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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檐头的雨水滴滴嗒嗒地响个不停。在斜风的雨里,杨树的枝叶微微飘荡。天空灰蒙蒙的,远方的事物模模糊糊,若隐若现。
  马丽琳发癫一般的望着室外,不断地长吁短叹,越来越觉得日子的悠长了。她的胸口也像这天气一样,感到沉闷,闭塞。她掉过头来,屋子里的陈设一如往昔,但像缺少啥物事,给她一种空漠冷寂的感觉。她想起在百乐门舞厅热火的日子,第一次遇到朱延年的辰光,给她带来了美丽的幻想。朱延年能说会道,投合她的心意:人长的不错,手面又阔绰,谁也猜不透他有多少财产。但从他的口气和花钱像流水一样来看,仿佛是个百万富翁。她认为和这样一个富有的人结婚,生活在一起,大概享受不尽幸福。她的愿望实现了,屋子里增加了一个主人。他花钱不再那么阔绰,有时还有些拮据,以后,向她借了现款,又借了金子。但她听信他的说法,以为福佑药房生意越做越大,进货越来越多,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迫切,资金多,利润就更多。她甚至相信她已经是福佑药房的股东了,把希望寄托在福佑药房事业的发展上。他告诉她福佑药房在上海滩上要成为第一家大药房,也就是全国第一家大药房,全国人民都要用福佑的西药。她呢,就是这第一家大药房的经理太太,同时,也是大股东。她充满信心和喜悦,等着这一天到来。这一天没有来,五反运动来了。她惊奇福佑药房竟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开始还不相信,误认为是职工有意和朱延年经理过不去,大概政府伸手向福佑药房要钞票。等运动过去,朱延年和福佑药房又会飞黄腾达,她的梦想还是会实现的。朱延年被捕这惊人的消息把她吓倒了。她在提篮桥监狱里会见了朱延年,才慢慢恢复信心,耐心地等待他出狱,重整旧业,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月又一月过去,一年又一年过去,出狱的消息日见渺茫了。她这才逐渐清醒过来,不断发觉福佑药房和朱延年的事体十分严重。“五反”不是一阵风吹过了事,重大的案情由法院专门认真处理。朱延年谋财害命的事体一件又一件发现,不但是工商界憎恨他,连里弄里的娘姨和小孩也指着朱家的门口咒骂,说朱延年是害人精。她每天都不大好意思出门,不是清早,就是黄昏时分,悄悄出去办点事。她日日夜夜盼望朱延年出来,改邪归正,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她预感会不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但又希望不会发生。但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送来对朱延年的判决书,不但宣判了这个不法奸商的死刑,也是对马丽琳的梦想宣告了破灭:
  朱延年 男 四十九岁 原福佑药房经理
  朱犯延年一贯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套取外汇,捣乱市场,欺骗国家机关,破坏国民经济;屡经教育,不知悔改,且变本加厉,亲自制造假药,贩卖过期失效药品,害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四名和上海市居民五人。他并以各种卑劣手法,伪装进步,行贿和腐蚀国家干部,自命为干部思想改造所所长,致使少数国家干部蜕化变质;
  施用各种丑恶伎俩,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挖社会主义墙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攻击人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期间,经有关单位和福佑职工以及广大群众检举揭发,五毒俱全,罪行累累,铁案如山。在押期间,他态度顽固,拒不坦白交待,公然与人民为敌到底,死不改悔。在确凿人证物证面前,他才不得不承认所犯罪行。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伟大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
  法院通知家属去收尸。
  她不想去收尸。朱延年丧尽天良,受了他的欺骗,上了他的当,把她仅有的一点积蓄,花得净光,留给她的是一屁股债和狼藉的声名。她不幸掉在朱延年这个臭毛坑里,不能自拔。她恨死了朱延年,恨不能咬他几口,才能消除心头的愤懑。她决心不去。
  朱瑞芳来了,约她一同去收弟弟的尸,她没法泄露内心的痛苦,推说你有脸面去收,里弄里没有一个人不指着我的脊背骂朱延年的。她见不得人。朱瑞芳说:好歹是夫妻,朱延年再坏,也是她的丈夫。丈夫就是有罪也执刑了,不去收尸,也脱不了夫妻关系。不管怎么的,就算朱延年是祸害,也只是最后一次了。不看死人的份上,也赏活人的脸,陪姐姐去一趟。需要费用,朱瑞芳愿意全部负担。朱瑞芳三说两说,她没法拒绝,压抑着不满的情绪,去收了尸,装进棺材,草草埋了。
  办完丧事,马丽琳回到自己的家里,痛痛快快哭了一大场。里弄里不了解底细的人,以为她的良心太好了,朱延年这样的丈夫,早死早好,根本不值得流一滴眼泪,哭啥哩!不晓得她哭的是自己的身世。她嫁给朱延年,以为有了靠山。谁料到这是一座雪山,在寒冷的冬天里也算得坚硬,一遇到灿烂的阳光就触化了。上海的跳舞厅早已取缔了,即使没有取缔,像她这样年纪也不能去货腰了。她手里积蓄没有了,开始靠变卖东西过日子,下半辈子的生活怎么打发呢!
  朱瑞芳答应给她找个事做,可是一直没有消息。她无可奈何,自己去寻找门路。辗转托人,总算在一家中等药厂里找了一个工作,当总务,虽说事体杂一点,但每月有了收入,可以养家活口了。她在家里等厂里通知,如果一切顺利,下月一号便可以上班了。她把家里收拾好,买了一个铝制的饭盒,准备上班的时候,在家里把饭菜带去,省得在厂里买饭菜,可以节省一点。觉得过去那些服装,不适宜到厂里去穿,她做了两件布衣衫,上班的时候好穿。她二十一号开始等,哪儿也不敢去,怕厂里来人通知她碰不上,那不是误了大事。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到二十九号,她心里焦急,有点忍耐不住,想托人去问,但一想还没有到三十号,人家月底通知也不晚,说的是下月一日上班啊。二十九号那天等到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得到音讯,第二天一清晨就起床了,等到下午快六点了,她以为没有希望了。正在她烦躁不安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敲后门,她以为好消息终于盼到了,欢天喜地去开门。她热情地把客人迎进客堂间,果然是药厂派来的,她倒了茶,不等客人说话,便急着表示谢意,兴冲冲地说: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上班没有问题。”
  “上班?”客人感到诧异。
  马丽琳也感到诧异:
  “你不是药厂派你来的吗?”
  “是呀。”
  “药厂不是要我在家里等着,准备下个号头上班吗?”
  “要你下个号头上班?”
  “是呀,你不晓得?你来的时候,厂里没跟你说吗?”
  客人告诉她,厂里跟他说了,现在不需要人了。她听说厂里缺个总务,到处找人,怎么忽然又不需要呢?这桩事体叫人弄不明白。明明讲好的,要她在家里等消息,为啥变卦?给她三问两问,客人没有办法,只好老实告诉她:经过厂方人事科了解,马丽琳是福佑药房总经理朱延年的妻子,朱延年在西药界臭而不可闻也,连带自然也影响了他妻子的名誉。他们厂里不能用这样的人当职员,更不能当总务,那要影响药厂信誉的,也会给工作带来许多不方便。她虽然再三恳求,并且保证一定做好工作,一定不给厂方增加麻烦。客人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冷冰冰地站了起来,匆匆告辞了。
  她没有想到朱延年生前把她钱财骗去,死后还要受他牵连,找个工作也不方便。她知道朱延年在西药界确实臭了,这也难怪别人提高警惕,不敢用她。西药界不行,别的行业大概问题不大。她到处奔走,向这个作揖,对那个磕头,希望找个工作,也不论薪水多少,做什么都行。人家一打听她的家庭情况,知道是朱延年的妻子,都摇摇头,生怕沾惹上啥龌龊物事似的,远远地离开了。她碰了几个钉子,深深感到朱延年虽然死了,那狼藉的声名还给她带来很坏的影响。她要摆脱这个影响,不能再忍受这可耻的名义——朱延年这个败类的妻子。她到福佑药房找了童进,正巧叶积善也在,诉说最近的遭遇,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同情她的遭遇,但没有办法消除朱延年留下的恶劣的影响。她想了想,把蕴藏在心底很久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我可不可以和延年离婚?”
  叶积善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
  “你开啥玩笑,死人能够复活吗?”
  “我没有开玩笑。”她感到叶积善笑的奇怪,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你不开玩笑,我可没听见说过和死人离婚的事。”
  “不能离吗?”她失望的眼光望着叶积善。
  叶积善又问她:
  “人死了,怎么离?”
  “真不能离吗?”她用怀疑的眼光对着童进。
  童进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发现马丽琳眼睛闪耀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忧虑光芒。他认真地说:
  “朱延年死了,你要和他离婚,可以到法院去了解。按照法律手续去办就行了。”
  “离了婚,”叶积善说,“你愿意和谁结婚都可以。”
  “我不想结婚。”她低下头去,好像有难言的隐痛。
  “为啥要离婚呢?”
  叶积善一问,她的脸绯红了。她没有啧声。半晌,她才说:
  “朱延年为人你还不晓得吗?”
  “那你早就该给他打离婚报告。……”
  童进打断叶积善的话,说:
  “离不离,啥辰光离,是她自家的事体,别人不必去过问。”
  她听了这话,慢慢抬起头来,用感激的眼光望了童进一眼。她心上一个疙瘩总算解开了。
  她办了离婚手续,好像卸下千斤重担,浑身轻松了,在人们面前可以毫不羞愧地走来走去,不再担心有人指着她的脊背骂朱延年了。
  徐义德答应了朱瑞芳的要求,告诉梅佐贤,给马丽琳在沪江纱厂安排工作。梅佐贤交给人事科考虑去了。朱瑞芳不知道马丽琳办了离婚手续,兴冲冲地带着好消息来看马丽琳,对她说:“厂里答应给你找个工作。”
  “那再好也没有了,早就巴望有个工作,好凭双手养活自己。”
  “你别发愁,有我这个姐姐,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找不到事,你有啥困难,我能睁着眼睛望着吗?”
  “你待我实在太好了,如同亲姐妹一样。”
  “这没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不晓得将来怎么报答你才好。”
  “你太见外了。别说你是我弟媳妇,就是我的街坊邻居,有啥困难,我也应该帮忙。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都算不了啥。”
  “我没啥好帮你的忙,今后全靠你帮忙了,实在过意不去。”
  “你越说越远了。我娘家没有啥人了,哥哥给镇压了,嫂子和侄子在无锡乡下管制劳动,本来么,地主劳动五年,只要劳动的态度好,思想有进步,就可以摘掉地主的帽子。我那个侄子,有一股牛脾气,服软不服硬,越是管制劳动,越不好好劳动,和村里干部的关系也搞的不好,有个叫做汤富海的老找他的错。啥人大小没个错?现在地主好比臭狗屎,谁也看不顺眼,更容易找错。他到上海来看我,回到乡里特别注意他的行动,到现在还没摘掉地主帽子,又说他破坏合作化运动。可怜母子两个在乡下活受罪,不晓得熬到哪一天,才有出头的日子。在上海,延年过世后,你是我身上最最亲的人了。你的事,我能不管吗?”
  “啥辰光上班呢?”
  “厂里既然答应了,大概不久会有消息,你在家里等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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