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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州沙漠以南的偏远地区，居住着一群与世无争的人。在高高的仙人掌背后，他们建起了一座清凉的砂石堆筑的镇子。因为居民大都是意大利人，他们把新家叫做纽西西里。从碧波围绕的地中海小岛到风沙弥漫的沙漠边缘，他们倒也能安居乐业。 纽西西里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一台日本出品马来西亚制造的十六口寸黑白电视机。以前他们能收到得州及墨西哥邻近省份的节目，偶尔天气好时还能看到古巴台。自从天线被雷雨摧毁之后，这最后的联系也断绝了。那台古老的、土黄色电视机还放在镇上酒吧的老位置，安安稳稳地蹲在红橡木架子上，象只孵蛋的母鸡，等待闪跃的光线重新出现在它现在漠无表情的脸上。 我是在纽西西里长大的，还清楚地记得老威利搬回电视时镇里的轰动。电视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和男人女人的喧闹声混在一起，使那天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我们小孩则在桌子腿和大人们的腿之间穿来爬去，相互追逐。小孩子一般是不能获准进酒吧的，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也就分外的开心。我跑到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子下躲起，等伙伴们来捉我。我尽力地往里面挪动，这时我耳边响起了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你会踩着我的尾巴的。”几乎就在同时，我的脚踏上了某种软乎乎的东西。我以小孩子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尖叫着，连滚带爬地逃开。一个人慢吞吞地从桌子底下钻出来，站在我面前。我看清他也是个小孩，比我还矮半个头，身后并没有尾巴。 他就是沃尔夫，后来成为我朋友的沃尔夫。虽然他也是在纽西西里长大的，可以前我好象从未见过他。而且从那以后直到天线烧焦的前夕，我又是很久不见他的身影。那天，他站在一堵高高的墙上，大声说：“明天我们会看不到电视的。”他神经兮兮的语气让人莫名其妙，我回答：“本来我们就看不到电视，明天和今天有什么区别？”话音刚落，一颗斗大的雨点砸在我鼻尖，我抬头观看，不知什么时候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一堆黑云，它悬浮在教堂的上空，那正是我们交谈的所在。 看电视是属于成年人的权利。我们只能在外面“听电视”，或者趁叫父亲回家的机会偷偷看两眼。为了光明正大地看电视，我们急切地盼着成长：从丈量身体到学习看时钟看日历，研究各种道听途说的秘方。在那个懵懵懂懂的年龄，我们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等待在我们的前方，电视里的外部世界就成了成长的唯一动机。然而，紧紧跟随沃尔夫预言的雷雨不仅摧毁了天线，而且粉碎了我们成长的动机，它还第一次提醒我们世事的反复无常和理想的极度脆弱。不过，在孩子的眼睛里，没有什么是真正严重的。没有任何动机，我们还是飞快地长大了，喉结、体毛、肌肉……速度快得令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回想起来，整个童年就象是一瞬间。 我以想象中一个男人应有的姿态踏入了威利酒吧，我加重步伐，并注意让两手的摇摆弧线与身体始终保持相当的距离。一个瘦高个、骨骼结实的年轻人坐在空空如也的桌边，他的眼光好奇中微有嘲讽。我脸红了，收起了夸张的姿势。沃尔夫总是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让我陷入沮丧。无论如何，我和他坐在了一起，并喝了平生第一杯杜松子酒。 年轻人喜欢聚成堆，也许是为了相互比试。我们这些一夜之间铸成的男人常常汇集在街头巷尾，耍鞭子，练习拔枪，还在各种低级的笑话和彼此的调笑中消解着日渐增长的对异性的兴趣。在那一时刻，好象创建镇子的老一辈都消失了，躲起来了，他们害怕我们身上的青春气息对其渐渐的衰腐的反衬。除我们之外，也没有其他等待成长、即将长成的下一辈人，他们不会来威胁我们的地位，因为他们还不存在，因为他们只能是一种我们尚未学会的行为的产物。 在聚会的嬉闹中，大多数人很快感到：沃尔夫与我们在一起是别有原因的。这原因跟他最大的嗜好有关。象小时一样，他酷爱预言，而没有听众的预言就不成其为预言，所以他才愿意和我们一起，尽管他从不动鞭子或枪。 他热衷于预言就象一种让人永不生厌的游戏就象他人赖以生存的工作。一天之内他要发出这样多的预言，以至于很少有时候他能一个都不对。他的预言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每一生活事件、政治事件和爱情事件，撑满了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使我们都分不清与他交谈时，听到的是回答还是预言。他的预言是十分“精确”的。比如他预测今天晚上有雨：第一滴雨飘过教堂顶楼的时刻是八点三十七分六秒，最后一滴雨滚落在地时是十点九分四十一秒。遗憾的是，结果总不如他的预言那么精确。事实上，上帝似乎总是挑他忘记预言有雨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是很少的）下雨。长此以往，我们反倒获得了免遭雨淋的好处----哪天他预言晴天我们就带雨伞，反之则不带。谁能说全部猜错不是一种天才呢？ 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们躺在屋顶上乘凉，只有沃尔夫和我。不知第几次醒来我发现沃尔夫还醒着，他保持着一个姿势，瞪着深紫色的星空。 “沃尔夫？” “什么？”他回过头来，眼珠血红，一副长期失眠患者的模样。 “睡不着？”我问他，笑着，“喜欢上托尼家的莉莉了？” 他转过头去，继续看着星空，“不，你知道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我只是不能睡。” “为什么？”我翻身坐起，“你在害怕？是什么？能说给我听吗？” 沃尔夫突然回头，他问，“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不是？” 我哪里知道他还有没有比我更要好的朋友，这是一件他自己才能决定的事。在当时的情形下，除了“是的，没错，就是这样”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他点点头，说，“今晚我告诉你的一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关系到我的性命。”我答应了。他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诉： “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觉了，并不是因为没有睡意，而是我不敢睡。自从小时起，有一个恶梦始终跟踪着我，这个梦断断续续地伴随我成长。每隔几天，它就会在我的睡眠中不期而至。这些梦是连续的，相互之间毫无通常相关的梦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重复，它就象一个完整的梦被截成了许许多多小块。 “在梦里我是‘我们’，是许多人，住在和纽西西里差不多的小镇上。我分不清我是‘我们’中的哪一个，他们好象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还是以‘我们’的角度描述梦中我所见的一切。 “在这个镇子上（梦中的），能与‘我们’区分开来的只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似乎很享受孤独。他最喜欢的处所是一张桌子下面的黑暗空间。他的孤独让我们很不安。我们认为，孤独是不正常的。无论如何，年轻人没有理由拒绝他人的亲近。孤独会导致抑郁、狂躁、精神分裂，会使他做出一些癫狂的、危险的事情，威胁到大家，最终贻害自身。显而易见，‘我们’并不害怕对‘我们’的不利，‘我们’考虑的首先是他的健康问题。 “正如我们担心的，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大街上他遇见我们，竟然象没有看见似的，既不打招呼，也不还礼。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只是对某一个人不满，经过广泛交换意见我们知道他对所以人都这样。他走在阳光下就象一个梦游者在睡午觉时突然发了病，整个镇子因为他沾了一身鬼气。他为什么不躲到他的桌子底下去呢？他为什么要不惜破坏生活习惯，出来破坏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想是应该采取某种措施的时候了。我们召开了数次秘密会议，讨论他的问题。我们派人轮流到他的房间里作客，在他耳边大声说话，唱歌，跳舞，一拨人退了再换一拨。我们想尽各种方法逗他笑，引他说话。我们请来了巡回剧团、茨冈杂技团、康康舞女四人组。可他总是对我们和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视若无睹、不屑一顾。他坐在桌子底下，日以继夜地睁着灰褐色的眼睛，看着我们小心翼翼的狂欢。他为什么不说话呢？我们突然想起来，好象他从小就没有说过话，至少我们不记得有谁听到过他说话。他是不是个哑巴呢？我们派镇里的医生检查他的肺部、气管和声带。没有问题。十分健康。我们停止了他房间里的喧闹，以轮流的窃听代替。开始许多天，房间里鸦雀无声。他不咳嗽，不打嗝，不打喷嚏，不打呼噜。窃听者经常怀疑他是否已经逃亡它处。我们于是派人借故闯入，发现他仍然坐在桌子底下，朝着门口，似是早已了解我们的意图。这样的窃听进行了多日，一直没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正当我们准备放弃时，一个窃听者报告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每天凌晨三点五十左右他的房间里有微弱的叽叽咕咕的声音，听来类似一种外语。尽管窃听者以前不曾听见过他的声音，还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肯定是他在说话无疑。我们让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几位学者去偷听，结果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事实是只有最初的报告者一个人能听到他的说话声，我们非常赞赏窃听者出色的听力，同时又对他缺乏外语知识而感到遗憾。事情很清楚了，他绝不是哑巴，他只是不愿意文=楷体}和我们 “我们开始考查是什么吸引了他的兴趣，竟使他对他的兄弟、朋友、师长也不屑一顾。我们怀疑他藏着某种东西，例如魔法书，或一个女人？我们搜查他的房间，上至房梁，下至地板下三尺，什么也没有发现。搜查当他的面进行。一来我们想激怒他让他说话，二来他的一系列行为也没法让人再尊重他。使我们更加生气的是，他居然对我们上下翻查无动于衷。我们跑到他面前大声地问他，你把书藏到哪里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搜查？我们当中谁是叛徒？他对我们义正词严的质问的回答只是脸上的一丝蔑视，蔑视？！他怎么能如此对待我们？我们是谁？他怎么敢对我们这样！？无论是谁，无论他有多么好的脾性，也不能不对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家伙生气。我们抢走了他的桌子，让他孤零零地呆在屋子里；然后又把桌子搬回去，在他的面前用斧头一下下剁成粉碎，看他如何反应。最后，我们干脆把他赶出了屋子，拉着他的头发，让他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推土机推倒。镇上的人包括妇女、儿童，每个人都拿了他的一块砖头、木料或家具碎片以作纪念。我们让他们挥舞着战利品，在他面前神采飞扬地游行式走过。我们满意地看到，当一个儿童拿走了装着他和父母合影的相框，又在他鼻子底下把它撕碎时；他开始了他唯一的一次反抗，他当然不会成功，因为我们不让他成功，我们更加满意地看到，他对着尘土中的父母的碎片流出了悔恨的泪水。然而，他的哭泣也是沉默的，没有抽噎，没有喉头的咕噜声，他的眼泪象琥珀般稠密地滴落，连最轻的滴答声也没有。 “麻烦并没有结束。失去居所的他，开始在镇上到处乱逛。每次我们蒙上他的眼睛，给他打重剂量麻醉，把他装上汽车，运到州首府，运到纽约，运到遥远的沙漠中间，用沙子把他埋起来，让老鼠、白蚁把他拖到它们的巢穴里去，找一棵最高的仙人掌让他坐在上面，就象扔一只癞皮的猫、衰老的狗。而他，他却使我们一再惊叹、震怒于他信鸽般的识路天才。或者三天，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月之后，他总是能适时地出现在镇口的大路上，将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他永久消失的希望击得灰飞烟灭。褴褛的衣服套在他身上，已经发黑、变霉、无法辨认了，他身周有一股复杂的臭气，带着异乡各种令人作呕的气味。他的沉默，他的直视，他的气味，严重地影响了镇上的安宁。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两个孕妇的早产，一个男孩的摔伤和五位功勋镇民的死亡与受到他的惊吓有关。怎么办？看来我们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这一次把他也带到了会场。我们认为，在作出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判决时他本人不在场是不公正的。 “他站在会场中央，不安地看着围坐在他的气味可及的范围之外的我们。我们庄严又不失伤感地宣布，他被镇特别委员会兼公民法庭判处死刑，立即绞死，不得上诉。他看着我们，恐惧地张了张口，我们赶紧补充道，如果他在最后时刻开口说话，并保证从此以后放弃孤独的生活方式，他可以马上获得特赦。由镇上的富豪集资为他修建一所房子，将比他原来的房子高大漂亮得多，它同时也将成为一所有许多窗子和门的，带有镇民俱乐部性质的所在，条件只是他开口说话。我们用希望的目光看着他，一位妇女委员喊了一声，“快说呀傻瓜！”他回头看了看她，笑了笑，回过头来的时候，嘴唇已经闭上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们大为失望，这个固执的人，看来是没药可救了。 “我们结束了会议，决定用他的裤腰带把他绞死。我们押着他向镇公共墓地走去。那里有一个挖好的墓穴，上方有一个崭新的绞架。他的尸体掉下来刚好躺在自己的坟里，只要埋上土，一切麻烦就全没了。” 沃尔夫停止了叙述。“后来呢？”我急切地问。他说，“梦在去坟场的路上中止了，从那天起，我想方设法保持清醒，我不愿见到他的死。我觉得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只不过在梦中我换了个角度。如果梦中的我化身为他而不是‘我们’，我想我还会好受一些。我摆脱不了罪恶感，我总认为是我害死了他，也就是害死了我自己。”我对沃尔夫说，“如果这真是你的一个梦，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控制它的进行呢？”“可怕的正在这儿，”沃尔夫说，“知道我为什么整日整夜地发出预言了吧，我在力求避免变成梦里那个沉默的人，只有无穷无尽的未来才能使我永远不缺少话题。” 我信服地点了点头。那天晚上我一直想着沃尔夫的梦，想着那个孤独的人。当然，“我们”对他太过分了，不过，他何必坚守孤独呢？他有什么隐私？童年阴影？有问题的不是梦，而是我身边躺着的这个沃尔夫，我的好朋友。一个人化了十几年的时间作这么一个可怕的梦决不是没有理由的。 沃尔夫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想法，至少表面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作着他的预言。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变化是，他预言的命中率与日俱增。他整日拖着戒除睡眠引致的疲惫，在镇上不多的几条街道上走来走去，指手划脚，对一切眼睛可以看见，大脑可以想象的事体进行预测，估猜。在他的预言中，有许多是毫无意义或无法证实的。比如他经常预言，在镇上到处乱飞的数以万计的苍蝇中的某一只将于几点几刻几分撞在你的额头上继而被某一家的苍蝇拍拍死，这只苍蝇的特征，据他说是身上的绒毛在三万八千六十二到三万八千六十五根之间。镇里的夜猫子常能听见他夜间在广场、屋顶上发出的清晰地带有我镇口音的预言的词句。这些词句象碎小的玻璃令人烦扰又难以征服。 在他所说的预言中，其它那些可以诉诸事实佐证部分的准确度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上升着，最后达到了这个程度，也就是人们分不清100与99.9999999……之间还有何区别的程度。他预言玉米的丰收，玉米便以野草的速度疯长，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烧毁大片的玉米地，以防止本地玉米价格因产量大增的下降。他预言畜牧业的丰产，原本老老实实的牛羊们就象有人用鞭子抽着它们的屁股，不分昼夜地吃草、长肉、交尾、产仔。小牛、小羊还有小猪如同无穷无尽的细菌从地底下生出来，铺满了一层又一层。它们把四周的草场吃得精光，就开始吃我们的草坪、窗帘、围裙以至衣柜里的旧衣。为了避免它们把男人们的胡子也吃掉，我们只好大批地屠杀它们，几个月之内，满镇子都是一股动物油脂的腻味，弄得每个人的肺里都堵得发慌。 沃尔夫的预言包括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可以面对着一个人，把他毕生的经历一件一件说得清清楚楚，第一次哭，第一次笑，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打架，第一次做爱，第一次生病，……直到死卒年月日时分秒以及死因。沃尔夫非常诚实，他简直就是一台不会思索只会输出的打字机，一件不漏地说出他人的丑事、恶行以及尚未付诸实行的阴谋。 镇里开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整日聚集在他身旁，听他喋喋不休的预言。他们不工作，不读书，不上教堂。一切都已经蕴含在沃尔夫的预言里了。年轻人爱听他们的将来简直着了魔，他们缠着沃尔夫，就象一群汪汪叫的小狗，听到之后就跑回家去躺在床上等待未来来临。他们为能提前生活在未来而感到神妙、光荣，除了对沃尔夫无限的崇拜，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他们的前途、命运完全依赖于沃尔夫的一张嘴。他们甚至懒得花时间谈恋爱，只要先知沃尔夫告诉他们伴侣的名字，他俩就牵上手儿上教堂，中间过程全部减免。从每天清晨到第二天清晨，沃尔夫或急或缓地在镇子里巡行。前面有两队男青年开路，左右各有一名玫瑰节王后搀扶，他身后则跟着三个辛劳的记录员，不停地记录着沃尔夫说的一切，包括语气词、呵欠之类。记录员之后，是许多孩童捧着那永无止尽的记录纸。这纸远远看去颇类国王银色长袍的后襟，而沃尔夫就是那国王。 渐渐地，有人开始对沃尔夫发生了怀疑，怀疑他是一个巫师而非预言家。在作预测时，他并不是局外旁观者；恰恰相反，他控制了所有那些事件的发生，它们的发生完全是因为他的缘故。这一切能够做到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种魔法。这魔法是极其恐怖的，因为他今天可以说粮食丰收，明天就可以说发生瘟疫。我们全镇人的小命都在他手心里，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安全的事。他那孤寂的童年万一有一个不幸事件遗留在记忆里，影响到了他今天的心情，迁怒于无辜的人们，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预言”把纽西西里毁掉。 最初没有人相信这话。流散的绿色传单很快就消失在对预言家沃尔夫脚下的狂热中。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崇拜他，成年人则好不容易才保持在有节制的希冀上。然而，一年后，沃尔夫果然预言了一些灾祸。先是歉收，土壤肥力由于去年的疯长而衰竭。接着是家畜的大批死亡，原因是草场退化。那些日子，镇里真是一片恐怖。青年们在沃尔夫冷静而可怕的预言间大声地尖叫，记录员手腕战抖，记下一个接一个的灾祸。他预言了一场瘟疫，一分钟前还非常健康的居民在家门口中邪般突然倒下，满脸乌黑，来不及呼救就死去了。他预言了发生在远东的一场战争，钢铁被炸得如雪屑纷飞，人类的躯体被用作锻炼油脂的原料。正在人们庆贺灾祸的遥远、不相干的时候，传来消息，美国参战。镇里从瘟疫中幸存下来惊魂未定的男人们又被送去战场受死。人们开始相信某某人对沃尔夫的预言：沃尔夫是个巫师，天字一号危险人物。围着他的孩子们如果不是死于瘟疫或送去打仗，也因为家长的禁止，离开了他。当第一位阵亡者的电报传到时，镇上的妇女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她们声泪俱下，控诉从前是预言家的巫师沃尔夫。她们高喊“绞死沃尔夫”、“让沃尔夫去吻魔鬼的屁股”的口号，在镇上的街道上歌唱行进。沃尔夫被架在中间，口里兀自喃喃自语，延续着他那无穷无尽的预言。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感到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对沃尔夫，对纽西西里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须告诉镇长我所知道的一切，关于沃尔夫和他的梦。我估计他的预言能力来自于他的清醒。只要让他睡上一觉，在梦中去把孤独人绞死，他就会回复正常，我们的镇子也会从他的魔法中解脱出来。 我向镇长报告了我的想法。他听完后长舒一口气，“年轻人，你做了一件大好事，纽西西里人永远都会感谢你的勇敢和仁慈。”镇长沉思了片刻，对我说了他对沃尔夫的梦的新发现：如果梦中的孤独人就是沃尔夫自己，那么迫害他的人一定是指我们了？他怎么能把养育他的犹如他亲生父母的乡亲这么来设想呢？我们怎么会害他呢？这是他存心反对纽西西里人的一个有力证据。 一周后的一天，我找到了孤身一人的沃尔夫。自从那夜长谈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我邀请他到威利酒吧喝点东西，他同意了。我注意到他的极度疲惫。他就象一条晒干了的鱼，说话声音空洞洞的，如发自深谷。 我们坐在酒吧里，不知什么缘故，那天始终只有我们两人。我问沃尔夫，“你还是没有睡过觉？还是没有看到梦的结局？”沃尔夫点头承认，“我都快顶不住了，”他说，“想想看，有多长时间哪！差不多有足足两年没合过眼了。”我递给他他的酒。他一饮而尽，我观察他的表情。第二杯，他开始摇晃了。第三杯喝光，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走到沉默多年的电视机前，几乎是贴在屏幕上面。“你会重新亮起来的”，说着他倒在地上，带倒了橡木架。电视机以一种欢快的迫不及待的姿态如小鸟坠地，在他身边砸得粉碎。而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感到，在玻璃渣滓、塑料碎片和大大小小的电容电阻之间开始了他两年以来的第一次睡眠。 他睡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其间时而皱眉，时而咬指头、时而愤怒地叫喊几个无意义的词汇。我一直守候在他身边，以免任何人来打扰他，直到最后他一蹬腿大叫一声坐起身来。沃尔夫睁开眼，看见我，他什么都明白了。我向他伸出手，示意让他站起来。可他自顾自爬起来，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他被绞死了，他自己的裤腰带，你知道吗？”说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出了威利酒吧。 我留在酒吧里，守着我的酒。我的口袋里还有一包特别的催眠药。是保留地的一位印地安祭司用了十倍于平常的剂量用了猫头鹰的眼泪作的药引酿制的。如果我把它放进眼前的酒杯里，我也会睡得死死的，也许永远就不再醒来。沃尔夫。 我们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果然，他的预言能力随着睡眠的恢复一天天地降低。我还记得：在那一年最闷热的一天里，全镇人等候在家里、广场上，焦虑地望着天空，直到午夜的钟声敲过，人们发现地上还是一片干燥，他们发出了由衷的欢呼。他们载歌载舞走上街头，欢庆沃尔夫预言的失败，使那一天变成了纽西西里永久性的节日。 沃尔夫难以理解人们对其预言态度的转变，他们想方设法破坏他的预言的执著程度委实让他吃惊。为了打破他关于某某人将于马上摔下的预言，那人甘愿让别人砍去他的双腿，使他永久地失去坐在马背上的可能性，最后则是把他绑在床上，由镇公会养起来了事。 没有人再愿意听他的预言，因为这至少要使他们付出努力去反其道而行之。人们看到沃尔夫就远远地跑开，好象他是瘟疫是魔鬼。沃尔夫站在中间，和他的影子。他四处张望，无论他在哪个方向一动，那个方向的人就没命地跑。他想大声叫喊，可就在他后仰吸气的功夫，全镇人都躲进了地下室。沃尔夫采取了一些办法，他装扮成牧羊人，混迹于常人之间；他躲在街道拐角，藏在黑暗之中；可是没有用，人们总是能在他开口说话之前认出他，来得及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也许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话，也许他已不再想作预言了？但是没有人敢于冒这个危险，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半步。最终他变得象他梦中的人一样孤单，不同的是沃尔夫咎由自取，没有任何人强迫过他。他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灾难，难道我们连 但他看上去是那么可怜。我常常站在窗口，看他在无遮拦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走，嘴里不停地嘟嘟哝哝。我不无怜悯地想，无论如何，沃尔夫也是我的朋友啊！他恨不恨我是无关紧要的，我必须对他负责，不是吗？ 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坐在一间开间很高的老式房间里，四周都是古老的都铎式家具。一个我不认识的妇女面色悲痛地对我说， “在你走开的时候，他死掉了。” 我无法动弹，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图象。在一个和这一样的光线阴暗的大屋子里，一个瘦瘦的男孩后背挺直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帘的外面。 “他就那样看着你离去。”妇女责备地看了我一眼。 我有点迟疑地问她，“他是谁？” “雷诺，”妇女说，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继续说，“你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而且，你怎能让人撕碎我们的照片？” “没有，我没有，那是沃尔夫的梦，是他自己……不是我----”叫喊着我醒了，一身冷汗。 我又一次坐在了镇长的办公室里，向他述说了我的苦恼，我提议把沃尔夫送到远方去，找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气候、环境和纽西西里都很类似的镇子，给他提供一笔年金，使他能丰衣足食。这笔钱我是无能为力，但我愿意牵头发起一场募捐运动。居民们一定会支持这一提议，因为逃避总是一件很累的事，他的游荡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楼下的街道上忽然喧哗起来。我和镇长走到龙舌兰遮挡着的窗前。沃尔夫手里提着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油漆桶，在房屋、商店的墙壁上胡乱涂画，书写着无人愿听的预言。人们看他把漂亮的房子涂得乱七八糟，又想上去阻止，又害怕接近他，害怕听见或看见他的预言。 镇长同意了我的提议。授权我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负责筹款事宜。同时，镇长发起了不停息的义务劳动，清洗沃尔夫留下的污迹。清洗工作一般在晚上进行，以免清洗人员看清他写的内容。我们为沃尔夫充沛的精力惊讶不已，他的速度快得吓人，我们发动了三十二个人分四组同时工作，才刚刚赶上他涂写的速度，才使得墙上的污迹不再继续增加。 就在最后一笔捐款存入银行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镇上幸存的牲口在一夜之间神密暴毙。兽医赶来，只救回了一头又老又瘦还有胃病的老公猪。验尸报告说，家畜们似乎都是在极深的睡眠中死去的，在它们的肠胃中残留着一种不知名的暗黄色药粉。悲哀的气氛笼罩了纽西西里。人们几乎要为夭折的家畜们举行一次盛大的葬礼，想到这又会耗费一大笔钱方才作罢。 在人们悲痛的当口，传来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威利酒吧的外墙上发现了沃尔夫关于家畜事件的预言。镇长和我赶到那里。只见墙上写着： 今夜本镇家畜全部死亡 唯有一头猪例外 特征 体重九十一磅 有胃溃疡 我和镇长对视着，一阵恐惧涌上心头。怎么回事？沃尔夫的预言能力又恢复了？上帝啊，带走这个魔鬼吧！ 我们把原本已属于沃尔夫的年金冻结，召开了一次紧急的秘密会议。我们仔细盘问了清洗队员，确定了他看到沃尔夫的预言的时间是在当天下午。在我们盘问畜场看守时，发现有一段时间他说不清身在何处，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就在畜场尽职尽责。在使用了若干必要的手段后，这位健壮的满身公马味的中年人说出了他在当晚八点到九点的所在，他说，他在镇长夫人的卧室里，做什么就不必说了。镇长听了顿时晕了过去。我接过会议主持的位子继续会议。我们盘问了镇长夫人。她抵赖了一阵，直至看守说出她前胸的一块紫色胎记方才松口。我们召集了所有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在畜场附近的人员，各自盘问，结果发现，除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见之外，还有一个人的身份无法证实。没有证据显示那个人就是沃尔夫，然而，也没有一个证人说他就与沃尔夫的样子差得很远：一个身影闪进了畜场，这一点是没错的。 公开宣判在广场上进行。我们面对着威利酒吧。沃尔夫的罪证：那几排墨水淋漓的大字，就在被告席的前面。沃尔夫被带到会场上，开始他还比较兴奋，他终于又有机会发表他的预言了。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听见他，我们的耳朵里塞着棉花，头上带着厚厚的皮帽，我们甚至都厌恶于看到他----这也是我们急于宣判的原因。他站在被告席上，不知羞耻地指手划脚，口唇一张一合说个不停。我们宣读了起诉书，他杀死了： 公牛381头 奶牛38 头 母牛207头 小牛67头 公羊203只 母羊371只 羊羔197只 公猪43 只 母猪35只 猪娃69只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预言能力！我们报出了那些寄寓着人们希望的动物们的名字，（如果它们有的话）。它们本来能为我们提供多少鲜肉、热奶、毛皮和财富啊！可现在被沃尔夫全毁了。遭受了损失的家庭的妇女们一听到她们亲爱的牲口熟悉的名字时就忍不住抽泣了起来。 轮到沃尔夫为自己申诉。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区别。他反正是在那里不停地说。我们没有费心脱去皮帽，摘掉棉花听他的申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他一定会重新开始预言，他的预言是十分有害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 审判的结果很清楚，和事实一样清楚。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式是枪毙，由几位退伍兵执行。他们在沃尔夫预言的战争中吃够了苦头，总算幸免遇难归来，偏偏又染上一种无法治愈的怪病，使他们精神萎靡，不想干活。让他们来执行对沃尔夫的枪决，实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们押着沃尔夫走向他的死亡的途上，他反倒沉默不语了。沃尔夫似乎早有准备，他看到他走向公共墓地；他看到为他而挖的宽敞的墓穴，那一会儿，他甚至笑了。我知道他为什么镇定，我也知道他为什么笑，因为他早已在他的梦中演习过了自己的死亡。沃尔夫，你别忙高兴，在梦里你是被自己的裤腰带绞死的。而现在，你将死于穿透你心脏的一颗小小的、温暖的、呼啸而过的子弹头。 他站着，背对他的墓穴。他微笑着，充满了自信。在人群中他找到了我，我们对视着。噢，天。我真受不了，这个沃尔夫，你快死吧。 枪声响了，噼噼啪啪象中国人的爆竹。每响一声，沃尔夫的胸前便盛开一朵鲜红的小花。退伍兵们可真够解恨的，他们把他打得向蜂窝似的，我们都可以透过伤口看见后面的风景，他们把手里的子弹一梭一梭打得精光，整场枪击漫长如一场真正的战争。枪声结束。人们仿佛突然从暴戾和复仇的快感中醒脱，一个行刑者在心口划了个十字。 沃尔夫的身影从硝烟中凸现出来，引起人群中一阵喧哗。他十分惊讶地张大口，看看胸前的无数个小窟窿，又看看人群。他轰然倒下，但是没有象人们设计的那样，摔进墓穴，而是倒向了前方。两个医生跑上前去，将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结论是令人懊丧的。在挨了三百多颗子弹之后，他居然还活着！怎么办？ 有人喊：“绞死他！”随即许多人大声叫好。我示意让他们安静，我走到半死的沃尔夫身前。他的目光清澈如同儿时，他轻轻地漂在他的血液之上，他虚弱得象一个早产的婴儿，没有力气哭泣，没有力气呼吸，任何人稍稍一碰就会死去。 这情形让我无法不为之感到悲伤，当一个人即将死去，尤其他是你的朋友。我喜欢这悲不自胜的、被人感动的感觉，我已经很久不曾这样了。 我摘下耳朵里的棉花。我俯下身，在他耳边说，“看来只能把你绞死了，与你的梦一样你不会痛苦吧？” 他感谢地看着我微微一笑，他说：“绞死我吧，死了我就再不会预言了”， （混蛋，这又是一个预言！）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不愿意被自己的裤腰带绞死，我可恶的预言……用点别的，好吗？” 我看着他，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要求。我答应把我自己的裤腰带借给他。“好好去死吧。我会想你的。”解下裤腰带时我说，差点落下眼泪。 “我也会想你的。”他的话音已经很微弱了。 很快，绞架准备好了。它停在墓穴旁，以便他的尸身顺利地掉入坑里。 他被吊了起来，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可沃尔夫突然掉进了墓穴，绞架上只剩下半根带子晃晃悠悠。我脸红了。我跑到墓穴旁，他还在动弹。要争取时间！他可不能就这么别别扭扭地死了。“有带绳子的吗？”没有。“有愿意借助裤腰带的吗？”没有。人们沉默着，相互推推搡搡，可最后谁也拿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沃尔夫的裤腰带抽下来，眼看他就快没气儿了。我和伙计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吊了上去，由于太急，他在空中很不舒服地哼了一声。 吊在他自己的裤腰带上，沃尔夫终于安全地死去了。他只穿着短裤的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冷却在围观者的目光里。我们埋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心里都竟然感到有一丝凉意。 沃尔夫的一生，是纽西西里镇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没有任何居民胆敢提起他的名字：沃尔夫.李蒙尼。“禁止预言，禁止任何形式的对未来的谈论”成了本镇一条不成文的法规。谁无意中破坏了规矩，旁人就会不发一言地离去，让他在孤独中反省自己，永远以那个时间混乱的年代为戒。纽西西里镇的居民就这样把未来从现在驱逐了出去，当然，只是在话语中。尽管他们从此有了一种沉思和追忆的神气，但与张狂爱幻想相比，我认为还是这种状态踏实。生活没必要让预言来打扰它的宁静。 在预言和巫术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也难以探寻到的联系。也许我们从来都没有彻底搞清沃尔夫到底是一个巫师还是预言家，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他的预言和最终事实之间的可怕相关关系。说到底，我们卑贱的人类有什么权力事先了解将来呢？那是万能的主的工作。如果我们预言的目的是为了避祸，那么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我们关于灾祸的预言的不准确；反之，如果我们的每个预言都是正确无误的，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可见，上帝之所以不给我们人类以预言的能力，是多么的英明！预言是一种渎神。生活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原地，呆在现实，不要对将来指手划脚。 老镇长曾经问我，如果沃尔夫只是一个预言家，我们能仅凭这一点就把他送上绞刑架吗？我想，在一般情况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是在美国，尽管我们身处一个被法律遗忘的角落。我要说的是，你能面对那群情汹涌的人们吗？他们的愤怒势将一切摧毁。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一旦公众的激情得不到宣泄，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一点看，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杀死沃尔夫的凶手，而不仅仅是签署判决书的我一个。每一位慷慨激昂的男子，惶惶不可终日的妇女，年幼无知的孩子手上都留着沃尔夫的血。不。我并不是要指责他们。相反，我把这矛头对向沃尔夫，我的好朋友。如果不是他的预言，也不会产生这许多社会的动荡、人们的不安。如果不是他的预言，人们也不会犯下杀死他的罪过。任何一位正常的、有责任心的公民，在这种情形下都应该引颈待戮，视死如归。在判决之前就自我了结，为我们省下法庭、行刑队、墓地、绞架等等诸多的费用。沃尔夫，以他的死亡耗尽了那笔准备供他赡养天年的年金。 作为一个预言家，沃尔夫是伟大的。今天，他在人们的沉默中，从历史渐渐变成了神话。我无法否认我会经常想起他短暂而疯狂的一生，尤其是当我从镇长的位子上退休以后。沃尔夫带着他那无休止的催眠式的耳语出现在我的记忆、张望和幻觉中。于是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记录沃尔夫的一生，留以子孙为鉴。注意：只许在家族内观看，不得外传，不得出版。 上帝永佑纽西西里！ 恭敬的仆人 利贝尔.拉斯特里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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