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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红莲虽然家在台湾，却也认为与其在这里给人增加麻烦，不如为苦难的中国人奉献一点力量。那时大陆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去东风萧萧，要去就不作重返的打算。刚买的房子、车子以及大批的各种书籍，加上那台钢琴，又到了要割舍的时候了。 唯一的问题，是还有个需要我负责的家，我在美国混了几年，赚的钱不论多少，一概都给了内人。虽然银行里有些存款，但那都是沉红莲的，尽管我们从来不分彼此，我心中总是难安。现在要去大陆，安家费呢？以后的生活呢？ 话说回来，我又怎能只顾小义而忘大体？今天苦难的中国需要我，我却推说有家累。而只要有这个家在，家的责任就永远附骨随形，无法卸脱。我本不是个正常的人，做的又是不正常的事，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与沉红莲商量，把最后的两万块都存入划拨的户头中，每个月按时汇一千五百块给内人（原为每月两千五），如此尚可维持一年多。 沈红莲甫由大学毕业，参加我的工作起，就注定了她人间地狱的噩运。大帝公曾对她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没有她的奉献，日以继夜，一点一滴的将我的构想化为实际的技术，我无从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 有时我感慨万分，无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操纵着人世的机遇。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着既定的方向，各种机缘之下，一步一步拖向无可避免的终点。如果没有沉红莲，我很可能早就改行了，出家？有可能，艺术家？也有可能，唯有留在计算机界继续奋斗是绝无可能。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是相互的，看她认真的工作态度，我就觉得惭愧，不得不更加努力。再看到她奉献牺牲的精神，我还有退缩的余地吗？ 不过，目前我并不想知道太多的天机，因为我还怀着一点私心，我希望能有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多做点有价值的工作。万一我命中注定了连姜子牙都不如，到八十岁还没有机会，那我先知道自己的命运又有什么用？ 再一想，自己自命为得道了，还嘀咕些什么？既然早把人世的功名利禄放到一边，还和姜子牙比什么？我的目标已定，只要我还在努力，我就对了。至于结果如何，哪里是我该考虑的事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们到达深圳，王之把他对面的一间公寓留给我们。深圳虽然高楼林立，设计却很草率，这栋十二层的大厦有如一管洞箫，仅在一侧留了几个小孔作为窗子。以至于室内通风不良，各处潮湿得水珠密布，墙上、地下没有一处是干的。 我们能挑剔什么？王之以总经理的身份，也没有比我多享受一点特权。苦的只是沉红莲，她第一是怕厕所脏，其次则怕厨房脏。偏偏这两处不仅是脏，竟有一层黑黑的厚苔，她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才使变了色的磁砖渐渐浮现出来。 我的不幸是气管，潮湿的空气好象在胸口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布。每次呼吸就令我回忆起儿时所见的水烟壶，呼噜呼噜地，只听得肺管中打着泡儿。我一到就病了，好在这里打针很容易，楼下就有个医疗室，五毛钱就可以打一针青霉素。 当时，大陆的微电脑刚刚起步，长城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厂商。我到时，他们一栋六层楼的厂房中，正在装配由台湾转口来的生产线。据他们预估，到年底产量可达两万台，而当时全国的总需求量还不到一万台。 王之是个有心人，很早就有这个眼光。一九八三年我初次赴大陆时见过他，我对他的印象不深。他那时已经有意组成一个班子，来发展中国的微电脑。 王之家世显赫，父亲是王震，弟弟王军是中信集团的总经理。他想搞微电脑自然是水到渠成。可是在一九八三年，连台湾的微电脑市场都还刚刚起步，眼光太远的人，是很难获得他人赞同的。 直到八四年底，他争取到一个机会，与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第四所合作，成立了长城计算机公司。可是在北京懂的人少，管的人多，他觉得难以施展，便把公司迁到深圳来。就在这时，他到处找我，我也刚好离开了博爱，彼此错过了机会。 目前长城的软件部门有工程师二十位，正在从事微软窗口的“汉化”工程。又是老问题了，我一听就大力反对，王之很支持我，但是软件部门的经理却不以为然。当时大陆上的软件工程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要赶上美国就要先将他们的软件套件汉化。至于是否汉化以后中国人就会写程序了，则无人过问。甚至于连软件天天推陈出新，究竟要汉化到哪一天才算完成，也都没人去想。 与他们争论了两个月，效果不大，我详细介绍了我的观念，他们也不相信行得通。我刚回国内，各方面都没有适应，加上住的公寓又闷又湿，我一连咳嗽了十几天，心情极为烦燥。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又错了，为什么我永远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呢？ 我试着妥协，设法说服自己接受汉化的观念。但是我办不到，就算中国人能从汉化中学到程序技术，这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作为。投机取巧是种不正确的行为，虽能获得一时之利，却会造成永久之害。 如果这个时代中人人急功近利，短视媚行，那是这个时代的错误，错误的代价则是观念的消亡。没有观念，技术不能生根，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我把话说在前头，尽到了责任，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则不是我能决定的。 目前我该怎样自处呢？王之很支持我，但他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班底，我不能坚持己见而累及他与属下的互信。试着说服他们，那是做梦！连台湾那种环境，我都落得戴上了红帽子，在这里我又算哪一号？ 我想去四川，因为邓先芙对我说过，她先生在成都一个资料中心工作，只要我愿意去，要多少学生都可以。四川，那是我儿时寄居之所，也是我少年时期幻思徜徉遨翔的圣地。峨嵋、青城，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历久弥新！ 病情好转后，我先去科技工业园，找到张翼翼和王允实，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他们知道我回国工作，非常高兴，带我参观园区，各处介绍了一下。 长城公寓的潮湿，令我一想到就心有余悸。而科技园区位在市郊，各种建筑宽敞明亮，宿舍就在办公室旁，其间还有个篮球场，正是理想的工作环境。 没想到国内已有这种条件，我看了羡慕不已。张翼翼很能察颜观色，他立刻把握机会，说他们虽然号称高科技园区，却还没有一家从事计算机软件的高科技事业。他希望我兼作园区的计算机顾问，指导他们一些基本观念，好开拓这方面的视野。 我听了颇为动容，可是没有交通工具，两边跑很不方便，王总同意调派专车接送，约定每周三次。后来我征得王之的同意，干脆住进园区，变成每周去长城三次。最后由于无从施展，就把长城的工作辞了，只剩下对王之的盛情，至今还没有报答。 园区为我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室，调来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帮我筹备。杜涓是我同乡湖北人，长得面貌清秀，身材匀称。人也精明强干，只是个性倔强，泼辣起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 丘副理原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化学，后派来此地负责规划，他是典型的书生，对很多现象都不满，却又充满无奈感。一提到国家的落后，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气愤不已，认为那种无知与愚昧的运动真是祸国殃民。也许是看得多了，后来事实证明，这样一个怨声载道的书生争权夺利起来，更胜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很多，尤其是各种伤痕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我也一直在力求了解，为什么这种畸型的运动会发生在中国？而且是这个时代？ 从各方面的观察中，我得到了一点结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时代的悲剧性：数百年来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挟着无比的优势席卷世界。共产主义揭起了反抗物欲的巨纛，中共则变本加厉，想借着这股政治力量，重振国家的尊严，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二是毛泽东个人的执着：毛成功地将极少数人的理想化为国家统一的力量，其成就在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他深悉权势必然使人腐败，想利用不断的革命，不断地激荡整个社会结构，使之永远保持动态，以免沉淀物产生。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他们不了解人性，不思改变“不理想的人”，却去塑造“理想的环境”。不错，沉淀物将变成渣滓，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渣滓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报酬。在没有人能得到报酬时，革命的动力就瓦解了。 三是中国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这里指的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式。中国人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做个高传真度的扩音器。当毛泽东以他绝对的权威登高一呼，全国热烈响应，然后盲目地集体行动。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正是因为中国人太愿意相信别人，上当次数太多，才产生的疏离感。 社会性的动物完全依赖群体生存，只是人是有“心”的社会动物，信赖与自利这两种心态，就像钟摆一般，在人心的两极端之间摆来晃去。中国人之不同于西方人，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圣贤，他们的能力与智能后人无法企及，他们的品格更是令人高山仰止。也就因为如此，人人期望别人成为圣贤，好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 法国的智者伏尔泰就深知个中三昧，他认为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人也要设法创造一个。在中国，圣贤就是上帝。 四是人性的私欲：私欲是生命的特征，原系维持生存的动力。人将之发扬光大，利要大利，存要永存。当这种观念酝酿于人心中，眼看就要实现之际，人心必然泛出火花，是为兴奋、激动。如果有一群人都被激励了，人心在共鸣之下，会一直挺向高潮。 电磁波是变动不止的，各有各的频率。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令能量不断地激荡，其频率不断地修正，最后会变成频率一致的超高能量，即是激光光。人也有能量，在一个人口众多、诸心动荡的社会中，只要一个有利而响亮的口号，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认知去勾勒，等激荡到某一个程度，一股难以遏止的能量便涌现出来，遂成为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以群众运动起家，对自己的操纵能力很有信心。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善泳的人常溺于水，玩火的人总有被烧的一天。毛泽东这场火烧燃了全中国人的心，理想变成狂暴，狂暴聚成毁灭的力量。 几十年内乱的结果，人心思安，干部们满足于沉淀的收获。只有人世不知的黄毛稚子，精力正待发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眼见手触的都焚为废墟。十年的时间，十亿的人口，千百年以来的文化浩劫，又何尝不是人性中隐藏的一个基因？ 我个人的感想是这种事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上发生，就如同阳光一般，生命需要它，把它捕捉后贮存在自己体内。生命体死亡了，能量开始转移，成为另一个生命的能源。能量一天一天地累积，由少而多，多到地面无法容纳时，便沉潜到地底成为石油。 有一天，地底累积的能量被发现了，人们开始大量地应用，那种爆发的力量就是群体的贡献。人不知满足，却自认有能力控制。于是人们肆无忌惮地大肆浪费，认定经济的繁荣就是人生希望所系。这种认识与毛泽东的理想又有多少分别？人类建立的基业很脆弱，太阳累积的能量也有限，难道我们一定要看到不幸后果的发生吗？ 毛泽东的愚昧只是人性本质的警讯，人类文化巨流中的一段惨痛记录，其损失再大，也不过一两代中国人所背负的十字架。人只要继续贪婪下去，硬把自我的私欲当作理想，地球总有一天面临毁灭。今天我们责难毛泽东很容易，又有几个人反躬自省，想想有朝一日，当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崩溃的时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 这种巨变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受害者，其教训之深痛，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第二次。但是在那一次强烈的爆发下，人际关系、制度信念、人生意义都已经崩裂四散。且其余震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慢慢地弥合为止。 我看到的正是这场灾变后的余烬，我也看到了置身事外幸灾乐祸者，在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下，我不禁为人性之愚昧深感哀恸。就像路上有车祸发生时，伸出援手的人不多，围观的群众却深怕错过了精采的镜头。显然这些教训并不能使人多增一分宽容与慈悲，更免谈由此深思检讨。似乎人性中尚保存着亘古以来的兽性，那种舔吸牺牲者鲜血的滋味，油然从齿牙缝隙中溢出，一个一个馋吻大动！ 工业园给了我一间办公室，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计算机、没有员工，我们如何工作呢？我想到了在香港办电子杂志的陈金耀，他曾经卖了几万套汉卡，多数是卖到大陆内地。我相信他对国内环境很熟，便找他来商量。 多年没见，他一点也没变，圆圆的脸庞，还是带着令人难以拒绝的笑容，啤酒肚子也依然挂在不成比例的腰下。他喜欢说话，一开动就煞不住车，每一句话他都要三、四次才能说清楚。可是，在这不惹眼甚至可笑的外表之下，却是精明的头脑，独到的眼光。 当年我们正在推广汉卡，台湾的五家权利都卖了。一天，林维江领着一个人，说是海外的传播媒体，要来采访我。 老陈操着广式国语，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突然说： “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在香港大家只愿意看一些马上就懂的东西，像你这些理念大家都没有。” “既然如此，我的文章不可能受欢迎。” “朱先生，不要小看我们的杂志，我希望能有点教育性。我们有三本杂志，分别谈电子零件、计算机和电器。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教育读者是很重要的。” 他的话虽然没有条理，可是能从教育着手，表示这个人很有见识。我早就写了一些文章，也希望发表，当场便给了他。 那时我认识了一位香港的银行小开，他对中文打字机兴趣极为浓厚，坚邀我去香港，与他父亲讨论合作生产的事。由于有董之英的前车之鉴，我特别声明，中国大陆的市场我没有把握。他说得很好，中文打字机是文化事业，市场并不重要。 刚到的第一天，小开招待我去他家吃饭，我就看出市场问题的重要性，他父亲是成功的银行家，当然了解问题在哪里。他们父子一直用广东话争吵不休，小开后来告诉我，他一定要争取父亲投资，希望我能等一等。 在香港待了两天，我被“招待”在湾仔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内，整天不见一个人影。所幸身上带有老陈的电话，我打个电话给他，老陈一到，气得直说： “这些衰仔！专门欺负人，他们为什么不请你住饭店？不要理他们，要谈合作，香港有钱人多得很。在这里住有危险，差馆会抓人的！办公室是不能住的。我可以帮你找投资人，香港有很多有钱人，钱多得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走！” 既然他们有心邀请我来，我怎能一走了之？后来证实计划失败了，我便搬到饭店去，与老陈在香港各处跑个遍。最后一天，老陈突然对我说： “朱先生，你们在香港有没有推广计划？我认为香港市场比台湾重要，因为中国人一定要用中文计算机。台湾人人懂英文，中国大陆没有人用英文。香港离中国很近，你相不相信我？我们合作。放心，台湾的市场我绝对不碰！” 可能是为了避免他啰嗦不已战略吧！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此协议合作，把汉卡的香港销售权交给他。 这次，他一见到我，马上发连珠炮： “哎呀！你真难找！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你！我的杂志卖了，合伙人难找！上次卖汉卡，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不是找你要钱，我问你，大陆你熟不熟？” “熟当然熟，你想知道什么？”出乎意料的，这句话相当精简。 “我打算回国服务三年，三年以后再说。目前已经确定了，我将在深圳科技工业园建立基础，训练一些子弟兵，再求发展！” “好极了！你回国来才对！我早就想劝你这样做了！这样吧，香港方面的事交给我，我去登记一个公司，在香港登记公司不要多少钱，这些你不用操心。台湾我也可以帮你跑，你没有打算回台湾去吧？现在回去应该没有关系了…” 他果然成立了一家“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我需要的只是耳目，有了他的协助，其它的我根本一点也不操心。 大陆现成的计算机工程师严重不足，加上养成教育上的差异，一定会与我的理念有别。我建议园区最好找些中学生来受训，我保证能化腐朽为神奇。 园区以为我想节省成本，他们说在大陆学历高不见得薪资也高。其实我是想提供那些不能进大学的学子们一个良机，他们比较纯洁，比较容易知足。 但是这样行不通，据当局的考量，设立深圳这个特区后，必须严格限制这个地区的户口，以免大量人口涌入，失去了引进技术橱窗的原始功能。我申请些高科技人才的名额，反而比要中学生来得容易。 刚到园区，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便每天打打篮球，舒散一下筋骨。人老了自己还不知道，常常看到球在眼前，但是脚跨不及，手伸不到。直到被人称了一声“老师父”！这才如梦方觉。已经是半百的人了，当之无愧。 陪我打球的都是些民工（园区正大兴土木），跳跳蹦蹦的和猴子一样，我经常被他们抓得全身是伤。其中有个小个子常常找我聊天，他说来自潮州，在这里做建筑工人。我顺口敷衍了两句，夸赞他普通话讲得很好，他不在意地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不到三天就学会了。” 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我住的地方逛来逛去，我怕他拉我去打球，便设法躲开。有一天黄昏，我正在客厅看电视，这里与香港只不过一海之隔，广东话我不懂，所以常看无线的英语新闻。正在看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小个子。 “找我吗？”我看他扭扭捏捏之状，猜想大概是来借钱的。 他老实不客气就走了进来，一见电视开着，便问： “你在看电视？” “看新闻。” 他看了一会，又问我： “他在讲什么话？” “英语。” “啊！这就是英语吗？” “是的。” 然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全神贯注在屏幕上，像是中了邪般，一动也不动。 沉红莲给他泡了茶，他没理会。请他坐下，他就一屁股黏在沙发边沿。这时但见他眼睛发直，瞪得老大，眉头深锁，不时轻轻叹上一口气。 我莫明所以，只得自己顾自己，看我的电视。 直到新闻播完了，广告出炉，小个子才如梦方醒，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奇怪！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不久，丘副理临时借了几台 IBM PS50 来，又调来几位年轻人，其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于是，我开始了连续三年，没有中断、没有休息的马拉松式教学。 好在来了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张达权，他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沙软件所调来的。几年前他们就研究过我的汉卡，曾是国内颇着名声的重地。他的基础很深，正好充做我的助教，最基本的入门功夫，就全权交给他负责。 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也要来学计算机，他领悟力不错，基本课目学完了，我就教他做动态数据库。当时所有的数据库都是以固定格式、固定长短，一条一条的装进去，要用时再一条一条地取出来。我颇不以为然，数据库应该是活的，人只要将资料输入，放资料的处所就谓之数据库。等到取用时，资料就应该变成人所需要的型式，才能方便应用。 如何能使之实现呢？我利用了多层索引的观念，资料入库后，计算机中只留下索引信息。索引信息就是人与该笔资料记录的接口，根据资料的特征，索引可以设计成多种形式。要把数据库做好，使找资料的速度快而准而且适用于任何情况，其诀窍就在多层索引。 这人姓李，为了让他能在实验中学习，我教他以英文的DB3 为例，先认识平面索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论资料长短，统一平铺在固定长短的内存中。这种方法缺乏效率，但却是最常用的技俩，也是起码的程序常识。 园区不断地送人进来，我不能一个一个重头再教，小李反应不错，我便叫他负责教另外两个人平面索引。 过了些时，我发现新来的人彷佛什么都不懂，便问他： “小李不是在教你吗？有什么地方不懂？” “小李没教我，他说那是他花了功夫学的，哪能白教？” 天下怎么有这种事！我叫小李来问，他理直气壮： “朱先生，这种高度技术的机密不能随便教人！” 怎么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呢？我不容分说，立刻叫他走路，他却说： “你不能这样做！是国家派我来的！” 多年没发脾气，这次几乎把我气炸。我亲自去找王总，留他不留我！ 王总是政府派到美国去，专修企业管理的，他当然了解这种文化差异。第二句话都不说，把小李连他的“配额”（事先向当局申请的人员编制数），都给了别家公司。 这可是一件大事，不仅因为我违反了他们的制度，而且只是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是小事吗？人如果不能见微知着，再大的事都是小事！ 为什么社会主义下成长的样品，却连一点社会观念都没有？社会是大家的，大家都必须为大家奉献才是！问题出在哪里了？还是这只是个特例？只是小李个人的私心吗？我仔细地观察，追根究底地分析各种症兆，终于又让我上了一课！ 人在甫生之初，本是一张白纸，所以有人说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人格。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而且是最能让人误解的一半。 人初生时确实是张白纸，却有着表面极不光滑的平面，任何力量接触到它，都会留下各种痕迹。这些痕迹有的黑白分明，很容易判断其人格个性。这样的痕迹只是附着在纸面的物质，轻轻一挥即可去掉。了不起改变一下附着物质的特性，或把纸面掀去一层，污纸还是可以变成白纸，至少再要辨识痕迹已很困难。 然而白纸上留下来的，还有一道表面变形的凹痕。如果压力再大一点，甚至在纸的结构中，也可能渗进一些物质。这些痕迹平常看不出来，只有在去掉表面的尘垢，再经过小心的处理后，才会看出那些凹痕中积累的物质，经常多得超乎人的想象。 其实，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必然是两极化的，两极化就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认知！就以各种刺激为例，我们唯一的认知及表达方式，是先用性质或功能分类界定范畴，再以性质与相对条件做比较。 “光影”是种性质，“看”则为眼睛的功能，“看到光影”表示人透过光的传播，得知物体的受光状态。至于看到的光影又如何？不外乎因强弱、明暗产生了对物体的认知；由物体的边沿得到远近、大小、高低、宽窄等空间的认知；再经由视线残影的空时对比，又有了快慢、猛缓等各种复杂而有迹可循的认知。而所谓的强弱、明暗、远近、大小、高低等，都是对比的观念。 人对刺激先有了认知，再与自我的利害建立索引，索引调用经验数据库，以比较当前需求的利害、得失。说穿了，人的心性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经验反应，而这些经验的“认知资料”都是以两极的方式，层层组合堆砌而成。 计算机正好是二进制，完全符合已知资料的结构。我在设计仓颉码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把取码与中文字义的结构准备妥当。心中有了成竹，所以随时可以把眼前的现象，一一用作印证的资料。 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观念，任何现象都是相对的，环境如此，人亦然。当人从小到大，耳目渲染的只是“为人民服务”时，便也产生了两极化的结果。兹用二进制的观念，一分为二时可知：有人身体力行，有人等待他人为自己服务。再以二分为四：身体力行者有得、有失，得者当然坚持下去，失者则开始怀疑。等待他人服务者如有所得，自然理所当然地继续接受别人奉献，如有所失，则满心愤懑，认为受到愚弄。 如果以资本主义社会来作对比，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无几，所不同的是得失的分别。得与失之差，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定为一倍。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失的比例至少要加大十倍！十倍的差别就产生了十倍的能量，十倍的喜怒！ 如果没有比较，一倍与十倍有什么差异？就算千倍万倍，其分别也未可知。所以，要谈制度的优劣，如果不让人亲身去体会，那只是政治家的戏法手段罢了。 在资本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深知痛苦为何物，在二分法的理论中，有人怕痛苦而自保，躲进碉堡中，也有人与痛苦对峙，全力抵抗。自保的人若成功了，他会极端吝啬，失败了，便会有所省思，从而协助他人。与痛苦对峙的人如果成功了，必然自大狂妄，若失败了，才知所珍惜，有了机会知道感恩，看他人痛苦知道同情。 前面也说过，宇宙中没有绝对的事物，每个人都混杂了一些他人的际遇。但是在我长时期的观察下，这个模式相当正确。 我发现大陆上年轻孩子们受到太严密的保护，缺乏一种“感激”的心态。任何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万一有了一点微小的“不应该”，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另外一种心态，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从来不愿去关心别人。人对他不好，那是理之当然，但是万一有人对他好，物以稀为贵，他怎不感激涕零？ 后来，就有一位女性工程师，因为见她表现不错，给她连升三级。想不到有一次我仅仅责备了她一句，她就恶言相向，自动求去。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美国青年，他在我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觉悟，发心上进，几乎抱着殉道者的精神，一直默默地努力奉献。 在美国时，多蒙美国朋友万佩鼎的帮忙，一直无以回报。我到了园区后，特别告诉他我的下落，以便保持联络。不久，他的小儿子万华德决定到中国来做生意，万佩鼎阻止不住，便托我照顾他，顺便开导一番。 我在美国时曾见过他，他不过二十一、二岁，毕业于柏克莱大学。身高约六呎，算得上相当魁梧，金红色的头发，稚气未脱的脸。到深圳来时，他背着一个大旅行包，见到我，把包里往地上一丢，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爸爸一定要我来看看你，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 “什么事？” “说声哈啰！” 他完全是美国青年那副调儿郎当的德性，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晃脑、东张西望。 “啊，哈啰，那我今天住哪里？” “随你的方便，愿意住我家，当然欢迎。要去旅馆住，我可以帮你叫车子。”美国人最怕拘束，千万不能用中国人那一套，他们会嫌没有自由。 他想了想，选择住在我家。晚上我们继续聊天，他说与朋友合伙，打算做美国汽车的代理生意。我问他： “你们有多少资金？” “啊，不多，但是只要能卖掉一部就行了！” “你认为在卖出第一部之前，你们能撑多久？” “不知道！一两年吧！但是我可以教英语，生活不成问题！” “有问题，我认为你真正的目的不是来做生意！” “咦？你怎么知道？” “我猜你是好奇，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古老的国家！”我去巴西时又何尝不是？ “是呀！”他马上有精神了，坐直了身体：“我没有对我爸爸说，他不会同意的。我去过南美洲，前年也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中文…”他这才打开话匣子。 和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他们在书籍中、在传说里描述的中国。这是天大的错误观念，就像我们想见识一个传奇的人物，不幸他已经死去多时，难道见到他的后人、他的遗物就等于见到本人了吗？ 今天的中国人与昨天的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只有人性在过去、今天、未来永远不会改变。但有谁来体察人性呢？不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人还不是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受地缘影响的行为，以及因为长时间而累积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在中国大陆人民身上早已湮没无踪，至少在中国人找回民族自尊心之前，那些文化包袱是难见天日的。 “你认为经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了解中国？” “我会与老百姓一起生活，我想了解中国人。”他总算比一些观光客高明。 “你了解你父亲吗？” “不！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吗？为什么凭住在一起你就能了解中国人？” “哦！老实说，我是想写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很好，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呢？要知道我不是指说普通话。” “不多，但是我总可以学习吧！” “谁教你？老百姓？学校？你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我必须先把他打醒，否则他不可能知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茫然地摇摇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继续说： “先别谈大道理，就以你已经知道的事物说吧，你会用筷子，总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用筷子吧？” “筷子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文化呢？唱歌跳舞还是哲学艺术？人在生活中传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统统是文化。但是要了解文化，绝非听听唱歌，看看跳舞就行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呢？是不是人太多，国家太穷？” “穷就能发明筷子？有哪个民族不是由穷困开始？再说，用手不更经济吗？” “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 “中国人以农立国，传统社会很重视团体的和谐，由于生活安定，很早就有了分工的制度。刀有刀的用途，只有几种人可以使用。为了避免在进餐时用刀，便预先在烹调时切细切碎，在吃的时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送进口中就够了。” “但是用筷子很不卫生。”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文化特性了，卫生与否是主观的成见。比如说，西方人一见到亲戚朋友就接吻，连对方的唾液都肯吃，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接吻不卫生呢？” “那是爱情呀！为了爱情，人愿意牺牲的。” “对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爱这个团体。如果有缘在一个桌上吃饭，却连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还能谈和谐相处吗？” 他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 “这样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的啰！” “是的，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认识前因后果。” “可是我能学习吗？” “我建议你先照你的计划做，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做不成，你不妨回来这里，听听我讲的课。” “可是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 “大概是你爸爸没有讲清楚，我不是计算机专家，我是研究文化的，计算机不过是我的工具。不幸因为没有中文计算机可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如此而已。” 他去北京跑了一趟，不到两个星期又回来了，说： “你说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来跟你学！” 他是我的弟子中，对我的训诲真真正正一丝不苟的执行者。他拒绝了因外国人身份而有的特权，甘愿与其它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中。他的薪金也与大家一样，大约两百多人民币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除了香烟钱，剩余的全数捐给伙食团。 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能量就很难发挥，我教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控制。我要求每个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以资练习。此外，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必须有意识地去做，只凭本能和习惯，那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有一次，我见到万华德的香烟只烧了一点，就丢到烟灰缸里，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香烟没有抽完？” “因为我发现刚才抽时只是无意识地习惯动作，所以决定不抽。” 他又指着烟灰缸里两排长长短短的香烟头，说： “这是有意识抽的，那是胡里胡涂抽的。” 园区的宿舍分两种，一为四栋四层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多为干部所住。另一为统舱式的单身宿舍，高达六层，每间约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 我住在第一栋公寓的二楼，比起我在台湾的住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一点却令我难以忍受，公寓没有装设电铃，或许他们几十年来已习以为常，根本用不着电铃。要找人时，每个人就扯开天生的金嗓子，非喊到四山响应绝不休止。 待人被喊了出来，山歌大赛于焉登场。宛如热带雨林的实况录音，但闻吼猴互吼，鸣禽乱鸣，虽百里犹可闻。有时在东家高西家低之余，又有第三部、第四部和音加入。那种传统“大杂院”的乐风，委实让我这山野俗夫难以领教。 我们工作繁重，中午休息的时间极为宝贵，有好几次我忍无可忍，一声狮吼： “吵死人啦！” 所幸我练过歌剧，也练过内功，一股丹田之气，往往震得整个园区回音荡漾，久久不歇。由于我的恶名昭彰，碰到大人还算管用。万一是几个初生之犊，那就不管有理无理，非得劳动我的大驾，找到家长不可。 为此，我订下一诫，绝对不许我们部门的员工大呼大喊，要找人，上楼去！ 除了我以外，园区还有一霸，就是驾驶同志，据说他们的地位至尊，连总经理也不敢稍有冒犯。刚到园区来，我就领教过一次，那是园区派了一部专车送我回长城公司去。因为粥少僧多，派车不易，一下子就挤上了好几位搭便车的。 车行到城内，有人要下车，司机同志很不情愿，口出恶言。又有人希望能绕点路，司机同志就火大了，车门一开，把那人赶了下去。 我是要回长城的宿舍，司机同志没搞清楚任务，径往长城公司开去，我忙说： “我要去长城宿舍，请在这里转弯！” “去你的！我管你要去哪里！” 我也火了： “那我不坐你的车可以吧！”为此我们自愿下车，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我们的篮球场就在办公室的旁边，由于空间大，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车场。司机同志们从来不认为有车让人的必要，不看有人没人，开着车就在场中横冲直闯。好几次正在专心打球的人，几乎变成轮下冤魂。 没有人管，我便出面交涉，那些司机同志们其凶无比。有一次居然开车向我撞来，我站着文风不动，把马步一摆，丹田真气贯运全身，心想：“运功千日，用在一时”！且看我的气功到底练得如何？ 到底是我的气盛，司机胆怯了，打球的朋友也一拥而上，几乎要痛揍他一顿。 我的凶狠出了名，人人侧目，却也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环境，我的观念就不完整，不可能认识到人心的真实。只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些纯洁工人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那些幻想。 我看到园区垃圾遍地，便发起员工“见到就捡”，我在场时自毌庸说明。我不在场时，则只有万华德一个“傻真人”，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见到就捡。 由于年轻，万华德当然有不少毛病，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错必改。比如说他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这是多年懒散积习所造成，一时非常难改。 我在园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自任教练，每天六点半开始练习。万华德球打得不错，但早上起不来，经常缺席。我灵机一动，便叫他做教练。他很认真，把美国学校的那一套搬来，从基本动作半蹲走路教起，运动量非常大，队员们个个叫苦连天。 最初，每次练球都要队员们三催四请，他不论多惭愧，就是起不来。最后我只好用苦肉计，亲自到他房门口去等，等了几次以后，他果然再也不迟到了。 他的不修边幅也惊动了王总的大驾，王总夫妇很欣赏他，有时会邀他去打一餐牙祭。他那一身衣着不仅是不合体，而且是又破又脏又臭。那还不说，他足下一双球鞋已经穿破了底，他用些报纸垫在洞口，照穿不误。 王总可下令了，摇着头，对他夫人说： “老赵（大陆的称呼法）！这太不象话了，你怎么看不见呢？” “哪里？我这还比不上你们文化大革命又红又专呢？”万华德很懂幽默。 “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 “可是我们老美才开始流行这样。” “别！别！老赵，别理他，赶紧给他全身上下重新包装一下吧！” 衣服倒是好解决，麻烦出在他那双天字大脚，跑遍了深圳，没有他能穿的字号。最后还是麻烦陈金耀由香港进口一双，才得摆平。 万华德为了帮助同事学习英语，每周六晚上有二个小时的课程，其中包括了电视新闻、小说以及人工智能的相关资料。有一个周末他母亲从美国到香港来玩，他便提前在星期五上课，他不知怎么的讲起马了，因为不会分公母雌雄，只听他“男马”、“男马”个不停，下面的同事也不好意思更正他。沉红莲正在里间工作，听了一会儿，忍不住走了出来，对万华德说：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看女马女马？” 另外有位小何，他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教授，动用了不少关系才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学习计算机。小何很喜欢踢足球，是园区的足球王。由于我们的工作、学习时间排得满满的，连星期天和假日都有学习的课程。（早上虽是运动时间，但无人踢足球。） 为了平息他心中的欲念，我与他约法三章，要他三个月内不踢足球，过了这一关，我便教他写“表格处理”的软件。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一个星期下来，每当他看到圆圆的东西，便心上脚上都痒痒地，痒得难搔。 小何苦不堪言，有一天下班时间，刚吃完晚饭，我见到他在篮球场踢球。他也看到我了，但却神色自若，照踢不误。晚上上课时，我问他： “还是足球重要吧！表格处理没兴趣了？” “当然是表格处理重要！” “可是我今天看到你踢足球了呀！” “朱先生，您不是教我每天要做三件自己不愿做的事吗？我不愿意踢足球，所以才去踢足球。” 到过大陆的人，一定都曾领教过一种奇观。不论是西装革履的白领绅士或是衣着时髦的窈窕淑女，每到吃饭时间，人人手中捧着一个大碗，在路上边走边吃！我当然能理解，在大锅饭时代，人多地方小，无处可坐，几十年下来就形成了这种特殊景观。 大食堂就是社会的缩影，我不知道内地如何，这里的食堂却有如战场。首先是乱，乱哄哄，乱糟糟。其次是脏，脏兮兮，苍蝇满天飞。这些我都能原谅，国家穷有什么办法？可是穷归穷，社会的秩序及规律总该遵守吧！不！买菜的小窗口永远挤满了人，一个个凶神下凡似的，拼命往前钻。人若不插队，就只有买残羹剩饭的份！ 我看不惯这些，好几次与人冲突，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纪，别人多少还让着点。万华德一来，就差一点打起群架来。我向园区反应，园区觉得我们这些“外人”大惊小怪。他们很有涵养，表示这里工人多，工人没文化，忍耐忍耐就过去了。 对他人无心之失，忍耐是美德，但对这种恶劣的行为，忍耐就变成默认，默认变成习惯，习惯一养成便终身难改。这种工人至上的社会，岂不又回到洪荒丛林的时代？ 这时我们的部门已经有了十个人，为了表示我的抗议，也为了维护我们的权益，我便向丘副理提出，要求自办伙食。 丘副理同意了，并建议我向园区争取一个人，以后办事就容易了。她就是王总经理的夫人，我们叫她赵阿姨。赵阿姨与王总都是东北人，块头大，心肠直，精明能干。她曾与王总在美国待了两年多，思想也很开通。 园区明文规定，高级干部的眷属不可在本单位任职。这种立意甚佳的律法，总是在一些特权的蹂躏下，变成一纸公文。这次搞特权的是我，我错在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认为自己特别重要，享受一点特权算什么？ 董事长张翼翼坚持不同意，我则不惜以离去作为要胁。争执了很久，他只好同意“暂时借调”。他把脚跷到书桌上，无奈地说： “你知道我今天同意你的代价是什么吗？” “我知道，是经济起飞！”我们平时很谈得来，这样说只是故意冲淡气氛。 “可能吧，但是这种代价却是牺牲原则换来的。”张翼翼是留俄的，他主修化学，在国家科学院中地位甚高。为了支持国家建设，他衔命筹办深圳科学园区，居然能在没有经费的支持下，由无到有，建立了一个数十公顷规模的高科技工业园。 “请原谅，是我的错。但是偶而变通一下应该没有多严重吧？” “严重当然谈不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来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难道不是变通吗？其实，我反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护你！” 姜是老的辣！赵阿姨是个强人，只可惜生就女身。她对我们的帮助极大，没有她，我的工作不会那样顺利。但也因为有了她，导致我与工业园的关系，最后几濒破裂。 原先我住在园区的招待所内，很像临时作客，没有安定的感觉。办公则在园区管理处的三楼，三楼共有五间，我们已经占了两间。赵阿姨一上任，就为我争取到了一间二楼的宿舍，约有三十多坪，赵阿姨又为我们请来一个佣人，以便自行开伙。 我以工作要求为由，希望员工集中住宿，另行开伙。赵阿姨果然神通广大，又设法弄到几间宿舍，一间作为我们的食堂，其余的则一一分配给员工。 不到几个月，我们的人员一天一天增加，办公室一间一间地扩张，最后第三楼全被我们占用。最盛时员工有四十多人，计算机三十多台，而且全国知名。 我知道要发挥人的潜能，首先要激起人的斗志，然后才是观念及技术的训练。斗志的培养最难，因为我所谓的斗志，并非指个人而是群体，也就是说，个人对群体共同努力的方向之坚持。因为每一个人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对事物也有不同的认知。 “国无外侮，必有内忧”，这句话说得透彻已极，人若没有外忧就很难调动积极性。我不能去制造外侮，其实也用不着制造，在信息时代，文化上的外侮只有与日俱增，只是这种文化的层次太高，一般人看不见而已。所以，利用现有的科技知识，换上文化新装，中文自然语言便成了我最理想的教材。 从原始目的与方法来说，我所教的课题共分三类，一是积极性的调动，我以人工智能为课目，实际上是以国家兴衰与文化存亡为内容。一是品格见解的提升，以文学、艺术、音乐、电影等为媒介，寓陶冶于娱乐。最后才是技术的教育与工作的指导。 不知是谁带回来了“三大件”，其中有一套录像器材，新奇归新奇，不会使用也是白费。我以要发展计算机绘图为由，把这套器材接收过来。我教学生们编导、表演，把全部员工分成三组，每周拍一部三分钟的影片。 这样玩得还不够，我又组织了一个合唱团，自任指挥。员工们也不甘寂寞，一时吉他队、书法班、羽球队等纷纷成立，每天从早到晚，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有天不知道是谁提议，男生剃光头，女生留短发，当场人人同意，却无人去做。我不声不响，自去剃了个光头回来，万华德立刻响应。第二天，园区突然冒出八个光头来（其中有一位不是我们部门的）。一时间竟成了大新闻，张翼翼叫我去，问我： “朱先生，你是不是在传教？” “不是，这是训练课程的一部分，我要看这些学生中，有谁敢说敢做？” “朱先生，你是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敢说敢做不是好事啊！” “果真如此，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张翼翼只是默笑以对，但是市里的公安部门却不这么想，来了好几批人，要调查园内的“光头党”。所幸张翼翼替我说项，才没有出问题。公安部刚走，深圳特区报的记者又来了，给我们几个光头做了篇专访，大概的内容是：“台湾来的计算机专家与科技园的工程师们，为了要让祖国的高科技冲出世界，特别剃了光头，以示决心…” 我们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起，全体员工运动一个小时，内容有球类、内功等。七时半早餐，八时上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五时下班，晚上八时到十一时上课。周六照常，周日则上午上课，下午休息。 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成了园区中各公司争论的话题，最初很少有人给予正面的评价。即令不骂我作秀，也会说： “新开茅厕三天香，看他们能干多久？” 谁都料不到，三年之中我们除了内容偶有调整外，工作时间从来没有缩水，甚至于过节过年都不例外，这才杜绝了悠悠众口。 当然，光是苦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心中早就有了计较，我向王总保证，每年会缴一张成绩单，而且每张成绩单也都能保证全世界第一。 “不必全世界第一，只要拿得出去就够了。”王总显然没有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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