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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或称古诗，是对近体诗而言，没有近体，其前那些杂七杂八的，都是诗（其中一部分有个专利之名，曰乐府诗），不必称为古。唐代近体形成以后，古诗有范围广狭二义，广得读的，狭是写的。读，由《诗经》起，到南北朝主要为文人所作的五言诗，以及各种标题、各种形式的乐府诗（包括文人仿作），都是古诗。近体形成以后，文人写古诗，虽然名称、形式间或有些花样，大体说，不过是五言、七言（包括少数杂言）两种而已。五言为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言为七言古诗，简称七古。无论是所读方面的繁杂，还是所写方面的简化，与近体诗相比，古体诗的句法、押韵等方面都有特点。特点的总的性质是没有严格的规矩，或者说，作者有较多的自由，因而写在纸面上，形式就多种多样。 先说句法。唐宋以来文人仿作古诗，是模仿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句式整齐的韵语，那就先说说这类韵语。说汉以来，因为其前的《诗经》，过于古，在文人的心目中地位又过于高，没有人有兴趣，或有胆量，仿作。说句式整齐的韵语，是因为赋也押韵而句式不整齐，属于文的系统（箴、铭之类或应算作中间派）。称为韵语，不一概称为诗，是因为，用现在的眼光看，有些作品不宜于称为诗。如《乐府诗集》分乐府诗为12类，其中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杂歌谣辞》，有不少作品就毫无诗意。如《郊庙歌辞》的晋《飨神歌》： 天祚有晋，其命维新。受终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天，怀柔百神。不（丕）显遗烈，之德之纯。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来格，福禄是臻。 《燕射歌辞》的晋《正旦大会行礼歌》： 天鉴有晋，世祚圣皇。时齐七政，朝北万方。钟鼓斯震，九宾备礼。正位在朝，穆穆济济。煌煌三辰，实丽于天。君后是象，威仪孔虔。率礼无愆，莫匪迈德。仪刑圣皇，万邦惟则。 《杂歌谣辞》的汉《城中谣》和《晋惠帝永熙中童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人马几作驴。 都有韵而不表现诗的意境，称为韵语可以，称为诗就像是高抬了。但昔人是习惯于从外貌看的，所以沈德潜编《古诗源》，把这类作品也收在里边。 就是把这类作品清出去，古体诗也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杂七杂八。先说名号就多得很，歌、辞、行、引、曲、篇、吟、咏、唱、叹、怨、弄、操等都是。名异，有的由于出身不同，有的由于题材和情调的性质不同，有的由于适用的场合不同，或者兼而有之，总之是杂。近体诗就不同，体是以字数和句数为标准分的，很少，也就用不着另加表示体裁性质的名号。 再说句长短方面的杂。近体诗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古体诗，最常见的是四言句、五言句和七言句。但也有其他形式的。先说字数少的。三言，不只夹杂在诗篇里的常见，还有通篇都是的，如： 献岁发，吾将行。春山茂，春日明。园中鸟，多嘉声。梅始发，桃始青。泛舟舻，齐棹惊。奏《采菱》，歌《鹿鸣》。微风起，波微生。弦亦发，酒亦倾。入莲池，折桂枝。芳袖动，芬叶披。两相思，两不知。（鲍照《代春日行》） 三言以下，表情意较难，所以罕见。但也不是没有，如乐府诗《朱鹭》的“朱鹭”是二言句，梁鸿《五噫歌》的“噫”是一言句。 夹在五、七言之间的六言句，乐府诗也间或用，如《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趋）殿下堂，·孤·儿·泣·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草鞋）。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风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较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一首不很长的诗共用了6次。 多于七言的虽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如乐府诗《淮南王篇》的“愿化双黄鹄还故乡”是八言句，鲍照《拟行路难》的“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是九言句，汉华容夫人歌的“裴回（徘徊）两渠间兮君子将安居”（语气词兮字不计）是十言句。 用短句、长句的自由扩大，就成为一篇里杂用的随心所欲。以上《孤儿行》就是这样的。再举两篇为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叫），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乐府诗《战城南》）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乐府诗《东门行》） 前一篇兼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共4种句，后一篇兼用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共7种句，近体诗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 自由再扩大，就成为篇幅长短或句数多少的杂。可以短。 如：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刘向《新序》记徐人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刺客列传》记送荆轲时歌） 是一篇两句。又如：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大风歌》） 凉风起兮天陨霜，怀君子兮渺难忘，感予心兮多慨慷。 （赵飞燕《归风送远操》）是一篇三句。又如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乐府诗《薤露歌》）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干宝《搜神记》记丁令威歌） 是一篇4句。 篇幅当然也可以长。举一首最长的，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称《孔雀东南飞》），通篇五言，共357句，1785个字，字数差不多相当于七律的32倍，五绝的90倍。 短长之间的篇幅的无限自由。原则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10句8句，几十句，上百句，只要意思完整，成篇，都算合格。 以上是说唐宋以前文人仿作古体诗的样本。时移则事异，仿也是不能不变的。就一句的字数说，总的历史情况是始于四言，然后增长。两汉增到五言、七言，成为四言、五言、七言兼用；可是地位有别，四言、五言占上风。魏晋及其后，四言、五言更占上风，七言地位下降；专说四言和五言，是四言地位逐渐下降，五言地位急剧上升，如东晋末的陶渊明还作少量的四言诗，其后的文人就几乎只作五言诗了。隋以后，随着近体诗格律的明朗、固定，四言的地位再下降，七言的地位上升，于是形势就成为五、七言平分了天下。人总是难于对抗时风的，所以唐以来文人写古诗，就由真古诗的多种多样变为两条腿走路，或者是五古，或者是七古；只是在七古里还保留一点点真古诗的杂（夹用非七言句）。乐府诗呢，题目（或体名，如行、引之类）没有完全放弃，较后如白居易还创些新的，不过就所写说，仍是五古、七古而已。 几乎所有的五古，多数七古，是循规蹈矩的，即不用杂言，并以联为单位。如：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羌村三首》之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 单由句法方面看，距离乐府诗的杂已经相当远了。 上面说多数七古，意思是，七古中的少数，还保留一些古体诗的杂（大概是因为五言字数少，不容易驰骋，所以杂的自由只见于七古）。如： 娇爱更何日，高台空数层。含啼映双袖，不忍看西陵。漳水东流无复来，百花辇路为苍苔。青楼月夜长寂寞，碧云日暮空徘徊。君不见邺中万事非昔时，古人不在今人悲。春风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旧宫路。宫中歌舞已浮云，空指行人往来处。（刘长卿《铜雀台》） 最喜欢在句法方面驰骋的是诗仙李白，如： 登高丘，望远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登高丘而望远海》） 远别离，古有英皇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连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别离》） 字数不同的句式杂用，简直可以说离唐人诗远，离乐府诗近了。 唐人古体诗，还有更远离唐人格调的，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言简意深，可称为古体诗的绝唱，可惜再找一首这样的就难了。 至于篇幅，当然也是依照样本，有极大的自由。短的，如果仄韵的绝句也算，可以少到四句，20个字或28个字；六句的比较常见，30个字或42个字。长的，如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标明是五百字，《北征》更长，700字。近体诗，除不常用的排律可以拉长（还有韵字的限制）以外，最长的七律不过56个字。情意多，表达不完，就只好用多首合为一组的办法，如杜甫的《解闷十二首》（七绝）和《秋兴八首》（七律）就是。专就这一点说，古诗变为近体，是有所得（悦耳）也有所失（束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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