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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我是内向的，但做起事来，我却是大开大阖，敢做敢为。到三年级时，有次轮到本系主办学校的伙食，系里征召我来负责。 学校的伙食团一向为同学们所诟病，只要是经济情况许可，都宁愿跑到校外商店去包伙。我仔细研究其中症结，发现人谋不臧是唯一的原因。传说每次主办的同学至少可以赚到一部脚踏车，相当于全部经费的三十分之一。再加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白吃，羊毛出在羊身上，老老实实的同学当然吃亏。 餐厅的规模可以容纳一千人，但通常只有三四百人入伙，人少，成本就相对的提高。学校虽负责六个工友的工资，他们的膳食却要由伙食团支付。此外每届伙食委员大约十人，他们将白吃白喝视为应有的权利。 我一计算，只要把这些弊病革除，以目前每月每人一百二十元的消费额，可以办到相当于一百八十元的水平。 因此我发出豪语，一定要把伙食办好。我们班上有位新插班的同学任艺华，他参加过青年军，做过中学教官，退役后才来念大学。因此他行政经验丰富，人也很稳重踏实，我特别请他负责帐务。其它还有几名委员，则是系里分派的。 我召集了所有的伙食委员，规定先缴伙食费，而且一律凭票用餐。几位低年级委员抗议不服，但我毫不妥协，坚持立场。其次，我改变了进入餐厅的方式，原来是任凭同学持饭票入场，然后凭票领菜，饭则自行取用。这种弊端在于有些同学自备了菜肴，进场后只用饭而不去领菜，把饭吃完后，饭票则原封不动地交由别的同学依样画葫芦。 我的方法简单明了，把餐厅重新划分成为两区，前区可以自由出入，但只供排队领菜。菜领毕，饭票立即收回作废，然后才进入后区盛饭。只要执行认真，这个方法必能杜绝多年以来的白吃之风。 至于米粮的采购，我先打听清楚市价，再找商人来公开比价发包。至于每天的菜单，我一概不过问，只要有变化，周日加菜即可。此外，我还规定了每天每人的用油量，只要菜中有油，味道自然可口。 果然，几天下来效果立见，同学们口耳相传，入伙人数每天陆续增加。不到十天，已有六百多人加入。 我曾为了赚些零用钱，在学校为同学装配收音机，一个月大约能装一台，可赚五十到一百元。那时为了防范匪谍通讯，收音机均属于管制品。我知道有一处专卖报废的军用零件，拼拼凑凑后，就是一台“中用不中看”的奇货。赚了钱，兴趣更浓，便把剩下的材料，加上余款，为自己装了一台“八管推挽式音响”。不仅音质奇佳，还有喇叭分频的三维效果，较同学们花几千元买的成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用这部音响，成立了“音乐欣赏会”，每周一次，搬进搬出，视为瑰宝，曾有同学出高价我都不舍得出让。这时为了服务同学，我又把音响搬到餐厅，使大家在进食之余，还有美妙的音乐佐餐。 想不到这种服务产生了一些负作用，为了欣赏音乐，同学们吃完了都不肯走，原本拥挤的座位，此时更嫌不足。我着委员们去清场，结果更糟，为了表示没有吃完，大家纷纷加饭，结果每天增加了十几斤米的消耗。 我无时无刻不在设法改进服务的品质，有几位低年级的委员却乘机揩油，经常入夜偷入库房大吃大喝。甚至利用职务之便，把饭票转手卖掉，白吃白喝。 我得到同学密告，在现场抓到人证物证，而且追查他们的饭票，果然都告失踪。我大发雷霆，毫不客气的擅自取消了他们的委员资格。 经过我的观察，发现同学们都嫌菜的分量不足。而以当时行情来看，青菜与白米的市价，大约是一比三十，大白菜是一角一公斤，白米则是三元一公斤。照我的推理，每人每天的消耗是白米八百公克，菜两公斤（因菜会失水，干量约为四分之一），若把菜的供应量提高三倍，便可以少消耗白米一百公克。以市价来说，应该能保持平衡。所以大量供应菜蔬，甚至于无限制供应，岂不是上上良策？ 我与任艺华商量，他完全同意我的理论，但是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这种方法从来没有人采用呢？他认为目前的伙食在众口交赞的情况下，不应该作无谓的冒险。 除了没有人尝试之外，我实在想不到有任何不妥。当时每天的副食费约有六百元，而米却要一千四百元，多买二千公斤菜，只不过增加二百元，就算我估计错误，也只损失这两百元而已。用两百元买个经验，绝对值得。 我不顾老任的反对，决定一试，于是选定了日子，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利用海报及各种社团关系大肆宣传，呼吁同学们合作。并说明如果这次试验成功，今后不论饭菜，都将无限供应，让大家吃饱为止。 立刻校园中人人议论纷纷，没有人认为可行，但也没有一个人提得出不可行的理由。只有一点完全一致，人人抱着怀疑的心，等着看热闹。 我胸有成竹，准备了好几个应变的方案，还和校工们做了几次假想预习，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当天老任还不放心，特别多买了不少菜，餐厅几乎都成了菜场。 中午一向是十一点半开始进场，而这天还不到十点钟，一些怕来得晚吃不到菜的同学就开始排队了。不论我如何保证，他们就是不走，到了十一点钟，门口已聚了近一百多人。我心中开始觉得不安，连忙叫校工们加速烧菜，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失望。 时候一到，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伍，立刻成了冲锋陷阵的散兵群，平时彬彬有礼的同学此时有如饿鬼煞神般，饭票还来不及收，人潮已似洪水般的涌进大厅。有的跳过围栏，有的干脆爬窗而进，甚至有的三五成群合力将别人挤到一边。 大厅中分开放着六大桶菜，这一剎，像是有一群群绿头大苍蝇，纷纷由四面八方飞拥而到，立刻一层又一层地围满在每一个桶边。先到的，得到地利，挑精择肉，竟就着菜桶吃将起来。挤在后面的也不甘示弱，争先恐后的把筷子、汤匙举起，越过人头，插进前人的缝隙，能捞一点算一点。被排挤在外层的，则无不惶急焦躁，有的叫骂，有的往里钻，有的则干脆搬过椅子，居高临下，照捞不误。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种世界末日的奇观，当我还在大门口拚命防堵时，乱象已不可收拾。所有的伙食委员都楞在一边，连前来监督的教官们，也都目瞪口呆。 我热血暴涨，脱口大喝： “你们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吗？无耻到这个地步！” 没有人理我，一条条的蛆虫，蠕动如故。我不顾一切，冲到人群中，碰到人就拉，拉到就大骂一声： “无耻！”大概我那疯狂的神情镇慑了他们，也可能是良知还在，倒是没有一个人与我抗拒。清理了一桶又一桶，在当时只要有人对我稍露不满的神色，我一定会与他当场决一生死！ 我身上手上全是菜渣，脸上则杀气腾腾，同学们乖乖地就坐了，秩序渐渐恢复。我浑身抖颤，喘着气，老任忙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 “别担心，我又买了些菜，他们吃不完的。” “这些畜牲，值得我们喂养吗？”我还大声吼着。 有位同学，不知其名，听了不服说： “朱邦复，你怎能这样骂人？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 “什么叫规规矩矩？他们不规矩，难道你不该出面制止吗？”我余气未消。 “为什么我要出面？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他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老任怕我闹事，忙过来拉我。 我用力把老任甩开，真打算豁出去了： “与你没有关系？大学教育是为了什么？眼看这种行为发生了，你能置身事外？人人像你一样，我们迟早要做亡国奴！” 他还要争辩，周围的一些同学围了上来，把他架开了。这时我才感到全身虚脱，找了个角落坐下，心中百感交集。这些人果真饿到那个地步吗？或是有心与我为难，再不然是觉得有趣，一起来起哄？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总之，我觉得这些人只配吃他们天天埋怨的那种伙食。也罢，让他们去埋怨吧！ 一餐下来，统计战果，在正常情况下，每餐需要八桶饭三桶菜。而这一餐用了十三桶饭，十四桶菜，剩下的馊水，竟打破历史记录，有十五桶之多。 原因非常简单，平常没有选择，有多少吃多少。现在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先捞一碗菜，把肉吃光了，再吃喜爱的青菜，剩下的倒在馊水桶中，再去捞第二碗。 这种现象证明了一点，理想必须配合现实，否则只是属于个人的幻想。没有人不希望享受自由，可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在不成熟的条件中，在人还没有认清自己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前，自由相当于盲目的、无规律的骚动，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有权利的争夺，没有义务的奉献。如同把一个三岁的小孩放在大马路中，自由对他有什么意义？ 我灰心已极，把音响从餐厅搬回，一切工作推给老任，什么事都不管了。 同学们嘲笑我办“人民公社”，有的责备我不负责任。事实上是我认识不清，对人性的了解不够，才导致失败。不论别人如何劝说，在这种情形下，再求改进是绝不可能了。而每天一律的例行工作，老任比我强上百倍，还要我管什么？ 处理众人之事需要手腕，我的个性太强，理想太高，脱离了现实。一个小团体就是大团体的缩影，其中成员的行为，也可以说是整体的代表。现今社会的群态，其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其发展的前景必是斑烂紊乱。毕竟二十世纪科技发达昌盛，人心在物欲的驱动下，道德良知破灭，人类社会终将享受到应有的后果，凭我？我能如何？ 仅以我们几个伙食委员来说，我曾一再善言以告，但仍有八位存心白吃。如果管理阶层已经败坏至此，而且行之有年，人人皆知，又怎能期望被服务的大众奉公守法呢？有人说贪便宜是人的天性，区区一百多元的小事，不能谓之为风纪败坏。我倒想请问一下，连一百多元都要贪的人，在面临数百万时，反倒能保持清廉，有这种人性吗？ 回想父亲对我，几乎可以用“惨无人道”来概括。不错，我的确心生怨怼，因为这是人性。可是随着经验的增长，对人性的认识越深，越是理解到父亲用心之良与苦。唯有在那种严酷的要求下，人才会警惕，才知反省，才能使人性升华。 学校正是培养人子品行学问的摇篮，人性无所谓善恶，但当为与不当为积以成习后，即是行为的模式。如果学校放任这些小错，学子们一旦进入社会，怎能期望他们大公无私？再深一层分析，见微思着，受到大学教育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行为尚且如此，社会的希望又在哪里？国家能不乱吗？ 这些话绝非虚言，数十年后，有一件事印证了，那倒卖饭票的伙食委员之一，居然摇身一变，贵为立法委员。其行事为人与我所预料的一般无二，只是倍数放大了。最后，终以自我膨胀太过，以致行为失控而身败名裂。 在这一次丑陋的经验之后，我失望已极，发誓不再参与团体事务，埋头去搞些自己能够控制，且有兴趣的艺术。 我以前曾用铁丝缝衣服、扎眼镜，手工很精巧。一次在无意间，用铁丝扭成一部长约一吋半的脚踏车，维妙维肖。为了精益求精，我找到一种很细的空心塑料线，有各种各样的粗细和颜色。在铁丝做的车架外面，套上各色鲜艳的塑料线，栩栩如生。车胎一律黑色，以存其真，车轮与轴相连，轴圈则绕大头针承接，可以轻易地转动。把手采用晶亮的回纹针，与车身分离，所有应该活动的机构，都是分别组装的。 因为与真车比例相同，而全车仅两吋多长，所以配件煞费苦心。车头灯我试着用磷粉涂底，几乎不小心中毒。又为了做“车牌”，开夜车用绣花针雕字，眼睛都快弄瞎了。 我还做了些三轮车，用织锦缎敷在硬纸上做成车身，再以丝巾为篷，篷架可以收折。把几部放在一起，我们常任其滑动在倾斜的课桌上，玩赛车游戏。 车子极受欢迎，人见人爱，同学建议我卖些钱来解决生活问题，我拒绝了。我认为这些心血不是钱可以交换的，我宁愿送人，而且只送女同学，因为我希望小吴常看到它。后来，索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三四天才能做一部，应付不了，就洗手不干了。 我开始画油画，因买不起材料，便用亚麻仁油和颜料粉，自己调配。画框画布也是就地取材，有次捡到一条床单，如获至宝，由文艺复兴期的风格到野兽派，一一摸索。忙了一阵子，到底基础不够，自己看着怎么都不能满意，只好中途放弃。 其实，我是从高中起就迷上油画的，也是用颜料粉，把自己当作模特儿。那时我的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当然这些都难不倒我，我在床头放了一面大镜子，然后趴伏在床上，对着镜子自学自画。 油画的好处是不怕错，可以不断地涂涂改改，若是油彩太厚了，还可以刮掉重来。对于一个无师可求的人来说，自己的判断力就是最好的老师。在刚开始时，反正画得要像，不像就不好。慢慢地有了心得，才知道要注意用色、笔调等，慢慢的循序渐进。 有位表姐陈玉洁，因为父亲曾帮过她的忙，心里很感激。她见了我的自画像，硬是要买，塞了一百元在我口袋中，结果并没有把画拿走。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艺术大师终其身都没能卖出几幅画，谁有我这种好命？ 照理，我很可能成为画家的，别的不说，我审美的意识极强。但在一次无情的打击下，让我难堪得无以复加，终至丧失了兴趣。 有个父亲的朋友，也很欣赏我的画，便介绍我把作品拿到国华广告公司的梁经理。我当时一共画了三幅，都是大号，画框是自己钉的，画布则是破布补的。我骑着车，辛辛苦苦地搬着那些画框，找到那位梁经理。他一看到那封介绍信，就火从中来： “他自以为是什么人物！专找我麻烦！”他不耐地把我手中的画框一推，哪知道就像摧枯拉朽一般，原本就几近腐烂的木条，剎时变成了一堆破烂： “这叫画吗？你好意思拿来给我看吗？开什么玩笑！浪费我的时间！” 原来画画也需要有本钱，卖画则需要看脸色，算了吧，这一行我干不下来！ 学校合唱团请了位中部的“名指挥家”来校指导，我当然是不会错过。看他教了几天，只是和着钢琴，任大家混唱。我心中不服，特意自己作了一首曲子，拿去请他指教，他竟然说不懂作曲。失望之余，我连合唱团也不去了。 我能做什么呢？除了小小的脚踏车，但那不能算是艺术，充其量只是工艺而已。我很想专心从事一件自己喜爱的艺术，可是没有学习环境，自己又摸不出方向来。说起来，我样样都懂一点皮毛，实际上样样稀松。 这段时期中，我很彷徨，对环境不满意，对自己更是失望。加上小吴那件事的影响，以及气管炎的长期拖累，身心处于极度的消沉。 这正是三下学期快终了时，等到我回了一趟台北，病倒在车站，受了那位无名氏的恩惠以后，对人世的温情又有了深一层的感受。我相信父亲对我的严厉，绝非无情无义，而是对我期许太高，不能容许我任性的行为。我也相信，如果有一天父亲见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躺在路边，他一样也会慷慨解囊的。 我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只因自命清高，有钱不要，却等着父亲救济，这种态度对吗？至于环境，别人都能适应，只有我对这不满，对那挑剔，怪得谁来？ 我决定振作，刚好临到期末送旧，各社团都要举办活动，欢送应届毕业的老大哥老大姐们。这一年，我身兼三个社团的总干事，正好合并办理，空前地热闹一番。 我是昆仑社上届总干事，多少还有些影响力，昆仑社的声势，当时在校中允称第一，有社员两百多人。另外，我负责的管乐队有十几位，荻苑艺社有八位，音乐欣赏会虽没有会员，还有干事三人。总计人数约近三百，声势相当浩大。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描绘“园游会”，那种气氛令我激赏，处处玩乐，人人欢笑。我花了几天的时间规划，相信我们也可以做到，唯一担心的是经费。可是穷人有穷人的玩法，我精打细算，大约一千元就可以办起来。 除了昆仑学社，其它的社团我可以绝对作主。统计一下，现有全部的经费，尚有二百多元，每人只要再缴五元“送旧费”就够了。 可是，昆仑社的干事会不同意，有人批评说我刚办完“人民公社”，又想来个“土法炼钢”。这种园游会只是电影上的噱头，凭我们怎够资格？ 我有个很大的心病，最怕人自卑自怜，为什么我们就不够资格？就凭他们这种观念，我无论如何，非办不可。 根据社团活动经验，我了解参与者的心态。在我所主持的活动中，从来不安排任何人演讲，人少时有人少的游戏，人多有人多的玩法。我有个小记事本，每次同学们玩乐的反应，都成为下次改进的资料。两年下来，我记录了五十多种游乐的节目。在同一个学期中，除非最受欢迎的游戏，否则每次聚会都有新鲜的题材。 活动中如果没有比赛，与会者就没有参与感。而比赛没有胜负得失，大家便兴味索然。由于我怕比赛，又不能避免这种活动，因此常以超然的姿态，专任主持人。 这次园游会我选了十五种游艺比赛，所需经费都不多，真正的花费是在奖品上。不论价值多少，在奖品的引诱下，哪怕只是两个人猜拳，都有无比的刺激。人之好赌，正是这种心理形成的。 比如说，将大礼堂的椅子排成迷宫，指挥一下即可；制作灯谜，不过是收集些资料；竞走和腕力擂台，都只要人主持；铁丝钓鱼，所钓的也是奖品；竹圈套鸭，套到的鸭子可供加菜；化装照相，是因为有庄灵及董敏两位摄影大师在场，又不需付工资…… 凭什么我们不能玩个痛快？当然，玩时的气氛最为重要。为此，我要求女同学们做一千个烛光小灯笼。做法极其简单，只要把彩色玻璃纸裁开，上下各贴上硬纸，中间插上生日蜡烛即可。 我试验过，一天一人可以贴上一百个，三十多位女同学，一两天就可以完工。除灯笼外，还配上彩带、绣球等以增加美感。这种“烛光园游会”，在想象中，幢幢人影，五色缤纷，加上敲敲打打的背景音乐，一定趣味非凡。 更重要的一点，我要人人化装，以提升情调，否则禁止入场。 我把全部计划向大家说明以后，反对的声浪倒是没有了，只是人人脸上都挂着一副半信半疑的神色。那种可怕的、缺乏自信的目光后面，已经隐藏了所有可能失败的基因。心中一凉，我感到阵阵的寒意，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吗？ 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我所有的计划及构想，在我们同胞的眼神中，都反映着完全相同的阴影。即使我一再以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到”，但那种“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的悲哀，却不是理性可以克服的。 一个国家或团体，其兴衰存亡都只是一种机率而已。对于落后者而言，就因为大家都落后了，仅仅一个人或是少数人看到希望，那么低的机率是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在一个众人都昏睡的社会上，独醒者永远只有寂寞陪伴。 当然，我不能怪别人，我想得太快，看得太远，而且还有个自卑感作祟的心理。要做就做世界第一，偏偏生不逢时，了解我的人不多。又好似受到上天的诅咒，真了解我的人大都没有力量，帮不上忙。 时机不到，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然而，若一味等待，平时不肯努力，时机到来时，也不见得就能掌握。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如果要成就无上功业，则必须历经种种磨炼。我是否真有价值，端视我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我没有欺骗自己，其它还怕什么？ 基于前次办伙食团失败的经验，这次对人员的挑选我特别小心仔细，工作人员首先要志愿参加，然后再考虑他个人的能力及才干，任务也经过严格的研判，谋定而后动。 这时候，有一笔意外之财到了我的手中。那是我经手为学校买的铜管乐器中，有一支短笛与我订购的规格不符，我坚持退货。但厂商遍寻不得，学校方面考虑很久后决定验收了，我才不再追究。不料过了几个月后，厂商自动送了一千元来给我，表示当时的作业有误，而且嘱咐我不要告诉学校，因为万一追究起责任，大家都有麻烦。 我吓呆了，一千元！对我而言，真是个天文数字，当然应该交还给学校。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验收手续早已完毕，交上去麻烦也不少。如果有了这笔钱，对我该是多大的帮助！可以到馆子去大吃几十餐，可以买几件新衣服，可以……至少我那“又脏又臭”的污名就可以洗清了，我为什么要交回去呢？ 我能这样做吗？一向自命清高的人，居然一千元就把人格出卖了。今生漫长的岁月，还有多少更难以拒绝的诱惑，横亘在前？有一次的开例，就有第二次的自我原宥，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以后就难以面对艰苦的生活。 能不能有一次例外呢？这件事只有厂商与我知道，我相信他绝不会透露。人生只此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为了自证清白，把钱交上去，学校又会相信吗？再说，厂商是好意，时间过了这么久，他大可把这笔钱吞掉。只因他自己认错，我却告诉学校，说是他送给我的，我固然成了英雄，但学校还能相信他的诚实无欺吗？ 至于收下钱以后呢？万一事情被揭发了，其后果将不堪想象。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却骗不了自己，我和那些被自己所轻视的人又有多少分别？ 脑中千回万转，下意识中，只有拒收最好，可是拒收又能证明什么？装做不知道？还是不敢负这个责任？ 那位厂商显然是位高手，他对我说，钱暂时放在我这里，由我慢慢考虑。他尚有急事，如有问题可以去他店中商量，说完扬长而去。 他走了，可是留给我的战争却未了，扪心自问，我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不爱钱只是环境使然，习以为常，并非真的见钱眼闭。过去由于家庭背景及武侠小说的影响，建立了虚幻的心中堡垒，凭借着精神的提升，忽视物质的需求。我当然需要钱，甚至比一般人需要的更为殷切。只是，我已定下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对与错是一回事，肉体的痛苦也会过去，然而自己的行为却不能逃过良知的审判。 而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无关是非，也不涉善恶，我要经历人生的一切，追寻宇宙的至上真理。但是有一种现象不必追寻，我已深知，那就是人性的自私自利。如果我也为了私欲，把钱独吞了，却自命为追寻真理，那么这世上又有谁不是？ 如果我能把这笔钱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能造福更多的人，总比还给那个商人好。当然，就社会的一般标准来说，这仍是不法的行为。但是，不法在我，受罪受罚的是我，只要获利的人多，对我的人生目的而言，就可以问心无愧。 正好我要办活动，其目的并非只是玩玩，而是要给同学一点观念，让大家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种心理建设不仅是个人成败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国家兴亡盛衰的根本。 这是我与一般正常人分别最大之处。我重视观念，不计较细节，只要原则和方向正确了，我就勇往直前，不论后果，也不计成败，绝不妥协。 然而，我对自己处理金钱的态度，还没有很深的认知，以往没有钱，当然很容易自命清高。担任伙食委员时，所有的钱一概由老任经手，我也没有碰过。拒收这笔钱不难，困难的是，如果收下它，这钱就属于自己的了。冒着被学校知道的风险，加上自己清誉受污的代价，那时我的心理状况又会是如何呢？ 首先我假定这笔钱应属于大家，绝不用在自己身上，看看心理上有什么反应。同时我也想知道，万一东窗事发，我究竟能不能坦然以对。 为了接受更进一步的考验，我决定把钱留下来，全部作为这次活动的经费。我告诉自己，代价已经付出了，这次活动的所有经验，都应该牢记在心。只有未来当我能将这些经验化为有价值的认知时，才是唯一的报偿。 手上有了钱，应该怎样用呢？即使拿来分给大家，二百多人，每个人也不过区区五元。除了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穷鬼，没有谁会把五块钱放在眼中。学校有所谓的工读金、清寒助学金、大陆救济金等，家境不好的同学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补助。只有我，家世显赫却生活拮据，经常身上一文不名。 把钱用到布置上，是绝对不值得的，因为以目前的设计方式，所费不多，已达到最佳的边际效益。想来想去，钱多并不见得有很大的帮助，充其量多买些奖品，提高一些娱乐的气氛而已。反倒是自己心理的压力增加，对整个设计的要求更高了。 我到市场去查看了一趟，发现如果集中到各批发商店采购，金额在一百元以上之物品，大约可以便宜四分之一。如果以一千五百元采购奖品，实际上即相当于二千元的价值。其余的钱可以加强一些游乐摊位，比如说，设一些小吃店，冰淇淋店，水果摊等。 全部的筹备时间只有一个多星期，我把各项工作列了张总表，按时追踪各组的进度。到了园游会的前一天，一切顺利，女同学们把全部的灯饰、彩带、标示都做好了。入场的票券、游乐用的代钞也都印得非常精美，早已分发出去。各种奖品都采购齐全，包装妥贴，并且一一编了号，堆积如山，林林总总共有五百多件。大奖记得是一台小型收音机，最小的奖则是手帕、原子笔等。 男同学们负责现场，事先该准备的也大致妥当，只是有些同学，虽系志愿，却始终心存疑虑。为了表示他们有先见之明，决定要看我的笑话，做起事来不愿投入。态度上也是若即若离，常有他们不断抱怨的传言： “我们是大学生了，还做这种儿戏。” 我听了这话就发火，什么是儿戏？自命为大学生，如果连这种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那才是儿戏！当时我以为是我们学校的水准不够，才会有这些无知之辈。直到后来，我才发现社会上这种自命不凡的人比比皆是，眼高手低，只看得见他自己井口的天空。正由于无知，做事抓不住重点，挑斤择两，不务实际！这才是所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整个教育制度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正因为知识落后，受过知识洗礼的青年，往往自命高人一等。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工作，绝对不屑于做，只想动口，不愿动手。万一有重要的工作，则人人争先恐后，他们争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那个重要的位置。可是，任何重要的事，都是由不重要的细微末节积累而成的。不亲自去做，将永远没有概念，也无从领导别人。 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做的工作，也不愿意学习、尝试，因为失败了会受人嘲笑。所以只做份内的事，而什么是份内的呢？则全凭一己的主观认定了。然后，他们像观众一样，坐在场外等着看别人的笑话。万一别人成功了，他们便说那是运气。若是失败了，就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姿态，盛气凌人，恨不得把平生的委屈都乘机讨回来。 有一位负责“套鸭”游戏的同学，把鸭子买来了，鸭脚却还绑着，鸭子半死半活地，套圈也没有做，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我问他： “你的工作呢，完成没有？” “哪点不行？只剩做几十个套圈，半天就好了。” “按照进度，你今天应该做完的。” “你交给我负责，就该信任我。” “不错，我们约定今天完成，正因为我信任你，所以现在才来检查。”我对他的态度很不以为然。 “今天还没有过呀！我晚上做也不算错。”他振振有词。 这是我经验不足，很好，我上了一课，以后订进度要精确些。我再问： “好，那么鸭子呢？像这样，明天还能动吗？” “你要我怎么办？我今天给你买来了，这不是已经合进度了吗？” 我按捺着性子，说： “你应该找个地方，让它们活动活动，喂饱一点，明天才有精神。” “你当我是什么人？”他竟然先发制人，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我是来读大学的，不是来给你放鸭子的！” 我怎么都忍不下去，出口大骂： “莫名其妙！你要来读死书，就不要参加社团活动！当初把工作交给你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事到今天，你放什么狗屁？” “你敢骂我？你算老几？”旁边的同学都围上来，把我们隔开，怕我们动起武来。 幸而我早有准备，在工作之先，约定给每位参加工作的人员一个星期的公假，但如果工作不力，立即撤消公假。我气愤之余，祭出了法宝： “我不算老几！你去读书吧！套鸭的摊位免了，你的公假也取消！” 说完了，我回头就走，我实在瞧不起这种人。 后来来了几位同学，代他道歉，不论如何这个公假不能撤消。因为他打算留学，任何分数都要争取。这次借着公假之便，他回家玩了几天，如果取消，就是旷课了。不仅品行要扣分，留学的机会也将受到影响。 我并无意为难他，只要求他把工作做好，就便也让同学们转告这位“准学者”，将来衣锦荣归之际，个人的名利虽然可以放在前面，但该负起的责任还是不该推卸。 另外一位负责买“生日蜡烛”的同学，也没有如期买到蜡烛。这次烛光会的气氛全靠这一千个小灯笼，所以我只分派给他一件工作，就是设法买一万支生日蜡烛。我知道一万支不是小数目，特别打听过，要先找生产厂商预定才行。光是这些蜡烛，就花了一百多元，占了全部布置经费的百分之五，足证其重要性。 那位同学看我着急的样子，他竟然说： “急什么？没有蜡烛，可以用电灯呀！电灯更亮些！” 我真被他气昏了： “用电灯？那叫什么烛光园游晚会？” “那改名叫做‘电灯’园游晚会好了。”他嘻皮笑脸地说。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未出师，大势已去。使我深深憬悟到，不论多好的事，如果没有参与者的共识，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只好叫他把钱拿出来，另外找人连夜去采购。 第二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我便问他蜡烛买了多少，那位同学说订到了两千多支，约好下午去拿。两千多支，每支大约可以点十分钟，如果节省着用，只点二百个灯，也可以维持一个多小时。我只吩咐他想法多买一点，多花钱都无所谓。而且还一再交待，今夜的成败完全在他的身上，他也保证绝对达成使命。 我们出动了二十多人，在第一栋教室（那时尚未盖成大楼）与女生宿舍之间，动手工作起来。到了下午，各摊位一一就绪，女同学们把各色彩带及透明的小灯笼分别挂起。立时景观大不相同，远远望去，在绿荫覆盖之下，妍红艳紫，花群簇拥。玻璃纸做的灯笼，散挂在各处，有如彩色晶球，在斜日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工作人员满身大汗，但都掩不住欣悦的神色。我一一巡视，大致不差，可是不知为什么，心中一片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还有什么会导致失败？我一步一步的思考，实在想不出任何情况来。这就叫做经验，这也是经验的价值所在，我是生平第一次办这样庞大的活动，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情况。 奖品布置好了，精美的包装、堂皇的陈设，那是重心所在，是我“钓鱼”的饵。只有让参与者感到那种吸引力，他们才会投入，才能烘托出欢乐的气氛来。 到了下午六点，一切完全按照进度，大致都很妥当。眼看着现场参与工作的同学，不论男女，那副贯注投入的精神，令我感动非常。这些人是可爱的，他们的劳苦不只是这些而已，整个晚上的各项服务也都靠他们的奉献，几百支蜡烛这边熄了，那边点起。摊位上的工作不能离开，得奖品的是别人，而担负责任的是他们。 没有这些人的牺牲和努力，怎么会有别人的欢笑？我今天没有力量报答，只有无情的督促、要求，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还希望更好。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偷懒，每个人都尽了全力，我们融合成了一体、一心。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给他们十倍百倍的报偿，当然，如果我有那种能力的话。 晚会预定七点半开始，九点结束。到了六点半，参加工作的女同学们先回去化装，我则戴了顶牛仔帽，脸上涂黑，反正还要工作，这种化装再适合不过。小班长扮成“铁拐李”，庄灵则扮成独眼海盗，其余大胖、老师、财主都各有特色。我们工作了一整天，特别能感受到这种轻松的乐趣。 蜡烛还没有买到，我加派了三组人去催，又找了两组人分头去买，一再嘱咐他们，不怕多，只怕没有。套鸭的圈子倒是做好了，但明显的是敷衍塞责，细竹子没有剖开，只是绕成一圈。每个起码有一斤重，别说鸭子，连套人都有生命危险。八只鸭子更是免提了，还能活着已是奇迹，我临时决定取消这一摊位。 冰淇淋是送来了，可是送得太早，又放在普通的保温箱中，已经开始溶化。小食摊的同学们还在忙着生火，整个会场炊烟迷漫，平添一片雾蒙蒙的效果。我不忍责备他们，没有人做过厨子，一个个眼睛都被熏红了，而火始终燃不起来。 到了七点，开始清场，场外已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同学，他们都不是社友，人人脸上露着羡慕的神色。甚至有人来问可不可以买票，限于学校规定，我爱莫能助。 女同学们连袂出来了，每个人都化装得宛若天仙，俏丽非凡。我的眼睛只看到小吴，她一身洁白的素妆，长裙曳地，腰间别着一朵红花，头上戴了一顶宽边洋帽。她实在很美，尤其是歪着头，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直把我的魂勾到了九霄云外。 快七点半了，夜幕已经垂了下来，会场上朦朦一片。蜡烛还没有到，我急得发慌，身上已经没有钱了，而且再去买也来不及。不得已，只好叫同学们去找台灯和延长线，果真那位同学一语成谶，烛光晚会变成电灯晚会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除了工作的同学在百忙中都化了装外，所有应邀参加的会友，竟然没有一个人化装！而且个个穿著学生制服，彷佛来上课一般！ 我指着请柬上写的几个大字：“未经化装，不得入场”，问他们看不看得懂？有位同学振振有词说： “我没有衣服可以化装。” 我说： “化装要什么衣服呢？又不是比美。” “那你教我吧。” 我指着自己黑黑的脸，说： “这不是化装吗？” 他们都笑了起来： “这样就追不到女朋友了，我不干。” “那你们戴顶帽子，不穿制服总可以吧？” “那么麻烦？” “麻烦？我们辛苦了几天，为的是让你们玩个痛快，只请你换件衣服还嫌麻烦？” “我们缴了钱，有权来玩，为什么一定要化装？”有位同学居然谈起权利来。 “你缴了五块钱，就觉得有权利了？这种规定不是今天才订的，你为什么不早点提出反对的意见？”我火气又升起来了。 “是你规定的，我为什么要同意？” 我忍无可忍，大吼： “好吧！你的五块钱还给你，你去看场电影吧！”不幸的是我满身掏来掏去，每个口袋都空空如也，大家看到我那副窘态，都笑了起来。 最后有个同学出面说： “老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生平没有化过装，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化法。” 又有人插口道： “要是人人都学你，我们不成了黑人晚会了吗？” 我听了也是好笑，有什么办法呢？是我多事，自不量力，目的不是要让大家快乐吗？算了吧！只好网开一面，让大家都进来了。 蜡烛还没有买来，会场上已是一片人头，还好有台灯，每个有灯光的地方都围满了人。看来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烛光，看到奖品时，心跳的频率仍是一样高。我的脑海已被想了几天的设计占有了，没有烛光，我就觉得没有韵味。 乐队要演奏了，我必须去吹小喇叭，管不了这许多。大家爬上了摇摇晃晃、由课桌拼成的“音乐台”，人人都怕摔倒，乐声颤颤抖抖的展开了序幕。 这时我又领略到，乐队的演奏是个失败的节目，平常缺乏练习，音乐变成了鬼叫。吹了两个曲子，反正台下也没有听众，我识相地叫大家去玩。 没有蜡烛，心中很不安宁。 终于有一位同学赶回来了，他买到了几十支，我立刻找人先把灯谜的摊位点起来。 果然不同，那些小灯闪出了各色的微光，在树梢下串成了一圈若明若暗的小天地。人们纷纷挤在灯旁，掀起那些精心收集的谜语，交头接耳地胡猜起来。 礼堂那边负责的同学急忙地来找我，说同学们为了要得礼券，都从椅子上翻过，没有人肯走“迷宫”。我发现这又是一个错误，谁愿意来“被迷路”呢？中国人小聪明特多，极端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快捷方式不走，那才是傻瓜哩！ 我赶到礼堂，已有一大堆同学在等着领礼券，我一到，就有人说负责人不负责，害他等了半天，浪费了好多时间。还有人说他已经走了三次，应该发三张礼券！ 我不动声色，先把迷宫部门关闭，不让别人进入，然后说： “各位不要担心，这个迷宫是我精心设计的，有任何同学是真正走过来的，我负责给五张礼券，否则一张都没有。”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说： “你怎么能证明我们是不是走过来的呢？” “很简单，第一次能走过来的人，一定能再走一次。” “走一次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玩。” “不错，我算过，真的走一趟差不多要十几分钟，我虽然很忙，为了不冤枉好人，还是愿意在这里陪着大家，想要投机取巧，对不起，免谈！”我态度坚决。 大家交头接耳，考虑了一下，都知难而退，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试上一试。 小吃摊的浓烟密布，呛得人人东逃西奔，火却没有升起来。而今天准备卖的食物都是油炸的，油炸要火旺，抱歉，只好提前收摊。 冰淇淋被购买一空，原因是由原来的固态成了液态，干脆大家拿去当牛奶喝，三杯两杯就清洁溜溜了。 最忙的是庄灵的照相摊，从一开始就大排长龙，倒不是为了照个化装的相片留念，而是大家认为反正花的是假钱，不妨乘机照张“登记照”。 八点多蜡烛才到，那位同学不敢来见我。由于他认为任务“非常非常”地简单，上街以后，一看时间还早，大可先去玩个痛快。料不到玩得太痛快，居然把该做的事全给忘了。若非找他的几批人，好不容易在台中的人海中，把他给逮到，很可能要等到街上人群都散尽了，他才会想起“这么简单”的任务。 只剩下半个多钟头了，原来负责点蜡烛的同学也不知去向，我赶忙随便抓些人，分途去点蜡烛。一时间火柴成为宠物，几个吸烟的同学，成了大家追求的对象。 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坐在一棵树下，眼看一点一点烛光缀成的彩色繁星，闪烁在会场的各个角落，禁不住感慨丛生。 理想只是存在于个人脑海中的一点火花，在没有点燃以前，没有几个人会看得到它。现在满目灯光灿灿，如同一片水晶闪耀的世界，身历其境的人不会感觉不到那种情调，但是却不知道他们享受的成果正是理想的实现。因为他们已经溶化在那种情调中，至于为什么如此，却无心去体会，自然就也不知道了。 宇宙中有什么不是如此呢？造物者为人类安排了良好的环境，人生活在其中，却从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愉快、幸福。一直要等到他们失去了那些习以为常的必需物，才能理解其重要性，然而，一旦恢复正常，人们又不知道珍惜了。 一个一个摊位都因奖品发光而收摊了，由大家眉飞色舞的神采中，可以感觉他们相当满意。对我却不然，因为理想永远是那么遥远，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最后，在奖品堆积如山的康乐室前，同学们自动地排好了队，各持着奖券，等待抽奖。抽奖才是又刺激又兴奋的压轴好戏，我似乎永远与别人所看到的不一样，为什么不论在任何角落，不论什么情况，只要有人，总少不了个人的私欲呢？ 我一直认为这些参与工作的同学是伟大的、无私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大家同甘共苦，只为了服务他人。我也特别保留了一部分奖券，作为对他们的报偿。但却严格规定，在游戏完毕后应将剩余的奖券交出，以便统筹处理。现在快要抽奖了，除了少数几位以外，其它的都没有交回。 或许是真的发送光了，也可能是认为留几张不伤大雅，更可能的却是中饱了私囊，故意借机图利！ 记得在家中时，有一次听到一位客人对父亲说： “怀公，您为国家贡献了不少，又是党国元老，就算捞一笔也是应该的。看看别人，看看您自己，您这样有什么好处？” 父亲平静地说： “国家没有亏待过我呀，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生活无愁？还需要什么？” 不论父亲怎样对我，我对他的尊敬是与日俱增，或许正因为有他这个榜样，我才能免于循私苟且。 为什么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工作，就自认为有权攫取非法的利益呢？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一进入社会就比一般人享有更多的机会。未来的国家在他们的手中，未来的社会也待他们去服务，在应得的报偿之外，为什么还不知足？还要强占别人的利益？今天已是如此，在更大的利益当前时，又当如何？ 大家都很快乐地抽着奖，每个人抱着一堆礼物，笑着闹着，我还能说什么？ 第二天，我们举行庆功宴，招待参与工作的所有同学，把剩下的鸭子和食物作了菜。我在会中破例的发表了几句话的演说，我说再也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人人都很惊讶，但谁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心。 第三天，学校传出了各种不满之声，有人说我循私，买了鸭子和食物自己吃，奖品分配也不公，大多由主办的人瓜分了。还有人说我像个暴君，对同学蛮横无理。 我没有解释，也无需解释，我唯一的安慰是通过了金钱的考验。而意外的收获，则是发现了即使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使人人满意。 为什么国家的最高学府，竟然培养出这种人材？将来进入社会，除了争权夺利外，还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我们学校水准太差吧，但愿如此。 等我出了校门，进了社会，再见到其它的高级知识分子，才发觉农学院到底是些土头土脑，起不了大作用的騃子。 如果说人本来就是自私、无知的，我则认为过去虽烈，于今为最。凭什么呢？我认识不少长一辈的人，他们受限于过去的环境，即使读过大学，现代知识却有限，加上曾受礼教的束缚，想要搞鬼也放不开手脚。而我们这一批受了新时代洗礼的天之骄子，知识不见得有多精通，但是做人做事，却是任性放纵，只顾自己！ 我曾经为世态把过脉，诊断出其间的罪魁祸首，即是教育制度！ 一九七四年，有天我偶然遇到一位朋友，他在教育部服务，算得上是位有心人。我们谈来谈去，谈到了教育，他说： “我们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大学联考害的。”他找到了代罪羔羊。 “为什么呢？”我在探他的底。 “因为只考一次，就决定了学子们的前途，太可怕了。” 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特色，知道有错，却往往不知道错在哪里。为了表示自己有见解，便顺手牵羊，找只最容易被责难的羔羊。 “你的意思是，多考几次，教育制度就完善了？” “当然不是，但是会有些改善。” “改善了什么？” “比如说，各校出的题目不一样，对一些人会公平些。” “那么联考时，多综合参考一些不同范围的题目，不就解决了吗？” “不那么简单。”他坚持着。 “怎么不简单法？请示其详？” “总之，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这些太乏味。” “不，我一向喜欢探索真相，我不认为联招有什么不好！” “啊？”他大吃一惊，居然有人看法不同：“那你说说看！” “首先，我们要界定一下，你我对教育失败的看法是否相同，是学生知识水准不够？是为人处世能力缺乏？是道德情操破产？还是体魄羸弱不健康？” 他想了想，说： “我觉得都有。” “既然如此，多考几次能解决哪一项缺失？” “我弃权，你说呢？” “我再问你，德、智、体、群四育，真是教育的大前提吗？” “应该是吧，至少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做。” “就四件事，做到没有呢？” “很难说……”他开始支吾其词。 “不难说，因为前面你所同意失败的四个项目，就是德、智、体、群！” “是吗？”他很难为情，又想了想，只好点头不语。 “这些不能怪你们，人非生而知之者，乃学而知之者。过去学校就没有尽到责任，贵部哪个不是从这类学校出来，身在此山中，云深怎知处？” “要批评很容易，你能谈谈你的高见吗？” “我认为升学主义不是坏事，中国这个历史古国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几千年下来，国人以读书为上之故。现在有人动不动就标榜美国如何如何，我只奉上一句话，不要太浅视，不妨再看二十年。” “这个我同意。” “问题在学校教育的目的，谁能升学？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升学？”我卖个关子。 “是呀，可是……”他不知如何接口。 “既然考试是筛选的手段，考试的科目，才是答案。”我故意等他自己开口。 “你是说要考音乐？体育？品行？太荒谬了吧！” “因为你们已经设了限，所以觉得荒谬，如果荒谬，学校为什么要教？刚才你还口口声声说是朝这个方向做，怎么一谈到要考试就荒谬了呢？这不是更荒谬的事吗？” “难道你不知道？很多明星学校根本是阳奉阴违，不教这些没用的科目了？” “没有用？”我故意大声吼着：“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是谁说德、体、群没有用？教育部？学校当局？还是你？你们故意把考大学的范围，限制在一些死的、全靠记忆的、不能灵活应用的资料上，天下还有什么有用！这样，教育会不彻底失败吗？” “不，不，我是说这些科目很难考。” “怎么难考法？” “你不知道……至少，过去没有前例……” 我看他张口结舌，何必呢？责任又不在他身上，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愚昧的时代，愚人当道，整个世界污烟瘴气，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而已。 “我知道，你也作不了主。我们是不是该换一个题目？谈谈男女大事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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