内心的真情真意。 如此纯洁的牺牲，用笔铺展开来，如诗如画。 吉本芭娜娜的语言，如诗如画。谁都可以断定，吉本芭娜娜之所以畅销，除了她的人物、故事别具一格，小说语言的优美清新，也是重要因素。 其实，第一次读吉本芭娜娜的时候，1992年，十七人岁的迷惘早已离我远去，然而，那一层伤感却是藏在衣服底下没办法克服的烙印。成年之于少年的区别，在于少年为自己的伤感而骄傲，成年为自己的伤感而羞愧。我已到了讨厌自己伤感的时候，然而，依然容易被伤感的作品打动，依然像2O岁的女孩子一样喜欢吉本芭挪娜。30岁的时候如此，40岁的时候如此，到了60岁，也还会如此的。 这是活着的平衡。 这几年，有空的时候，一直会拿出这仅有的一本吉本芭娜娜。越来越觉得中文译本的书名不错，虽然不是作者取的，但却能准确体现作品的情调，《开心哭泣开心泪》，怪怪的，平常却又有出人意外的成份。 1996年夏天，从香港买了吉本芭娜娜的新作《白河夜船》的中文本回来，仍然是中篇的合集。说了三个故事，都与死有关。手不释卷地读，一边在心里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仿佛回到从前。没有理由地渴睡，连着几个月可以从白天睡到深夜，从深夜睡到黄昏。也吃得下饭，也能说话，还会笑，睡梦中也会被电话铃声闹醒。当然，这电话必须是喜欢的人打来的，否则一概听不见。一直睡一直睡，偶尔醒着的时候，想这样是不对的，但究竟是脑子不对还是身体不对，却没有结果，因为总是在还没想出结果的时候，又睡着了。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会突然发现，那是一种绝望的反应。然后……，各人有各人的路。吉本芭娜娜早在1988年就说：“如果健康不出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写出相当一些小说。”这么说她的路——做小说家是定了。那年，她应该不足25岁。她是1964年7月出生的。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一个人背着破书包走在复旦校园的那条“南京路”上时，我想。张辛欣的好不是在这里。让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做一个梦有什么大不了，即使这个人在梦中看见所有的人身体上都长着一棵君子兰，也没什么特别，谁的梦里不是千奇百怪？否则还叫梦？ 不过张辛欣确实是在写了《疯狂的君子兰》之后，一下子脱颖而出，毁誉加身。那一年，长春人全民动员像后来的上海人炒股票一样地炒君子兰，张辛欣以此为题材写了小说，引致轰动。此前，她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青年作家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都称颂一时。而我喜欢的，也正是这些属于女子的独白。或许，这一类属于女子的独白，也可算是言情小说的一类。所以，《疯狂的君子兰》这样带有社会批评意识的作品，在女性作家的笔下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其实，何曾就这样简单了呢？ 这两天重新翻读《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真是蓦然发现它的前卫。早在十多年前的1983年，在还没有“苦难与风流”之类时，张辛欣就对“老三届”作了毫不怜悯的深刻剖析。那种子虚乌有的杜撰，那种不明所以的执著，那种对世俗生活不合人情的鄙视，那种非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好高骛远，张辛欣写来极为传神。读它，就是读了一代人。所谓的社会，其实也就在里面了。 张辛欣更上层楼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以后、结婚以前的那一段日子。那时，追着她的每一篇文字看。忽然之间，却在电视里见到了真人。1985年春夏，她居然独自骑自行车，沿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旅游采风。中央电视台记者闻讯赶来，请她客串一回节目主持人，拍摄《大运河》电视系列片。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张辛欣，面对摄影机妙语连珠侃侃而谈，从历史地理到风物人情，如数家珍，比所有的播音员都来得字正腔圆，魅力无穷，看得电视机前的我目瞪口呆，越发觉得自己的渺小和无能。 电视系列片《大运河》播完之后，才在1986年第一期的《收获》杂志上见到了张辛欣此行的文字，那就是经过删节的纪实体小说《在路上》。花了很大力气好多时间来读它。不能说喜欢，但是由衷地佩服。仅仅是，一个女子历时两个多月的千里走单骑、实地采风考察、大量的古籍资料稽查、一种新的小说结构叙述方法，就释放出极大的冲击波。于是，又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这一次，好像是贬多于褒，因为人们无法卒读。而已成就了“大侠”形象的张辛欣，终于对评论界“口出怨言”，她写：“吴亮，你好狠呵。”是怨人们不明白她付出的心血和牺牲，还是怨人们不明白她的情感和需要？ 永远走在前面的人，芸芸众生如何会真正明白她呢？张辛欣自己也说：“生活塑造我成了这个样子，我又伸出手将自己的生活扭一扭。”她是明白自己的。其实有自己明白自己也已足够了。 所以，张辛欣一如既往地走在前头，去采写一百个北京人的真实故事。接着，又在《文汇月刊》上开写个人随笔专栏。那些谈《西厢记》、谈《开罗的紫玫瑰》等等的系列随笔，竟重给我她站在摄影机前的感觉，滔滔不绝精彩纷呈，一口气下来，连一个格楞也不打。 戛然而止。张辛欣不说了。我们也不说了。说什么好呢，说了也没意思。那个夏天，我整日昏昏欲睡。即使张辛欣依然兴致勃勃，我也会无动于衷的。何况她要远行，张辛欣这一次去到比大运河远得多的地方。她的告别词，我想，是发表在《收获》上的一篇小说。也许是距离昏天黑地的时日太近，我总是回忆不起那篇小说的名字，但我记得它那纪实与虚构相杂的题材，忘不了这之中的伤感与无奈。张辛欣的又一段情结束了。小说开篇是这样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一。” “一”，正着数，是开始；倒着数，是结束。 张辛欣的信息隔着千山万水，传来故土时已经变得微弱。直到1992年底，我偶然客串性地主持了电台的一档直播节目。对着话筒说话时，别人想起的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夜鹰热线》的杰克·基连，我想到的却是张辛欣。她才是中国大陆近年来第一个TALKSHOW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至于方兴未艾的报刊杂志上的个人专栏，《文汇月刊》上的张辛欣也就是个开路先锋。这时才想到，在纵容平庸的环境里，她一直是多么先锋。想到一个人居然可以一步一步走得这么踏实而又跳跃，从很幼稚的第一篇小说《在静静的病房里》到〈在同一地平线上〉，从《在路上》到《北京人》，至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一路走来，她已经变了又变，每一变都有独领风骚开先河的气势。 张辛欣这样的女子，其能量是无可限制、无可想象的。如今，隔着迢遥的山河岁月，不知道她又变得怎样。作为读者，我牵记她，期待她。 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有朋友在《文汇报》上读到了张辛欣的文章，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觉欣喜莫名——张辛欣还在路上，不管她走得多远。 结婚四年的时候，感觉已像结婚十年一样地老夫老妻，言行协调得如同连体婴儿。结婚四年的时候，读苏青的《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看别人家的夫妻，如何新婚甜蜜岁月悠长，又如何在结婚十年的时候，缘尽情断分道扬镳。看得危机四伏草木皆兵，大有物伤其类的恐惧。 说实话，直到此时，1990年了，才知道与张爱玲同时，上海有一个苏青。张爱玲以后，上海有一个编了越剧《红楼梦》、《屈原》的苏青，不过，改做编剧的她，又换回了原来的名字——冯允庄或者冯和仪。 《结婚十年》的不容易，是在以后读过大量同时代女性的作品之后，慢慢比较出来的。第一次读的时候，只为它的故事所吸引。平平淡淡琐琐碎碎，却如温开水一样地可人心意，吸引你听她讲故事，告诉你老一辈女人的命运。这是要碰运气才能同丈夫完全沟通的一代人，出生是为了等待结婚，结婚是为了生育子女，生育子女是为了替他们做牛做马。一生就这样过了，不容你不甘心。 如果不甘心，那么，悲剧就是顺理成章般地必然。再一次明白性格即命运的道理。要强的人，最后领受到的温暖，不外乎如此不关痛痒的同情，他们是必须帮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帮的苦命。 苏青与张爱玲齐名，张爱玲也曾不无自豪地将苏青引为同道，但是，比较起来，苏青更通俗。张爱玲是书斋里的人，一生飘然于世外，连饮食男女也带着偶然客串的味道。而苏青，却是与我们一样在上海挤公共汽车、为一分一厘焦心的女人。因为必须为一分一厘焦心，整个身体，从头脑到四肢都被调节到时刻紧张的状态，旁人看去，只觉得这个人能干，而在她自己却是每一件事都拼着性命。顺利的时候，不免有着加倍的得意，因为这加倍的得意而往往乐极生悲，于是挫折的时候，会跌得比任何人都狠。 1994年，我的《心安即是家》初版不久，意外地收到苏青儿子的来信，他向我打听《结婚十年》目前在国内有几个翻印的版本。正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我，那时正竭力游说总编同意我编选苏青的散文集，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后，都怂恿我借机同苏青的儿子见面，听取一些有关苏青的回忆。我何尝不想，犹豫再三，却将信搁至一旁。 如果选择权在我，通常，我不愿直面悲惨。如果苏青生得快乐，或者死得快乐，我都会前去捕捉一丝余音。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 这是苏青教会我的东西。不要锋芒毕露，不要扯足顺风帆，不要太看重自己也不要太依赖自己，软弱、平庸最是实惠，对女人而言尤其如此。婚姻需要你的软弱来保障，生活需要你的平庸来调节。 上海书店的《苏青文集》出版后，读她七十多万字的随笔散文，犀利泼辣的文字如见其人。如此聪明如此优秀，半个世纪前的上海女子呵，不禁想，如果，她稍稍软弱、平庸一点，这一生也许就好过得多了。至少不必因为丈夫的一记耳光，独自背起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 一次结婚、一次离婚，成就了苏青一世的跌宕。然而，结婚不好吗？离婚不必吗？ 对于苏青，竟是一种眼睁睁的、无以援手的痛惜。 举步已是错。 许多年以后读《窗外》，不由得惊叹一个家教严格的中国女孩子，竟然敢于将事情推向如此绝对。 那时候，已经走出校园，青青岁月已成不胜负荷的心债。 而午后的阳光，依然温柔地射进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房间。在书架与书架的夹弄里，在光与光的阴影里，我常常一站半天，百无聊赖地翻阅一本本杂志。先从电影画报开始翻起，看明星们漂亮的脸和衣服。等到架子上所有有“人人头”的画报全部看完，如果还没到闭馆时间，就只好捡一本文学杂志随便看看。《海峡文艺》那一期登着《我是一片云》的下半部，一个没有开头的爱情故事，仍然逃不出悲伤的结果。 一直试图寻找那出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到底走错了哪一步？为什么爱情总是这样不得其所？ 居然，《海峡文艺》的某一期在系资料室里永远消失了。等到终于在《我是一片云》的单行本里见到它的上半部，已经能够明白悲剧之为悲剧，不在于哪一个人行错踏错，而在于你无可避免，怎样说怎样错，怎样做怎样错。接受是错，拒绝也是错，死，更是错。 所以琼瑶活着。 所以琼瑶才自我囚禁，不作公开露面。 那时候还应该算作年轻，依然相信爱情的魔力，依然相信爱情是生命，依然相信爱一次便是永远。虽然《浪花》是再明白不过的又一春，却以为至少琼瑶是个例外。 人，如果那么容易死心倒好了，可惜不能。 一直把《浪花》视作《窗外》的第二部。结束了惊天动地的初恋，承受了初恋失败后仓促的婚姻及其破灭，二十多岁的女作家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真的是“万事俱备，独缺东风”。如今的一切都是别开生面，唯独爱情依然是痛苦难解的结。新生的爱情，竟然投向有夫之妇。在70年代的台湾，这样的女人、这样的身份，除了深居简出，还能怎样？《浪花》中，琼瑶让女主角秦雨秋远走他乡，而自己则无可选择地在台北“大隐隐于市”。 一隐就是16年。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到履行第二次婚姻手续的时候。琼瑶也开始公开谈谈自己《不曾失落的日子》了，也在电视专题片中亮相了。而她那漫天席地的柔情，就在这时开始迷醉大陆的少男少女。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我收藏了琼瑶90年代以前写的所有小说的话，你是在意料之中还是在意料之外？结婚前收到的唯一礼物，是琼瑶小说，真的有人见一本买一本，送我。然后，就结婚了。 回妈妈家的时候，遇见中学同班的男同学。从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分在一所普通中学做老师。说起每天的工作，已然老师的人，不断地搔头皮，说中学老师可是个危险系数太高的职业呵，那些豆寇年华的女孩子，那么无暇、那么深情脉脉地注视着你……唉，真是怕极了去上课。 忍不住就在路边哈哈大笑起来，真的呀，男生做中学老师，啊呀…嘻嘻…真是太冒险。 哦，说的是尘封往事，不是你们今天的青春日记。 这么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琼瑶已不再声辩自己写的是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的幻想，《月亮格格》、《新月》哪一出是我们见得到的人物？然而，不管怎样，琼瑶永远不会失去读者。 我只是偶尔会想起曾经的故事。 不知道那个同学的数学老师做得怎么样了？ 你还好吧？很安全吧？ 隐隐地，听到声音，隔着滔滔深海，什么地方有巨响在发出。再仔细听，侧着头分辨一下，他们说：是龙卷风。 登陆的龙卷风，在当地呈现着怎样的威势，不亲身经历，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受龙卷风影响的边缘地带，慢慢地也可以见证出风势的威猛。 1983年，在美国留学近十年的龙应台回到台湾执教。1984年11月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点燃“野火”，刮起“龙卷风”。 我读到龙应台的时候，已是80年代的最末一个年头了。花城出版社以《美丽的权利》为总题，收入她的《野火集》、《美丽的权利》以及《龙应台评小说》中的五篇文章。感慨最深的当然仍是《野火集》中的篇章。但是，龙应台也许不会想到，某个读者的第一感想，竟是：居然有人可以把大批判文章写得如此细节化。铿锵的节奏高昂的头颅，我们怎么会不熟悉呢。只是从前见到的是那样苍白的脸色空洞的言词，龙应台却是血肉丰满入情入理。 然后，才有痛彻心肺的哀伤。仿佛一个走在黄泉路上的人，终于接受了死的现实，却在恋恋不舍的最后回眸中，忽然发现，其实谁都可以活，只有他被迫死。不是逆来顺受的问题，那场死根本是扼杀。所以到这时，龙应台想必是明白我们的处境和心境的吧？说生气已是太轻描淡写了。 不如回到纸上的世界，《让艺术的归艺术》，看看小说，评评小说，至少也是种消遣也是种安慰。而龙应台的文学批评，最可爱的莫过于真的是批评。既然很多该骂的都不能骂，骂骂文学中的不及格，几乎就算是无为中求有为的执著。我是否能够以为，《龙应台评小说》就是龙应台给予黑暗中的人的安抚？ 一直不知道，龙应台其实是怀着身孕在为我们披荆斩棘。只是发现有好几年，不太能听到龙应台的声音了。即使有时听到她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总是《野火集》。 1995年上半年，每个星期的港台、东南亚地区的畅销书榜上，都有龙应台的名字。如同1986年，《野火集》与《龙应台评小说》同时成为台湾“年度最具影响的书”。1995年，龙应台的新作《看世纪末向你走来》，与《孩子你慢慢来》也同时畅销华文世界。那时见到按时寄来的畅销书榜，真是急如星火。不久，福州路上的上海图书城重新营业。开张志喜，头几天他们在三楼举行港台书汇展。红封面，大32开的《看世纪末向你走来》一下就跳进我们眼睛里了。买了回来，至今仍在一遍又一遍地读。 有什么不太一样了。经过八年的修炼，龙应台的道行真正如火纯青。同样是社会批评，《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已经是无人可以模仿。它的美丽也不只在于大胆和尖锐。在依然理性、理想、博识、热情的风格中，你可以见识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胸怀眼光能够有多宽。正如金恒炜在该书的序中所说：《人在欧洲》的龙应台“投身进入景深更大的世界变局之中”，而世界在她的眼前也不过是个小小的显示屏吧？ 你有没有发现，龙应台越来越可爱了。她有时候也让女性的抒情自然地流露一下，于是，书中的《软枝黄蝉》就更打动了我。1996年她来上海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自选集》作签名售书的时候说，提笔写小说集《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的最初动机正是因为有许多的“抒情”从前不能进入她的散文。 其实，龙应台的散文也有很抒情的，当然，决不是粘嗒嗒的滥情。在炎炎的夏日里，首次捧起她的《孩子你慢慢来》，我心温柔。那一段日子，逢友必与说《孩子你慢慢来》，说，在海德堡的话，是应该生孩子的。朋友笑，指着我对在坐的其他朋友建议：看来我们要把她送出国。 本来，说一个人的作品像另一个人的作品，在创作上并不是一种赞扬。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如果说谁像张爱玲，说的人理所当然地是将此当作恭维，被说的人也觉得是受到了极大的推崇。于是，华文世界的各种媒体上不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新张爱玲”出现，男女皆备，前赴后涌。虽然，在文学成就上，他们无一可以同张爱玲相提并论。并不是说张爱玲的成就高不可攀，只是，想同张爱玲攀比的人太不自量力。 写了《香港的故事》系列小说的施叔青仿佛没有怎么表白过对于张爱玲的迷恋，然而，我总觉得，她是张爱玲重新热起来之后第一个与其“接通”而有些神似的作家。因为开写得正是时候，更因为笔下的人物其实相近，不论施叔青自己同不同意，在读者的眼里，她同张爱玲已脱不了干系。 一组《香港的故事》写于1981年至1985年。1985年夏天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曾经刊载过其中最出色的一篇《窑变》。1986年，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慷细怨》、《窑变》、《票房》、《一夜游》、《情探》、《寻》、《驱魔》七篇组成的小说集《香港的故事》，都是些男女间的恩恩怨怨，都是些不甘心，都是些无可奈何，然而，他们享受这般“像全身浸在温水里一样”的“温柔的松弛”。 我读《香港的故事》是在1987年，但是直到1996年，重新再读的时候，才发现施叔青之于张爱玲的相似。当时，对于施叔青，所有的感觉是大学时代读过的《壁虎》，一个17岁的女孩子写的关于人性扭曲的故事，充满着年轻人的反抗精神。 十几年过去了，80年代的施叔青已是从台湾鹿港远赴美国读完戏剧硕士，又随丈夫从美国移居香港的妇人。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看香港的中上层社会的众生相，然后就有了一篇又一篇的“香港的故事”，不同于她年轻时的创作，却因为香港这地方的人情冷暖、游戏方式，同旧时上海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与张爱玲共通。所不同的，施叔青毕竟是个刚到的外来者，她对香港的形形色色仍有掩饰不住的好奇，因为好奇而有着不自觉的热情。至于张爱玲，就真的只是繁华落尽的苍凉了。 就是这一点的区别，施叔青显得更加亲切一些。也许，同一个时代的人和事总是比较容易理解。也许，只有见识过了施叔青的香港故事，才更能看清楚张爱玲的笔下世界。也许只有看懂了一点这二三十年来的香港之后，才有资格回过头去看旧时的上海。对于现在的上海人而言，《香港的故事》是通往旧时上海的捷径。 沿着这条路，施叔青自己，前往的是旧时的香港。这些年，施叔青作了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将百多年的香港历史织进《维多利亚俱乐部》和《她名叫蝴蝶》两部长篇之中，真正的“纪实与虚构”，那功夫如同金庸在《鹿鼎记》中对清史的演绎，让一直喜欢她的读者如我，在喜欢之外，多了一层敬畏之心，于是觉得将她同任何一个作家扯在一起，多少有些冒犯。 岁末初冬的夜晚，朋友一个人来，坐在家里聊天，忽然说看了香港的电影《喜宝》，不错的。 1987年吧？很奇怪，那时对香港电影的感觉居然还是陈思思的《三笑》、鲍方的《屈原》之类。所以听人说《喜宝》好看，并不当真。本来各花入各眼，有许多人是《三笑》连着看多遍也没有厌的，黄梅调的“叫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华安本是块好材料”，比若干年后的“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唱得还疯呢。为什么不可以说《喜宝》好看？ 不过，第二天仍然以最快的速度跑去国泰电影院看了一场。影迷就是这样子的，像一个痴情到无可理喻的女人，明知要被骗，明知会失望，仍然义无反顾。 然而，居然是真的好看。闲闲的、淡淡的，绝望着你对于人生的信念。然而，还是要活下去。 亦舒出现在她该出现的时候。当然，我说的是亦舒之于我。 17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已经有了亦舒，亦舒用亦舒的笔名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早慧的孩子，在同学中间是那样鹤立鸡群压倒一切。 然而，偏偏我就是不喜欢太过张扬的人。何必呢，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小聪明，何至于这样地“恃才傲物”。 后来在手不释卷地看过了亦舒大部分的小说之后，终于忍不住从香港买了她的多本随笔集。果然是个嘴尖牙利锋芒毕露的人，真庆幸亦舒在我婚后的岁月才珊珊来迟。不，应该说真庆幸，亦舒用20年的时间，始终不渝地写作、那么耐心地在等我长大等我结婚，并且以最契合我心境的故事和角度来到我的生活里。 只有走出青春期，尘埃落定之时，才会孜孜不倦于亦舒的小说，爱屋及乌于她的随笔。因为那时恍然大悟了早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早慧就是，所有早慧的人必定悲观，连给旁人压迫感的张扬也不例外，亦舒算是典型。于是开始懂得去原谅人，包括原谅自己。在懂得原谅的同时，琼瑶的眼泪和排比的句式成为美妙的回忆，而悲喜莫名的暧昧和口口声声的尖锐就是亦舒给予都市女子的折磨和安慰。 我们嗜“毒”太深，已经别无选择了。 从国泰电影院出来，沿淮海路散步。我说这个原作者亦舒（那时我念成也舒，至今改口困难）的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问哪里呢？我说想不起来了。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一下子就走到了沪港三联书店的位置。那时，此地也是一个书店，只是面积要比现在小得多，一个开间大小，沿街的那一面，一半是双扉的木框玻璃门，一半辟作玻璃橱窗。里面卖的是旧书。进入店堂，马上进入状态，两个人自动分工，他一目十行快速搜寻，我一本一本慢慢翻看。翻到一本海蓝色封面的书《有月亮的晚上》，捧在手上，移动几步，站在他旁边，说：我说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亦舒的吧？他接过来，翻了两下，说“买吧”。 亦舒的第一本书是在旧书店买的，那时，亦舒已经写了20年，出版了至少一百本书。《有月亮的晚上》是一段比《喜宝》更畸形的关系。也有不畸形的，一细一节都是家常，但是即便是坐着打打麻将，到置地广场喝一杯咖啡，你也要被亦舒的意兴阑珊冰雪聪明所醉倒。聪明是祸不是福，尤其对女人而言是如此。亦舒的残酷，更在于让聪明人睁着眼睛跳火坑，于是满纸的不甘心。又怎么样呢？过了《我的前半生》，还有长长的后半生呢，你终究得活下去吧？既然活着，你该活得让人哑口无言吧？ 然而，这是多么累。起码，你要知道多少关于名牌时装、室内装修的常识呵。亦舒的小说是可以给上海读者当名牌导读来看的。 每次，读到林燕妮，就想起黄依龄。 不，她们不在一起。她们从不认识。 黄依龄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永远不会多愁善感的女子，一个即使你多愁善感也不好意思对她说的女子，但却是同我一起从小女孩子成长为豆寇少女的人。 并不像通常的同学兼好友，我们不结伴上学，也不刻意在放学之后一起回家。我们是那种喜欢单独行动、连学校组织集体看电影的时候，也希望独自去电影院的人。淡淡地、浅浅地，我们从不勾肩搭背，从不讨论作业，也从不诉说少女的心事。同学多年，她来我家却是中学毕业、定居异地之后。而我，是读书时，唯一一个单独去她家作客的同学。坐在她家的客厅里，聊天，说一些与学校。同学没什么关系的事，安全而又愉快。然后，第二天，还是独自去上学。两个人在学校里见面了，也不过是打个招呼喊一下彼此的名字。课间休息的时候，各自坐在自己的课桌前发呆，不对任何人谈起我们的约会，也并不觉得这样共守一份秘密是了不得的友谊或者喜悦。我们只是自然而然。 这样的一个同学兼朋友，在迎接高考最紧张的时候，来同我商量，说她不准备考大学了，高中毕业以后她会马上以照顾父亲的名义去香港定居，然后，再一个一个将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妹妹接出去。 其实不是来商量，只是来预先单独通知。还没有决定、还没有结果的事，说来干吗？这是我的方式，也是她的方式。但是仍然要问：大学怎么能不念？而且，你如果去了香港，怕是不会马上有机会上大学的，你得要工作赚钱。回答说是，回答说也许读夜校的机会是会有的，又说，也许是命呢。说到命的时候，并没有多愁善感的意思和情绪。 不知道怎么做更好。但是，很明白去香港定居于她和她的一家也是刻不容缓的。取舍之间，17岁的少女清楚地知道，人有时候必须对自己毫不怜惜。伤心和自怜是事情过去之后的事情，斯时斯地容不得你犹豫徘徊，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语文课上早学过的。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给依龄去了信。过后，平生第一次她用自己赚的钱给我寄来了礼物，一支派克圆珠笔；一本《林燕妮眼》，长32开本、封面是林燕妮半身肖像照片，如此美丽，如此高傲，一如少女之心。而里面配着一个个模特儿照片的诗句，每一行都是如泣如诉：“远远地，还你一个凝视，悄悄地，帮你一个忙，还你，一生都在还你，并不是我依然欠你，也许，只是在告诉自己，从前爱你实在爱得深。” 冷静理性的黄依龄，居然带给我一个柔肠千回的林燕妮。此后的郁郁寡欢，是黄依龄，林燕妮，还是我？ 于是，绮梦年华的时代，风雨晦暗如诗如歌的少女情怀，就是从永远在恋爱中的林燕妮感受自己的爱和怨，印证自己的爱和怨，化解自己的爱和怨。 多么喜欢一个聪明却又永远在恋爱中的女子，因为知道自己不能，已经不能。从来都说历经劫波将置人死地，其实一无遭遇更使人枯萎。一次次失败的情缘，至少还是情。然而，有些人竟是永不能相逢。林燕妮的幸运，原来在这里。林燕妮的魅力，原来在这里。那是女孩子的百读不厌。 写信谢了依龄，说喜欢，但不敢说得太喜欢，怕她有限的薪水为难。 于是只好等，一直等，等到工作，自己有了薪水，请人从香港买回的第一批书，就是林燕妮的所有散文集。从《粉红色的枕头》、《懒洋洋的下午》到《送君千行字》、《我歌我行》十四本，能够买到的都全了，除了她与黄需一题两写的那两本《人海同游》随着他们恋情的结束而绝版。魅力就是这样的一种游戏，它总是让读者追着它欲罢不能。直到如今，闻知谁去香港，还是会开出一批书单托他们代买，而每一次，总少不了林燕妮最新出版的散文集。 越来越明白读林燕妮其实是体味一份自我珍惜的心情、放任一瞬风花雪月的念头。“情到多情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读林燕妮永远让人有自己还在青春梦里的感觉，不是那种拒绝长大的幼稚，而是女孩子与生俱来的悲哀和热情。不是那种意气飞扬的得意，而是深深的深深的自怜和自珍。 一个人或许会对一切丧失兴趣，但只要活着一天，就不会放弃对自己的怜惜吧？那是林燕妮，也是女人。 现在如果给黄依龄写信，是常常可以贴切地说“日月如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了。但是，20年来，依然林燕妮。那么，在偶尔的“惊梦回首”之外，更多的却是“岁月苦长”。连每年岁末收到的那张来自加拿大的贺卡也是依然，依然在“我很好，生活安定”之后问，素素，你在做什么呢？还是那么闷吗？有孩子了吗？还是如我一样？ 依然要捱到春节，待爆竹响过才坐下来写回信。依然，记得淡淡地、浅浅地，其实曾经什么也没说过，我们共有的是一份模糊、短暂、各自挣扎的青春，和林燕妮。于是，依然在写了“我很好，生活安定”之后问，依龄，你还记得林燕妮吗？ 林燕妮现在常常来上海。 备好茶叶，烧好开水，盼一个人。 红茶可以、绿茶也可似，只是要真正的好茶。那个人可是个会享受的人，但凡有了工作成果，就会奖励自己到高消费的日本去旅行饮食“充电”，对中、日两种茶道，肯定深有体味，欺蒙不得的。我无力这般讲究，但是，等一下，递上的茶一定做到又浓又酽，因为记得那个人说自己是个嗜茶如命、中茶毒甚深的人。 喝了好茶，过了瘾，来了精神，那个人就会张口说话，嬉笑怒骂滔滔不绝。说《镜花》，说《色相》，说《幽会》，说《泡沫红茶》。如果兴起，还会穿上《水袖》舞起《绿腰》，在《江湖》上《泼墨》《草书》，张狂潇洒得一如古时恃才傲物的才子。 其实，那个人或许根本就是个古时张狂潇洒的才子。嗜好喝那么浓的苦茶，也是一个证明。才子，当然是男人。中国几千年来，能写写文、作作诗的，都是男人。诗词歌赋策论，无论何种体裁，字里行间因此浸透着明显的男性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阳刚是男子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阴柔也是男子的。男人的话由男人说出，女人的话也要通过男人来说出。所以，那个如古时才子的人，滔滔不绝中就有一股男子的机智。然而，毕竟是生活在今日香港、毕竟要在今日香港谋生，这机智之中又有着现代人特有的博闻和务实。当然，这博闻、务实，也还是男人的博闻和务实。 是的，那个人最让你动心喜欢的是，她不自怜、不自虐、不狭窄、不大惊小怪。 是的，那个人叫李碧华，她是个女子。在她喝着好茶浓茶时给你提供的所有小说、随笔里，你能读到被苦茶滋润过的儿女情长，那里有慑人的回肠荡气，却没有讨厌的脂粉气。浓茶已泡好多时，盼一个人。然而，有谁见过李碧华？她从不作公开露面，即使在香港舞蹈团为演出印制的说明书上，你能见到所有台前、幕后人员的照片，也见不到编剧李碧华的照片。她刻意回避像舞台明星一样地亮相，拒绝透露自己的确切年龄…… 呵，依然是个女子。真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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