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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起初是记录有声语言的，形状和声音应该是一致的。如果问为什么要这样，可以答，文字的性质就是这样。这样的书面语言，性质是白话，却不必称为白话，因为如前所述，那时还没有出现离开口语的文言，写的人不会想到它是白话，后代人也就不必称它为白话。文言渐渐离开口语，定了形，并且成为通用的书面语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白话，至少在唐朝以前，成为不常见的异类，出现，就会引人注意，有的人甚至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写？原因有多种，下面谈几种主要的。 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有不少作品（或只是零星的资料）来自民间。民间的人大多不熟悉文言，也没有那么多雅兴去诌文，写了，幸而流传下来，就成为白话。比较显著的如： （1）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厉王传》引民歌） （2）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汉书·翟方进传》引童谣） （3）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汉书·货殖传》引谚语） （4）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引俚语）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东方须臾高知之。（《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有所思》） （6）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折杨柳枝歌》） （7）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子夜歌》） 例（1）到（4）是谣谚之类，例（5）到（7）是乐府诗，都是汉魏六朝的无名氏所作，可以算作早期的白话。 由中古起，唐宋以来，来自民间的白话作品就更多了。最显著的有出于伎艺人的变文、话本之类，留待第十五章介绍。民歌之类也不少，如流行于唐朝的曲子词和流行于明清的各种俗曲都是。这类民间歌曲，性质同于乐府诗，都有曲调，押韵。如： （8）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 （9）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雾雾。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同上书《捣练子》） （10）这几夜做一个不祥梦，请先生卜一卦问个吉凶。 你看此卦那爻动，要看财气旺不旺，禄马动不动。仔细推详，仔细推详，切莫将人哄。（《劈破玉》，引自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章） （11）前日瘦，今日瘦，看看越瘦。朝也睡，暮也睡，懒去梳头。说黄昏，怕黄昏，又是黄昏时候。待想又不该想，待丢时又怎好丢。把口问问心来也，又把心儿来问问口。（《挂枝儿》，出处同上） （12）人儿人儿今何在，花儿花儿为谁开，雁儿雁儿因何不把书来带。心儿心儿从今又把想思害，泪儿泪儿滚将下来。天吓天吓，无限的凄凉，教奴怎么耐。（《寄生草》，引自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四章） （13）大雪纷纷迷了路，糊里糊涂。前怕狼来，后怕是虎，吓的我身上稣。往前走，尽都是些不平路，怎么插步。往后退，无有我的安身处，两眼发乌。你心里明白，俺心里糊涂，照你身上扑。既相好，就该指俺一条明白路，承你照顾。且莫要指末说西将俺误，误俺前途。 （《马头调》，出处同上） 这类来自民间的作品也许没有经过文人改动，或者经过文人之手而大致保存原样，所以离口语总是很近的。 文言定形之后，不只叙事，就是记言，用文言也成为行文的习惯。这样写，不管怎么忠实，总不免要隔一层，容易化明确为模棱。有两位史学大师反对这种做法。一位是唐朝的刘知几，他在《史通·言语》篇里说：“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另一位是清朝的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篇里说：“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适如其人之言有好处，是逼真。文言作品间或有这样写的，但是不多，只有《世说新语》是例外。如： （1）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赏誉》） （2）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纳），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否）？” 宜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贤媛》） （3）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排调》）以上是一般的记实，是逼真好，不逼真也未尝不可。还有特殊的记实，非照原话写不可的。如： （4）一日上堂曰：“汝等诸人肉团心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诸人面门出入，汝若不识，但问老僧。”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便打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师问乐普云：“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个亲？”对曰：“总不亲。”师曰：“亲处作么生？”普便喝，师乃打。师问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师曰：“哑。”木口曰：“老兄作么生？”师曰：“遮畜生！”（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义玄禅师语录） （5）问：“每日暇时，略静坐以养心，但觉意自然纷起，要静越不静。”曰：“程子谓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乱思，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虑。且不要恁地拘逼他，须自有宁息时。”又曰：“要静，便是先获，便是助长，便是正。”（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卷六） （6）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王守仁《传习录》上） 原话都是讲学道立身的理，想正确了解，要靠悟，就是现在所谓体会。体会的所得有深浅，甚至有对错；想不错，先要保证原话确是原话，所以只能用“子曰”或“如是我闻”的形式记下来。 记实，还有的是为了表明法律责任，如： （7）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刘氏丧亡，抚养孤弱。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并已入众。又以钱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夺寅息逡婢绿草，私货得钱，并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奴采音举手查范臂。求摄检，如诉状。（《文选》任昉《奏弹刘整》）这篇弹文，照南朝风气，用骈体写；中间叙述原告范氏声诉的部分（上面所引）和调查刘家旧奴海蛤供述的部分（未引）都用原话。这样写，是表示事实都是当事人所说，其中一点不掺杂作者（时任御史中函）的私见。 记言，照原话写，还常常是为了绘影绘声，使读者不只了解意义，而且能够想见说者的身心状态。如： （1）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刘餗《隋唐嘉话》卷下） （2）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值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聊斋志异·翩翩》）例（1）是形容一人性急，一个性缓，例（2）是形容花城和翩翩两个仙女聪明活泼，如果不用白话，效果就会差一些。 上面第13.1.2节说，记言用文言，难免隔，不够明确。隔的另一种结果是不亲切，因为用文言的套语，总像是照例的应酬。为了避免这种缺欠，可以照原话写，也就是用白话。 如： （1）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日，吾之阖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军打败。 ……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闻之，各捉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其后尔朱天柱亡岁，贺拔阿斗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 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盛洛著紫织成缬通身袍、黄绫里，并乘骡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阎姬与其子宇文护的信，见《周书·晋荡公护传》） （2）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靠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两封信都是给家里人的，用白话，像是谈家常，亲切得多。 用文言，完全照旧规格写，总难免有正襟危坐诌文的意味。为了表示无拘无束，不修边幅，有时可以夹用一些白话。 如： （1）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问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书》） （2）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无妻室，殆是孤山后身。所著溪上落花诗，虽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诗百五十首，可谓迅捷之极。至于食淡参禅，则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无奇人哉！（袁宏道《孤山》） 用白话表示无拘无束，是在重雅轻俗的风气中故意俗一下，一贯板着面孔的文人是很少这样的。 以上主要是说在文言的大海之中，间或冒出一些白话，究竟是什么来由。原因虽然说了不少，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一般人不会文言，你要想取得一般人的称许，就不能不用白话。唐朝以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除了一部分乐府诗以外，几乎没有独立的白话作品流传下来。由唐朝起，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除了第13.1.1节提到的曲子词以外，还有大量的“变文”。这是来自和尚的识时务。和尚是佛教的信士弟子，要宣扬佛教教义。教义讲的人生之道，有不少是反世俗的，最突出的是饮食男京一类事。奇，难，而想取信于人，不得不讲求技术，于是而有转（通“啭”，意思是吟唱）读、唱导、梵呗一类办法，总之是既要说得天花乱坠，又要声音好听。但教义总难免是严正的，为了听众不打瞌睡或半路退席，只好加点适合群众口味的东西，这就成为“俗讲”。由佛教的立场看，俗讲内容浅显有趣，是迁就一般人；至于暗里的目的，《资治通鉴》卷二四三胡三省注说得好，是“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可是这样一放弃原则，形势就急转直下，起初还是讲《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之类，后来索性撇开教义，专讲世俗故事，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之类了。变文的“变”，意思是非常，指神奇、神通一类事，所以变文就是神奇故事书。讲变文名为“转变”，即说唱神奇故事，原来是和尚的专业；因为能够邀布施，也就是挣钱，所以很快就被世俗的伎艺人学了去，在寺院之外，设场，也说唱，挣钱。大概在早期，世俗故事可以称为变文，也可以称为“话”，如发现于敦煌的有《王昭君变文》，也有《庐山远公话》，后来就都称为话本了。唐朝有以说话为业的；到宋朝就更加盛行，不只遍于瓦肆，而且有不同的家数。转变凭变文，今所见基本上是白话；说话凭话本，今所见大多数是纯粹白话。为什么要用白话？因为这类作品，早期都是供人“听”的，不是供人“看”的。供一般人听，并且希望多多的人听，自然只能用白话。这里隐含着白话和文言的竞争，如果只是从捧场的人多少方面看，胜利的应该是白话。以优秀的文言小说为例。唐人传奇白行简作的《李娃传》约四千字，可是伎艺人说“一枝花（即李娃）话”是“自寅至巳（约八个小时），犹未毕词”（《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聊斋志异》写狐鬼故事出神入化，可是人民大众却愿意到茶馆去听白话聊斋。这都足以证明，想取得多数人的欢迎，就只能用通俗易懂的白话。 变文、话本等所谓俗文学作品，因求通俗易懂而用白话写的，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以上说的用白话写的原因，连通俗易懂在内，都还是与文言和平共处。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现在看来，当时反对文言，推崇白话，所据的理由难免片面，话也说得过于偏激。这可以举胡适的意见为代表，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是消极一面的话，说文言如何坏。还有积极一面的，是说白话如何好：“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白话文学史·引子》）他就真戴着这副有色眼镜，去评价文献库存里的所有作品，办法很简单：凡是文言作品都是要不得的，凡是白话作品都是珍宝。这样说，好像他是清楚地认识白话的价值了。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白话作品都是上好的文学作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用白话还可以写便条，也可以诲淫海盗），它能够战胜文言也还是由于它自身具备的优点。这至少还有三种。其一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既容易学，又容易用。文言就不成，因为不同于口语，就既难学又难用。其二是经济，因为文白不分家是用一套语言，分家就不能不用两套语言。其三是表现新意的力量强。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有时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白话是用今语说今事，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这方面的实例多得很。如《聊斋志异》成就很高，可是与《红楼梦》比，就显得不够真切，不够细致，那吃亏的是没有用白话。翻译文字也是个好例，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和严复译《法意》，都费力不小，可是与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雁深译的《论法的精神》相比，就显得既不忠实，又不明确。更显著的是，表示新时代的新内容，用文言就简直行不通，因为其中不能容纳波音747和可口可乐。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再加上新生力量比衰老力量强千百倍，于是白话就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不久就占了大片阵地，不只侵入报刊，还侵入教科书，又不久，到二三十年代，就统一了书面天下，人人笔下都是白话了。 文言差不多绝迹，白话稳坐了宝座，当然要有政绩，即所谓像样的作品。这方面也是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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