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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彭的马力公司在中关村大酒店五楼。原来朋友给他定的是四楼，价格相当优惠。但他就是不去，“四就是死，太不吉利了。”朋友说：“你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对你来说，八不是发，四也不是死。我的一个处长哥儿们，老说要提拔，总也上不了台阶，后来五台山一个和尚告诉他：把你常用的一个数字改成1890，就会在90年起山。但住宿的门牌号不能改，电话改起来，麻烦不说，还可能耽误许多信息。能改的只是车牌号。他费了很大事，把车牌号尾数先是改成1890，然后是1891，1892。但直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处长。”马小彭还是不干，“我虽然不是广东人，但我就是不要四。” 陈今生也不同意他的做法，“你现在怎么变得迷信了？” “早年我相信党、相信贫下中农，后来又相信爱情、相信生活。但后来发现党虽然是一个党，但一会儿一个政策，到底某个政策是不是对你有利，完全靠你自己去分析；贫下中农你可能比我更了解；爱情这东西完全是一些什么学家发明出来营救人的，根本就不存在；而生活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欺骗你的扯淡东西。所以只好迷信了。其实科学在没被证明之前，就被人称作迷信。” 就这样，马小彭每月多花1000块钱，硬是住到了五楼。 陈今生认为在这一点上，马小彭和他父亲真是一脉相承。马父喜欢下围棋，据他自己说，有专业三段的水平。一个很著名的领导人还给他写了一张条幅：儒将棋才。马父非常得意，把这字挂在了正墙的正中央，而他获得的级别很高的奖状、勋章，反而变成了陪衬。陈今生的父亲也喜欢围其，父亲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再加天赋，短短几年，陈今生就只比父亲稍微差一点点了。马父听说，携棋登门挑战：“听说你这里有一个小神童。来，我让你三个子。”三年前，陈今生见过马父和父亲对局，他的棋力要比父亲强大，所以虽然觉得让三个子有些多，也没说什么。可不过十几步，他就觉出马父的棋，不过尔尔。再走几步，更觉得稀松平常，于是大砍大杀起来。马父当然要输，只好改让两个子，然后是让先。在这最后一盘棋中，他走出一招“大恶手”。马父沉思良久，走出了一着更“恶”棋，子刚落地，一贯以稳重著称的父亲着了急，连声说：“不能走这，不能走这。”然后又讲解了一番。但马父根本不听，还是按自己的意志执行。最后马父以两子之差输给了他。 事后，陈今生对父亲说：“马伯伯如果听您的，就会赢了我。他是不是没看出来？”父亲摇头。“那他为什么不改？”他非常奇怪。“他是领导。”父亲简短地回答。“领导就不听别人的意见？”他还是不明白。“别人的意见领导还是听的，但仅仅是听而已。如果参谋人员说什么，领导就听什么，那么参谋人员不就变成领导了？”父亲尽量想把问题说清楚，“领导就是要当断则断。” 陈今生经过多年磨练之后才明白：领导即使错了，也要一直错到底，否则就没有威信。 陈今生是头一次来马力公司。他一看门口的金字招牌，就不禁笑出声来。 在给公司起名字时，马小彭几乎动员起全部的关系网，其中有官员、艺术家、企业家，但谁起的名字他都不满意。最后还是陈今生给他起了目前这个名字。他一听就说好，并说：“如果有哪个国际公司出钱来买，没十万美元我绝对不出手。” 他敲敲门。里面应答了一声清脆的“请进”。 打开门，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美丽惊人的女人。她的其色是乳白，绝对纯净的乳白，就像用玉石磨成粉末，再经过高温熔炼制成的云子——这种围棋子，据懂行的父亲说，值一两银子一个——剩下的附属设备，一望也知出自世界级大师之手。 “马小彭总经理在吗？”陈今生想：只要基色好，配什么都好配。就像西湖，主要是本身美丽，所以才能“淡妆浓抹总相宜”。 “您是？”女子一边用语言，一边用眼神在问。 “我是马总的朋友。”陈今生发现这个美人大脑的反应速度却不够快，不能从表相分析出来的是什么人。 “快进来，铁哥儿们。”马小彭在里屋大声喊。 “请进。”女子赶快给他打开门，“凡是我们马总称‘铁哥儿们’的，都是上客。”只此一句话，这只玉胎彩绘的花瓶就露出了胡同串子的本来面目。陈今生推开了里屋的门。马小彭正夹着无线移动电话用日本话夹着汉文在和什么人侃。他示意陈今生坐。 这是一间奇特的办公室：绕屋是一圈真皮沙发，居中是一块“文革”期间产的、织有“毛主席去安源”图样的挂毯。冲着门的是一张面积大于三个平方米的豪华大班台。台子上放着一盏黄铜台灯，灯两边各是一面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台子后面是一排大书柜。 陈今生观察了大约五分钟后，马小彭才终于说了一句：“撒悠娜拉。” “我在铁厂工作时，每次去找厂长办公室主任批点东西，这个球大的官都先不理你，批上几分钟红头文件后，才开腔。后来我发现这小子的红头文件就像京剧里的道具似的，不破就不换。”陈今生说。 “决没有怠慢的意思。”马小彭给倒酒，“我前些日子去了一趟日本，想进口一些十万吨级的轮船，这么大的买卖，自然要和那里的政界、财经界的人发生接触。后来不知中国驻日本使团的哪个王八蛋写了一个报告，说我和右翼组织全爱会、青思会等有联系。我倒不怕就怕影响日本方面的朋友，所以给他们挂个电话通报一声。” 陈今生一听，不禁大笑起来，“你倒想和日本的右翼组织联系呢！也得联系得上才行。是不是从007录像带子里看来的？”他知道马是个有胆量的人，敢拿着一个六种文字的“快译通”独自去日本，至于和什么右翼组织联络，那肯定是他自己杜撰的。他所说的全爱会、青思会是“全日本爱国者会议”，“青年思想研究会”的简称，是日本势力相当庞大的右翼组织，根本不会和一个中国平民搭腔的。 马小彭双手一摊，摆出一个很夸张的姿势。 “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东西？”陈今生指指“毛主席去安源”图样的挂毯。 “一个河北的朋友送我的。这是一百二十道的高级地毯，特别经踩。” “你就好好踩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这么一踩，没十年从监狱里出不来。” “现在有人敢把语录歌唱成摇滚乐，我这又算什么？” “那你这又是什么意思？”陈今生指指桌子上的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 “我现在的主攻方向是美国，想向美国出口一些纺织品，再进口一些高级技术方面的设备。” 陈今生知道十万吨级的轮船这种买卖大陆上只有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这样的国家级公司才能做，因为别的不说，让你先预付一千万美元的定金，你就交不起；向美国方面出口纺织品，那需要配额，这配额掌握在经贸部配额许可证司，控制得非常严格。至于进口高级技术，美国方面依据“巴统”规定，限制得相当严，别说直接进，就是通过某个第三国转口都不行，上次日本东芝公司就因此受到严厉制裁。但没有必要当面拆穿，因为马小彭也不过是说着玩玩，对任何人都没有损害。“你还买了不少书。”他转向书架。 “你最好就是从外面看看。” 因为马小彭这么说，陈今生偏偏打开了书柜。一伸手他就笑了。再翻几下，他笑得更厉害了：柜中的书除《百科全书》《辞海》等不多几套外，剩下的全都是空壳。“你从什么地方找来的这些东西？” “前些天我回陆军学院，发现我爸原来司机小孙的儿子小小孙在图书馆上班，我想从他那里找些稀罕书。但去时小小孙正在撕书的皮。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说：卖废品时，纸是纸的价，皮是皮的价。混在一起就亏了。我说要一些。他说：您给条烟就随便拿。我说：老子看着你从精子、卵子变成了人，现在倒学会跟老子讲价钱了！”说到这马小彭喝了一口茶。 陈今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小孙在建国初期就给马父开车，一开就是十多年，工作性质没有变，军衔却一直升，“文革”前就是正营。虽说“宰相门人七品官”，是古今通理，但他升得也太快了一些，学院里的人都有意见。但马父根本不在乎，还是我行我素，继续把他弄成副团。最后小孙以师级干部离了休，而许多和他一起入伍的人，顶多是个团职。在军队，团和师有天地之别：团级干部转业后，交给地方，成了标准的老百姓；师级干部离休后仍然在军队，还可以住两层小楼。 “这个小小孙还挺会说话：您老是大老板，放屁油裤衩不说，拔根汁毛也够我上吊的，给条烟吧？我被他说得高兴了，再说这东西也许有用，就给了他两条红塔山，换了一车这东西。每个里面夹上个盒上架，又轻又派。” 陈今生仍然在笑。 “你别笑。这里面还有你爹的书呢！” “在哪？”父亲去世时，根据他的遗愿，把他不多的藏书，全部捐献给学院的图书馆。当时他刚有了孩子，忙得不可开交，鉴于时代风气，根本不顾这些东西的珍贵。等后来回过味来去图书馆问，谁也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 马小彭从底下的柜子里拿出书皮来。 陈今生一看是德文的《关于战争与战法》——这本由世界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是父亲从五十年代就开始研究的。他一直想翻译出版这书，但当书基本定稿时，“文革”开始了。他记得父亲当年委托中国驻苏联武官处的一个朋友，从东德买回来两套：一套批注，一套留存。这显然是批注过的那套，上面的布封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了，护封上还有父亲的翻译进度表。“内容还在不在？”他不抱多大希望地问。 “如果你付出足够的代价，我就能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给你找来。” “一条烟。” “你一条烟买了这么多的皮，我只要一个，也要一条？” “对于一个商人根本不存在某种东西原来值多少钱的问题，只有现在在值多少钱的问题。如果你嫌贵，可以不买。但追求最大的利润，却永远是商业的动力和原则。” “给你十条烟。”陈今生说。父亲以中学文化程度入伍，在军队中一直做参谋工作。从来没有当过“主官”，指挥过任何一个哪怕稍微一些大的战役。但他读书甚勤，对军事理论尤其感兴趣，一解放就申请到学院里去。到学院后，除去和考研组的同事一起翻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外，全部心血都投入到这本《关于战争与战法》中去了，真可以说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马小彭从柜子里把书的内容取了出来。陈今生去接，但他不给，“现付钱，后拿货。” “我现在没有烟。” “那就打欠条。”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这么王八蛋的人。”陈今生急于拿到书，只好给他写了个条子，“一点交情都不讲。” “因为有交情，我才把书给你弄来；但因为是买卖，所以你得付出代价。”马小彭把书递给他。书一到手陈今生就如饥似渴地翻了起来。看到父亲的手迹，他似乎嗅到父亲身体上的味道。 “别老看了，我请你吃饭。” “该我请你。”陈今生拿到这部书的高兴劲，就和集邮迷找到一套邮票中所缺的那张一样。 “饭是饭，书是书，烟是烟，不是一回事，就不要往一起混。”马小彭吩咐秘书，“你在这看着，我们吃饭去了。” 陆园把带来的饭吃完，就趴在桌子上稍微睡了一会儿。以前她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上学三年，一个午觉也没有睡过。甚至在奶孩子时，她也不睡。可这一年来，她明显地感觉到精力像潮水一般地退去。“人一过四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次她对丈夫说。“我还比你大一岁，怎么一点点感觉也没有？”她知道丈夫绝对不是假装：男人的四十岁和女人的四十岁不是一个概念，关于这点，已经从生理学、解剖学、精神分析学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证明。 天文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富有诗意：无边无际的星空，无数星座眨眼……对于天文学家来说，星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取决于你的观测仪器、观测手段。在你能观测到的范围里，你再根据你的理论，对这能观测到的地方进行想象。至于一般人看到的星座眨眼，那其实是能量的释放。换句话说：这些富有诗意的东西，在天文学家那里，都转变成图形，然后再转变成数学符号。他们的工作是对这些符号进行运算。这种运算的过程，就像运动员、演员练功一样，无疑是非常枯燥的。但一旦通过运算发现了一点什么，比如某颗星发出的一种新的波，甚至发现一颗新的星，那各种各样的荣誉都会随之而来。但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假设你的手段非常先进，有雄厚的资金，强有力的助手，也不一定会发现，只不过你能有所发现的几率比别人大一些罢了。因为这中间有一个运气问题，你要观察到的东西，或者是你观察到并在你脑力活动范围中的东西，必须在你观察时出现。举一个例子：德国的考古学家施里曼在八岁时，就发誓要找到失落了的特洛依城旧址，而且终生不渝。他很有运气，因为特洛依城的旧址的确存在。也正因为这个旧址的存在，他的奋斗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不存在，他就白干了，在科学史上一点点痕迹也不会留下。 当然像施里曼沿着直线寻找特洛依城旧址的例子，是科学史上的特例。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在试，这个方向不行，就换一个方向了，就开始等待。至于等待什么，他们经常连自己也不知道。 但陆园现在是有方向的：研究太阳发出的无线电波是如何影响星星闪烁的。 这不是一个大的计划，以她的地位，在实验室的权力结构图和等级制度中，属于最基层，根本没有资格制定大的计划。这一点自知之明，她还是有的。 “你的计划已经批回来了。”老金把计划还给她。 上面有几个铅笔字：在站内部实行。经费壹仟元。厉。19921011。 这个“厉”就是天文站的站长。他原来是天文所行政处的副处长，为了上正处级，才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才给一千块钱？”陆园钉道这个“厉”虽然“在天文战线干了三十年”，但因没有变内行的欲望，仍是个大外行。不过老金这个能和他说上话的内行，如果多说两句，钱还是能到账的。 “就是这一千块钱，也是我拼命给你争来的。”老金说。 “谢谢您了。”陆园当然知道老金除去他自己外，不会给任何人拼命去争任何东西，但还是得表示领情。 “这是正式的申请表格，你填一下。”老金从他永远紧锁的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来。 陆园很快就将这张中国科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申请表填好了。她只是在填“申请人姓名”时犹豫了一下，犹豫归犹豫，最后她还是把老金填在第一位了。虽然他的名字在第一，但如果他不参加具体的工作——她几乎现在就可以肯定他不会干——如果有什么成果——她现在也几乎可以肯定会有成果。这是一种直觉，一种女人特有的直觉——老金应该不会抢头功。 老金看完她写的表格，连声说：“好。好。”接着又问，“咱们站的望远镜倍率不够，还挺忙。国家天文台有一台高倍的射电望远镜在这里安装，我帮你借一下如何？” “那太谢谢您了。”陆园这回是由衷的感谢。这等于几倍地扩大了她的能力。 老金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个字交给她，“你去找刘副台长。” 陆园接过条子，犹豫了一下。 “你去吧。这比任何公函都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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