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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


  自古以来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常常编入作家们的文集之中。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
  古代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把一个人物的重要信件,编入他的传记之内。
  古代,书信的名号很多,有上书,有启,有笺,有书……
  各有讲究。昭明文选用了几卷的篇幅收录了这些文章。历代文学总集,也无不如此。
  如此说来,书信一体,实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种文学读物了。过去书市中也有供人学习应酬文字的尺牍大观,那当然不在此列。
  在中学读书时,我读过一本高语罕编的“白话书信”,内容已经记不清。还读过一本“八贤手札”,则是清朝咸同时期,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些大人物的往来信札,内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信的称呼,很复杂也很难懂。
  书信这一文体,我可以说是幼而习之的。在外面读书做事,总是要给家中写信的。所用的文字当然是解放了的白话。
  这些家信无非是报告平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经过几次变乱,可以说是只字不存了。
  在保定读书时,我认识了本城一个女孩子,她家住在白衣庵一个大杂院里。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
  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信,文字很大,数量很大,但现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窑洞里,用从笔记本撕下的一片纸,写了一封万金家书。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我在这片白纸的正面,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在背面,给妻子写了几句话。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
  这封信我先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我的家中。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收到了这封信。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我很感谢我们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封锁得那么紧,他们怎样把这封信送到了我的家。
  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没保存下来。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经人介绍,我与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信,本来保存得很好,并由我装订成册,共为五册。后因变故,我都用来升火炉了。
  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至于解放前后,我写给朋友们的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这很难怪,我向来也不大保存朋友们的来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书柜里保存康濯同志的来信,有两大捆,约二百余封。“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地抄家,小女儿竟把这些信件烧毁了。太平以后,我很觉得对不起康濯同志,把详情告诉了他。而我写给他的信,被抄走,又送了回来,虽略有损失,听说还有一百多封。这可以说是迄今保存的我的书信的大宗了。他怎样处理这些信件,因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过问。
  先哲有言,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看来,信件的能否保存,远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发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与否,已非作者所能处置。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存,已经不易。况时过境迁,交游萍水,难以求其究竟乎!
                     198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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