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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小高谈得很顺利。因为太顺利了,周忆严倒放心不下,怀疑这个小东西要么是没用心听她谈,要么是她根本没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
  “当前的情况很严重,你懂了没有?”
  “瞧,怎么不懂呢?比平常严重多了。”
  “我们要帮助俞洁克服困难,无论如何把她带回队里去!”
  “那还用说,谁还能扔了她!”
  “你是老同志,要主动团结她。”
  “保证不在我这儿发生问题。”
  “你,你怎么总嘻皮笑脸的?”
  “还非要哭丧个脸呀?我不会。”
  “你记到心里没有?”
  “幸亏你还刚刚当个分队长,就这么唠唠叨叨,将来要当了婆婆,可够那儿媳妇受的!”
  忆严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先走出百十米去当个尖兵。联络信号是她装斑鸠叫,忆严用口吹的定音笛回她。她像个脱了线的家雀,三跳两跳不见了。
  忆严的话她当然听懂了,只是她实在体会不到忆严那样的沉重心情。打仗嘛,总是有紧张时候,也有缓和的时候。总那么缓和,当兵的还有什么乐趣!俞洁嘛,当然要回部队去,她还能开小差?帮助她也是用不着说的,昨天还不是我弄来的驴吗!至于要主动团结,她心说:“这个任务可要格外用心才能完成。”
  她从到宣传队的头一天,就对俞洁没有好印象。
  几个月以前,小高从教导队调到文工团来。走到文工团村外,从河边小树林传来一阵叫人掉泪的琴声。她奔琴声走去,想打听一下团部住在哪里?
  小树林边上拉着被包带,挂满了粉红、月白、鹅黄、淡绿,各种颜色的小衣裳,都是洋布的。她心想:“像是地主新媳妇在晾嫁妆?”又往里走了几步,看见在一棵较大的树下,站着位干净漂亮的女同志。上身穿着雪白的紧身背心,绿军裤洗得黄里透绿,横竖的布丝都清清楚楚。长过肩的头发技散在肩膀上,扛着个黄油油的木头葫芦,那叫人想掉眼泪的声音,就是从这儿拉出来的。
  女同志看见小高,尖叫了一声,赶紧放下木头葫芦,从树上拉下半干的军装穿到身上。红着脸,可是笑嘻嘻地说:“你这个小同志,那儿晾着衣裳,还不知道里边有女同志吗?怎么也不咳嗽一声,就闯进来了?”
  小高敬了个礼,撇撇嘴说:“我嗓子不痒,咳嗽个啥?女同志有什么稀罕的?告诉我文工团团部在哪儿吧。”
  女同志说清了团部的住处,小高又问道:“你扛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这是提琴!”
  “这玩意一拉就叫人怪伤心的吧?”
  “能叫人伤心,也能叫人高兴,看拉什么曲子。”说着,女同志把提琴扛到肩上,拉了个秧歌调,小高听了笑着说:“唉,这个调就叫人高兴了。以后多拉这个调吧!”又敬了个礼,走出了树林。心想,怪不得临来时指导员嘱咐说:“文工团里知识分子多,到了那儿处处小心,不能像在交通站那么撒野。这知识分子就是花样儿多,你走近她还要先咳嗽声!”
  在团部办完手续,团长把她领到一个夹道口,指着个黑大门说:“你们分队就住在那儿,分队长叫周忆严,你找她报到吧。”
  小高走到大门外张望一下,见一个女同志蹲在墙边守着一堆火煮什么东西,她就大声地咳嗽起来。那女同志回头看了看说:“有话说话,没话滚球,你站在那儿干咳嗽个什么劲?”
  小高走进门,规规矩矩敬个礼说:“我叫高柿儿,从教导队调来的,团长叫我找周忆严同志报到。”说完就摘下帽子来擦汗。
  “个儿不高,嗓门可不矮!我就是周忆严。”周忆严打量着她新剃的小光头说:“听说你是个小丫头呀?”
  “错了管换。”
  “怎么剃个光头?”
  “工作需要,抗战时当交通员,整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装个男孩方便点儿。”
  “鬼子投降一两年了,为什么还没留起来?”
  “怕招虱子!”
  “演戏可不像看戏那么容易,到这儿来要准备克服困难!”
  “豁出脑袋干呗!”
  “你的铺在西屋南间,跟俞洁同志住一块。你先去收拾收拾,把身上衣服换下来,一会儿跟我上河边洗澡去。瞧瞧你脏的!”
  小高心想,文工团员要都是像分队长这样,倒还可以于下去。
  西屋南间铺着草铺,果然已放下了一个背包。高柿儿赶忙打开背包,拿出她当交通员时发的一身便衣换上,抱着军装来到了周忆严身旁。周忆严一看,皱了下眉:“你怎么换了这么一身?”
  “我们就是发一身军装一身便衣。”
  “没问你军装便衣,我问怎么也是一身脏的?”
  “谁说,这不挺干净吗?这大襟上是会餐洒上的油,洗不掉了。”
  “你给我看着点火,这锅里是胶,别熬糊了。”
  周忆严转身进了屋,一会儿抱出一身新军装扔给高柿儿:“你给我换上!要邋遢以后再邋遢,到团里头一天,留个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里把衣服换了。袖子长过了手,裤子盖着鞋。忆严要拿针线绷一下,小高一口气说了七八个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满意了。
  忆严从火上拿下肢,打开个油布包,捧出一只坏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块块粘合着。
  小高问:“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个琴吧?”
  “对,叫提琴。”
  “怎么人家那个金光挣亮,你这个咋这么寒碜?”
  “人家那是从上海、济南买来的,我这是找庄稼木匠比着做的。”
  “唔,人家那是三八大盖,你这是士造单打一!”
  “不,单打一作战还能用,我这个上台不能用。那声音像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只能在平时练习用。”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问:“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问:“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她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1941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始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火,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像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问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地朝她扑了进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像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到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什,可怜!”
  “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像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挓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筒,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汊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员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论冬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去,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厢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法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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