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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了文言。文言是个怪东西，脱离口语，自成一套，而且寿命那么长，积累了那么多文献，创造了那么多花样，又离现代语比较远，很多人感到生疏，所以费的笔墨比较多。以下谈白话。白话，我们现在正在用，过去也有，都是怎么说就怎么写（理论上如此，实际做还有问题，留待下一章谈），许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样复杂，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其实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它应该和文言分道扬镳，却有时又和文言混在一起。混在一起，身份欠明晰，想说明它就会苦于不能斩钉截铁。确定身份是相当难的事，但为了能够有的放矢，我们总不能不大致了解，所谓白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白话，和文言一样，都要指书面语言，以及为什么这样限定范围，前面第1.2.2节已经谈过。这样的书面白话，定义不难，是文言渐渐离开口语，定了形，并且在书面上占优势甚至占压倒优势的时候，照当时的口语写的文字是白话。白话，口说的，当然年岁最大；手写的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定义说是在文言定了形之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文言，书面上都照口语写，虽然那是白话，却不必说它是白话。这意思，本书开头一节曾提到，是文言和白话，就名称说有依存关系：没有文言，就不必称照口语写的书面语为白话；没有白话，也就不必称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为文言。 这样认识，前面第二章提到的早期书面语，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论语》之类究竟应该算什么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甲骨文、金文、《尚书》之类是商周的，推想都是照口语写或照口语而稍稍化简写。《春秋》《论语》之类时间较晚，与当时口语究竟有多大距离，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假定也距离很小或不远，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上面的规定，说这些都不是白话，因为文言还没有定形。这是消极一面的否定。积极一面，肯定都是文言，就还要找另外的理由。在第二章我们说是依常识，也就是从俗，现在白话有了定义，似乎就可以加强一点说，既然不是白话，又和定了形的文言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就无妨说或只好说这些都是文言。这有如子孙腾达了，父祖辈借光得了封赠，也就可以称为师保之类了。 给白话定义，强调与文言对立，还有个好处，是辨认白话就有了比较明确的依据。办法是从词汇、句法、韵味等方面看，显然与文言有区别的，是白话，反之，不是白话。自然，真正去辨别，还不免会遇见像是有区别而又不显然的，这怎么处理才合适，留待下面第十四章讨论。 特点是对比的产物，也惟有对比，才显得更有述说的必要。前面第五章介绍文言的特点，主要就是从与白话的不同方面说的。现在介绍白话的特点，当然也要从与文言的不同方面着眼。上面11.1节说，白话的许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样复杂。这是因为它是照口语写，口语是家常便饭，即使有些讲究也不很多。还有，文言和白话虽然有大异，却也有些小同，如字形、字音之类，前面已经讲过，当然就不必再讲。可以讲讲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然是词汇和句法方面的不同。白话里有大量的词，以及很多说法，是文言里不用的。这类现象，无论翻看中古的白话还是现代的白话，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例证当然是随处可见，这里只举一点点。先说词汇方面的。《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称王之后，一个穷困时的旧相识来看他，走进王府，看到陈涉享用的阔气感到惊讶，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感叹词，是白话，除绘影绘声以外，文言里不用。又如《世说新语·巧艺》篇记载，顾恺之画人不点睛，人问他，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白话，意思是这个，也是除了绘影绘声以外，文言里不用。再以后，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说吴秀才“没甚么盘缠”，没、甚么和盘缠都是白话，文言里也不用。现代白话里大量的词，尤其新生的或新借的，如宏观、反馈之类，与文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大家都清楚。再说句法方面的。同样的意思，白话用另一种说法，例证也是随处可见。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里有这样两句话：“都把孩儿们来与他教训”，“走将一个人入来”，都是文言句法里没有的。现代白话，如把字句，两个动词带一个宾语，用助词“得”引出补语，等等，也是文言里没有的。现代白话里还有不少译文，大部分异国气很重，那就与文言相隔更远了。此外，表示语气的办法，白话和文言的分别更加明显，这在前面2.3.3节已经谈到，不重复。 其二是与作品有关的人群，阶层不同。这是就作者和读者说，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是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用俗的。打开文献库藏看看，这项区别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文言典籍的作者十之九是这样那样的官；至于白话，以小说为例，早期的多是伎艺人所作，当然要成为无名氏，就是留名的，如罗贯中、施耐庵等等，也等于不见经传。甚至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也不例外，如果曹家不败落，或者他腾达了，成为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红楼梦》也就写不出来了。至于读者，或扩大些说欣赏的人，阶层的区分也很明显。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陆游诗也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句子，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一类书曾记载瓦肆（也称瓦舍）伎艺人说书的情况，可见讲小说，地点限于村野和市场，“大雅君子”是不去听的。宋元以后，小说更加流行，士大夫中有些人由不理会进而变为厌恶。如清初周亮工著《书影》，开头记他父亲的家训式的著作《观宅四十吉祥相》，其中第一相是“案头无淫书”，下有小注说：“昔人谓黄鲁直作艳词，以邪言荡人心，其罪非止堕恶道。近日作小说人岂止艳词！非常报应，人人亲见之。案头如有片纸只字，当尽数焚却。坏心术，丧行止，皆此等书引诱。”这位周公没有大权，所以烧还限于自己家的案头，至于皇室，由顺治到同治，几乎历朝都下令禁止，烧全国的了。以上是说阶层方面有鸿沟。但这鸿沟又不是决不可逾越的，因为白话这个表情达意的工具，不只能够讲故事，而且能够讲哲理。这指的是语录，来源于和尚的讲禅机，宋明理学家学了去，用它讲性理，大和尚，理学家，当然都是上层人物。还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尤其到近代，上层人中也会有少数喜爱所谓俗文学，如俞樾修改《三侠五义》，刘鹗写《老残游记》就是这样。 其三是发展变化的迟速不同。前面谈文言，常常说到定形，意思是，某一时期这样，其后还是这样；即使有变化，也是零零星星的。白话没有这样的定形。原因很明显，是它要照口语写，口语变，它就不能不随着变。唐朝以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纯粹的整篇的白话，可以不论。唐朝以后，宋元话本存世的还有一些，既纯粹，又整篇，可以作为那时期白话的代表。我们现在读它，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比较，就会发现，韵味已经相差不少，如果与《呐喊》《子夜》等比较，那就相差更多。文言变化慢，是因为不只可以用旧的，而且乐得用旧的，如冠礼是早已不行了，明清人用文言写，表示成年，还要说弱冠或已冠，不这样就像是不够典雅。白话基本上不能这样照抄旧的，如“须——”，“——则个”等说法，话本里随处可见，《红楼梦》里不沿用，《子夜》里当然更不能用。专就这一点说，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的时期总是有不同的面目。其四，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 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以国际贸易为喻，文言对白话是出口多进口少，白话对文言是出口少进口多。这当然有原因，是用文言写的人，一般认为白话是俚俗的；用白话写的人，有不少也会文言，或者由于需要，或者由于不知不觉，笔下很容易出现文言手法。用惯文言的士大夫间或用白话，个别的，情况千差万别；一般的，我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诗（主要是模仿乐府民歌），作词（主要是早期），用一些白话或比较通俗的文。因为这类文体来自民间，所以严格讲，这样用白话，是保留而不是吸收。另一种是明朝晚期的公安派以及受它影响的李渔、金圣叹、郑燮等，因为主张并表示行文要直写胸臆，所以文言里有时夹杂一些白话。这样的白话是宴席上的小菜性质，虽然上了席面，地位却并不高。至于相反的一面，文言给白话的影响，那就大多了。随便举一些例。一种是白话里夹用一些文言说法。如《西厢记》第一折张君瑞上场的道白，当然是用白话，可是里面夹用了“本贯西洛人也”，“小生书剑飘零”，“萤窗雪案，刮垢磨光”，“何日得遂大志”，这是白中藏着一些文诌诌。另一种是白话里用力玩弄文言的花样。如《破魔变文》用了大量的骈俪： 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惟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门传阀阅，抚养黎民，惣邦数之清规，均水土之重位。自临井邑，比屋如春，皆传善政之歌，共贺升平之化。致得岁时丰稔，管境谧宁。山积粮储于川流，价卖声传于井邑。谨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府主司徒。伏愿洪河再复，流水而绕乾坤；紫绶千年，勋业长扶社稷。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伏愿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一枝独秀。（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四） 还有一种是白话里大量引用文言作品（经常是诗词）。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入话之前引诗词十一首；《西山一窟鬼》，开篇是一首集句词《念奴娇》，然后举各句的出处，共引词十七首；故事当中夹用诗词以求画龙点睛，更是各体小说的常用手法。这样大量引用，当然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得美，突出重点。此外，还有一种受影响更大的，是干脆用或绝大部分用浅易的文言。最典型的例是《三国演义》，如开头一段：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这虽然够不上地道文言，但作为话本系统的作品，文言的气味总是太重了。 其五，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原因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文言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独立，自然就不受口语的约束；白话不然，照口语写，作者口中的语就必致影响手中的笔。文言还没有定形的时候，方言有可能在书面语中占一席地，这我们可以从《楚辞》《尔雅》和扬雄《方言》里找到一些痕迹。定形之后，方言渗入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文言成为各方言区的通用语，因而江苏的顾炎武才可以和山西的傅山用笔墨交往。白话照口语写，严格说，就是用官话写的话本，也不能没有一点方言的成分。但一般是量不大，或不是鹤立鸡群那样明显，可以不在话下。有比较明显的，如《金瓶梅词话》里有山东话；《海上花列传》，对话部分用苏州话；《何典》，杂用了苏州、上海等地的话。在戏曲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现代的越剧、川剧等地方戏，用的都是方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还可以比比了解的难易。现代白话与文言比，当然是文言难，白话容易。宋元以及更靠前的，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专就难点（指生僻的词语和说法）说，文言难，有个边际，而且绝大多数可以遵循老路走通；白话就不然，而是没有边际，想得确解，常常苦于无处查证。举例说，《鲍参军集》和《世说新语》都是南朝初年的作品，前者是纯文言，后者夹杂一些白话，我们现在读，总觉得前者问题少而后者问题多，即使参考旧注，一些南朝的口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常常难于搞清楚。宋元白话也是这样，即如“莫须有”，我们现在还在引用，究竟是什么意思？解说的人不只一位，直到吕叔湘先生解为“恐怕有”或“别是有”（《语文杂记》第二条），像是才取得多数人的首肯。其实，白话有些词语难解，是很多人早就感觉到的，所以过去也出了些诠释的书，如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等。但终归是条目有限，不能解决可能遇见的所有难题。 分期，可以是严格的，那要以口语的变化情况为标准。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知道得不多，并且，唐宋以前，可以为例证的资料也不多。不得已，只好以文献资料的历史情况（或说白话势力的情况）为依据。这样考虑，我们可以把白话分为三期。先谈谈上限问题。两汉时期，文言定了形，可以作为上限。秦以前，问题复杂。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国筑城者嘲笑战败的华元，讴曰：“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这应该是照口语记的。可是同样是记言，如《孟子·公孙丑上》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我们就不好硬说是白话。因为像是经过修润，而且这样一来，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就更加模糊。问题来自那个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或至少是为了不知其不可而为，我们只好从两汉说起。第一期的下限是隋唐之际。这第一期的白话，特点是处于“附庸”地位，或说是藏在文言的大海之中，上一节引的“夥颐”是这样，乐府民歌之类也是这样。第二期是由唐宋到明清，白话的特点是取得“独立”地位，典型的例是长短篇白话小说、南北曲以及多种俗文学作品，印本都是单行。第三期是现代白话，由“五四”前后起，下限当然不能预言。这一期的白话，特点是取得“独霸”地位，因为文言已经成为古董，不再用作交流情意的工具。各期有各期的白话，就是说，有各自的内涵和特点，这都留到第十五章举例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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