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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碰到叫人生气的事,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说话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这一点曾经引起俞洁的误会,以为她心机纤巧,善于掩饰自己。其实,俞洁是不了解她的经历。
  忆严小名叫秀儿,生在天津,只记得有个爸爸,不记得有妈妈。爸爸是个唱昆曲的。从记事忆严就在打了花脸、贴了头面的人中转来转去。她七岁那年,爸爸陪着人唱“钟馗嫁妹”,一个斛翻下去再没有起来。从此她就成了全戏班的公共孩子,这个叫她去买盒烟,那个叫她沏碗茶;吃饭时白大爷给块烙饼,田二姨给夹块咸菜;睡觉就在戏箱旮旯铺个草袋子。人们像喂条小狗似地喂养着她。后来,戏班维持不下去了,演员们也要各奔东西。管事的只好领着她,到常去唱堂会的裕二太太家磕头,求太太把这孩子收下来当丫头。裕二太太扭捏了一阵,留下了她。等戏班一离开天津,她转手又把亿严送给牌友刘太太,顶了她的麻将牌帐。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这里只住着太太、一个胖小姐和一个抽大烟的少爷。下房里,太太一位远亲以半主半仆的身份当管家,还有个兵痞出身的守夜人。有谁经受过这个世界里的这种生活,只要看看这些成员,就能想到秀儿要有多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挺受过来。谁都比她地位高,谁都比她权力大,谁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仇恨和敌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个人的屋子,倒三个人的便盆,洗三个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爷抽烟,伺候小姐绣嫁妆。晚上要替管家干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伙偷东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说出来,那一男一女半夜里堵上她的嘴,用炉通条烫她;她不说,主人又认定是她偷的,让她在雪地里饿着肚子一跪几个小时……
  她终于也熬不下去了,觉得这样活着,既看不到希望又没有意义。可是正当她准备了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时候,忽然从天外伸过一只救助她的手来。这家来了个姓林的客人。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回,每次都是秀儿送的茶。第四次来时,她刚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说:
  “秀儿,先别走,这是大夫。请他验验看你有什么病没有,怎么总这么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着,拉着秀儿的手说:“别怕,我给你捏捏积就是了,不像有别的病。”
  他叫秀儿扶着椅子站好,撩开了她的衣服后身,顺着腰往颈部按摩上去,触到肩胛骨处问道:“孩子,你背上这块青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秀儿点点头。
  “别处还哪里有?”
  秀儿说:“左大腿上也有一块。”
  那人放下秀儿,转脸对太太说:“就是的了,请您把文书拿来,我们当场过付了吧。”
  太太打发秀儿出屋去,一会儿的工夫管家就来通知她收拾东西,给她道喜,说来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来赎她的。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骨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情、这声音,是秀儿从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呜咽大哭。
  “舅舅”把她从天津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产党,是周恩来。才知道那个唱戏的穷演员不是她的亲父亲,而是和她亲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员身分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四·一二”时被军阀枪杀了。好心的演员冒着风险,收养了她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孤女,以报答他们生前对他的照顾和资助。周伯伯找了她许多年,抗战开始,河北省的党组织从回到高阳的艺人们口中打听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亲也姓周,周伯伯给她起名叫忆严,把她送进了新安旅行团。不久,她随着新安旅行团到了苏北解放区。
  在新安旅行团,她没有别的孩子活泼、天真,也没有文化上、艺术上那种早熟的素养。可是她沉着、老练,政治上进步快,对自己要求严,很快地成了个小领导干部。当部队文工团要补充几个青少年时,旅行团就把周忆严输送到新四军来了。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带领两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她还是第一次。
  头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见到过的老领导们回忆一下,从他们的行为中找寻自己应该遵循的作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第二要发动群众。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两个人齐心协力帮助俞洁一个人,完成任务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边,悄悄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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