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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战鼓咚咚地擂起来，双方将士短兵相接，开始殊死搏杀。这时有两个士兵害怕得丢了盾牌，拖着长枪转身就逃。第一个逃得快，第二个逃得慢。第一个逃到百步开外站住了，转身观望。第二个这时刚刚逃了五十步，一见第一个人站住了，他也站住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愧，逃了五十步的士兵指着逃了一百步的士兵嘲笑道：“你这个胆小鬼！” 孟子讲的寓言中，这一个是较著名的，同样著名的还有揠苗助长、杯水车薪等。孟子的寓言情节虽然简单，仅仅相当于一种情景性设喻，但往往虚拟一个可笑而夸张的荒诞性情景，风趣幽默，寓意醒豁，对于阐明他的说理主旨相当有效，能给听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先秦诸子中，孟子以雄辩著称，与他善于运用这种短小生动的设喻性寓言是分不开的。由于孟子的寓言过于短小，每个寓言可供解构的元素极少，寓意又十分醒豁而甚少疑义，所以孟子的寓言几乎没有什么密码可供破译。而且虽然孔子强调“仁”而孟子强调“义”，但总体来说孟子对儒学思想的发展贡献甚少，而荀子却大大地扩充完备了儒学尤其是礼学体系，韩非更是从邪恶的一面对儒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和发展。 与强调礼法制度的荀子和韩非相比，孟子是强调忠孝道德的曾子一派儒学的原教旨主义者。恪守正宗的原教旨主义者，往往虔诚有余而才情有限，因此怯于创新而偏于守成。因为“二加二等于四”一经某位先知先觉者算出，除了四这个“正宗”答案外，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比如二加二等于五，二加二等于六之类。以正宗嫡传自居的圣人门徒不仅坚信圣人的答案是对的，而且迷信圣人的算法也是唯一的。不但二加二只能等于四，而且四只能由二加二得出，任何人如果想证明四可以由一加三或三加一得出，他们听都不想听。至于有更了不起的智者算出“二乘二等于四”，他们也决不承认这是对的。圣人的忠实门徒自己无才创新，就把一切创新都视为非圣无法，大逆不道。至于“二的二次方等于四”、“十六的平方根等于四”、“六十四的立方根等于四”之类，只要与圣人之言不合，都非他们所愿闻，一概被目为异端邪说。 在我看来，孟子与孟子以后所有的腐儒和道学家，都是只知二加二等于四、只信四必须由二加二得出的蠢材。他们当然比坚持二加二等于五，坚信二加二等于六的愚人聪明得多。但愚人根本没有理解二加二等于四的智慧，连被骂蠢材的资格都没有──先秦有无数的愚人，后人从来就不曾提到；现在也有无数的愚人，今人从来不骂他们是蠢材。而有理解二加二等于四的智慧的人，却只把这种天赋的智慧毕生用于维护二加二等于四的正宗教义，非蠢材而何？能够理解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性，是材；永远维护二加二等于四的神圣教义，是蠢。如果圣人也是这样的蠢材，就永远没人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蠢材们诚惶诚恐地说，我不是圣人──难道你敢以圣人自居吗？ 我当然不是圣人，但蠢材们眼里的圣人也不是什么圣人，世上根本就没有圣人。“圣人”之所以成了圣人，是蠢材们把一个有创造性智慧的人捧上天去造成的虚假偶像。蠢材们在把智者捧成无所不知的圣人的同时，也在不自知地贬低和奚落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因为新的智者为了捍卫被原教旨主义者以圣人的名义攻击的新真理，不得不在反击时被迫指出：圣人不知道二乘二等于四。如果蠢材们不把先贤捧成无所不知的圣人，新的智者本来不会苛求先贤一定要知道二乘二等于四，而是感激先贤告诉后人二加二等于四，并且承认，先贤教诲的“二加二等于四”，是进一步发现“二乘二等于四”的基础。然而由于蠢材们坚持圣人无所不知，并且一口咬定：圣人没有说过“二乘二等于四”，因此“二乘二等于四”是错的！被逼无奈的新智者于是激烈地指出：圣人是连二乘二等于四也不知道的蠢材。新智者甚至还可能否认他的新知曾经大大得益于先贤的旧知。因此，蠢材们最后害苦了他们竭力维护的圣人，使恩师出丑，令师门蒙羞。 更有甚者，由于人人都已经知道“二乘二等于四”，而圣人之徒仅仅因为圣人没有说过，就抱残守阙地认定“二乘二等于四”是错的，于是人们会连圣人说过的“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知也一起抛弃。新智者虽然激于意气也可能否认圣人的“二加二等于四”对他的“二乘二等于四”有过莫大的启发，但服从真理的智者天性，使他在坚持“二乘二等于四”的同时，还不至于昧心地宣布“二加二等于四”是错的。然而愚人并没有这份清醒，况且世间的纷纭是非，决不像我的比喻那么一目了然，因此蠢材们的好心帮倒忙，就导致了二加二等于五、等于六，二乘二等于七、等于八之类谬论，纷纷大肆出笼，赢得了众多愚人将信将疑的信仰──他们认为无风不起浪，所以宁可信其有，不敢疑其无。许多真理早就发现了，但由于还有更多的歪理在胡搅蛮缠，因此人们就不知所从了。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过一句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天才并且产生了许多天才的时代！”我一直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十分纳闷，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天才的时代呢？为什么文艺复兴时代特别需要天才？细细一想，我就明白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中世纪至高无上的教权衰微，神学摇摇欲坠，于是“需要天才”了。如此说来，秦始皇以来，中国至高无上的皇权永无衰微之时，忠孝道德始终坚如磐石，因此，庄子以后的中国历史，始终处在需要蠢材而且产生了许多蠢材的时代。这些蠢材大军的领衔者和旗手，就是与庄子同时代并且同样活了83岁的孟子──两者同为诸子中最长寿者。为此孟子被后世的无数蠢材奉为儒学“亚圣”，与孔子相提并论，儒学遂被称为“孔孟之道”──这实在是大大地侮辱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道德家之一孔仲尼先生！在儒家中，孔子不愚，孟子最愚；在道家中，老子最狡，庄子不狡。可惜孔孟之儒，传诸后世的是孟子之愚；老庄之道，传诸后世的是老子之狡。可以说，儒道两家的始祖大致旗鼓相当，各擅胜场，但儒道两家的第二号人物却有天壤之别。孟子远远不及孔子，而庄子远胜于老子。孟子与庄子在思想拳击台上，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手。因此，本来应该道家战胜儒家更合理，但一则儒家与帝王的世俗权力先天就联了姻，二则儒家的旁门法家出了个足以与庄子打满十二回合的邪恶天才韩非，因此道家终于没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道家由于有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思想家庄子，也毕竟没有像名、墨两家那样被彻底击溃，庄子成了民间思想的最大精神支柱。 言归正传。在我眼里，孟子以及所有的儒家后学都是只知二加二等于四，坚持四只能由二加二得出的蠢材。孟子本人一辈子周游列国，就是要让所有的诸侯都相信这一点。而新智者荀子得出了二乘二等于四，但圣人之徒不同意。于是邪恶的天才韩非以比孟子远为雄辩的思想，宣布二加二等于一，二乘二也等于一，总之九九归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韩非的邪恶思想，使千古一帝秦始皇及其无数后继者如获至宝。于是天下一统，统一于暴君的淫威；于是人人相信，鹿就是马；于是人人相信，曾子杀了人──连坚信儿子是好人的曾子之母最后也不得不信了，于是她扔下织布的梭子，踢翻板凳，跳起来爬墙逃走了。 补充一句，曾子正是孔子三千弟子中最大的蠢材，他的《孝经》误尽苍生。孔门正教由曾子传子思（孔子之孙），由子思再传孟轲，真是一蟹不如一蟹。由孟子再远远地传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道学蠢材韩愈，由韩愈传二程，传朱熹，传王阳明，传颜习斋，直到当代新儒家，一切中国蠢材都群集孔门后学。我不否认大部分蠢材都是好人，但“忠厚是愚蠢的别名”，愚蠢的好人对狡智的坏人完全束手无策。 孟子自以为，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很雄辩，为此得意扬扬地夸口道：“予岂好辩者哉，予不得已也！”我承认，当孟子论证“二加二等于四”是唯一的最高真理时，确实很雄辩，但他误以为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就过于自信。他因自己有羞耻心，就误以为天下人都有羞耻心，就过于天真。由于他坚信“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才会把这种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视为理所当然。由于这种错误的信念，他坚持用“性本善”的荒谬预设来治国。他要人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殊不知赤子之心就是绝对的自私之心。有哪一个孩子是不自私的？孟子有见于战国时代得到空前大发展的成人狡智，因此误以为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是最不自私的，殊不知孩子只是还不知用成人的狡智来满足其自私之心而已。一旦在没有客观真理标准的儒学文化下长大成人，孩子们就会变成五十步笑百步的文过饰非之徒，甚至变成一百步笑五十步的无耻厚颜之徒。对天真而弱智的孟子来说像天方夜谭的事，对于狡智而无诚信的中国人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举例来说，贪污受贿五十万者入狱，贪污受贿一百万者升官──因为后者可以把多出来的五十万用以贿赂。所以中国人说，“一不作，二不休”，要么不干坏事，要干就干到底。其实，与迂夫子孟轲同时的庄子，就早已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百步者不仅要笑五十步者，百步者还要杀五十步者呢！诛窃钩者谁何？正是窃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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