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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我旅居巴西圣保罗，在一家规模极大的“四月出版公司”中，任职美工完稿。一天，我目睹了一本书的出版，由手稿印成书籍到运送销售，不过整整十二个小时！ 当时中文印书尚停留在活版铅字时代，印一本十五万字的书，排版要四个月，校对再排要三个月，三次的校对就是九个月。若是一年内能上市，作者应该额手称庆了。 我心中的感慨既深且远，如果中文处理不能具相同的效率，中文迟早将被时代淘汰。再若中文淘汰了，国人全盘接受外国文化的洗礼，那又能算什么人？千秋万世的后代子孙，怎知中华文化在绝灭前，曾经绵延过五千年，曾经令黄土高原光辉灿烂？ 义无反顾地，我决定献身于中文的研发工作，默默地耕耘了二十六年。如果可能，我打算再努力另一个二十六年。毕竟，文化是永无止境的！ 同年，我先回到台湾，在一九七六年先发表了“形意检字法”。我作过试验，如果用在铅字的排列上，可以增加约五倍的检字效率。此外，我发现我所采用的字根，正是文字的基因，除了字形可供取码外，如果选取及安排得当，完全可以代表文字所有的机能。 尤其是在汉字（中文尚包括其它民族文字）中，百分之九十是形声字，除了声符之外，形声字尚有“假借”的机能，也就是说，前缀代表分类，字身可作定义之用。为此，我对检字法的要求，是以字义的理解为第一诉求。 一九七八年，时年四十有二，我有幸接触到计算机，愤而学习。在一个月内，我边学边做，试着写作程序，将我的检字法与计算机字形结合，并完成了史上第一套军用通讯系统。当时，蒋纬国将军特别命名为“仓颉输入法”。 一九七九年，我利用仓颉输入法的字根观念，完成了“向量字形产生器”的设计。同时，在程序设计过程中，我又发现如果倒反流程，就相当于文字辨识。 同年，我用这些观念，设计了一台具有简单概念的“中文计算机”。由于我无力生产，便与宏碁公司合作，只提供了字码输入及字形输出的功能，另外由宏碁公司设计了中文操作系统及中文程序语言。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和宏碁公司共同发表了“天龙中文计算机”，打破了计算机不能使用中文的迷信。 此后，我继续从事汉字的研究，达二十年之久。一九八九年八月，我曾与深圳科技工业园合作，完成“汉字大字库”，国家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技术审核及评估。最后在十余位第一流科学家的审核下，评定为“超过世界水平”。 一九九○年六月，我发展的“聚珍整合系统”，又在国家科学院的核估下，被评为“超过世界水平”的软件技术。 一九九一年我回到台湾，为了抗衡微软的文化侵略，我坚决认定微软窗口应该把文字接口公开，令从事中文软件的业者，保有一线生机。但微软悍然拒绝，我又寻求台湾信息策进会合作，协助他们在窗口３．０上，建立了一个中文系统，其功能远胜微软之中文窗口。 微软立刻拉拢台湾软件界，合纵连横。一九九二年，台湾仅有的十余家软件公司，不是成为微软的代销业者，就是被蚕食鲸吞。最后微软推出窗口３．１，并取消了资策会版本更新的权利，至此大势已去，事到如今，台湾的中文软件界已告全军覆没。 我经过这次惨败的打击，便宣布退隐归山，专心一致研发汉字的基因工程。但惜曲高和寡，我曾前后在台湾大学及报章杂志上发表“概念网络”理念，却得不到任何回响。于是我又转换策略，将汉字基因理论运用在三维动画处理上，打算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转化为人人可以接受的动画产品。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们完成了由编剧到动画制作的应用系统。又在短短三个月中，以四个工作人员，完成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委制的九十分钟三维动画，是根据《周礼》制作的“士昏礼”，又是国人突破性的创举。 同时，我们接到了香港“文化传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邀请，赴港合作，谋求利用最新科技，将文化事业发扬光大。 这次回到祖国发表“汉字基因工程”，正值祖国改革开放成果展现，又恰是微软大军临境，进一步推广其维纳斯计划之际。此中意义之大，无与伦比，我今年已六十有三，虽然屡战屡败，但仍坚信汉字基因是唯一能够维护我中华文化之科技至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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