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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语


   

  对于先秦诸子思想这样的大题目,本书的描述与时下学界热心提倡的“学术规范”相距甚远。可能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本就不在学界内,无须靠论文评职称。我既没有职业,也无须为稿费奋斗,因为我妻子免费供我食宿,当然我也免费让她读我的文章,所以她认为可以算作两清。不过我虽然不为稿费奋斗,但稿费自然还会有一些,除了买书,余下的还可以跟朋友喝酒。
  我只是一个任凭性之所至而穿越时空到处漫游的精神独行侠。先秦思想是最吸引我的一个精神宝库,所以浸淫近二十年从无厌倦,但我的留连忘返与其说是正儿八经的研究,不如说是不自量力的与先秦诸子喂招过招。简单地说,我无意把本书写成一部思想史,我为自己定的工作目标,是“重估一切价值”,当然这就更不自量力,权且当做先“重估一些价值”吧。来日方长,我并不着急。
   

  毛泽东说过,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用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分析先秦诸子,大致说来,儒家正宗是尚中庸的,他们所主张的仁义虽然不是为人民着想,但也不过分偏袒帝王。站在民间立场上反对儒家的庄子本来是左派,站在帝王立场上反对儒家的韩非本来是右派;然而历史的巨大反讽在于,从左的立场反对儒家仁义的庄子,主张退回到仁义以前的无政府时代,有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于是真正的左派被误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而从右的立场反对儒家仁义的韩非,却主张进入仁义以后的专制极权,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假象,于是真正的右派被错当成了革命的左派。用现代的别致说法,韩非的右,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右;庄子的左,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左。
  本书的基本构架正是按左中右划分的三个部分:上编解构庄子寓言(十篇),中编解构韩非寓言(十三篇),下编解构诸子寓言(十八篇)。我尽可能以点带面地解读了先秦重要思想家的寓言,没有选录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可供选择的寓言不多,但仅此我会在他人的寓言中提及,比如老子;也可能是我认为不重要,比如阴阳家──但未必没有发生重大历史影响,只是我认为已缺乏现代意义。由于庄子和韩非居于最激烈的左右两个极端,其他人的思想就多少显得较为持平、周到和圆滑。孟子看似激烈,其实只是颇具表演性的姿态而已,因此所有其他诸子都被我笼统地归入中不溜的一群。这作为学理界定当然过于粗疏,但对于总体把握却颇为简便。当然,公孙龙完全与这些政治倾向无关。幸而,本书的任务并非专论公孙龙,只是不能不提到而已。把公孙龙排除在这种世俗政治纠纷之外,在这三种政治立场中,我与庄子是一派。所以我自认为是左的,但却容易像庄子一样被人误以为右;我自以为是革命的(正是自幼研读并至今服膺马克思使我走上了哲学道路),但却容易像庄子一样被人误以为反动。说实话,我从不在乎被人误解,误解恐怕是我辈注定的命运。
  已故当代思想家顾准对韩非的总体评价与我的观点相近,他认为韩非“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那些地方的文笔犀利,简直是无耻!”(《顾准文集·评韩非》,第400页)“他有歪道理,他文笔犀利,这个人有才气。仅仅才气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上,第401页)也许本书中对韩非的剖析可供对顾准思想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而我则把本书的写作,当作对顾准先生的一种特殊纪念。
  被我痛骂的韩非,或许会嘲笑我对包括他在内的诸子寓言的解说和解构,属于买椟还珠。我想即便果真如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旧瓶装新酒,未必一定要把旧瓶里的酒喝了才可以装新酒──如果旧瓶里的酒是毒酒,喝了就会中毒乃至死亡,那就装不成新酒了。由此可见,旧瓶里的酒以不喝而倒掉更为合宜。即便旧瓶中的酒没毒,也未必一定要喝。比如我昨天看到一瓶酒,酒瓶极美而酒味甚劣,我就买下来,只是摆在玻璃柜里观赏,自己并不喝其中的劣酒。今天我又看到一瓶酒,酒味极醇而酒瓶甚丑,我也买下来,回家把旧瓶中的酒倒掉,把新酒装入旧瓶,再把新瓶扔了。这样就使两瓶形质不相配的酒,合璧成一瓶形质俱佳的酒了。假如我自己造的家酿碰巧色香味俱佳,却又暂时找不到与之匹配的酒瓶,那就更要把徒有其表的旧瓶里的酒倒了,装我自己的新酒了──甚至可以不问自己的新酒,是否一定比旧瓶里的旧酒更好。
  要旧瓶不要旧酒,固然是买椟还珠;但是为旧酒换上一个时髦的新瓶,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陈腐的谬论穿上新理论的外衣,把传统的观点加以新术语的包装,难道就算是新思想吗?
   

  本书除了把伪《列子》将错就错地算在先秦(这是晋人仿造先秦样式做的一个假旧瓶),先秦以后的寓言只选了唐人柳宗元的《黔之驴》,这部分是为了纪念醉心于改写唐人传奇而却不幸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因为他自称“驴子之友”。事实上,这最后的一篇倒是最先写的,写于九月九日。屈指算来,完成本书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非常凑巧的是,白天写完此文,当晚编辑就来电敲定了这部书稿。中国谚语“无巧不成书”,欧洲谚语“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此之谓也。写这篇的时候,我是想把这本书尽可能写得像王小波那样有趣的,不料书还有自己的性格脾气和成长道路,写着写着竟不有趣起来,变成了比顾准还要沉重的“痛说革命家史”。于是向前清算祖宗八代,一路追查到先秦,再也跳不出先秦的魔掌。沉重肯定不如有趣讨人喜欢,但我并不想说抱歉。我生活中的目标,是做个滑稽家;写作上的目标,是做个哲学家──这两个目标看起来势同水火,但我就这么蛮干了三十年。只是由于既欠火候又欠水准,干得还不太漂亮。看来这次哲学家赢了,滑稽家输了,以后再找机会让滑稽家找回场子吧。不过,为了怕王小波孤单,我最后再破例选一个先秦以后的寓言,拿它的旧瓶装我的新酒:
  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汉·刘向《说苑》)
  这只猫头鹰因为乡人不喜欢他的刺耳调子,就想移民到别处。我想这是一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过于在乎乡人的一时好恶。他打算移民,是因为想保持自己的独特声音。但现在他要是听信了斑鸠老哥的教导而不再移民,那么这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大概会改变自己擅长的美声唱法,而改学乡人喜欢的流行唱法。如果乡民不喜欢他捉老鼠,他甚至会下决心痛改前非,苦修孔雀(据说是孔子家禽)的开屏献媚之术,也未可知。但我却是一只固执的猫头鹰。我只想呆在我祖先的土地上,按我的天性捉老鼠,按我的天性作夜枭之鸣。恶我之鸣的人,不过是鼠辈而已,何足惧哉!我相信一定有喜欢我的枭鸣的乡民,他们虽然可能因为鼠辈猖獗而不敢为我喝彩,但我要为自己,也为他们,作长夜之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就只是臊臊那些不愿听的耳朵,我也觉得不坏。
  乡先贤鲁迅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想法,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写道:“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欢喜;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鲁迅当然不是旧瓶,瓶中绍酒又色香味俱佳,正可以开一坛,与憎恶鼠辈的乡里乡亲同饮。

                九八年十月七日于 海上三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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