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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的续梦


  过去,我写过一篇《戏的梦》,现在写《戏的续梦》。
  俗话儿说,“隔行如隔山”;又说,“这行看着那行高。”的确不错。比如说,我是写文章的,却很羡慕演员,认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艺术,神秘无比。对话剧、电影演员,倒没有什么,特别羡慕京剧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在我童年的时候,乡下的戏班,已经有了坤角儿,她们的演出,确实是引人入迷的。在庙会大戏棚里,当坤角儿一上场,特别是当演小放牛这类载歌载舞的戏剧时,那真称的起万头攒动,如醉如狂。从这个印象出发,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看花旦和武旦的戏,女扮男装的戏,比如《辛安驿》呀,《铁弓缘》呀,《虹霓关》呀等等。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当小职员,每月十八元钱,还要交六元钱的伙食费。但到了北京,如果不看戏,那不是大煞风景吗?因此,我每礼拜必定看一次京戏。那时北京名角很多,我不常去看,主要是看富连成和中华戏剧学校小科班的“日场戏”,每次花三四角钱,就可以了。
  中华戏剧学校演出的地点,是东安市场的吉祥剧场。在这里,我看过无数次的戏,这个科班的“德和金玉”四班学生,我都看过。直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每次散戏出场,我还恋恋不舍,余音缭绕在我的脑际。看到停放在市场大门一侧的、专为接送戏校演员的、那时还很少见到的、华贵排场的大轿车,对于演员这一行,就尤其感到羡慕不已了。
  后来回到老家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就再也看不到京戏。庙会没有了,有时开会演些节目,都是外行强登台,文场没有文场,武场没有武场,实在引不起我这看过真正京戏的人的兴趣。
  地方上原来也有几个京剧演员,其中也有女演员,凡有些名声的,这时都躲到大城市混饭吃去了。有一年春节,我们驻扎在保定附近一个村庄,听说这村里有一个唱花旦的女演员,从保定回来过节,我们曾想把她动员过来,给我们演几段戏。还没有计议好,人家就听到了风声,连夜逃回保定去了。
  一九七二年春天,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认识了一位演花旦和能反串小生的青年女演员。说是认识,也没有说过多少话。只是在去白洋淀体验生活时,我和她同坐一辆车。这可能是剧团对我们的优待,因为她是这个剧团的主要演员,我是新被任命的顾问,并被人称做首席顾问。虽然当了顾问,比过去当牛鬼蛇神稍微好听了一点,实际处境还是很糟。比如出发的这天早晨,家里有人还对我表示了极端的不尊重,我带着一肚子闷气上了车,我右边座位上就是这位女演员。
  我上车来,她几乎没有任何表示,头一直望着窗外。我也没有说话,车就开动了。这是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位原来演武生,跌伤了腿,改学司机的青年。一路上,车开得很快,我不知道多么快,反正是风驰电掣、腾云驾雾一般。我想:不是改行,他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如果是现在,我一定要求他开慢一点,但在那个年月,我的经验是处处少开口为妙。另外,经过几年的摔打,什么危险,我也有些不在乎了。
  路经保定,车辆到齐,要吃午饭,我提出开到一个好些的饭店门口,我请客。我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却也没有人对我表示感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不过是卖炒饼,而饼又烙得厚,切得块大,炒得没滋味。饭后每人又喝了一碗所谓木樨汤。
  然后又上路,到了新安县,天还早,在招待所休息一下,我们编剧组又一同绕着城墙,散步一番。我不记得当时这位女演员说过什么话。她穿得很普通,不上台,谁也看不出她是个演员来,这也是“文化革命”的结果。
  听说,她刚刚休完产假。把孩子放在家里,有些不放心吧。她担任的那个主角,又不好演,唱段、武打很多,很是吃力。她虽然是主角,但她在台上,我看不到过去的花旦、武旦的可爱形象。她那一头短发,一身短袄裤,一顶戴在头上的破军帽,一支身上背的木制盒子枪,一举一动,都使旧有的京剧之美,女角之动人,在我的头脑里破灭了。可惜新的京剧之美,英雄之美,并没有在旧的基础上滋生出来。
  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不久,我得了痢疾,她和另外两位女演员,到我的住处看望我,这可能是奉领导之命,还提出要为我洗衣服,我当然不肯,向她们表示了谢意。
  我们常常到外村体验生活,都是坐船去。有一次回来时天晚了,烟雾笼罩着水淀,我和这位演员坐在船头上,我穿着单衣,身上有些冷,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外面,然后又没精打采地蜷缩在那里。可能是这种奇怪的穿衣法,引起了她的兴致;也可能是想给她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增添点乐趣,提提精神,驱除寒冷,她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震荡,惊起几只水鸟,我才真正地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并感到了她对我的真诚的好意。
  那些年月,对于得意或失意的人,成功或失败的人,造反或打倒的人,生者或死者,都算过去了,过去很久了。我也更衰老了,但心里保留了一幅那个年月人与人的关系的图表。因此,这些情景,还记得很清楚。
  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本《京剧大观》,使我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在延安窑洞里,我曾请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同志去教我唱,因此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并终于形成了痛苦的结果。在农村工作时,我常请一些民间乐手为我操琴,其实我唱得并不好。后来终于有机会和这个剧团的内行专家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虽然时候赶得不好,但也平平安安,相安无事。
  今年春天,忽然有一位唱花脸的同志来看我,谈起了这段往事。我送给他一本书,随后又拿了一本,请他送给那位女演员。
                     198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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